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杨 果 张 露

(1.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204；2.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英语系 天津 300270)

随着“钱学”研究①逐渐成为学界热点，如何对这一研究史进行分期成为了海内外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张泉将美国学界着眼于“有着超常学力和品格的钱锺书”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1946年以前、1947—1978、1979至 90年代初。［1］本世纪初，龚刚则将国内“钱学”研究史划分为“初兴期”(民国时期)、“萧条期”(1949—1979)、“勃兴期”(1979—1998)和“缅怀与深化期”(1998年以后)四个阶段。［2］上述两位学者均从钱锺书学术研究的整体情况出发，从钱锺书的青年时代开始对国内外“钱学”研究历史作出了言简意赅的归纳。但是，当我们尝试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这一视角重新梳理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研究成果时，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有关“钱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实际上起步于《管锥编》初版问世的1979年，而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则大致与其发展同步。纵观近30年来学界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则大致可以“四个阶段”和“两大主潮”加以概括。②

一、我国学界的研究情况概说

（一）内地（大陆）学界的研究情况概说

1.初始期(1979—1986年)

就内地(大陆)学界而言，毫不夸张地说，在“钱学”方法论乃至整个“钱学”研究领域，郑朝宗教授都发挥了“导夫先路”的巨大作用。郑氏很早便意识到钱锺书学术的巨大价值，于国内首倡“钱学”，［3］1979年即在厦门大学以“《管锥编》研究”为学术方向招收硕士，为早期“钱学”研究培养了一支生力军。郑氏也是最早认识到钱锺书诗学方法论价值的研究者。他先后于1980、1986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两篇文章，均从方法论角度对《管锥编》、《旧文四篇》和《谈艺录》(补订本)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前文中，他认为《管锥编》的方法论不同于比较文学，而是追求“天地间”共同“诗心”“文心”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其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并紧接着对钱锺书所“打通”的领域作了简单概括。［4］后文则认为《谈艺录》中蕴藏着“三种精神”，并对与这三大精神相对应的各种具体批评方法进行了概括:与“批判精神”相对的“充分说理”和“坚持两点论”；与“求实精神”相对的“理论上除妄得真、化虚为实”和“事实上推本穷源、博稽详考”；与“攻坚精神”相对的“研几穷理、钩玄抉微”和“中西比较、触类旁通”。并再次强调:“这‘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十个字可以概括钱锺书的全部批评方法，同时也表现出他与其他批评家不同的一个特点。”［5］两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微观层面为钱学方法论的研究作出了表率，具有示范性意义。与其师学术路径一致，陆文虎等四位研究者也以方法论为核心展开各自的“钱学”研究。1982年，陆氏撰文强调钱锺书“比较方法”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同样认为钱锺书的“比较方法”不同于“比较文学”，因其强调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追求的是中外、古今以及各种学科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值得注意的是，陆氏此文中已经提出“阐释之循环”这一重要概念，只是并未联系西学展开讨论，而是以之说明《管锥编》文体的长处。［6］而在其硕士论文《论〈管锥编〉的比较艺术》中，陆氏对钱著中的“方法”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认为前者即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贯串《管锥编》全书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后者即狭义的方法则为《管锥编》中的“比较方法”。［7］虽该此文有关“方法”与“方法论”的界定值得商榷，却是国内学界对这两个概念较早的自觉区分。陈子谦的研究明显属于陆文虎所谓的“方法论”范畴。从1981年至今，陈氏始终坚持辩证方法是“钱学”的基本方法。在《试论钱锺书“以实涵虚”的文艺批评一文中，作者即已对钱锺书的“辩证法”进行了初步分析；［8］1983年，他在《试论〈管锥编〉文艺批评中的“一与不一”哲学》一文中，［9］则分别从“相反相成”“一贯万殊”“有无相生”三个方面举证分析了“一与不一”这一哲学命题支配下《管锥编》中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其1984年出版的硕士论文中，陈氏对郑朝宗的观点——“《管锥编》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所谓‘打通’，就是指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以及整个文艺领域的普遍联系”；“毫无疑问，只有辩证法才能解释和说明这种‘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贯穿着不同学科的人文科学的交互渗透的关系。在这里，比较的方法只能或不得不降到次要的地位”。文章在呼应陆文虎观点的同时，又依次探讨了钱锺书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一与不一’的矛盾法则”和“名实论”，体现出对辩证法的切实把握和独到理解。［10］与之观点一致的又一篇论文是井绪东的《〈管锥编〉文艺鉴赏方法论初探》。文章同样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管锥编》文艺鉴赏方法论的基本特色，并称之为“立体鉴赏”方法，对其“多学科多角度多门类的鉴赏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总结了《管锥编》文艺鉴赏的民族特色。［11］另一位郑门弟子何开四，则在《钱锺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一文中专辟“《管锥编》文艺批评举隅”一节，同样对钱锺书的文艺批评方法冠以“辩证法”之名。［12］

