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的现代性反思
——以杨克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张丽凤

（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从一开始便伴随着现代作家迁向城市的步伐以及对城市的发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城市的这种天然血缘关系却常常被遗忘，乡土像一个巨大的存在物牵引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灵，使他们身体虽然“乔寓”在城市，精神却频频地回望着故乡。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活渐渐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时，人们注定要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完成“都市的迁徙”。如果说小说是以叙述人的生活方式见长的文体，在现代文学发生之初就呈现出了作家与城市或显或隐的关系，诗歌则以其相对独立的情感性而游离在城市生活之外。在现代文学的诗歌中，我们既感受不到如郁达夫一样伤感地书写城市的诗人，也没有像沈从文一样幻觉地表达城市者，更没有像茅盾一样在庞大的社会视野中对城市给予深刻的剖析者[1]，更多的是像李金发、艾青、吴奔星、徐迟、于坚等诗人一样，书写城市的丑陋、压抑、平庸。直到20世纪90年代杨克城市诗歌的出现，中国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才获得了它的主体性。

一、城市中的人

20世纪90年代，当杨克从南宁来到商业大都市的广州街头，他瞬间以诗人的敏锐发现生活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是生存空间的改变，更是文化空间的改变。置身于城市，他环视周围，那些“竹、温泉、家园，原有的人文背景变换了，原有的诗的语汇链条也随之断裂”。到处是“杂乱无章的城市符码：玻璃、警察、电话、指数，它们直接，准确，赤裸裸而没有丝毫隐喻，就像今天的月亮，只是一颗荒寂的星球”。面对城市文明，杨克意识到“压抑本能和欲望来对抗现代文明的写作态度”是不真实的，而“肉体上皈依，却精神上逃离，必然导致人格分裂的状态”[2]98。因此，“捍卫世俗生活权利”成为其世纪之交对“写作的意义”的重要思考[3]。因此，对人的生存世俗性的肯定与描写，成为他对城市生活现代性审视的一个重要基础。

对城市中的人来说，“逃离”并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人生存状态的有效途径，甚至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最基本也最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此，杨克以自己的城市生活为基础开启了以身体经验进入城市的模式，他通过对城市中自己生命样态的审视，以一种城市“在者”的身份来感受城市的生活，其生活方式从各个方面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早在1986年，杨克就敏锐地感知到城市中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以没有任何称谓的《某某》为题对城市中的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诗中，诗人首先交代了“某某”的身份，一个终于在城市中获得了一个并不豪华的栖息之地的人，在某幢一模一样的大板楼中占据一室一厅，对此，“某某很满足”，每天上下班像放张旧唱片一样兜一圈，读读报、看看电视上的新闻，某某因此知道世界上各个地方稀奇的事，比如“某国某妇女生了六十多个子女”“某地某九十老翁长出了新牙”“挑战者号升空爆炸”等，“但某某却读不熟邻居们的脸”。最后一句的转折充满了讽刺。这一个没有称谓的“某某”的生活状态，其实正是城市中的大部分人生活的一个写照。城市中的人会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介来了解世界，知道诸多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对身边的邻居们却知之甚少，甚至“读不熟”他们的脸，与对门的姑娘平日里即便“交臂而过”，也不过是“客气地点点头”。如果诗歌到此结束，杨克就不过是记录了城市中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生活状态，算不上有多大的新意。然而，杨克并没有结束他的观察，相反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深化了城市中人的生活状态，在看似随意感性中深刻地揭示出城市生活文化的特征。某某有一天因为无聊就去登了征婚启事，结果过了不久就有了中意的回音。于是两人开始通信，在通过三封信后，某某发现与他通信的人好久以前就住在对面。某某于是鼓起勇气去敲门，结果在“开门的一瞬间/某某和那位女某某/都客气地点了点头”。诗歌到此结束却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身在咫尺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但他们却可以在文字中积累情感——通信，然而两个人在“通信”过程中的惬意、自由，一旦回到现实中，就又变成了没有情感的某某，见面时“都客气地点了点头”，通过信件建立起来的情感此时却难以在现实中自然地发展。这种看似荒诞的情况，恰恰揭示了城市中人的存在状况以及城市文化的特点。正如西美尔所说的“无数个体近距离的身体接触必然使媒介发生变化，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适应城市环境，特别是我们的同伴。通常，我们能进行亲密的身体接触，可我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却很遥远”[4]11。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特征，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中进一步考察，认为由于受职业、生活等多方面的影响，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都市人极少依赖于特定的人，他们对他人的依赖限于高度分化的活动方面。其实质意义在于，城市生活的特点在于次级关系而不是初级关系。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的确是面对面的，但不过是非人格化的、肤浅的、短暂的，因而也是部分的”[4]10。由此可知，如果没有“征婚启事”，“某某”与“女某某”只能是点头之交的邻居而不会发生任何社会性关联。所以当“某某”试图从“通信”中走到现实时，两人因失去关联的媒介而只能再次陷入点头之交中。

