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抑郁焦虑的关系

黄 芳 凌 辉

欺负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攻击行为，经常会发生在青少年同伴群体中，而且容易直接指向那些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群体。Olweus［1］认为，欺负是指某个学生在某一段时间内受到来自一个或多个学生持续或反复地施加的负面行为，主要包括语言上的嘲弄、辱骂、威胁，身体上的抓咬、踢打，抢夺、勒索财物等。同伴欺负则是指受到同伴施加的言语、身体、财物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攻击［2］。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青少年个体，同伴对于他们而言是除父母以外的重要他人，同伴关系是对他们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关系，故此遭受同伴欺负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可能对学习和生活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已有研究表明，遭受欺负的个体通常会出现更为显著的心理问题，具体可表现为焦虑、抑郁等，严重者可出现自杀行为［3］。

抑郁、焦虑是青少年群体中比较常见的心理问题。抑郁是指个体在面对生活学习各方面中的一些不良事件或情境的消极反应，是一种非特定时期的苦闷、悲伤或不快乐的情绪状态［4］。焦虑则是个体由于不能克服威胁、障碍或不能达到既定目标，而使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或使内疚感和失败感增加而形成的一种不安、紧张、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5］。抑郁、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多发，对他们的社会功能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危害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留守初中生是留守儿童中的一部分重要群体。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且分离时间不低于6个月的，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下，需要其他成人监护的儿童［6］［7］。根据该定义我们认为留守初中生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半年及以上而需要其他成人监护的在读初中阶段的学生。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有研究发现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比非留守初中生差［8］。留守儿童状态焦虑和抑郁明显地高于非留守儿童［9］［10］。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媒体对个别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报道导致留守儿童被等同于“问题儿童”，从而导致公众先入为主对留守儿童问题情境过度演染。孩子的身心发展与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亲力亲为地教养，而留守初中生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却无法满足与他们一起生活，而且他们又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这可能给留守初中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11］。同时，欺负事件是影响校园和谐的不利因素，焦虑、抑郁又是初中生容易出现的情绪问题［12］。关注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状况，了解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的关系，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同伴欺负有可能导致初中生焦虑和抑郁，以引起学校、家庭和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为开展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可借鉴和参考的资料，对同伴欺负事件的干预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湖南省6所初中学校的学生作为被试，共计发放问卷1100份，严格剔除无效问卷115份，剩余有效问卷985份，有效率89.55%。其中，留守初中生583人（占59.20%）、非留守初中生402人（占40.80%），男生529人（占53.7%）、女生456人（占46.3%），初一年级学生383人（占38.90%）、初二391人（占39.70%）、初三211人（占21.40%）。

（二）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问卷

2.同伴欺负问卷

采用张文新等人于1999年修订的Olweus欺负／受欺负问卷中的受欺负分问卷［13］，该问卷包括6个题目，测查传统欺负的三种类型：言语欺负、关系欺负、身体欺负。每种类型有2个题目，测查被试过去3个月内遭受传统欺负的频次，采用5点计分（“没有”计0分，“仅有1次或2次”计1分，“每个月2次或3次”计2分，“大约每周1次”计3分，“每周好几次”计4分），如果被试在一个题目上的得分大于或等于2，就被划分为受欺负者。得分越高，遭受欺负的程度越强。该问卷的Cronbach’a系数在0.61～0.82之间，重测信度在0.55～0.78之间，信、效度良好。

3.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

该量表由Birleson于1981年编制，用于儿童抑郁症状的评估。2003年，国内学者苏林雁等人对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并建立了中国城市常模［14］。原量表适用于8～13岁的儿童，考虑到中国14～16岁年龄段评估抑郁症状的量表比较缺乏，因此，中国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常模的制定者把年龄扩大到16岁。量表共有18个项目，“无”计0分，“有时”计1分，“经常”计2分。量表为负性评分，得分高表示存在抑郁，其中第1、2、4、7、8、9、11、12、13、16项目反向计分，再将各项目分相加即为量表总分。总分≥15即为抑郁状态。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3～0.65，分半信度为0.72，Crobacha’a系数0.73，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0.20～0.60之间，信、效度良好。

4.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SCARED）

该量表由Birmaher于1997年编制，1999年进一步修订，用于9～18岁儿童青少年自评焦虑障碍。2002年国内王凯等人对该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并建立了中国城市常模［15］。量表共有41个项目，“无”计0分，“有时”计1分，“经常”计2分。量表为负性评分，得分高表示存在焦虑，总分≥25即为焦虑状态。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8～0.61，分半信度为0.88，Crobacha’a系数在0.43～0.89之间，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0.43～0.74之间，信、效度良好，可作为临床诊断和科学研究的有效工具。

（三）施测与数据处理

A routine CT scan detected a right-sided enhancing mid-pole renal mass measuring 2.3 cm.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现场发放问卷，完成之后及时回收，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状况、抑郁焦虑的比较

对留守与非留守初中生的同伴欺负状况进行统计，发现受欺负情况比较普遍（留守278人、非留守202人），其中受言语欺负者的人数最多（留守150人、非留守113人），受关系欺负人数居中（留守68人、非留守54人），而身体受欺负的人数最少（留守63人、非留守37人）。在总的受欺负状况及三种欺负类型上，留守和非留守遭受欺负与否的人数分布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留守初中生和非留守初中生两个样本在同伴欺负各维度、抑郁、焦虑进行t检验，留守初中生组与非留守初中生组在同伴欺负各维度、抑郁、焦虑的得分上差异不显著（见表1）。