同时期的相关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尚有《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钱锺书研究系列文章，如马蓉关于《管锥编》的研究以及赵毅衡、张文江和孙景尧等从比较文学角度对《管锥编》和《谈艺录》所作的解读；但或者因为概括过于宽泛、或者因为彼时内地(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尚处于初兴时期，这些文章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尚无法与郑朝宗师徒相比。因此可以说，“郑门”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成为了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发生期的主要代表。既然师徒五人的研究主要强调的是“钱学”方法论的“辩证”特色，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辩证法时期”。

2.发展期(1987—1999年)

1987年3月16日，郑朝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钱锺书于1979年写给自己的两封书信。由于其中一封信里出现了钱锺书的夫子自道——“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③，“打通”一时间成为“钱学”研究领域的高频词。然而，“钱学”研究者从发现“打通”到“言必称‘打通’”［13］，实际上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打通”说的发展期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期几乎重合。

1989年，黎兰在研究《宋诗选注》的一篇文章中较早引用了钱锺书书信中的“打通”说，［14］可以说开启了“打通”说的接受史。文章的特点在于以钱氏“痴气”与“打通”相联系，主要着眼于钱锺书的修辞旨趣和文艺鉴赏方法，隐隐强调了“打通”在这两个方面的体现，并将“阐释之循环”视为其表现之一。自此之后，不少研究者延续了这一思路，即:将“打通”置于钱锺书方法论的纲领位置，而视“阐释之循环”为其具体表现之一。与黎兰对“阐释之循环”的看法不同，1992年，季进在《阐释之循环——钱锺书初论》［15］一文中将其拔高至“钱学”整体描述语的地位:“整个钱氏著作系统，是一个纵横上下交叉综合研究与微观宏观本末循环研究相整合的立体的、辩证的‘循环之阐释’”，“钱锺书先生的全部著作正标志着一种独特、深刻的阐释系统的建立”，而“由‘打通’而至‘圆览’”则是钱氏方法论的特征。虽然季氏强调了“打通”的方法论功能，但他于此文中似乎并未能理清本身即具备方法特征的“阐释之循环”与“打通”的概念交叉问题。可以说，这篇文章第一次凸显了“打通”和“阐释之循环”在“钱学”方法论领域中潜在的概念指涉之争。这个“冠名权”之争引起了学界对“打通”本身的反思，王大吕的《“中西会通”与钱锺书的文化“打通说”》一文体现了这一反思的某种成果。王氏以近代思想史为考察视角，参照“中西会通”“中体西用”“西学中源”三股大潮的沿革与斗争，认为“‘打通说’与‘中西会通’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打通说’是现代的‘中西会通’论”，而“鲁迅先生在本世纪初即明确认识到‘中西会通’的不可取”。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钱锺书力主“打通”是一种无奈之举，“打通”也“难免有牵强附会”。同时，由于“通”字本身可正反互训为“通”和“不通”两义，所以钱锺书的“打通”只能是一种“通而未通的混沌状态”。由此，王氏断言，钱锺书的文化“打通说”只是“审美的真理”，不可“以学术目之”。［16］文章结论虽然武断，对“打通”的分析却也不无道理，甚至发人深省。如果说王文所引起的人们的不安是明显的，那么李洪岩、胡晓明两位学者针对钱锺书与陈寅恪“诗史之争”进行的讨论无疑增添了人们对于“打通”的疑虑。李氏认为，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作为具体方法是可行的，但作为方法论则“有它说不通的地方”，钱锺书“觇人心、征人情”的诗歌研究才是可信的方法论。［17］而胡晓明则引入“范式”概念对陈、钱学术进行分析，认为陈寅恪开创了“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钱锺书则开创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两大范式虽然表现出某种“隐含”之争，但其实各有创辟，在继承传统的“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学术的智慧。［18］李、胡两位在文章中几乎都没有提及“打通”，但其讨论的中心——“诗”“史”结合的问题却显然反映了“打通”学科的诉求。既然“打通”并非钱锺书的“专利”，我们何以将其确定为钱氏方法论的总体特征？既然同为“打通”却出现了几乎截然相反的两种取向，那么“打通”的实际操作性是否值得怀疑？可惜的是，上述研究所引发的疑问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展开，学术界便又转入对“打通说”的正面建构之中。1998年钱锺书辞世后，敏泽撰写长文《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锺书先生》，在文章第四部分“旨趣与贡献”中，将“打通”再次确立为钱锺书“一生的学术旨趣和追求”，并且从“打通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打通中西”“打通古今”三个方面解析其义。［19］党圣元也在一篇论文中再次强调“打通”作为钱锺书方法论的重要性。在吸收郑朝宗观点的基础上，党氏认为钱锺书的学术方法论包含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为“‘打通’古今、中西以及人文学科各科之间的樊篱，融通观之”；其二是“注重从具体的人文现象的考辨与诠释中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哲理、文心，以及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析解问题”。［20］这样一来，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初始期”和“发展期”的成果得到了融汇与总结，为其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而“打通说”也力压“阐释循环说”成为了“钱学”方法论的代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经有学者尝试用“阐释之循环”替代“打通”说来对“钱学”方法论进行整体描述。如1990年，何开四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出版了《碧海掣鲸录——钱锺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一书，［21］增写的《〈管锥编〉循环阐释论》一章，尝试从解释学角度论证“循环阐释”对于“钱学”方法的重要性。此外，在早期郑朝宗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胡范铸关于钱锺书现象学方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和细化，［22］胡河清对钱锺书著述方法的溯源辨析则颇具钱氏治学之灵气，［23］——二者都是能自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他学者对于钱锺书具体诗学方法如“细读法”等的探讨也不容忽视，但就这时学术界的整体而言，“打通说”的优势地位比较明显，是为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的“打通说”时期。

3.新变期(2000—2007年)

