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应用与社会不平等的重塑:现象与机制

徐清源,罗 祎,陈秋心,周 彦

(1.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2.国家信息中心,北京 100045;3.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0 导 言

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以下简称ICT)的发展，信息的获取机会与生产权力逐渐开放，而不再为少数精英与组织所垄断。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更进一步带来了社会重构的机会，以越发低廉的成本，丰富了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沟通的渠道，并不断把各式各样包含着知识和机会的信息呈现在普罗大众面前。有学者指出，在相互作用、大渠道容量、联网潜力以及大众化对于个性化通讯能力上，互联网比传统的大众媒体(例如报纸和电视)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延展性[1]。

技术改变了我们的信息环境并重新塑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因而改变了机会和利益的分配方式，社会平等的议题由此凸显出来。乐观者认为，互联网技术有着分权的本质，信息和知识更加对称，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提供了地位上升和表达诉求的机会[2]；悲观者则提醒着人们，“数字鸿沟”始终存在，信息技术扩大而非缩小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只是受益的人群可能并非完全与过去的利益既得群体一致[3-4]。

因而，相比直接判断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后果，ICT究竟如何影响乃至重塑了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它才能为我们提供研究ICT在某一具体领域对社会不平等影响后果的基础。围绕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ICT如何改变了信息环境，进而探讨ICT又怎样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触发了机会获得体系的转变。由于社会中的不同人群在有关ICT的接入机会、具体使用、既有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机会获得体系的转变最终重塑了各个领域的社会不平等。

1 ICT改变了信息环境

正如李&威尔曼[5]描述的那样，“三重革命”——社交网络、互联网和移动革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和媒介生态环境，并推动社会向网络化的方向不断演化。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更新迭代，信息的创造、收集、复制和传播的方式也不断经历质的飞跃，并改变着信息分布的状态和信息流动的方式，从而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环境的转型。

1.1 信息分布状态：向平衡态发展

ICT的应用改变着信息分布的状态，表现在信息的数量急剧增长，信息的密度、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信息的对称性发生了改变，信息得以覆盖更多的地域和人群，信息的分布逐渐向平衡态发展。

在信息技术普及之前，信息是有偏的、分布及其不均衡的，体现在不论是集权统治国家治理、还是科层制的组织管理中，不同层级之间掌握信息的能力和控制信息的权力有着天壤之别，较高阶层可以利用信息的优势形成向下治理的控制能力。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在核心地位和边缘地位的分布更趋于均衡，不再是掌权者独享的资源，信息分布的渠道日益平民化、多元化，隐瞒信息乃至信息造假的成本更加高昂。互联网更加分权化，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日益消弭。原先处于边缘和劣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可以基于网络获取更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并有相应的渠道去鉴别信息的真伪。总体上，统治阶层或优势群体在很多情境下都很难再控制其他人获取信息的内容和范围。

而信息分布的均衡化不仅打破了物理区隔，也通过更加密布的节点和触角连接了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群体。从而实现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士的信息赋权。信息代表着外部世界的事实、利益和流动的机会，信息分布的平衡态因而也会带来社会阶层的流动、社会协作成本的降低、分配机制的均衡、平民与精英之间区隔的缩小，进而促进了社会平等。但是这种平等也是有局限性的，即被网络覆盖到的、信息渗透到的范围之内的平等。一方面，能够使用网络的群体得以平等得获取信息；另一方面，那些依然不能使用网络的群体将与前者的差距更大。

1.2 信息流动模式：向网络化发展

ICT对信息环境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对于信息分布形态的改变，也体现在对信息流动模式的改变。信息流动的模式不断向网络化发展，社会网络的节点之间的连通性不断提高，信息流动的方向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层级模式，增加了自下而上流动、平行流动、跨阶层跨领域流动等多种流动通道。路径变得更短，速度更快，从而促进了资源更加合理配置，提高了市场效率的同时，增加了初级劳动者获得的收益份额，从而促进了社会更加平等。

