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构：1960年代初“历史”创作思潮的意义

魏 蓓



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构：1960年代初“历史”创作思潮的意义

魏 蓓1,2

（1.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2.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历史”主题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渊源深厚，“革命与历史”的主题自从1949年以后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一。对历史的革命化书写与革命的历史化呈现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在不同的文学空间之内，历史创作主题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样态和文学体式。1960年代初的“历史”主题创作思潮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的重新一次定位，这里面有与传统儒家士人、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连续性，也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这种复杂的精神资源和现实政治的压力，让他们在稍有松动气氛的时候，就会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探索知识分子精神的本质问题。

历史主题；知识分子；陈翔鹤；《燕山夜话》；《三家村》

一、 “历史”创作思潮的形成

“历史”主题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渊源深厚，可以说“革命与历史”的主题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一。对历史的革命化书写与革命的历史化呈现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在不同的文学空间中，历史创作主题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样态和文学体式，这是审视那些“历史”主题作品的基本立足点之一。

在1960年前后，特别是1961年至1962年在小说、散文以及戏剧创作中出现了一股以历史题材为中心的文学思潮，形成了一阵“风”。刘咸炘在《治史绪论》里面说：“读史察变观风，综求其事之关系。”“风”是观察某一个历史风潮变化的重要角度。这个思潮忽然而至，也在一两年中忽然消散，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文学界的风气所决定的。1960年初的文学在“十七年文学”中看似不很显眼，只占其差不多五分之一的时间，但就是在短时间的剧烈风潮中，透露出一批作家蓬勃的思想力量。经过1956年短暂的双百方针所营造的宽松气氛， 1957年5月之后的一系列方针又让知识界的气氛紧张起来，一直到1962年前后才又迎来短暂的“春天”。一般将这短暂的“春天”当做是政治紧张气氛的一种舒缓。关于这种政治气氛舒缓的迹象，我们也的确可以从当时非常敏感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中窥见一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964年出版外国现代文学情况》中提到：“我社一九六一年至六四年共出版外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一百四十六种，其中现代文学作品九十九种，古典作品四十七种，外国现代文学占百分之六十八。由于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上级曾指示我社注意加强亚非拉地区文学的介绍；另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各国蜕化为修正主义国家，可出的作品越来越少，因此近二三年来介绍亚非拉作品的比重，逐年增加，在四年来介绍外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九十九种中，亚非拉各国占六十九种，苏联东欧二十七种（大都是六一至六二年间出的），西欧北美三种”[1]。而这“春天”的消失也是因为当时政治气氛又重新紧张起来。这种忽冷忽热的状态，使得身在其中的作家们的感觉变得非常地敏感。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的写作时间不过间隔短短的一年，就已经让他的好友陈白尘捕捉到某种气氛的变化：“当他《广陵散》写成，我在《人民文学》虽还挂名，已不当政了。但编辑部的同志一致赞赏，非发头条不可。而且出于尊重，并让我看了原稿。这自然又是篇佳作。但这时已是‘广州会议’以后了，或许由于我的庸俗，或由于我有了莫名的预感，却期期以为不可，主张暂缓发表。特别是篇末的‘附记’，说嵇康如生于今日，定然是音协的领导人云云，更似乎欲盖弥彰了。但同志们则坚持一字不改，原文照发。我既不当政，又不忍对翔鹤泼冷水，也就听之了。果然，到了一九六四年，这两篇历史小说就被批判了”[2]。陈白尘的叙述告诉我们，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之中，政治境遇的变化是非常地急速，但是为什么短短一两年的“暖流”却造成了一种当代文学史上元气淋漓的历史创作思潮，也因此值得去分析了。

这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后来备受批判的“用历史隐射现实”。这是传统文学中常用的比兴寄托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当代复苏意味着传统士人的批判精神有限度地存在，和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投枪”与“匕首”的直截了当的杂文批判精神相比，它们更内敛更温婉，更代表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重构的特质。费孝通的“早春”说依然是这种知识分子特质的恰当说明：“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目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3]。如果简单地将1960年代初的历史创作主题当做是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关系，似乎仅仅将其看成了一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文学，那么也就无法清楚，在那短短几年中间许多围绕历史主题的创作具有的超越时代的经典意义。这种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是在于它对某种模糊的传统士人精神的回归，也不是它在戏剧、杂文以及小说这些文体中共同展现了历史题材的政治功能，而是他们通过文学这种形式来重新阐释了知识分子。

既然士人精神是不可以在对于历史的缅怀或者回顾中简单地被表达，那么在1960年代初的历史题材的创作思潮中，通过历史人物或者历史笔记等题材来发挥的对于士人精神的重构就包含了其多维的逻辑空间。