可以看到，在“钱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期中，“阐释之循环”已经开始尝试夺取最高话语权。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这一话语权斗争遂成为学界一个突出特征。2000年，李衍柱出版《时代的回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继续坚持“打通”的“总纲”地位，认为“打通”是《管锥编》的方法论基础，“阐释之循环”只是“打通说”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24］同年，季进也在论证钱氏以“现象学话语空间”为特征的“现象学范式”的基础上，再次阐释了“打通”的三个层面:“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打通“各种学科的打通”“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打通”。［25］一年后，李洲良从分析钱锺书对“‘易’之三名”的阐释出发，认为“阐释之循环”具有“现代方法论”意义，体现了钱锺书“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钱氏“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26］——这一观点显然对前面两位学者提出了挑战。200年，张文江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散论，再次强调“打通”对于“钱学”的重要意义，“钱锺书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打通’:在分科上打通文史哲在地域上打通中西。这一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钱锺书著作的最高成就所在”。与以往某些学者不同的是，张氏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对“打通”进一步展开反思并连续提出三个问题:“如何打通文史哲”“打通的方向如何”“打通中西文化在什么层面上”。在深入分析钱著中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具体应对的基础上，张氏最终指出了钱锺书某种程度上的局限性［27］——笔者认为，张文江此文是较早注意到“打通”这个词汇本身固有缺陷的一篇重要文章。青年学者何明星则旗帜鲜明地对“打通”和“阐释之循环”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界定:“实际上，正如钱锺书所说的，‘打通’也是‘方法’，它是《管锥编》以诠释人生为宗旨所形成的‘诠释循环’方法的一个方面。”“‘打通’是因为不通，无论‘打通’方法运用得如何普遍而频繁，也仍然难以使各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和愈分愈细的学科领域会通为一。所以‘打通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交流与对话才是《管锥编》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所在。”［28］无论其对于《管锥编》主旨的理解是否恰当或论述是否合理，此文将“打通”从主导地位降至对“阐释之循环”从属地位的意思是一目了然的。在就钱锺书的文学阐释思想进行心理层面的探讨后，［29］李清良于2007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集中讨论钱氏的“阐释循环”文章在对“阐释循环”作出“总纲”式论述之后认为“钱锺书‘阐释循环’论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强调打破界限而能‘通观一体’”；“阐释循环”的“运行机制”有三大“要义”，“一是打破各种界限获得一个更大的新语境，二是在相通相似的言论主题之间进行交互‘相看’，三是交互相看的结果是‘增进了理解’、‘增添了新意义’”；钱锺书所发展的与“阐释循环”相应的阐释方法分为两类，“其一，‘合观’、‘连类’、‘捉置一处’、‘比勘’、‘参印’、‘相互发明’或‘相说以解’等方法”，“其二，‘移笺’或‘移喻’法”。