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和斯大林对俄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问题的不同认识*

刘 昱

(大连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新经济政策问题是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对新经济政策本身，以及对施行新经济政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列宁与斯大林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不同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首先是一个“方法”，一个能够帮助他找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作为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方法，它是有效的，同时也是唯一的。列宁所要寻找的就是建设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1]73。他指出，面对着俄国还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小个体经济这个现实，俄国共产党过去把自己制定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的做法(即按照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是不对的，因而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在俄国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了他们身上。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由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1]74。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找到这一途径的方法。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斯大林认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并且在农产品的收购与工业品的采购上要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以使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不断发展。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于过渡时期，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斯大林的认识及思想的转变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一个是斯大林将苏联的粮食危机归结为富农和小农经济，另一个是，斯大林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而为变革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可能性。1929年，斯大林完全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二、对新经济政策就是实行“退却”的认识不同

在列宁的眼中，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实行“退却”的说法，只反映了表面的现象。列宁多次明确地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的错误，就是用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显然，“退却”的实质，是对错误的放弃。既然以前所选择的道路已经被放弃了，所以，所谓“退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退却”或“不退却”的问题，而是放弃错误道路，重新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具体地说，允许使用一些过去不允许使用的资本主义方法发展经济；在一些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地方转而恢复实行资本主义原则等等，这些新经济政策从表面现象上看是退却，是向后倒退，但实际上它却是一项积极的进取，是在觉察到过去走的道路行不通，即察觉到直接把小生产者——准确的说，是把不愿意服从工人阶级主张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希望保持自己自由买卖原则的小生产者——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向他们发起进攻，企图在农村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走错了，因而果断地立即放弃这种做法。这种表面的放弃，就是重新寻找另外一条正确道路的新的努力本身，就是真正的、现实的“前进”。也就是说，过去那种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不仅没有把俄国人组织起来，反而造成了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最严重的危机，迫切需要重新寻找一条可以把俄国人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新经济政策就是可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完成这个努力的方法。放弃错误的方法，采用正确的方法这个决定本身，它实质上不是在后退，而是在前进。列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把这一条看成是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来所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同时还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1]74-75

新经济政策就是在改正错误，在寻找一条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道路——那条能够与农民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的道路。列宁找到的道路，是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放弃的道路，是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他认为当时俄国应该建立的经济制度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设社会主义，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在破坏社会主义。为了纠正那种认为在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就不能搞国家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列宁做出了不解的努力，也是他在为俄国人民的幸福而耗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情。

斯大林则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在时机不成熟即在没有条件继续向富农和资本家发动进攻的时候，种暂时隐忍的“后退”行为。在他看来，退却就是暂时作出一点让步，目的是希望与敌人脱离接触，借此为自己赢得一段喘息的时间。它的目的不是寻找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而是为了能够重新沿着过去选定的那条进攻路线再一次地发动进攻而采取的策略性的、暂时的后退行动。所以，所谓退却，只是为了在形势于己不利的情况下避免吃亏而采取的战术动作而已。他说，“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2]106。在他的眼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两个的东西，相互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始终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新经济政策是在自己力量不足时不得不采取的、暂时容许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活跃并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无奈之举。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是离开列宁主义。”[3]302-303斯大林根本不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组成部分，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事业是两回事，他从来不认为新经济政策属于社会主义事业。

三、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竞赛”认识不同

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俄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竞赛”，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斯大林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所以两个人赋予“竞赛”的含义也就完全不同了。

列宁所说的竞赛，是在管理社会化的现代经济的能力上的竞赛。他说：“这是一场重大的竞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请允许或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通过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本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这个困难在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接受不可的不愉快的现实，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1]82-83