二、 作为历史小说中心的知识分子

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某种创伤性记忆。萧冬连在分析1957年“反右”运动时候说：“青岛会议前，反右派斗争主要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进行；青岛会议后，深入地县两级和大工矿、中小学校等基层，进入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阶段”[4]。不过，1957年的“反右”记忆并没有构成他们不去批评的障碍，相反在1961年前后知识分子政策回暖的时候，他们内心之中存有的那种士人精神又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其实密集的社会政治和文艺运动，例如1956年双百方针、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倒逼着知识分子去思考一些深刻的自身主体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们自己不同的创作时期出现过，也在文学史上可以找到共鸣，但那都是属于过去，现在他们必须建构起一种联系过去，更着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因为有了鲜活的当代社会政治运动的经验，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虽然是历史的，但精神却关涉当代，是复杂的。在这个思潮中，历史小说常常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特别是传统士人为中心，去探讨当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例如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和《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不过陈翔鹤的小说依然是这个“历史”创作思潮中最重要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广陵散》则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对于陶渊明和嵇康的既有形象，将这两篇小说解释为某种五四精神的承接，可能有点简单的寄寓幽怀、也可能过于粗线条。时代的确造成了一种宽松的氛围——陈白尘提到的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1962年“广州会议”，而陈翔鹤这两篇恰好卡在了这个时间节点的前后。1962年是一个轻松的年份，曾经写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费孝通在这一年居然意外地写了一篇长篇回忆录《留英记》。但是，对于陈翔鹤来说，他毕竟已经不是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而是新中国的一名知识分子，是《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主编。在这两篇小说中，陈翔鹤所表现出的恰恰是这种身份变动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文学表现又不简单地是对于嵇康或者陶渊明惯常方式的现实主义呈现，而是一种“内心活动和思想特点”的呈现，是对“诗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可无论是嵇康还是陶渊明，从其思想层面很难有余意可以发挥。徐公持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记录了当年一段他们之间的对话：“我对魏晋这一段文学也有兴趣。我小时候就能背不少陶渊明的诗。陶渊明这个人真难得呀！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人太少了。他那样的真诚，那样的洒脱，什么功名利禄，都能不予萦怀，毫无挂碍。我看世界文学史上这样真诚的人也很少。中国人最讲‘面子’。是陶渊明不重视面子，他隐居乡下，但穷得饿饭了，也就坦然出来做官。为了生存，可以不顾面子不面子。一个人的雅俗区分，就在这里。魏晋时代文人标榜清高的多，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嵇康也可以算一个。（徐问：‘阮籍怎样？’）阮籍在这方面显然不如嵇康，光是看《咏怀诗》好像是清高的，但他实际上还是缺乏骨气。文人文化高，知识多，但不一定就‘高雅’。你如果计较功名利禄，你知识再多，还是一个俗物！”[5]如果不用陈翔鹤的自我陈述作为对他那两篇历史小说的归纳，而是将它们从精神小说的层面来看，对陶渊明和嵇康的精神范式的构建其细节所呈现的要丰富许多，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正是这使得这两篇历史小说超越了时代成为当代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陈翔鹤完成了对于士人精神的书写。

小说中以山巨源为核心的对话是书写嵇康精神世界的直接方式。在《广陵散》开始与向秀的对话中，嵇康说：“这封绝交书我是写过了，当然也决不后悔｡不过其中的意思倒并不在对于山巨源，而是因为我自己的不堪俗流，怕滚入漩涡中去，自己在发自己的牢骚｡写信给山巨源，只不过适逢其会罢了｡像这样的事情，依我想，山巨源一定是能以体谅的｡”最后嵇康在临刑前与妻子对话的时候说：“山巨源总算是个有识度，够得上做朋友的人呀!他懂得我，我也懂得他，所谓绝交，只不过气愤时的一句话罢了｡我们从前早就互相品鉴过，他称我为‘义理人’，我就称他为‘事业人’｡实际上，当时这样说，倒并不因为要引为噱谈的｡要真正有识度，才能有真正的事业，也才有才能去理解别人，其余的为公为卿者，都只不过是窃禄贪位、蝇营狗苟之辈罢了｡”在嵇康与山巨源之间构成的“义理人”与“事业人”的张力，就是陈翔鹤所要对于知识分子复杂性的表达，这里面既有出世的士人精神也有入世的士人精神，这之间的张力是知识分子一种客观的存在方式，而这看似矛盾的存在方式背后统一的立足点是“真正有识度”。甚至可以说，小说并不是为了凸显嵇康遇到现实政治的冲击之后：“于是他平日的那种‘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想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平静胸怀，就再也不能保持了｡”这样一种抽象的知识分子抵抗现实政治的模式。在小说中，嵇康与山巨源所呈现出的士人精神，是在与朋友向秀的谈话、与妻子的告别中表现出来的，显得尤为感人。但是，对话作为这篇小说的主体意味着叙述性的情节的后退，而嵇康的精神世界得以在一种精神对话中被建构起来，而不是依托于政治现实，陈翔鹤在这一点上虽然多次提到司马政权——但只是提到而已，它只是完成嵇康精神世界构筑的一个必要背景。陈翔鹤的朋友冯至在1940年写作的《伍子胥》，同样也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冯至那篇小说以诗化特征出名，但最重要的是，在诗化语言中呈现了伍子胥的精神世界。虽然陈翔鹤笔下的陶渊明和嵇康没有诗化语言的烘托，但是用叙述的节制让人物的精神架构呈现出来的艺术手法是异曲同工的。