信息网络化特征也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更加平等得享有发声以及选择信息输入的权力。在自上而下的传统媒介作用下，信息的流动局限于上传下达，对于社会底层人群而言，即便遭受了不平的待遇，使当权者知悉并采取行动的信息通道非常有限，委托治理制度下的监督问题便十分难解。但是当ICT引入后，信息传播能力不断加强，通过提供舆论监督、反映问题、提出诉求的渠道，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平等性。信息曾经是有偏的，ICT的发展使信息环境实现了平衡态和网络化，从而带给不同群体更多获取信息的权力和机会，并反映出更多人的诉求和需要，从而带来了更多争取社会平等的可能。

2 信息环境的改变触发了机会获得的差异

如前所述，信息通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当前的信息环境，连通性的增加为原本处于弱势地位、不可见的群体提供了可见性，从而对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多参与的机会，改变了原先的不平等结构，以下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对相关文献做出概述。

在政治层面，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信息通讯技术对政治参与机会的影响。一个常见的观点是，在民主政体下，连通性的增加使得公众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力量变得更为均衡。例如，R. 达尔[6]指出，知识、信息和认知技能的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是影响政治参与平等现象的最大障碍。信息不对称拉大了专家和大众之间政治参与的不平等，人们的判断很容易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和机构(所谓“信息精英”)的影响。信息技术增加了相关信息的可及性、拓展了公民促进政治过程的途径，促使政府更加透明化，从而减少了知识和信息分布不均衡给政治平等性带来的障碍。宾伯[7]在《信息与美国民主》中指出，互联网极大的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原本力量弱小的组织可以在短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通过信息的精准推送来动员非正式成员。信息技术降低了组织或个体发挥影响力、进入公共视野必须投入的资源“阀值”，从而降低了公众力量和制度化精英之间的不平等。

在经济层面，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了互联网“连通性”带来的资本积累。在邱泽奇[8]等人的研究中，互联网是具有集聚效应的市场平台，给予使用者进入市场、激活“僵化”资产的机会，不仅扩大了现有资产的规模，也提高了资产资本化的程度。此前在工业社会中没有价值的资产，通过连通性带来的乘数效应被激活，最终带来“数字红利”。其潜在的意涵是，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重新洗牌”的机会。此外，每个用户从互联网红利中的收益不可能自然形成垄断，进而也意味着为其他行动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分配形态。

在文化层面，互联网颠覆了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人人都有了自我表达的机会，使得“草根文化”成为学者关注的现象[9]。文化精英也不再是唯一的评判者，正如卡斯特尔[10]所指出的，互联网在某种程度塑造了一种“声誉文化”。声誉并不来自于既有的资历、认证或者等级秩序，而是来自于网络社区中的“同侪评价”(peer review) 。这种评价是去中心化的，原本不在主流文化视野中的文化产品，也可以在特定的社群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基础，甚至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总结而言，互联网带来的连通性，发挥了再造资源的作用，使得原来的边缘群体也能拥有一定的机会，ICT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活各方面参与机会的平等。但是，机会的平等并不必然带来实际后果的平等。尽管上述研究都涉及到ICT发展带来的机会增加，但是在作者的论述中，“带来机会”往往是在宏观层面从零到非零的改变(即让原本不可能的事变得有可能)，但具体到特定的团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事件之中，实际产生的后果是高度不确定的。关键在于，使用者本身具有的社会资源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机会的利用，主要包括接入机会、使用能力和既有条件等方面。

3 ICT导致的差异机制：机会、使用能力和既有条件

ICT可在某些方面促进平等，但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拉开差距，造成机会性或结果性的不平等，其作用机制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接入机会差异、互联网使用差异和既有条件(包括已有资本、权力等)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进步，接入机会差异正在被逐渐缩小，在中国已经不算主要问题，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比较严峻。截至2017年底全球互联网普及率为54.4，意味着尚有34亿多人仍无法上网[注]数据来源：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从这一点来看，互联网并没有使世界各国更加接近，而是主要使富国结成一个共同体。信息时代，接入机会差异仍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弥合。

