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时刘湘引参谋团入川原因探析

肖逸夫，曹心宝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在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同时，还有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保持半独立地位的四川军阀“盟主”刘湘，不惜饮鸩止渴，跑到南京引蒋介石势力参谋团入川，从而打开了四川的大门，为蒋介石排挤刘湘，把四川统一于国民党中央之下打下基础。那么，极力维持自己在四川“自治”地位的刘湘为什么要引蒋介石势力参谋团入川？下面就本人掌握的一些资料，探析如下：

一、全国及四川媒体和舆论的尖锐批评和抨击，动摇了刘湘等军阀割据自为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那就是国家必须统一。这种“国家统一”的政治观念，使得四川军阀从辛亥革命以来长期处于割据自为状态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即陷入了既希望保持现有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全国统一原则的尴尬局面，也就无法逃脱全国媒体和舆论的尖锐批评和抨击。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媒体和舆论对于四川军阀的抨击就接连不断。1928年，广西白崇禧批评四川军阀“都是一些没有眼光和没有远见的人”。1931年，有人在《国闻周报》发文指出，整个四川社会因军人的统治，简直是“漆黑一团之区域”[1]。1932年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爆发，激起全国舆论强烈抨击，南京中央政府指责说：“近更罔顾国难，藉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捐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2]。1933年胡先骕在《蜀游杂感》中，称四川为“魔窟”，“而魔窟中之群魔，厥为军人”[3]。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18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指出，“四川政治之坏，冠绝宇内”，这种“军权万能”的“酋长政治”实属“罪恶累累”[4]。1935年田倬之在《国闻周报》发表《四川问题》一文，尖锐地指出，“如果世间果有地狱的话，那么四川老百姓所居的，便是地狱的十八层。如果人类真有吸血鬼，那么四川军阀便是比四大天王还伟大的吸血鬼”[5]。

而川人特别是“旅外川人”痛恨军阀政治，对割据自为的防区制的种种尖锐批评更是不绝于耳，频频出现在地方媒体和舆论上，对刘湘等四川军阀形成很大压力。成都市商会向刘湘发电表示“川民憔悴于虐政久矣”[6]。四川防区官员卢作孚喊出“统一是此日四川的需要，亦是此日中国的需要。长久安定之局，须仰赖着整个的秩序。如何开发四川，尤须确定出整个的秩序。整个秩序的完成，即是川局统一的完成；然而不可以急切求之，需由各方面相安，办到各方面相信，最后办到各方不再依赖武力，依赖秩序须从最高领袖提倡起，从现状起，着手整理。”[7]同一时期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对川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旅外川人”对四川的混乱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严加痛斥。四川旅沪同乡会指出：“盖防区不破，割据终成，一切罪恶，万难消弭”[8]。在南京、上海的川籍中央委员戴季陶、熊克武、黄复生、张群，卢师谛、曹叔实等，他们定期约集四川军阀各军驻京沪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商讨川政改进事宜，对四川军阀施加压力。戴季陶严厉指责“二刘大战”，说：“此次川乱，双方死亡至少当在五万以上，军费消耗不知若干万，人民直接间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不能数计。倘以如此巨量之财产人力从事建设，恐国内之第一伟大建设当已完成”[9]。

“当今大势一变之时，四川各将领，如再不觉悟，只有坐受淘汰”[10]。面对媒体和舆论的猛烈批评和抨击，刘湘等四川军阀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为此，刘湘不断向公众表明“首先实现四川的统一”，然后“统一于中央权威之下”[11]。可见媒体和舆论对刘湘的影响之大。