和《广陵散》相比，《陶渊明写<挽歌>》对于陶渊明的书写依然是围绕着士人精神来结构情节，小说的故事性明显地增强，有了许多活泼的家庭生活的描写，没有了《广陵散》中随处可以感觉到的低气压，但是这种陶渊明的精神世界的素描显得比较单一——就是一种对政治的拒绝姿态。这种拒绝通过将其纳入陶渊明对于生命的思考而得到了哲学的升华。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翔鹤主编的《陶渊明讨论集》，这篇关于陶渊明的小说可以看做是这场陶渊明讨论的延续。《陶渊明写<挽歌>》中对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刻写，是陈翔鹤对于当时关于陶渊明的激烈论争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简单化的抵抗。如果有了这个陶渊明论争的底色，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对于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刻画，是为了回应政治化带来的文学的抽象化。在小说中，尽管陶渊明的精神世界是单一的，没有太多矛盾冲突或者灰暗面的叙事映衬，但是与它所要对话的那个历史语境来看，无疑是鲜活的。传统士人精神的重要特点是具有一种人文精神。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6]。“精光凝聚”的人文精神，看起来并不活跃，但是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时代里，这种重现的人文精神对于政治的突破，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一种主体价值的生命意义。

三、 另类的启蒙：《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杂记》

和以《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不同，《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杂记》的出现代表了另一种1960年代初“历史”主题的表现形式，让人看到了一种五四启蒙运动下的杂文写作的某种变体。它构成了启蒙与政治的复杂双重奏。1961年3月开始，邓拓化名，“马南邨”在《北京晚报》开始“燕山夜话”的专栏写作。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1962年的9月。同年的10月到1964年7月，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化名为“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发表了67篇散文。历史素材的运用是这两本著名散文集的一个基本特色。在对历史素材的不同运用中，可以看到一种当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形象的想象和实践。

廖沫沙《怕鬼的“雅谑”》涉及到《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何其芳在《毛主席和<不怕鬼的故事>》中说：“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这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给与会同志。”只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只是立足于破除封建迷信，所以提议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但是，对照起来，毛泽东指派编辑这一本意涵要比破除迷信深远。何其芳说：“他亲笔批示说：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毛主席又说：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在退回的稿子中，毛主席上一次增加的这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了几个字，改成这样了：‘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从这本书的立意来说，是有明确的现实政治的指向意义，但是廖沫沙没有回应到这种意义，而是将之与破除封建迷信相联系。以至于后来姚文元点名批评了这篇文章：“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7]但是，从文学修辞学意义上看，这篇散文在写法上其实代表了“历史”这个主题在散文中独特的处理方式。它因政治而起，但不是一种附和与重复，而是通过文学修辞将政治议题转化为一种对于民众的另类“启蒙”。这可以说是《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最为核心的特点之一。之所以说是“另类的启蒙”，是因为它既不是五四启蒙的重复，也非完全的政治宣传短章，它是一种文化启蒙与革命色彩的混合。王彬彬曾经在分析邓拓的时候说：“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8]。《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正是表现出了这种革命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复杂性。它既有传统士人精神中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后者虽然虚弱但是依然存在。这在一个以政治挂帅的文学创作年代，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的调和的散文体式，的确可以给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丁一岚曾经生动地回忆说：“当时，听朋友们说，晚上，《燕山夜话》真的成了北京许多家庭在灯光下‘夜话’和学习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文体的魅力。在《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中，邓拓从宋代魏泰《东轩笔录》中记载的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为例子，谈用人政治的问题。在《鸽子就叫做鸽子》里，邓拓运用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李时珍《本草纲目》、都印《三馀赘笔》这些材料，探索一种“鸽子”命名的博物学。这种甚或有时候“无关痛痒”的史料点缀发挥，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什么思想的分量，但是软化了政治的硬度。这种笔记体散文要等到1980年以后才又成为一种文人散文创作的潮流。又比如《讲点书法》《选帖和临池》主要讲书法问题，表现出某种“闲雅”意味。有些文章，还具有一种新闻式的文化随笔风格，如《这是不是好现象》讨论的是逛书店的问题。这些“无益之事”在政治时代其实意味着一种对于士人主体的唤醒，这种唤醒未必是批判的姿态，而是有一种在“自己的园地”里对于政治议题的软化。