表1 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状况、抑郁焦虑的比较

（二）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的同伴欺负显著高于女生（t＝4.59，p＜0.001）。其中，男生和女生在言语欺负维度、关系欺负维度和身体欺负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t＝3.20，p＜0.01；t＝2.87，p＜0.01；t＝5.87，p＜0.001），说明男生遭受欺负的强度明显高于女生（详见表2）。

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总分及关系欺负类型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F＝5.10，p＜0.01；F＝9.54，p＜0.001），而言语欺负和身体欺负在年级上则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多重比较，了解到初一被试的受欺负得分最高，初一的同伴欺负总分及关系欺负类型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初三的被试；初二、初三被试的受欺负得分差异不显著（详见表3）。

表2 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3 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年级上的差异

（三）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抑郁、焦虑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法来考察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抑郁之间的相关，结果发现：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总分与抑郁、焦虑之间显著相关（p＜0.001），其中，言语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相关具有统计意义（p＜0.05）。言语受欺负、关系受欺负和身体受欺负与抑郁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01）。同样，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总分及其各维度与焦虑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详见表4）。

表4 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之间的相关

（四）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抑郁、焦虑的回归分析

控制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以同伴欺负总分及三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以抑郁总分为结果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可以预测留守初中生的抑郁情况，对其进行控制之后仅有关系欺负进入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F＝7.734，p＜0.001），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B＝0.573，t＝4.297，p＜0.001），留守初中生关系欺负可正向预测抑郁（见表5）。

表5 同伴欺负和抑郁焦虑的回归分析

同样，控制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以同伴欺负总分及三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以焦虑总分为结果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可以预测留守初中生的焦虑情况，对其进行控制之后仅有欺负总分进入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F＝15.213，p＜0.001），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B＝0.807，t＝5.677，p＜0.001），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可正向预测焦虑。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在同伴欺负各维度、抑郁、焦虑方面无明显差别，这也就是说“留守”这一状况对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各维度、抑郁、焦虑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张海芹等人对留守学生欺负状况进行研究时发现：留守学生较非留守学生卷入欺负的比率更高，留守学生相对容易成为被欺负对象［16］。但也有研究表明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幸福感、抑郁、焦虑、自尊、情绪失衡等指标）与非留守初中生无显著差异［17］［18］。对于出现这种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有，不同时期的留守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都是不同的。留守儿童刚出现时，数量比较少，对这种现象，社会、学校也没有引起关注，没给予他们及时的关心和帮助，另外身边同学大多都有父母陪伴。当只有少数人面对这种亲情缺失时，心理反差则会很大。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留守儿童群体不断扩大，留守儿童问题幵始暴露。此时，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再者身边的同伴有许多与自己一样都属于留守情况，这样心理落差就会减少，其自我认知也更为合理［19］。本研究中选取的多为留守初中生比例较多的学校，学生间的差异较小，生活学习环境差异不大。总体而言，少数留守初中生的不良心理状态并不能代表所有留守初中生，留守与否不能成为影响儿童同伴欺负、抑郁焦虑的独立因素。

通过对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性别、年级变量上的差异分析了解到，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同伴欺负情况明显较女生更多，并且在言语、关系及身体三种受欺负上，男生报告的参与水平明显高于女生，这与国内张文新的研究结果一致［20］。欺负行为作为攻击行为的一个子集，欺负行为研究伴随着攻击行为研究的发展而发展［21］。研究表明，攻击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尤其是躯体攻击行为；而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生也表现出比女生更多的言语攻击［12］。另外，在一项与英国的跨文化比较中发现，在关系受欺负上，英国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多关系欺负行为，而中国男生则比女生表现出的这类行为更多［22］。男生更多地卷入欺负可能与不同性别的人格特征、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也可能与父母教养方式、学校氛围和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

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级增大，欺负的得分呈下降趋势。这与以往研究保持一致，初中生随着年级的升高，欺负的发生率总体上会逐渐减少［20］。究其原因，初中生自我控制能力、自律性以及道德规范的内化等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进一步增强，欺负行为会明显的减少［23］。

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得知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抑郁焦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言语受欺负、关系受欺负和身体受欺负这三个分维度与抑郁焦虑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24］。欺负行为与儿童心理适应问题显著相关，欺负经历在学生抑郁、焦虑等问题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受欺负的经历可能会让受欺负者产生负性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很差，不值得被喜欢，缺少朋友的关心支持和愉快的友谊，从而导致难受、痛苦和对未来的担忧、抑郁和焦虑。受欺负者常常也是同伴不喜欢、拒绝和孤立的对象，从而也可能导致他们的抑郁和焦虑。所以，对受欺负者而言，受欺负行为本身可能会造成受欺负者的心理痛苦从而引起抑郁、焦虑；同时，抑郁、焦虑者可能因为缺少良好的自我保护能力或社会支持系统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欺负［12］。

以同伴欺负为预测变量，分别以抑郁、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抑郁与同伴欺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关系欺负可正向预测留守初中生抑郁情况；焦虑与同伴欺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同伴欺负正向预测留守初中生焦虑情况。这与李海垒的研究结果一致，受欺负程度对受欺负儿童的抑郁、焦虑水平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受欺负程度越高，抑郁焦虑水平也会越高［24］。同伴欺负是每一个学生都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对他们的社会心理适应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面对和处理同伴欺负问题对初中生的健康成长及社会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25］。所以，在实践当中需要对欺负行为进行监控和干预，通过减少欺负事件的发生来保护儿童免受伤害，以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尤其是留守初中生这个社会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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