如果说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借助某种“媒介”发生关联，那么城市中的个体也必须借助某种媒介与现实和谐相处，艺术作为沟通个体与世界的产物，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的首选。1994年杨克以《杨克的当下状态》对自己现实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述，首先是以白描直录式的语言将自己的城市日常生活形态展现出来：“在啤酒屋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的’，然后/走过花花绿绿的地摊。”接着将目光投向自身之外，发现城市中上演的故事：“在没有黑夜的南方/目睹金钱和不相识的女孩虚构爱情”。经历这样的生活，目睹这样的故事，“他的内心有一半已经陈腐”。然而，陈腐的内心之所以没有完全陈腐下去，是因为他“偶尔 从一堆叫做诗的冰雪聪明的文字/伸出头来/像一只蹲在垃圾上的苍蝇”。“垃圾”和“苍蝇”本身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意象，但“苍蝇”在“垃圾”之上获取的满足绝非像人们厌弃的那样不堪。而且反过来再看“垃圾”之于“苍蝇”，其实是诗人调侃地表达“诗歌”之于“诗人”的一种满足。正是有这种豁达的调侃心态，使杨克对城市人生存状态的认知既有理性的锋芒，亦有一种淡然看之的温情以及超然掌控的智慧。与诗歌几乎同义，想象与梦幻同样是都市人不可或缺的精神之羽。如在《一个叫唐文的女孩走在纽约的街道》一诗中，一句“你极少看到人的脸/在高楼和广告的挤逼下”就将都市生活的状态传达出来，而“黑头发成为隐喻/忧郁的花只属于瓶中之水”则成为异邦生活的生存写照，“瓶中之水”的隐喻恰切地表达了人在异邦漂浮的无根状态。此时，只有借助梦幻才能营造出生命的美与幸福，“梦幻是你东方的宝马/香气萦绕的疾飞的马蹄/驰过千山万水/在汽车旅馆夜总会的琐屑生活中/摇响月光诗歌和美玉”。由此可见，当人们被城市的符码紧紧裹挟乃至被物化时，艺术与梦幻就成为点亮他们城市生活的光亮。

然而，当人过多地借助艺术与梦幻来认识和描述现实时，人也就离自然越来越远，人的生命强力也随之减弱。如杨克在《看一个城市男人锯木想起随意拼接的词》一诗中展现的，男人原始的勇猛形象已不在，“卷心菜过分白的脸”显示出身体的孱弱，所以当木头中忽然出现一枚钉子的时候，男人居然对此无能为力。诗人用极端对比的方式写出这个城市男人失去应有力量的可悲：“一枚大胆的铁钉与一个巴格达似的男人对峙像一幅/童话/小山羊诱拐绑匪”与往日的“轻舟拉出长江”的纤夫相比，如今这“一起一伏的臀部失去热情”。从生命强力上来说，人已徒具其形，绑匪的特质完全消失而被小山羊诱拐，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童话。

对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本相透视，是杨克在诗歌中自觉表达的一部分，也是其在个人城市生活经验之上作出的探索。他明确地感受到城市中的人与以往田园生活的割裂，“表达的焦虑”促使诗人触及新的精神话题，从此“尽可能地运用当代鲜活的语汇写作赋予那些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事物以新的意蕴”[2]98。

二、城市中的物

当城市中的人作为一个符码被其他城市符码包围而慢慢物化，传统意义上的诗意空间被物质化的商业空间所代替，城市中的物也逐渐地在城市的文化空间获得一种自我的主体性，人开始对城市中的物给予生命本质的关照。此时，城市中的物与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形成既相互融合又相互斗争的局面。面对这种状况，诗人既享受着城市生活中的一切便利，同时又保持着理性的清醒，对城市中的一切元素采取中性的态度。杨克认为“诗是关于世界的有意味的写作”，因此要“从生活现场的鲜活与高度的历史理性去整合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他像一个精灵一样飞翔于都市空间，聆听声、光、色的交响，通过创作扩展都市符码的意象边界，竭力从物性中发现新的精神话题，一如诗人所坚信的“每个新时期的经验要求有新的表达，世界似乎总在等待着自己的诗人”[2]69。