二、蒋介石图川对刘湘形成的强大压力

面对四川的割据自为，蒋介石早就有统一四川的图谋。北伐结束以后，四川省内民众及省外人士，主张解决川事之呼声日高，中央政府也觉得川政应加以整饬，遂于1928年下半年发表川省政府委员人选，并发表治川纲领。治川纲领内容如下：“四川僻处西陲，频年内讧，兵多而匪益滋，税重而民益困。政出多门，民生凋敝。秉钧失职，无可讳言。迭据旅外商民，在川人士，或文电呼号，或来京请愿，政府关怀川局，无时或忘。惟治病须去其标，振衣先提其领。业经任命委员，日成立省政府。树统一之机关，破防区之弊制，以至低之限度，为初步之筹维。”[12]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的政治仍然处于割据自为的防区政治的控制之下。南京政府对于川局始终有整理之心，而无整合之力，四川仍然处于失控、游离状况。1933年，川陕苏维埃政权的红四方面军，多次挫败四川军阀部队的进攻，迅速解放了嘉陵江以东10余县广大地区。川军各部望风溃败之际，身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要职的蒋介石就想乘机插手四川。由于当时他正在江西筹划指挥对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无力兼顾；同时，各系川军防区割据，互争雄长，不仅不让外省客军入川，而且对国民党中央派军入川，也颇具戒心。因此四川各方面都无积极要求蒋介石出兵之意图，蒋也认为出兵四川的条件还不成熟，就搁置下来了[13]。

1934年秋，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从江西瑞金、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向西开始长征，蒋介石认为这是天赐自己统一西南，图谋四川的良机。蒋在南昌时曾对陈布雷说过:“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14]蒋介石图川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继续执行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他深恐中央红军由黔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造成第二个江西，故必须尽快把四川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追剿和消灭红军。二是借追剿红军长征之机，乘势统一割据自为的西南。三是在日本加速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意，从对日妥协转向对日抗战。他考虑到中日双方敌强我弱，对比悬殊，确定了长期抗战、把四川作为抗日复兴基地的方针。这些目的，在1934年蒋介石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确。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15]。12月29日蒋再次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16]。因此，蒋介石想乘刘湘害怕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合，到南京向自己求援之机，乘机插入四川，达到自己的目的。

蒋介石是权谋老手，深懂“欲取先予”之道[14]。面对向自己求援的刘湘，先满足其权力欲望，授刘湘以统一四川的军政大权，除让刘继续担任全川“剿匪”总司令外，又加委以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头衔，命令全川各军交出防区，所有全川各地的民政、财政，统由省政府管辖，驻军不得干涉过问。趁刘湘对此感到满意之时，接着就提出了“拟派十个师分头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协助作战，所有入川的中央军及四川各军，统归刘湘指挥调遣”[17]。派中央军入川是刘湘坚决反对的，蒋介石没法，转而就提出派遣他的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指挥协调“剿匪”事宜。蒋介石当然是希望借此监视和控制刘湘，为“中央”势力进入四川打下基础。刘湘因为有求于蒋，再也不能拒绝，只得同意。

三、对红四方面军围攻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入黔，使刘湘束手无策，最终决定引蒋介石中央势力参谋团入川

1932年，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对四川的军阀统治造成了致命威胁。为此，1933年1月四川军阀就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路围攻，但以失败告终。1933年7月，蒋介石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组织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各部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历时十个多月，但由于各路军阀阳奉阴违，兵无斗志，到1934年9月底，又被红军彻底粉碎。刘湘“非常感憾，不知军队如何才能再战”，于是找人商量，都认为打仗“全靠士气”，“要振作士气，要告诉全部官兵，使其知道我们还有帮手，帮手是谁，就是中央。”[18]

与此同时，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赣南胜利突围开始长征，前锋很快过信丰，进抵粤赣边境，旋经桂北长驱人湘，以破竹之势渡沅水，挥师黔北，大有与川北红四方面军汇合之势。刘湘十分震惊，感到自己面临南北两路红军夹击的威胁。于是把中央红军拒之于四川之外，就成为刘湘的“上策”。而把中央红军拒之于川外，以四川本省的实力和财力实不能支持危局，更需要“帮手”。