作者进一步指出，前一类共六种方法“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钱锺书的‘阐释循环’观念:打通古今中外，交互‘另眼相看’，从大同之‘心理’、未裂之‘道术’这一整体语境中来把握特定文本的特定主题”；后一种方法“实是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文体之间，甚至是在形象之境与抽象之理之间相互打通、彼此移释，因此最能体现其打通一切界限来进行‘阐释循环’的观念”。［30］在同年出版的著作中，李氏进一步细分了钱锺书“阐释循环”的四个层面:“其一，通观明辨阐释文本及作者全部作品，亦即在文本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特定阐释文本与作者全部作品之间进行‘阐释循环’”；“其二，会通风气与传统，亦即在作者与其所处之时代风气及历史传统之间进行‘阐释循环’”；“其三，打通各学科文献”；“其四，会通不同文化”。［31］如此一来，“阐释循环”作为钱氏文学阐释学乃至整个钱氏学术著作特征和方法论的地位得到了体系性的建构，“打通”则彻底转变为“阐释循环”的一个出发点，甚至是注脚。至此，“阐释循环说”的支持者可以说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打通说”与“阐释循环说”“暗战”的主流之外，本时期学界对钱锺书具体诗学方法的探讨同样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龚刚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角度对钱锺书在学术著作“科学性”与“审美性”之间“维持难以维持的张力”的特点与方法所进行的研究；［32］杨义关于钱锺书学思过程“会通”“慧悟”“创化”三大境界的论述和对钱氏“消解—剥离—沟通”的“基本的学术方法”的归纳；［33］刘阳关于钱锺书“以言去言”范式下“两点方法论意义”的揭示，即“言说的互见”和“言说的断章”，以及对钱氏“反体系”方法论的反思；［34］刁生虎继李洪岩、胡晓明两位学者之后对陈寅恪和钱锺书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比较等。［35］

另外，一股否定“钱学”方法论的潮流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主要代表为刘皓明和龚鹏程。刘氏从彻底否定“钱学”出发而否定了钱锺书方法论的存在。他将钱锺书与卡夫卡笔下的“绝食艺人”划等号，继而在“钱学”与绝食艺人的“绝食这种功夫”之间划等号，在钱锺书的记忆和复印机之间划等号，在“钱学”中的“补遗”与Google数据库的更新之间划等号，接着严厉批判钱锺书“完全没有历史感”、《谈艺录》《管锥编》中不存在“解释学的方法”，而这两部著作中“勉强可以算作方法论或理论的东西是一种肤浅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派的混合，然而又没有这两者所特有的对文本的严格分析”，［36］——可谓极尽刻薄之能事。虽然就钱锺书展开批评对话也是钱锺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真正的批评应当是立足于具体材料上的严肃辨析，而不是感情用事地一通杀伐。龚鹏程则以《宋诗选注》为核心，认为钱锺书方法上的问题在于“参稽史料、毛举细事，而不见大体”，这是因为“基本上他并没有发展出一个自己真正对宋诗的整体观点，去统摄、照明、解说他所运用的材料；以致鸡零狗碎地堆了一堆可资谈助的小东西”，既缺少“大判断”，“论学”又“往往显得‘不当行’”。［37］龚氏对“钱学”方法论价值的否定似乎遵循着这样一根逻辑线条:钱氏之学缺乏“体系”，缺乏“体系”自然便缺乏“大判断”，也必然导致论学“不当行”。其实，正如龚氏文中所言，钱锺书之逃避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而为何要专注于细节考订、断片分析，钱锺书本人也已经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38］至于钱锺书论学是否“当行”，张隆溪早已援引钱锺书本人的话作了回答，［39］此处无须赘言。

