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格局：当代民族关系建构的重要因素

孙乔婧 李佳金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北京·海淀 100872）

族群混居的社区有助于个体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而族群隔离的社区往往会加剧族群之间的疏离和偏见，因此居住格局不仅是民族关系的反映，也是调整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影响民族关系的基本因素，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调整必须要充分考虑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才能使民族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积极发展发挥更多正面意义。在城镇化、城市改造、农民务工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当下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发生了诸多变化，并逐渐显露出对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在更深层上把握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的内在关联，引导民族关系的正面发展。

一、当前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一）当代少数民族居住格局特征

1.散杂居民族更加分散居住

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促进城市升级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由此便形成了城市规划、老城改造等各种城市建设项目，在这些项目实施中，原本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逐渐改变原有的聚居模式，随同改造项目向各个小区分散。以开封顺河回族区为例，该地区有多个清真寺，回族民众往往围寺而居，日久天长，便形成了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但是随着开封市老城区改造，该地区回民在逐渐搬离原有地区，分散到城市的各个社区，封闭的寺坊制逐渐走向了开放化。新疆乌鲁木齐同样也出现了此种情况，二道桥的改造，使得当地的更多居民搬迁到其他社区与汉族混居在一起。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城市散杂居民族居民的居住分布将更加分散。[2]

2.民族成员城市化流动突出

城镇化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更多的民众将集中到城市社区中，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是当各个地区发展的重要任务。城镇化的建设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将进入到城镇生活模式中，这就表明原本分散在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会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而进入到城市社区中，民众的居住将由之前的农村分散格局向城市社区转变。另外，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民众选择到城市打工就业，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少数民族的数量规模。无论是打工浪潮或是城镇化战略，都会推动更多的少数民族民众流向城市。

（二）当代民族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影响

少数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会影响到民族民众与本民族民众及其他民众在一定空间内的联系状态，最终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走向，这种影响不仅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

1.积极作用

由于人口优势及政治经济等因素，汉族民众往往在城市中占有绝大部分比重，随着更多的少数民族集中到城市，以及城市中原有少数民族居民的分散，意味着少数民族民众和汉族或其他民族民众的社区自然边界消失。民族民众和汉族民众更多地按照一样的生活模式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民众之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交流，有助于各民族民众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了解。民族民众之间的隔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不了解，因此才使民众之间产生更多的疏离感，在当前民族格局的城市化趋势中，少数民族民众会和其他民族民众更多接触，这为民族之间的了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少数民族民众进入到城市生活中时，其生产生活以及各种公共服务享受必然要和更多的民族之外的人群接触，为了在城市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下去，分散的城市化民族民众必然要和多方面发生关系，和其他民众的杂居也使得其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和其他民族民众接触，有利于扩大民族民众的社会交往面，为民族民众的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在民族民众城市化的流动和分散居住中，为了适应城市生活，为了和城市其他民众保持相同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民众的宗教意识逐渐淡化，没有了更多民族民众的聚居，少数民族民众对于民族身份不再那么突出和强调，而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利益的获取。因此当下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对于民族身份意识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民族民众更容易和其他民众融合在一起。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述的“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2.消极影响

（1） 复杂化民族关系

当下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为少数民族民众的流动提供了更多便利，在传统生活方式难以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时，越来越多的民族民众涌向城市地区，这种城市化流动，一方面对少数民族扎堆聚居的状况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社会中的民众民族成分更为复杂，社区人口异质性增加。以新疆地区为例，市场经济的发展，南北疆大量的民族人口涌向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以及其他经济相对发达城市。众多不同身份的民族民众分散在城市各个地区，这意味着城市内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平衡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各民族的杂居必然会使城市增加更多的民族冲突或分歧，城市社会内的民族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城市是少数民族农民流向的首选城市，随着更多的各民族人口流动，民族城市的人口成分更为复杂，相应的民族关系也更加复杂。

（2） 民族冲突隐患增加

国内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相对贫穷落后的边疆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从事着传统的农耕、畜牧或者狩猎采集业，但是在工业化背景和城镇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民众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到城市生活中，开始了和原有生产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模式。在这些人群中，大多数人是失地农民或者收入不高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一定的技能，在其进入到城市中时，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与此不同的是，城市居民大多有固定的工作，文化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两相对比之下，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阶层，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民众随即成为城市社会发展中的弱势阶层，族际差异与阶层差异的高度重叠，很容易产生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加上城乡差异、职业差异、收入差异等方面与族际差异的重叠，这种民族对立的隐患更加突出。因此随着少数民族民众在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这种对比反差将表现的更加明显，原本经济方面的差距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区域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1]

