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特征

2018-02-06 21:06洪银兴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特色理论

洪银兴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进入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从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到现在,学界的研究开始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和时代特征研究起。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首先有一个学科定位问题,即它的学科性质的定位问题。这个定位就是: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尤其要突出当代中国这个坐标。而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从生产关系、生产力两方面来定位的。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产关系是有阶段性的。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上不可能研究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只能研究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我们过去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处于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现在进入新时代,告别了低收入发展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的许多发展问题和低收入阶段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是说在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讲政治经济学,而是在即将达到全面小康,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发展的阶段来谈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例如我们过去讲生产力落后,现在是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功能定位,有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1.它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但是它又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还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充分放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功能。我国的大学生、研究生需要掌握的经济学原理应该从哪里获得?就是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获得。

2.它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解决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问题。但是它又不仅仅是思想教育教材,还要为我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经济理论指导。这一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功能的放大,这一功能的充分放大是非常重要的。

3.它要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但是不能仅仅当批判家,更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如果整天只批判不建设,只破除不构建,久而久之,只能把自己边缘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当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家的同时,更应当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我国企业的改革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只有当好构建者和建设者,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真正走进学术舞台的中心,而不至于被边缘化。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其间作出最大贡献的学科是哪个?毫无疑问非政治经济学莫属。在这40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步都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突破开道的。最早是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推动改革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目标;接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理论的提出,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的提出又为国有制改革明确了方向;后来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论,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从而动员了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对外开放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形成;近期又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一是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等等。可见,我国40年来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所有重大进展,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成果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我国重大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我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没有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是保持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所以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抱有充分的理论自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创立开始就有其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虽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翻版。过去讲政治经济学有资本主义部分、有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自己的独立学科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具有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按照基本理论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魂,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还在不断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进行学理化、系统化。

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今天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我们对这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已经讨论很多了,也讨论得差不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进入到学科体系的构建阶段。现在学界举行各种学术研讨会、开展大量课题和专题研究,一个重点就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就标志着我们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必须明确其学科属性,涉及两个问题。

首先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他特别强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1]马克思的经济学的范式,其基本立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39这就是说,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宣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其内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里有一个重要转变需要强调: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富起来的时代,我们曾经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因此那时的经济学特别强调要更多地讲效率,并且提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今天我们迎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面对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现状,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特别强调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要求的一个新的重大转向。

其次是要以问题为导向。问题导向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新时代的特征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相关。所谓问题导向,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导向,并且作出科学回应。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指导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着重针对和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也即新时代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这些重大发展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第二,依据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分析方法研究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着力点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所有这些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有了三个方面的新时代特征。

第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新时代特征,即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宣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消灭私有制。后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与此相应,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大政策。按照邓小平的理解和要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开放。坚持了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应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贫富悬殊、腐败丛生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而特别强调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189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新的规定,也就是现在我们谈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而且针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新问题,把着力点放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不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让他们先富裕起来,而是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要求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按照共享发展理念,经济发展不是为少数人、一部分人服务,而是全体人民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在民生改善中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规定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第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抓社会主要矛盾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长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有一定变化的。其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也就有时代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开始就明确,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指引富起来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针对落后的社会生产着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后,我国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处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也有新时代特征,发生了转化,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不只是数量上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要在质量上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过去主要矛盾表述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适时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从“两点论”来分析,所谓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不仅涉及到对物质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涉及对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表现是消费水平进入中高端消费阶段,尤其是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需要。现在所谓不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已经由过去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当然尽管我们讲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没有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这一点还将长期不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转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分析,就具有了新时代特征。

第三是发展目标的新时代特征。我们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基于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任务。党的十九大绘制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更要突出研究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问题。尤其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也要分两步走,而这两步走也是以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5]28第二个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5]29这样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从小康到共同富裕,再到更加幸福安康,就是以人民生活水准为标准的发展进程,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体系坐标。这个现代化蓝图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也作了明确安排:在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而到全面实现现代化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就是说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认识发展目标的新时代特征时,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工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基础上。今天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生态文明时代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很显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基于发展目标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需要有全面小康的内容,但更多的要突出实现现代化的内容。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1]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把握好这些资源。为此,要注意把握好三性,即继承性、开放性和创新性。所谓继承性,就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所谓开放性,即是要批判地吸收世界先进的经济学理论;所谓创新性,就是创新的理论要讲中国故事、体现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创新的理论包括创新的话语讲中国故事,但需要利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几大资源。

一是《资本论》话语能否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其范畴基本上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我们的看法是,既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其建立的经济学范畴都不用呢?明显的例子如:关于国有资本的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敢用,试图用国有资产、国有资金的概念去替代,但终究是不科学不准确的,最终还是使用了国有资本的概念,当然国有资本的资本范畴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规定。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马克思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敢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在使用《资本论》的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包括用《资本论》里的哪些原理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话语体系说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包括打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新范畴与《资本论》相应范畴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一系列现在用的范畴,过去马克思没有用过,但是都应当有相应的理论将它们直接对接起来。比如,市场经济对应商品生产和交换理论,产权制度对应所有制理论,混合所有制对应股份公司理论,虚拟经济对应虚拟资本理论,资源配置对应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理论,金融制度对应信用经济理论,生产要素分配对应要素所有权理论,创新理论对应科学及其应用理论,协调发展对应社会再产生理论,等等。

二是西方经济学话语能否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认为,因为两者有共同的研究背景,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包括市场经济,包括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有共同的规律,等等。知识是无国界的,所以世界先进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借鉴,可以加以进行比较、对话、交流。运用和借鉴得好,可以用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学走向世界。通过共同的学术语言,促使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体现我们自己的理论自信。西方经济学确实包含许多人类共同的知识精华,比如资源配置理论、二元结构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成果。把西方经济学范畴和原理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批判的吸收和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需要深入认真地思考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在实践中、发展中,还不能说已经定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中,不可能抽象出纯粹的起“普照之光”意义的经济关系,很难作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所进行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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