4.沉潜期(2008年至今)

与前一时期的风起云涌相比，这一时期的“钱学”方法论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退潮迹象。表现之一是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文章数量迅速减少，其二则是富于新意的论述难得一见。宏观把握“钱学”方法论的文章主要有赵一凡的《钱锺书的通学方法》。此文仍持“打通说”，独到之处在于从钱锺书的受教育经历入手分析了“打通说”的生成，力图赋予此说的出现以某种历史必然性。进而将钱氏具体方法分门别类为六种“总揽全局之大法”——“亦扫亦包法”“儒家辩证法”“鸟之两翼法”“通观圆览法”“脱胎换骨法”“半庄半谐法”和六种“专司布局谋篇、修辞炼字”的“小法”——“春秋笔法”“搭天桥法”“阶进法”“花开两朵法”“水中着盐法”“捉至一处法”。［40］分类不可谓不细，然而分类的标准却似乎有欠明朗。此外，12种方法之名不仅多有模糊不清之嫌，相互重叠的现象似乎也不少。就微观研究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针对“钱学”具体方法展开研究的文章，比较突出的有项念东对钱锺书解诗方法的研究［41］和何明星关于钱锺书“连类”方法的探讨［42］。但总的说来，此一时期有关钱氏诗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前三个时期相比有着较大落差，即便与同期“钱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也相对黯然，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沉潜期”。

需要注意的是，1979年至今，“钱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一条特殊的研究路径，即比较文学路径。然而，一方面因为比较文学本身的方法论尚处于建构之中，另一方面有关研究几乎都没能超越“打通说”的框架，再加上钱锺书早年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的方法与比较文学无关所造成的影响，这一路径的研究终究未能真正崛起而与“打通”“阐释之循环”三足鼎立。纵览30年来学者们在这一路径上的耕耘，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981年，赵毅衡发表《〈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一文，将“钱学”方法视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范例。［43］1986年，乐黛云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将《管锥编》视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标志，指出“《管锥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共同规律。也就是突破各种学术界限(时间、地域、学科、语言)，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此外也分析了《管锥编》对比较文学各个方面所做出的“独到的建树”，如有关“渊源和影响的研究”“双向阐发”研究和“交叉学科/科技整合”研究等。［44］1993年胡亚敏探讨了“钱学”的比较诗学特质，进而指出，“‘打通’乃钱锺书比较诗学方法的精髓之一。这种‘打通’不仅表现在文学范围内地域、时代、文类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个文化领域，体现为各个学科门类的汇通”。所以，钱锺书的“打通法”“是对以往仅强调事实联系的比较文学的超越”。［45］2006年，何明星出版的《〈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46］一书，当为国内第一部以“钱学”方法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著，其最大特色在于将钱锺书诗学方法界定为以“对话为特征的“循环诠释”。而2010年时，何氏的观点似乎有所变化。他不再强调“阐释之循环”的“总纲”地位，转而从“打通”的角度探讨钱锺书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质，提醒学界注意“打通”最重要之处在于“拈出新意”，认为钱锺书的“以‘打通’方法所进行的学术实践”，一方面“为解决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则“赋予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崭新内涵”。［47］这一观点的变化非常值得重视。总的来说，比较文学界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探讨是踏实而有效的。