三、基于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影响的民族关系优化

整体而言，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积极的，有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但是不能否认，民族格局的逐渐变迁也为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带来一定隐患，在此情况下要使各民族在新的居住格局下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引导民族民众的居住格局建构

少数民族民众的流动更多地是由于城市规划、生计等因素，换句话来说，当前的民族居住格局变迁一定程度上并非出于少数民族民众的本心，而是由于各种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迁徙。而从少数民族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长期以来的民族聚居生活习惯，以及民族民众相对强烈的民族意识，能够和本民族民众居住在一起或者和原有的生活有一定关联，更容易使迁徙的少数民族民众安居乐业，自然也有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促成。因此要使变迁中的少数民族民众在迁徙流离中能够稳定思想，就需要在居住格局调整时充分考虑到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等，为民族民众提供一定的选择余地，保留民族民众的情感维系。特别是部分民族城市更需要充分考虑到城市民族特色的延续，对城市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尊重民族民众的情感意识，一方面，可以在城市规划或老城改造中，对于原有民族民众的居住安置尽可能尊重其居住意愿，为有意向继续居住在一起的民众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在民族民众的城市流动中，适当对民族民众的居住予以规划，使各民族民众既能够在小范围内实现聚居，又能够和其他民族民众有一定混居，既能使其在有限范围内找到情感依托，又能避免民族族群的社区隔离。[3]居住格局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居住格局方面的合理规划必然可以为变迁后的民族关系带来更多积极影响，也有利于负面影响的消除和弱化。

（二）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力度和广度

当前少数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只是民族人口的空间流动，无论人口居住格局如何变迁，民族团结的基调不能变，特别是在各民族频繁接触的情况下，尤其需要以团结思想来稳定地方社会稳定。当前少数民族民众在居住格局上与汉族民众进一步融合，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更加频繁，而民族文化的差异又是客观事实，因此很容易因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现实利益的纷争而造成各种冲突。要使少数民族民众在新的空间格局中和汉族等民族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就必须加强各民族民众的民族团结教育，强调民族团结主题。只有文化不同的各民族民众能够具有一定的民族团结意识，相应地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和抵触便会有所减少，从而促成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

（三）为民族之间的深入交往提供支持

从当前少数民族居住格局来看，城市化流动和城市社区内的分散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和汉人民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少数民族在城市内的流动性，以及民族民众自身的异质性和城市交往的工具性，各民族民众在城市内的人际关系不再像民族社会内深层次的交往，而是趋向浅层次化发展，即便是居住在同一栋楼房的各民族民众往往也把社会关系仅仅维持在见面打个招呼。浅层次的交往和接触使得各民族民众之间难以更多了解，同时由于近距离的城市生活，还容易使各方面形成潜在的利益竞争关系，反而容易促成民众之间的冲突和抵触心理，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要使少数民族民众在更多接触中减少抵触，避免冲突，就需要促进民族民众之间的深入交往，开展各种需要各民族民众通力协作的活动，增强民族民众之间的友谊和情感。特别是在当前城市民族民众人口剧增的情况下，使更多的民族民众有更多的和汉人民众共同活动、共同协作的机会，为少数民族民众和其他民众提供更多的可供交往的公共空间场域，有助于其更加深刻地了解彼此，使各民族民众的交往从简单的贸易和招呼层面上推进到更深层次的情感和了解层面，促进深入交往。[4]

（四）公平合理地解决多民族民众的民生问题

当前民族居住格局变迁下带来的各民族混居形成的各种隐患和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经济差距带来的物质不平衡和心理不平衡所造成。相对于城市原有的居民群体，新流入的少数民族民众无论在工作、收入、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各种差距，当城市内的民族民众在生活工作方面缺乏保障时，由于阶层差异和族际差异的重合，民族民众就很容易把相关问题上升为民族问题，在各种极端思想支配下，便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影响社会安定，激化民族关系。因此要对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从根源上消除或缓解，就需要各方面加强对居住格局变迁后的少数民族民众给予更多的关注，切实考虑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发展，帮助其解决各种基本问题，为其社会生活提供更多保障。在各民族民众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时，一定程度上便能够缓解民族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便是多民族共同混居，也不会因为现实利益纷争而造成族际矛盾的激化。

参考文献：

[1]魏新春.大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及民族关系的调适[J].中国民族.2016(2).

[2]董博文.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以新疆为例[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6.

[3]杜娟，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4]刘有安，张俊明.影响多民族城市族际交往的因素及对策建议——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