上述时局的变化，迫使四川军阀刘湘改变了历来反对外来势力，包括民国政府中央势力入川的主张，改而采取请求外力蒋介石有条件地入川，协助自己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策略。于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刘湘，被迫第一次走出夔门，于11月13日离开重庆东下，20日抵达南京，向蒋介石求援，要款、要弹、要权。对此，当时的《纽约时报》以“南京权威逐渐增强，面对红军的威胁四川军阀对南京中央政府屈服”为题进行了专门报道：“四川军阀刘湘的南京之行被认为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默认，即他没有能力在他的省内独自应付因共产党人而日益增长的复杂局面”[19]。在南京，刘湘也公开对各报记者表示，“四川为中央之四川，本人负川省善后责任，一切惟中央之命是从。川省危迫至今而极，惟有整个在中央指挥之下，徐图挽救。本人更为打破历来四川与中央之局面起见，特趋首都面谒政府当局，请求主川方略。”“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20]

刘湘此举正合蒋介石欲利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之机、乘机统一四川之意。经过与蒋介石的讨价还价，蒋除了满足他对钱、弹、权的要求外，还提出了派中央军入川。但刘湘向蒋介石求援是有条件的，就是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刘向负责谈判的邓汉祥交代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的目的究竟是在拿四川或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使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的目的，只是在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如果蒋介石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17]。经一再往返磋商，蒋见刘的态度坚决，不愿弄成僵局，始打消派兵入川之意，而另提出组织参谋团入川帮助。这基本符合刘湘来南京求援之目的。

于是参谋团，即“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1934年底在南昌筹建，1935年1月12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率参谋团抵渝，参谋团设重庆。按《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1)参谋团主任主持团务，处理“剿匪”一切事宜，并协助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行使职权。蒋介石未在行营时，拟定作战命令，交刘湘执行；(2)政治训练人员，分赴各部队担任政治训练事宜；(3)高级参谋除筹议攸关“剿匪”诸事宜外，还轮流担任督察员，督察各路军作战，并负责情报工作等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职权显赫，俨然“钦差大臣”，实际上凌驾于“剿总”刘湘之上。刘湘和川军各部都大大失去了原来的权力，都必须服从参谋团的指挥监督，为其控制。参谋团入川，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实现了对川军有效控制的第一步。正如贺国光所说:“(四川)与中央脉络不通者，近二十年。中央之有正式机关入川，殆自参谋团始”[21]。

结语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长征入黔时，四川军阀刘湘不惜饮鸩止渴，引蒋介石中央势力参谋团入川，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迫于全国及四川媒体和舆论对四川军阀割据自为的尖锐批评和抨击；二是蒋介石图川对刘湘形成的强大压力；三是以刘湘自己的实力难以独立对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急需帮手。

[1]论四川善后公债[N].国闻周报，1931-08-03.

[2]周开庆.刘湘先生年谱[M].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

[3]胡先骕.蜀游杂感[J].独立评论，1933.

[4]刘湘入京与整理川政[N].天津大公报,1934-11-18.

[5]田倬之.四川问题[N].国闻周报，1935-07-23（02）.

[6]成都市商会向刘湘建议川局善后办法电(1933年8月26)[A].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7]卢作孚.整个四川的五个要求[J].新世界，1934，（40）.

[8]四川旅沪同乡会向中央条陈安定川局意见电(1933年7月30日)[A].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9]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M].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

[10]四川新省府成立[N].天津大公报,1935-02-11.

[11]刘湘在民生公司的演讲词[J].新世界，1934，（58）：4-5.

[12]国民政府整理川政令(1928年11月8日)[A].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3]苟乃谦.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图谋[A].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防区时期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2007.

[14]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A].《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7册[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15]蒋介石日记[Z].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1934年11月23日.

[16]蒋介石日记[Z].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1934年12月29日.

[17]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钩心斗角[A].沈醉等著.亲历者讲述蒋介石[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18]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19]The New York Times[N].November27，1934．P．11．

[2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至二月份[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0.

[21]贺国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M].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