对城市符码的发现与表达，杨克依然习惯于以自我的生理体验为基础来隐喻地呈现。他不止简单地要求自己“变成一只敏锐的耳朵，像只小精灵一样在新的写意空间飞行”，而且对诗歌也有一种身体的隐喻。“唯一的救赎方法就是让现代诗歌换上美国人辛普森所描述的，‘它必须有一个胃’，一个能把‘煤、月亮、铀、鞋子’消化为一体的艺术之胃”[2]69。在这样的现代诗观追求中，城市中的诸物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种诗歌中的生命价值。如“火车站”在他的诗中就是一个“可以吐故纳新的胃”，“芦苇”在他的笔下是“会思想的”，即便是少有诗意的现代通讯工具“电话”，诗人都试图将之变成像古典诗歌中的秋天、月亮等意象一样，充满诗意，在“非天然的审美对象中顿悟生命的灵性”[2]98。在《电话》一诗中，诗人并没有着眼于电话本身，而是对电话使用者的感觉进行细致的描述，“磁性的声音，像黑鳗从远处朝我游来/软体的鱼，带电的动物/一遍遍缠绕我的神经/你我是看不见的，有谁能看得见呢/感觉的遮蔽中，我们互相抵达/声音的接触丝丝入扣”。在诗人的描述下，现代的通讯工具亦可以散发出浓浓的诗意来。

从整体上讲，城市并不是一个诗意的空间，但杨克发现城市中的动植物以其无限的生命力点燃城市的诗意，并给城市中的人以启示。如《在东莞遇见一块小稻田》中，诗人极力地写出了矮脚稻如何在厂房林立、土壤严重匮乏的恶劣生存条件下生长，通过“拼命抱住”“疲惫地张着”“抠”“耸”“拔节”“灌浆”等动词，将矮脚稻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蓬勃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片小小的稻田里，“我”看到了亮汪汪的阳光，看到了矮脚稻那种抓住仅有的一些土就拼命成长，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精神。因此与其说是它们“在夏风中微微笑着/跟我交谈”，不如说是“我”在它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真意与惊喜，果然顿时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出来，神清气爽——“像一件白衬衣”。稻且如此，人何以堪？置身于浮躁喧嚣的城市之中，人应该像稻子在厂房林立中抓住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样，实现生命的完满。与《在东莞遇见一块小稻田》相似，诗人经常可以在城市中的动植物品性上顿悟生命的灵性。如《细雨中的花树》《野生动物园》《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一颗会思想的芦苇》等诗歌都是以动植物自身的生命力彰显城市的诗意。如面对“显示城市的法则”的桥与钢铁，诗人并不直接地表现，而是从与其相邻的细雨中的花树写起，从而在诗篇的布局中将无诗意的城市法则置于诗人发现的充满诗意的《细雨中的花树》中，诗人着意刻写进入眼帘的那面景色，湿冷而生硬的枝条带着一种倔强，“似乎要把天空抓伤”，这时即便看见显示城市法则的钢铁，依然不能抹杀“我”窥见它“另一半晴朗的灰色”以及“它内心花语迷蒙的隐私……”。

当然，杨克绝不只停留在对城市中动植物的诗意想象，更在于他对其他城市元素的诗意赋予。杨克城市诗歌的诗意并不是借助一种虚幻的田园想象完成，而是通过对现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积极介入，在城市人的生活空间中完成诗意的建构。在诗人笔下，城市生活中的“电子游戏”“电影”“诗歌”“音乐”等元素，无不能带给人们精神的解放。如在《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一诗中，诗人虽注意到“物质的光辉和美/在城市的前胸和脊背昼夜燃烧”，但当音乐的“音符”飘来之后，“人瞬间挣脱了物的羁绊/以高贵完美的步子 接近终极//踩着音阶走向天空”。类似的，如在《现代诗朗诵会》上，如果“迪斯科再迪斯一些/男的女的便诗人起来”。这种借助城市元素产生的审美体验，是否源于诗人的多思？诗人明确地予以否定。如《你和我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看完一部武打片子走出影场/血液里充满了力量/骨骼也粗壮了许多/只要轻轻一跃/拳头就可以将路灯击得粉碎”。其实，城市中的所有符码都会因为人的主体性而产生新的意蕴。在一篇众多网友参与创作的《鸡为什么要过马路》中，诗人再次确证诗意源于主体的想象和赋予。明明是一只熟鸡被拎在薄膜袋里伴着主人走路的动作而一起一伏，在网友们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这只鸡引起大家无限的遐想，被赋予诸多生命的意义——“那只鸡好快乐啊！”“鸡之意不在马路，在乎山水之间”“不想过马路的鸡不是好鸡”“这哪里是鸡？分明是英雄”。“鸡”作为田园画面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意象，出现在城市的马路上就被赋予了众多的意义，而正是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我们能感受到城市人的情感及内心世界。

