养老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综述

李建英，王绿荫，周先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一、引 言

社会保障制度演进过程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现象:19世纪末，西欧各国大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快速增长。究其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水平、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进而促进经济发展；1929年经济危机后，罗斯福新政通过了《社会保障法》，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干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而促使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相继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社会福利政策，降低失业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使各国经济从战争中快速恢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46.4%下降到2013年的36.2%，年均降幅接近于1%，且最终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①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统计年鉴。。过高的居民储蓄率引起过度的资本积累，内需严重不足，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动态无效率状态[1]。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即居民不得不为未来的养老支出、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进行预防性储蓄，以维持其未来的生活水平。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代际、代内及跨期的收入再分配制度，通过改变居民的预算约束，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争论在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影响居民消费，这种争论存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面。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梳理，进而提出后续的研究方向，并结合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探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二、国外学者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历程

(一)理论研究基础

1.传统生命周期理论:养老社会保障金替代家庭部分储蓄，刺激居民消费

国外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6年Keynes发表的《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的著作，他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了居民消费，且居民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即当社会上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整体的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

此后，Ando等[2]对Keynes的消费函数理论进行拓展，提出了消费-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的消费支出是由其一生的预算收入决定，而不是由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决定；其次，理性的消费者会将其一生的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平滑消费，以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生命周期理论假定居民在工作期内进行的储蓄仅为满足退休后的需求，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退休后为居民提供一定的养老保障，且社会保障金被认为是一种家庭财富，可以替代家庭储蓄、促进居民当期消费。

Friedman在绝对收入假说和Modigliani等[3]的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暂时性收入也不影响居民当期的消费支出；其次，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将社会保障金看成一种永久性收入，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的预期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4]。

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都是基于消费函数理论，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研究假设较为苛刻，例如:(1)假定居民只为退休而进行储蓄；(2)居民都是具有前瞻性的理性人；(3)居民对预期获得的社会保障金是确定的；(4)居民在信贷市场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传统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框架内进行的，但是研究内容较为单薄、研究观点并不系统和完善。

2.扩展生命周期理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以传统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基石，一些学者利用生命周期理论来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滞涨”的泥潭中，以Feldstein为代表的学者，首次将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引入生命周期模型中，综合考虑了传统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并基于扩展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他将传统生命周期理论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储蓄的效应称为“挤出效应”；将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居民提前退休、促使居民在工作期内增加储蓄的效应称为“退休效应”；他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之间的强度；Feldstein对美国经济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美国居民的消费，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5]。

Feldstein[5]的研究虽然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挤出了大量的居民储蓄。这一研究结论引起学者们的广泛争论，主要原因是: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不仅局限于退休动机，流动性约束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其次，居民的退休动机引发的储蓄效应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不同；再次，家庭间的代际转移支付、遗赠动机也影响着居民的当期消费和储蓄；最后，Feldstein[5]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以上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6]，且模型的部分前提假设并不合理，存在一定的计算性程序错误[7]。

Barro等[8]在Feldstein[5]研究的基础上，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加入利他主义因素，研究认为由于存在遗赠动机，父母通过私人代际转移，为子女留下一笔可观财产，以弥补子女为缴纳社会保障税而减少的消费支出，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使得社会保障税几乎不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

3.预防性储蓄理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挤入”居民消费

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较为复杂，居民的消费决策除了受到遗赠动机和退休储蓄动机的影响外，居民需要预防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如失业、养老支出、住房支出、医疗支出、子女教育支出等)，因而居民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此来降低风险发生时带来的经济冲击；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未来给居民提供一份稳定的预期收入，提高居民的心理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带给居民的冲击、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刺激居民消费[9]。Zeldes采用模拟等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研究，他认为居民消费受到流动性约束、借贷约束等因素的影响，尤其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时，居民会减少当前的消费、进行预防性储蓄，这进一步拓宽了Leland[9]关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研究[10]。Hubbard等[11]将社会保险纳入分析框架内，研究认为社会保险可以在居民老年时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险，因而降低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促使居民增加当期消费。