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谈读书》《谈学术研究》之类都是通过历史来谈论“今事”，我们知道从1940年开始，吴晗大量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去呼应当下政治现实需要而作，这的确是一位历史学家写作上的选择，但是历史与现实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自我的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时时在意和反思。吴晗虽然在1950年的历史杂文中表现出了那样一种恰到好处的批判精神，但是他似乎在官员与学者之间不断地摆荡。这种摆荡不是传统士人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而是他似乎更愿意成为学者中的官员和官员中的学者，这种摆荡给吴晗最终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在1948年的《论士大夫》中，他说：“今日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过去时代的士大夫，过去的士大夫有若干的特性还残存在今日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里面”[9]。吴晗对传统士人甚至现代知识分子都持有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不像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批判包含着国民性的思考，而是吴晗那种“摆荡”的体现。他还说：“当两个朝代交换，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改革的时候，往往是对人的一种考验。……面对着这考验，也有许多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招牌出现，那么也让历史来考验他们吧。历史是无情的，在这考验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历史的悲剧”[9]。可惜吴晗自己用“笔”参与到了这个历史的悲剧的延长线中。1966年，恰好是产生于那个“历史”创作思潮中的《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成为了“文革”十年的序幕。

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尖锐地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随后，“三家村”中的邓拓和吴晗都在“文革”中失去生命，硕果仅存的廖沫沙在《挽邓拓诗》中悲愤地说：“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封建主义的忠奸观成为革命文人最深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可以解读成尽管他们曾经是五四之子，尽管是革命者，但是那种忠而被谤的痛苦和无奈，只有在传统的诗词形式中得到纾解。

四、 结语

1960年代初的“历史”主题创作思潮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的重新一次定位，这里面有与传统儒家士人、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连续性，也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这种复杂的精神资源和现实政治的压力，让他们在稍有松动气氛的时候，就会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探索知识分子精神的本质问题。“历史”主题恰巧就是所有方式中最具有文体包容性的一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历史写作本身在一个政治规范强烈的写作语境之中最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是一种历史知识的传达，可以是发思古之幽情，也可以寄寓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写作的比兴寄托。那时候，当北京的作家沉浸于历史小说和历史杂文的创作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则在1964年夏天完成了写作十年既可以说是传记文学写作也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柳如是别传》。这本书与他未完成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起构成了以“历史”抵抗现实的风格，通过对明末士人历史的书写和晚清政治的书写完成了一种“儒学的实践”。余英时说：“在反复研读他（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残稿，才恍然明白他晚年最后一部书为什么是写他的家世和自叙”[10]。这些或隐或显的以“历史”主题来重写士人精神的创作在1966年以后戛然而止。当 1980年来临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书写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而那时候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的“历史”主题在去政治化的写作映照下，似乎变成了对1960年代那种艰难写作的某种对比和抚慰。

[1] 刘铮.那些不存在的书[J].读书,2014(3):2.

[2] 陈白尘.一个真正的人[J].新文学史料,1987(1):21.

[3]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N].人民日报,1957-03-24(1).

[4] 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7.

[5] 徐公持.忆陈翔鹤先生[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09-14(2).

[6] 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35.

[7] 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N].解放日报,1966-05-10(2).

[8] 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J].粤海风,2004(6):37.

[9] 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85,94.

[10]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21.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Spirit: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reation of “history in the 1960s”

WEI BEI1,2

There is a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me of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The theme o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stream of literary creation since 1949.The revolutionary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ideology.In the different space of literature, it is seen that the theme of historical cre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thoughts and literary styl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60s,the “history creative thought” means the reorientation of intellectual subject.The complex spiritual resources and the pressure of realistic politics let them into a little loose atmosphere, and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intellectual spirit through all kinds of ways.The theme of history is the most inclusive of all styles.

Historical themes; Intellectual; Chen Xianghe; Yanshan night; Three villages

I206.7

A

1008-472X(2018)02-0092-06

2018-01-29

魏 蓓（1982-），女，江苏宿迁人，江苏宿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推荐专家：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

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台湾暨海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