列宁不仅把这场竞赛提高到了“最后的斗争”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强调它的重要性，而且还特别声明：“我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共产主义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1]93。所谓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竞赛，就是不从抽象的政治上和感情上，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上，从共产主义所具有的经济本质的角度上，从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所能创造出的物质基础(包括人本身的能力和财富两个方面)之上才能建立起来的角度上，来谈这场竞赛。这就是列宁之所以反复地强调说，问题就在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1]93的原因。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知道这场竞赛的经济实质，明白这场竞赛的关键就在于谁能管理好经济。共产党员必须要在实践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甚至比资本家还要好。共产党员向资本家学会资本主义的管理经济的办法，比资本家还出色地在俄国建立起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就是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发起的、拼命的激烈的斗争本身。

而斯大林对竞赛的看法，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斯大林看法与列宁看法的差别在于：第一，列宁所说的竞赛，是在掌握经营企业和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方面，即在驾驭资本的能力方面的竞赛，而斯大林所说的竞赛，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经济体系即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谁胜谁负的竞赛；第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竞赛中的任务和目标，是学会经营并在水平上超过资本家，而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在竞赛中的任务和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消灭资本主义分子。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竞赛就失去了列宁所说的高度，只剩下了一个感情色彩浓重的、抽象的政治概念，而且还特别重视和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四、对于“停止退却”的认识不同

列宁在1922年俄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一步执行新经济政策建议，并得到了大会的同意。这就是：“停止退却”。

首先，“停止退却”的含义，就是侦察工作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提出停止退却，并不是因为退却本身错了，也不是因为退够了、退多了，或者退的太快了。对列宁来说，退却=侦察。而所谓侦察，就是寻找发展俄国经济的正确道路。

事实上，列宁对俄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和负责人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时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行动迟缓和极低的效率，是非常不满意的。列宁所说的“停止退却”，就是侦察任务完成了。

在提出停止退却的口号时，列宁知道，当时有不少俄国共产党员认为俄国已经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为了避免持有这种观点人误读“停止退却”的口号，错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当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借此离开俄国刚刚走上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正确轨道，而重新开始他们所主张的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施行新经济政策，表面看起来是“退却”，实际上是积极的、进攻性质的“侦察”，是列宁为寻找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而采取的正确举措，而且是唯一可行的举措。现在，侦察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侦察工作即告结束，这就是所谓的“停止退却”。也就是说，通过施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已经找到了与以前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方法完全不同的、能够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另外一种途径。

列宁所找到的新的途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的工业生产上，与国内外的资本家共同建立并经营合营公司。列宁认为，“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样板已经有了，虽然为数甚少”[1]90列宁把建立合营公司的意义看得非常高，也看得非常重。虽然俄国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要多少有多少，而且困难很大，但是同这项任务比起来，“它们全都微不足道”[1]80。通过建立合营公司，既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钱为苏维埃国家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用资本家的手来建设俄国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共产党员自己，也能在合营公司内向资产阶级学习，把资本家的本领学到手，“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1]96。这样才能管理好属于苏维埃国家的工厂企业，也才证明了共产党员能够管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列宁如此重视的建立合营公司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当列宁大声疾呼、并努力推动苏维埃政权建立合营公司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斯大林为此做出了什么努力。在刊载斯大林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去世这一时期(1917年-1923年)著作的《斯大林全集》第4、5卷中，没有关于合营公司的内容，实际情况是，其中根本就见不到“合营公司”这几个字。在反映斯大林观点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我们倒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李可夫等人“匍匐拜倒于资本主义‘威力’之前，并且为了要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居然要求对国内和国外的私人资本做巨大的让步，要求按租让原则或按吸收私人资本参加混合股份公司原则，来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命脉让给私人资本。”[4]342-343

第二，在农村和农业上，通过合作社建立与农民经济的结合。列宁把与农民经济的结合，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1]75；把既能满足农民的利益使他们乐意接受，又能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的原则，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全部政策的基础”[1]76。一句话，这是在农村“用非共产党员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1]96唯一可行的办法。与农民经济结合的具体形式，就是合作社。

其次，“停止退却”第二个含义，是停止说空话，开始干实事。

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这一年中，列宁看到，在俄国共产党内看到了大量卖弄聪明、高谈阔论、脱离实际、自以为是、自我吹嘘、只会说一些共产主义空话而不干实事的坏现象。面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令他十分的反感和厌恶的丑恶现象，列宁说，“要彻底抛弃共产党员的，或者确切些说，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和其他许多习气”[1]3。