（二）港台地区研究情况概览

整体而言，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与内地(大陆学界基本一致，主要观点也大同小异，但某些研究者独特的入思路径与细腻的考察方法值得重视与借鉴。如香港李贵生的《钱锺书与洛夫乔伊——兼论钱著引文的特色》一文，在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界定上同样采取“打通说”，却能够借美国思想史家洛夫乔伊(Arthur.O.Lovejoy)的“观念史学”概念对“打通”施以烛照。在详加比勘中西两大学者的研究方法之后，李氏指出:“洛氏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说明打通说的一个理论问题:打通的判准何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学知止，打通之余须知有不可打通的情况”的意见，［48］可以说是对张文江就“打通”所提问题的呼应和某种程度上的回答，的确能发内地(大陆)学界之所未发。台湾学者中，黄维樑与季进的观点大致相同，即将“打通”与“圆览视为钱锺书方法论的两大重要特色。黄氏对“打通说”的推进之处在于:在内地(大陆)学者反复强调的“中西”“古今”“学科”三大“打通”之外新增一类，即“事物内里与外表打通”，同时又将钱锺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打通”具体拆解为“中西文学理论、现象打通”“不同时代的文学理论、现象打通“不同文学类型(genre)打通观照”和“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内里和外表打通”四大层面，［49］分析可谓细致入微。汪荣祖教授在分析钱锺书史学贡献时也同样注意到了“阐释之循环”这一方法在钱著中的普遍性，并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循环”“古今间之循环”和“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三个方面加以细致解读，同时对钱锺书有关“诗”“史”的论述——“诗具史笔”“史蕴诗心”详加辨析，强调谨慎对待“诗”“史”之间令人深思的复杂关系——“诗与史本质有异，而两者复有互惠之谊，既可会通，又不可尽通”［50］，都是对钱著的落到实处、颇具功力的解读。

二、国外研究情况概览

国外学者在“钱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大致是从1961年夏志清(C.T.Hsia)《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发表之后开始的。虽然夏氏在《钱锺书》一章开头即提到钱锺书发表在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和《书林季刊》上的散文及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论述的重点却是《围城》。［51］或许是受夏氏对《谈艺录》的保留态度和对钱锺书小说的极力推崇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主要倾向于对作为作家的钱锺书进行研究，极少对其诗学著述进行探讨。直到1982年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钱锺书》一书出版，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在这部著作中，胡志德在研究钱锺书的《围城》及散文、短篇小说之外，也集中研究了其早期的批评文章及其《谈艺录》。在有关诗学方法论的问题上，这位汉学家的主要观点是:钱锺书虽然常常表现出一种渴望继承传统却又大量吸收、运用迥异于传统的西方理论的矛盾，其根本倾向却是借助西学而革新传统，因而所采用的常常是“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据此，他认为钱氏从1932年到1965年所写的批评文章虽然范围广泛，却可以从中“辨别出一个内核”，即“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理论间的关系和这一传统与中国文学在一个社会、思想动乱的时代延续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52］13-36同时，与国内很多研究者将《谈艺录》视为“无体系”的札记不同，胡志德认为《谈艺录》隐含着一个“中国古典诗学的主体”的“正题”。此外，他还特别指出了《谈艺录》将“论证严密、指涉极广的论析”与“较有抒情意味的因素”融合在一起的“论说方式”。［52］37-69可以发现，胡志德在宏观视角上是与国内学者的“打通说”莫逆冥契的。1982后欧美学界关于钱锺书诗学的研究再次归于沉寂。究其原因，一则欧美学者仍然大多倾向于将钱锺书视为小说家，缺乏对其文艺批评著作进行研究的自觉性；二则《谈艺录》《管锥编》的文体的确给相当多的学人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十多年后，《围城》的德语译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终于率先开始了对《管锥编》的研究，而其《〈管锥编〉研究与杜甫新解》一书甚至得到了不大喜欢被人研究的钱锺书本人的肯定。④这一著作对于“钱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对“逐点接触法”与“回顾法”的发现和概括。就前者而言，作者认为《管锥编》虽然在中西文化、文学之间以及人文学科之间“创造了许多新的关联”，但是这种方法并非“比较”，而是“逐点接触”，其关键点在于:在《管锥编》中，“‘主题’将永远不可比较，而只可借助一个共同的触点将它们联系起来”。至于后者，莫芝宜佳则借用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术语“regardregarde”——“回过头来自我鉴赏”——来加以说明，强调“‘回顾’的目的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初始时的思想”。［53］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对“钱学”方法论的研究均具有重大价值。到1998年时，美国的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又以巨大的毅力选译出版了《管锥编》中的65则条目，进一步扩大了该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他选篇精当，翻译也“谨严密致、一丝不苟”，正如哈佛大学出版社所言:“选译自钱锺书《管锥编》的这65篇文章，使这部有皇皇四大本的读书笔记巨著，第一次有了有代表性的英文译本。”［5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朗诺在译本前写有一则长篇导言，其中甚至翻译了钱锺书1979年致郑朝宗的那封著名信件中论及“打通”的部分，进而分析了“打通”本身包含的“从通常不会一起出现或被讨论的不同文本中找到相通或相似的东西，建立意料之外的关系”、将“对立或矛盾的”对象并置一处、将相似但不相同的对象并置一处等多重含义，以及“打通”的“用西方作品或术语对中国古代思想或文学的某些方面提出新的看法”和“研究语言、美学原则或思想的共同倾向”等多重目的。［55］虽然主要观点与我国学者基本一致，但作者对于具体概念的翻译和理解仍然为重新审视“打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艾朗诺后来又有辨析钱锺书学术方法与清儒治学方法的论文发表，［56］显示了这位学者对“钱学”方法论的持续关注。可喜的是，近年来西方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关注“钱学”方法论问题，如意大利的狄霞娜(Tiziana Lioi)博士以钱著中的意大利引文为中心对钱锺书“比较方法”进行的探讨等，［57］昭示了“钱学”方法论在新世纪西方学界的吸引力。总而言之，国外学者关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数量虽然还不算太多，却为我们推进这一研究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域外成果、必要的参照以及研究思路上的启发，从而为我们寻求新的突破提供了又一方坚实的基础。