预防性储蓄理论在吸收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和消费者的跨时选择。由于居民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这进一步验证了居民的消费约束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而且受未来收入的影响，同时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等因素考虑在消费函数中，进一步丰富消费函数的研究内容。

4.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心理成本导致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挤出”居民消费

生命周期理论假设市场中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居民可以在市场中自由借贷。但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居民易受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影响；其次，生命周期理论假定消费者都是理性人，但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是有限的理性人；最后，生命周期理论假定居民财富完全可交换，但在市场中居民财富并不能完全可交换。

基于此，一些学者通过改变生命周期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将心理学等因素引入到经济模型中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Thaler等[12]将心理学等因素引入到生命周期模型中，提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他们认为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由于不能完全抵制当期消费的诱惑，因此消费者并不能完全做出理性的选择，消费者需要衡量当期消费带来的心理成本。当心理成本较高时，居民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个人储蓄；其次，个体对相同的财富所产生的心理成本不同，因而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不同。Gale[13]在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认为缴纳社会保障金减少了居民的当期收入，由于现期收入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未来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他认为尽管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在老年时提供一定的收入，但是居民仍然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养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如预期寿命的不确定以及年金市场不完善导致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无影响[14]；从宏观视角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收入具有再分配效应，因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增加居民的当期消费、减少居民的储蓄[15]。

国外学者对养老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以Feldstein[5]的研究为代表，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居民的储蓄、提高居民的当期消费；以Barro[8]；Kotlikoff[16]为代表，基于利他主义、遗赠动机、代际转移支付理论，通过改变生命周期模型的前提假设，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无影响；以Thaler等[13]为代表，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将心理学等因素考虑在生命周期模型中，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挤出了居民的部分收入，促使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虽然国外学者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但是可以看到上述学者的理论研究都是基于消费函数理论，在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框架下，不断修改和完善生命周期理论的前提假设，将影响居民消费的其他因素引入模型中，如Leland[8]、Zeldes[9]将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入生命周期模型中，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分析养老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Hong等[17]将人口年龄结构的异质性等因素考虑在模型中，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在不断完善中，学者们将新的影响因素引入模型中，不断对模型进行拓展分析，以此适应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的新需要。由于居民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是复杂且动态变化的，而目前单个的理论研究并不能涵盖整个人类的消费行为，因此学者们在研究问题时选择不同理论研究框架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在清晰的假设条件下、以现实居民消费情况为基础、配合经验分析。理论研究分析得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但是无法准确得出其影响强度，从而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此，利用经济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可以提供确定的分析结果，能够估算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强度。

(二)实证分析方法的差异导致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

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在国家和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果直接利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进行研究，可能导致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偏差。社会养老财富作为国外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者在实证分析中通常利用养老社会保障财富变量来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国外学者对上述问题从不同层面、运用不同的实证分析方法展开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1.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挤入”居民消费、“挤出”居民储蓄

Feldstein在Ando等[3]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首次在扩展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社会保障财富(SSW)变量，利用美国1929-1971年的经济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美国居民总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社会保障财富可以提高居民的当期消费、减少居民的储蓄，即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5]。

Aydede[18]首次以发展中国家土耳其为研究对象，利用土耳其居民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财富变量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财富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保障财富每增加1单位，居民消费增加0.016 5～0.031 3单位之间。Chamon等[19]利用1990-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可以减少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刺激居民的当期消费。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究竟可以“挤入”多少居民消费、“挤出”多少私人储蓄，许多学者利用各国的经济数据，运用养老社会保险财富变量在截面分析上的差异，通过实证研究预测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对私人储蓄的替代效应，即增加一个单位的社会养老金财富时，居民储蓄的变化量是多少。Blake[20]的研究结果表明英国的社会保障金支出对私人储蓄产生很强的替代效应。部分学者利用微观层面数据来预测替代效应，如Engelhardt等[21]分别使用美国健康退休研究机构和欧洲家庭调查收入研究机构中老年受访者的全部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私人储蓄的替代效应在47～67美分之间。