由此可知，城市中的任何符码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诗意与非诗意之分，重要的是人能否完成现代性诗思的赋予，人对现实的超越途径可谓“八仙过海”。而且，从根本上讲，这种诗意的赋予还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城市的发展必须历经一个过程，而不是瞬间的产物。城市对生活模式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以前人类交往的主要模式。所以，城市的社会生活将或多或少地带有早期社会生活中农场、庄园与村庄的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心灵深处精神故乡的渴望。

三、逃离城市的现代性反思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惊讶地发现乡土文学一直占据的绝对优势，虽然从事实上讲“中国文坛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现象，中国现代文人是一个城市阶层，而现代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城市活动”[1]4。但城市作为文学对象被描述，除了在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中昙花一现，在张爱玲笔下苍凉地傲然孤立着，在80-90年代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出现，城市一直没有呈现出它完整的主体性，城市作为欲望的化身往往被叙述成产生罪恶的渊薮，因此逃离城市成为人们对心灵家园的最真切的渴望。杨克作为“现时代诗意切片的在场者”，以城市中的“在者”经验对城市完成了主体性表达，城市生活的世俗与个体精神的超脱并行不悖地共同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并由此完成了逃离城市的现代性反思。

文学理论家派克认为可以从3个角度描绘城市：从上面、街道水平上（Street Level）、从下面。从下面观察发现城市的文化本能，发现城市人的潜意识和内心黑暗，发现街道上禁止的事物，这是现代主义的观察立场。从街道水平观察更贴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一种视城市为同类的认同感，把城市作为一种正常存在，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表达出城市人生的隐衷、委屈和真实含义，是写实主义的观察立场。从上面看则把城市当作一种固定的符号，在这种视角下城市是一种渺小的而且畸形的人造物，被包围在大自然和谐而美妙的造化之中[1]116。杨克经验主义地书写城市的方式，显然属于从“街道水平上”的描述城市者。虽然诗人十分清楚城市“真正的风景”，知道“再大的城市，都不是灵魂的/庇护所。飞翔的金属，不是鹰”，知道“有无数条道路进入生活”，但他依然对诗歌充满期望：“我从未对诗绝望，即便诗是碎裂的瓷片，我也沐浴着釉的光泽浮动的清波。诗使我置身于喧哗与骚动之中而心灵平和，获得精神的提升”[2]71。当人必须将城市作为自己朝夕相处的生存基地时，逃离城市就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杨克对城市现代性的反思，源于他对世俗生活的体认，对城市本相的描写与认知。

在杨克90年代以来的诗歌中，告知当下存在本相的诗歌占据了其创作的大部分。杨克的很多诗呈现出一种白描式的写实主义，在诗歌中展现生活的现实状态。如《天河城广场》一诗，开头就对“广场”的涵义进行了辨析，在“我”的记忆里，“广场”是政治机会的地方，身在其中的人虽然为集会激动，但往往是盲目的，像大风里的一片叶子并没有多少自主性。而今当诗人置身于广州的天河城广场时，才发现了“广场”的另一种本相——“一间挺大的商厦”，完全没有往日的政治气息。而进入广场的人，也都像“我”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诉求，“都是些慵散平和的人/没大出息的人”，他们或者生活惬意或者囊中羞涩，但不管怎样他（她）来到广场都是主动而自觉的，是充满对物质的渴望与欲念，朝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来，所以他们“哪怕挑选一枚发卡，也注意细节”。可以说《天河城广场》的书写不仅在于诗人阐释了“广场”本来的概念，更在于发现了广场上的人，不管生活惬意还是囊中羞涩，他们都具有自我渴望和欲念支配下的那种主动性，细心地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显示出城市中的人对物的一种超越与驾驭。