停止空谈，停止神经过敏，停止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开始虚心学习，开始进行实际的、有意义的活动即努力办好合营公司，办好合作社——列宁把这叫做“重新部署力量”。就是说，把共产党员的力量，从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中，从令人厌恶的用共产主义华丽词藻的空谈中，抽调出来，把他们重新部署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实际工作中去。所以，停止退却并不是说俄国优秀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已经学会做一个普通店员了，而是让他们停止自己身上的奥勃洛摩夫习气的发作。

列宁提出“停止退却”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对这种小生产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感到恶心，根本原因还是列宁已经找到了从小生产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方法，即：通过合营公司和合作社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已经找到了能够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在正确道路上胜利前进的具体的方法。过去的一年中，俄国的共产党员之所以只挨揍不还手，是因为自己或者根本没有能力还手，甚至是挨揍了还不知道自己挨了揍，根本谈不上还手。现在找到了走正确道路的具体方法，就有了还手之力，知道了什么是挨揍。所以，所谓“重新部署力量”，就是要把过去由于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因此而各自分散忙乱的力量集中起来，重新部署到建立合营公司和合作社工作中去。

五、对于“进攻”的不同认识

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停止退却”这件事，却是这样记述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以后，列宁就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声言，退却已经终结，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实行进攻’”[4]340。

毫无疑问，这是斯大林的看法。按照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这自然就是在说要收复在退却中放弃了的阵地，重新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了。这种说法是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按照斯大林的理解，既然新经济政策就是先在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退却重新部署力量，以便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那么提出“停止退却”，就只能是向资本主义分子重新开始进攻。

列宁说：“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1]90-91也就是说，列宁用“战胜私人资本家”这几个字表述的观点是：要老老实实地向资本家学习，把资本家的本事学到手，在管理经济上，做的比资本家更好、比资本家更像资本家。在这里，“战胜私人资本家”的含义，就是要比私人资本家更像资本家。

应该把“准备向私人经济资本进攻”首先理解为“知耻而后勇”，也就是向揍自己的资本家学习本领，要努力从糊里糊涂的单纯挨揍中奋起——开始学习还手的本领。在这个意义上，“进攻”=“学习”，学习资本家早已熟悉的计算和监督。其次理解为“战胜私人资本家”，就是要用学来的本领与私人资本家展开竞赛，准备在竞赛中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在这里，“进攻”=“竞赛”，比赛看谁计算和监督的更严更紧。“进攻”从向资本家学习本领时开始，在本领胜过资本家时结束。

六、对“谁战胜谁”问题的解读不同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列宁提出的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解读上。

列宁强调，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到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员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所以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

斯大林又是怎样解读列宁的这个思想的呢？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总结1924-1927年期间党的工作时说：“我国正满怀信心地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正把资本主义成分排挤到次要地位并逐步把它从国民经济中排挤出去”，“这个事实向我们揭示出‘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的基础。这个问题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即在施行新经济政策后提出来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我们能够排除私商，排除私人资本家并学会经商，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化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或者私人资本竟能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制造分裂而战胜我们”[5]255-256。

总之，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办法；俄国共产党用这个办法找到了两个可以在文化水平落后的俄国建立起这个基础的手段，即“合营公司”和“合作社”。由于它们本身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但它们同时又是新经济政策的成果，是脱离了资产阶级而由工人阶级驾驭着的资本主义，是俄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以也可以说是在某种条件下被容许的资本主义。而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由于自己暂时力量不足而采取的一个战术手段；经过一年的准备后，现在力量已经充沛，应该重新发起进攻；在他看来，俄国无产阶级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向资本主义倒退，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

斯大林的观点表面看起来和列宁一致，实际上却是打着列宁的旗号，对列宁的观点进行了一番“梳妆打扮”，抽掉其原话中蕴含着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把它变成为一个表面上是社会主义、实质上却是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它只是一个穿着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