随着研究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学者将不确定性、主观预期和预防性储蓄等因素引入经济模型中来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Santen[22]利用2006-2011年荷兰家庭调查的微观层面数据，将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等因素引入计量模型中，运用外生变量分析养老保障金财富对私人储蓄的替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每增加一美元的养老保障金财富，使得私人储蓄减少32美分。

2.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挤出”居民消费、“挤入”居民储蓄

Leimer等发现Felstein[5]的实证分析存在一定的误差，他们运用修正的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保障财富与居民储蓄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社会保障财富挤出了居民的部分消费、促使居民增加储蓄[7]。Thaler等[23]认为人们是否进行当期消费的决策是取决于当期消费带来的“心理成本”，当心理成本较高时，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一些学者将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引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如Santen等[24]利用荷兰家计调查的面板数据，将预防性效应考虑在生命周期模型中，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养老金收入对居民储蓄的替代效应比对普通家庭的影响大。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普通家庭会消费的更少、储蓄的更多，因而增加养老金收入会抑制居民的当期消费。Andersen等[25]利用OLG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3.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和储蓄影响不确定

一些学者对Feldstein[5]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如Modigliani等[26]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利用21个OECD国家1960-197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很难确定。Yakita[15]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完善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的预期终生收入无法刺激居民消费。在此基础上，Meguire利用美国经济核算数据，对Feldstein[5]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他发现Feldstein[5]的实证研究存在较高的误差，Meguire改变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27]。Melvin等[28]利用日本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日本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存在家庭规模和消费习惯的差异，当居民退休后，日本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即养老社会保障金并不影响日本居民的消费。

通过对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大都基于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代际转移支付理论进行研究，但实证研究尚无统一定论，原因在于:第一、选择样本及样本期间不同、模型界定不同、运用计量方法不同，如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横截面分析以及跨国面板分析等方法不同，因而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也不同；第二、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存在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如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可以充分发挥对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因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较大；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时间短、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因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小；第三、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性增强，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日益复杂，如流动性约束、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居民的消费决策，然而现有的理论只能解释影响居民消费的部分原因。

三、国内学者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的两个阶段

国内学者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研究受政策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从发展历程上看: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是从国家负责养老向国家和居民共同负责养老的转变过程。我国在1997年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改革，而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以1999年为分水岭，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1999年之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国内学者大多基于两类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主要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这阶段的研究内容较为单薄，多为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臧旭恒[29]认为绝对收入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这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在1999年之后，居民消费面临不确定因素增加，许多学者利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宋铮[30]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因素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心理预期，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龙志和等[31]认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定量分析，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并且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将影响居民消费的其他因素考虑在模型中，以此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

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的实施存在二元性。国内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通常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障措施分开进行研究，但往往因实证方法和选取数据的不同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果，研究得到的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模式可以改善居民的消费水平

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模式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国内学者重点关注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是否需要转变筹资模式和进行转轨，如果需要进行转轨，如何处理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和转轨成本等问题。尤其在储蓄高悬、内需不足的现状，如何改革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转变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这种观点认为现收现付制已经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而基金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高建伟等[32]；李珍等[33]学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该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过程中，孙祁祥[34]认为产生的转轨成本应由政府来承担，并且只有处理好转轨成本，才可以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王延中等[35]的研究也认为只有通过做实个人账户、对个人账户进行保值增值，才能发挥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

另一种观点从公平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不用转向基金制，现收现付制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建议实行名义账户制。袁志刚等[36]运用两期迭代模型来分析中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他认为只要保证最优的储蓄率，无论采用何种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养老金增长的物质源泉是相同的。郑斌文[37]认为名义账户制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可以解决目前改革中遇到的成本问题。封进[38]在两期迭代模型的分析框架内，运用经验数据分析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结果表明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2.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不同分析方法导致影响效应不一致

一些学者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抑制城镇居民的储蓄。陈梦真[39]；虞斌等[40]学者从全国层面、利用宏观数据分析养老保险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增加养老保险支出会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朱波等[41]基于习惯形成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养老社会保险金可以显著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