在生活本相之上发现另一种精神，是杨克在其城市诗歌中所着意表现的。正如他概括自己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时所说的，“90年代以降，我的诗歌写作大略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板块，其主要部分我将它们命名为‘告知当下存在本相’的诗歌，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揳入，进而展开较为开阔的此岸叙事，让一味戏剧化地悬在所谓‘高度’中的乌托邦似的精神高蹈回到人间的真实风景中，从另一种意义上重新开始对彼岸价值的追寻”[2]97。最能展现诗人这种“此岸”与“彼岸”探寻的诗歌当属《在商品中散步》。诗人开篇就特别地指出“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所以在嘈杂的大时代环境中，当人们都在追逐着物质的时候，“我”没有那种被物奴役的愤怒，而是“心境光明”“浑身散发吉祥/感官在享受中舒张/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在现代社会，现代的伊甸园就是拜物，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所以，当“我由此返回物质，回到人类的根”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新世纪的灵魂也将在“黄金的雨水中”“再度受洗”。“纯银的触觉”，灵魂的“再度受洗”，无不显示了人在物质的消费中得到的无限满足，题目中“散步”一词更是写出了生命的惬意，以及人面对商品的超越性。

面对物质的诱惑，诗人毫不掩饰对城市物质的需要乃至喜爱，并从生理的角度进一步肯定物质所带来的满足与幸福，但不管如何喜欢，他都时刻警醒着。不以高蹈的精神反对物质，亦不在物质中迷失，正是杨克对现代城市生活生理感知的切身体认。如在《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这一诗中，杨克极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身心历程，当与广告对视的过程中，在迷花乱眼中感到一种野性与高贵，但现实中“布的气味，化妆品和真皮的气味”，带给人的是“隐秘的、满足的幸福”。这种对现代城市中商品气味的满足感与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子夜》中吴老太爷对都市光影的眩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不是简单消费层面的满足，而是对现代商品文明发自内心的喜爱，是对商品文明的充分肯定。他认为商品文明与现代文明一样，像一只伟大的手推动着历史，于是人们应该感恩“铁。石油。和水泥的优良品质”。对物质文明的无限热爱，并没有让诗人完全地沉迷其中，就像他可以“在商品中散步”一样，他在精神上对工业文明保持着距离，“暗香在内心浮动/工业的玫瑰，我深深热爱/又不为所惑”。

杨克对城市的现代性反思，绝不是情绪化的简单逃离，而是生存经验之上的自觉对话。既然城市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们未来生活的中心，人们注定要远离土地，那么任何情绪的逃离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枉然。所以杨克对城市生活的现代性反思，带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意味，与赫尔德琳的“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用诗或准确地说是诗意对抗人类的现代生存，正是诗歌存在的意义。杨克在讲述进入诗歌写作的途径时特别指出，“发现不仅仅是一种技巧，也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信念”，而诗人“对存在的发现是一切写作的根本”[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特别指出：“杨克对当下城市生活的诗性描摹，如果说一开始仅仅是出于一个诗人忠实于生活的敏感性的话，后来则越来越变成一种有方向感的自觉的哲学性追求”[6]。

杨克坚持“诗是关于世界的有意味的写作”，“力图从生活现场的鲜活与高度的历史理性去整合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7]。将诗歌放在全球化语境中去思考，主动承担起话语转型的痛苦，力求触及信息消费社会新的精神话题，以鲜活的时代话语赋予那些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事物以新的意蕴，正是杨克作品及其诗观的呈现。杨克人生轨迹的改变与中国社会十分重要的转型期胶着在一起，所以，他以自我生存经验表达了对广州城市的发现、书写及思考，在中国整个社会进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杨克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在诗歌中透视了城市的本相，还在于他在诗歌中完成了一种与城市和谐相处的现代性的反思与探索，更在于他在诗歌中特别地挖掘和张扬了广州生活方式带给他的精神资源，在灿烂的商业文明中点亮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

[1]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杨克.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克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3]杨克.写作的意义[J].文学自由谈，2002（6）:48-50.

[4]孙逊,杨剑龙.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5]杨克.诗的发现——进入诗歌写作的途径和艺术方式之一[J].诗刊，2004（5）:51-52.

[6]杨克.杨克诗歌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71.

[7]杨克.杨克作品及诗观[J].诗选刊，2010（5）: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