使用差异主要是从个体层面考察技术使用者的具体行动，包括在使用ICT技术时人们的基本技能、意愿、动机、目的和信息寻求模式的差异，将会带来哪些结果的不同。对ICT技术的使用是一个从不熟练到非常熟练、且熟练程度没有上限的巨大技术性区间。因此使用互联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差异，可能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技术进步的偏向要求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并导致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不均等现象。高科技行业迅猛发展导致对高技能人才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劳动报酬开始出现两极分化[11]。

考察既有条件差异可以通过多种视角进行，宏观层面包括资本和权力等。权力视角则可以考察已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如何影响互联网本身的政治结构，从而影响参与主体的使用效应。柯兰[12]认为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互联网既可以用来加强权力也可以消解权力或是绕开它。微观层面，既有条件可能包括技术使用者所处环境因素例如社会制度、行政区划内社会资产、文化资产、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制度安排等。总体来说，技术是否可得、如何被使用、个体的具体行动和部署这一技术的语境，都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因素，而技术自身也可能被影响、被建构，其造成的结果也在各种参与主体的合作与竞争中不断变动。

4 结 语

通过回顾既有文献与案例可以发现，ICT至少在两个层面影响着社会不平等：一是从直接影响出发，ICT通过改变各类要素，重塑了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形态，影响了社会不平等的状态。二是从使用特征出发，ICT参与到了原有不平等的生产过程。这一视角的切入点是人们在使用ICT技术时表现出的差异性。

仔细审视和辨别这两个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非是独立的、平行的两种解释路径，而是互补的、连续的。第一种研究路径从技术的直接影响出发，而实践中，技术要真正发挥影响，总是需要以产品形式得到应用才有所可能；而如果我们再回到应用的实际情境和具体过程，就会看到技术的出现乃至接入只是触发性的第一步[13]。第二种研究路径提醒我们，在分析技术对不平等的影响时不能忽视技术使用者的特征，而影响技术使用者特征的因素，又往往是在技术之外。技术还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它必须有赖社会条件的配合。

社会对技术的认知与观念在ICT影响不平等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强调观念、规范等主观要素的思路在这一领域中还没有得到研究者充分的重视。比如电商下乡给许多资源禀赋较差的落后地区改变提供了发展的良机，许多淘宝村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减轻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等[14]，但这一事实实则是建立在“网购”行为本身被农村群众逐步接受、在农村快速扩散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技术能通过赋权减轻社会不平等，需要“它”的应用能得到社会性的许可和信任，尤其是当它的开发、应用面临着极大不确定性的时候。要深入理解ICT与社会不平等的相关问题，就不能忽视社会围绕其应用组织起来的观念体系和制度规范。

除此之外，现有研究也需要更新和反思自身理解ICT的方式。作为一种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15]，ICT并不只是一种以有限技术域中的效率改进为目的的技术，更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存在的空间，其发展也拓宽了资源生产的方式。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说明，人们通过网络社区、社交软件等互联网技术而积累的线上社会关系，可以转换为线下实际的社会关系得到利用，比如边燕杰、雷鸣[16]就发现上网频率越高、虚拟互动越多的人，拜年交往面越宽，互拜者的职业差异越大、地位越高，从网上交往转化为网下朋友的比例也越大。与之前的两种影响方式不同的是，在这里，我们倾向于考虑ICT自己独立开辟出了一种资源存在的空间和场域，而不仅仅是对已有资源发挥作用。在这个场域中，不平等的生产机制可能也有着自己的规律。依旧以边燕杰等人的研究为例，我们会看到，如果将网络交往视作人际社会资本积累的通道，那么这种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阶层之间呈现的是平等化的趋势。如果将ICT视为一种新的资源存在空间或生产方式，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它在生产平等/不平等的过程中，与已有的机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线上-线下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即人们如果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构建人际关系，那么对某些在原有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上处于劣势的人而言可能是有利的，尤其是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ICT对不平等的影响后果极其复杂，它对已有资源分布、结构、获利性的改变往往并不是终点，它可能还将引起许多联带领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不平等是一个结构问题，这就意味着不同领域的不平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尽管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各领域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可能对其他领域具有溢出效应至少应该作为一种值得验证的见解被我们细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