部分学者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特征，并且不同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而以某一具体省份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效果作为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切入点。如苏春红等[42]利用山东省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每增加1元的养老保险支出，会使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019 7元。宋晓召[43]利用2005-2008年广东省16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社会养老金财富可以显著的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尽管学者们利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存在差异，但均得出增加养老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显著地提升城镇居民消费的结论。

一些学者考虑到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进而通过自然实验来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何立新等[44]运用1995年和1997年城镇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倍差法来研究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变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养老金财富可以显著地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虞斌等[45]重点分析了我国1997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997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养老金收入、降低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消费。

但是部分学者并不赞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陈亚欧等[46]在行为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并不能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相反抑制了城镇居民的消费。白重恩等[47]利用2002-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抑制城镇居民消费，促使城镇居民增加储蓄。杨继军等[48]利用1994-2010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挤入”城镇居民的储蓄、“挤出”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邹红等[49]利用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对广东省城镇居民的消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如顾海兵等[50]认为在不考虑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的前提下，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居民的总消费和总储蓄的影响是“中性”的。李雪增等[51]运用两步GMM分析方法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并无影响。李珍等[52]基于消费函数理论，利用1987-2012年我国31省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时间序列和动态面板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保险替代率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3.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提振消费信心，增加当期消费

国内学者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并无定论，但是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刺激农村居民的消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一些学者从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彭希哲等[53]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改革和完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冉净斐[54]利用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村居民的消费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极大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刘昌平[55]从制度模式和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在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使得农村居民对未来养老无后顾之忧，从而刺激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另外一些学者从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如肖应昭等[56]以山东省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作为分析对象，利用调查问卷等方法，研究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新农保的评价、居民期望养老方式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穆怀中等[57]基于辽宁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彰武县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的制度设计、居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信任程度以及新农保政策推广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加入新农保。胡绍雨等[58]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新农保试点地区(广东、湖北、甘肃)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WLS修正分析方法研究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居民参与新农保。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多基于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放宽生命周期模型的假设条件、结合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学者们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结论缺乏一致性，但是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拉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使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最后，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健全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和储蓄率过高等问题，发挥“安全网”、“减震阀”和“内在稳定器”等功能。

国内学者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部分研究利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数据来替代社会养老金财富变量，这使得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误差；其次，过于强调影响居民消费的某一因素而忽略了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最后，选取的分析指标较为单薄、缺乏经济发展分析视角。

四、结论与述评

(一)结论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当期消费的重要因素。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在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安全网”“减震阀”的重要功能。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支持不断完善养老社会保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拓宽养老金增值渠道、扩大居民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心理预期、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居民当期消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中国情况的思考

针对中国情况的思考，首先需要理解西方学者关于养老社会保障的研究结论是否全部适合分析我国的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前提是每个人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是相同，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分层级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所享受到的养老社会保障并不相同，这种层次性使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产生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其次，国外学者所研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要小于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范围；再次，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国家居民的消费习惯并不完全适合用来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情况。我国居民历来有勤俭节约的传统，居民消费易受消费惯性的影响，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也不同，不能贸然将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直接用于分析我国的情况；最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阶段不同，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早，发展较为成熟。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较短，可用于研究的数据较为缺乏，且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着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变革完善中，制度构成较为复杂。因此，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我们不能简单持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应该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居民的消费现状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现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尤其在我国储蓄高悬、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养老保障金的计发方式和缴费比例有较大的调整。统计数据显示: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从改革之初的70%，下降到2014年的45%①数据来源于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生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消费决策。因此，我国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首先要减少改革的“碎片化”及“不连续性”，给予居民稳定的安全预期；其次，逐步提高居民的养老待遇水平，完善再分配制度，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提高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水平。

(三)研究方向

关于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正在逐步完善中，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日益复杂，因而学者们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利用居民家庭微观层面的数据检测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下，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2)量化未来养老金福利水平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3)将居民的主观预期运用在影响居民消费的健康支出和医疗支出等方面，进而分析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4)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将人口因素、影响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5)利用微观层面的截面数据构造成“伪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进行分析，提高实证分析的有效性。对于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来说，如何通过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刺激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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