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路径研究

赵紫璐 赵庆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直在不断变革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在深化城乡改革的进程中，要抓住新时代、新机遇，把握发展症结，对症下药，同时又要借鉴过去40年的城乡发展经验与历史，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乡村，要想使城乡关系趋于平衡，必须大力支持乡村发展。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面临新境况，农村青壮年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外来务工人员，这一部分人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成了不稳定因素，这就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了新要求。同时，由于青壮年的大量移出，乡村出现“空心化”问题，一些偏远、贫困乡村的扶贫工作也进入了深水区。解决现阶段一系列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就要顺应城乡发展大势，以宏观的战略指导农业现代化进程，在此基础上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精准扶贫等方面的工作，这也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发展的新亮点。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点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体现了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乡村振兴的连贯性思路，是对过去40年城乡发展经验的良好总结，同时又是立足新时代、结合新要求、把握新动态而进行的进一步升华，是从碎片化改进到体系化发展质的飞跃。

1.1 制度体制改革先行

土地资源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新时代乡村振兴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三权”分置是对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进一步细化，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基础上加入新型主体经营，是对农村土地权利保障体系的明晰与完善。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仍然是根本原则，不容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等多部法律中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规定是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最有力的保障。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农民在土地获得、转让、互换等方面的集体意志，也重点强调了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和使用方面的知情权，是“三权”分置制度运行的前提。家庭承包是指农民家庭经营所承包土地并获得相应收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一延期与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点相吻合，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坚持家庭承包土地制度的决心。新型主体经营权是“三权”分置中最大的亮点，土地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后，允许入股、抵押和担保，这是如今农业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国家对土地流转要求不断扩大进行的积极回应，明确了经营主体的地位和角色，切实保护和支持主体在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融资等方面所需的各项权利，满足新时代农民的需求［1］。

1.2 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跟进

立足新时代，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城市工业更好发展的保障，因此建立健全的农业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自然经济的长久发展历史导致农业发展遵循的是小农经营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自古以来贯穿了整个农业发展史，如今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单位，然而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才是大势所趋，因此要促进农业领域的“机器换人”，以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在东北平原等适合进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地区，可以效仿美国农场，国家帮助企业整合农民土地，给予技术和资金支持，采取全自动化模式进行农业生产。考虑到中国广阔的地域拥有的复杂地形，在广大丘陵山区可以采用适宜经济作物生产的小型农业机械。创新符合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地进行机械化生产。

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市民化。当前，我国年均有1 000多万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这一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印证了我国城镇化的超快发展速度。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扩大的农民工队伍正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的后备力量，拉动了消费增长，是未来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接续力量。同时，他们已经成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在城市发展中贡献了力量，因此必须采取包容的态度，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进城是为了工作，因此，首先，需要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基本保障，即加强统筹城乡就业管理，以城乡双向的劳动保障站和劳动信息网为框架，跟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建档和跟踪服务，保障农民工劳有所得［3］。其次，需要动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利用现代教育、培训资源等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技能、专业知识培训，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职业素养和创新活力，使他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在城市扎根继续生活下去。要想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化，最重要的还要改革户籍制度，通过落户让他们真正找到归属感，进而为城市发展贡献最大的力量。另外，由于有些大型城市人口已经趋近饱和状态，需要发挥政府疏导功能，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中小城市的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为农民就近市民化提供便利。传统的农业人口异地市民化，由于地域限制导致了城市与乡村的聚落空间被割裂，农业转移人口只是单方面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对乡村建设起到的作用几乎为零，这实际上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这就需要我国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政策支持，通过改革农村产权制度、转变就业方式和延伸公共服务等，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逐步推动其实现就地城镇化［4］。同时，制订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发展规划来推动城市与乡村平衡共同发展。

3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大表现就是精准扶贫任务尚未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拖了后腿，这是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首先，可以通过上文所说的就地城镇化将贫困乡村纳入城乡发展体系中，利用好自身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资源能源，因地制宜地进行城乡发展规划，真正做到不同贫困乡村脱贫有自己的特色。其次，要注重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农民脱贫的动力。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其自身的不良心理和习惯；通过加强农民培训，提升其自身的种植技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最后，要加大进行农业科技生产的宣传力度，引专家进农村，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又要重视引导部分有意愿且有技能的农民工返乡、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回乡、在城市成长的各类人才下乡，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贫困农村，利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完成精准扶贫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5］。

40年来，我国城乡发展的方向随着历史的推进逐渐朝着有重点、多层次的趋势前进，这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