三、当前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的困境

以上我们大致梳理了近30年来国内外有关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看，学界对于“钱学”方法论的研究能够兼顾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体现了相关学者不俗的研究实力。然而，“钱学”方法论研究的长期缺乏突破——尤其是2010年至今——也是毋庸讳言的。具体说来，当前的研究主要遭遇到了以下三大困境。

其一，比重失调。在前25年中，宏观研究几乎占据压倒性优势，最近五年则又以微观探讨为绝对主体，这样大起大落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不太合理的研究结构。

其二，概念危机。过去数十年间，虽然“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两大主潮的“明争暗斗”不乏活力，然而论述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如“打通”“阐释循环”等早由上世纪80年代“初始期”的研究者们捏出，后来的使用者大多直接加以袭用且以钱著出处为绝对真理，很少有人反思这些概念本身的局限性或是这些概念在脱离钱著整体语境之后其本身的诗学价值是否有所损减的问题，从而导致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始终受限于早期划定的框架，迟迟难以打开新局面。

其三，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相当一部分研究长期停留在对钱锺书诗学方法的罗列、复述与概括阶段，缺乏与之对话的自觉，也缺乏从中西学术史角度对其进行辨析、定位与反思的勇气，更不用说站在当代诗学立场对其当下价值与具体适用性进行追问了。由此导致的后果首先是不大注意总结前人的研究，沉溺于对前人的重复乃至自我重复的泥淖中难以自拔甚至毫不自知。其次则是研究视角的单一:表现在论题的开拓方面，是始终固步于钱著本身论域，少有学术史的全局考辨——比如对“打通”的理解；表现在对西学的比较与运用方面，则很多研究者似乎依然谨守着19、20世纪之交一度盛行的所谓“中体西用”模式，在对“钱学”方法与西方诗学方法进行“参观”时死守中学视角，以致将现代西学的众多有益探索草草化为钱锺书著人先鞭之敏锐或略胜一筹之深刻的简单注脚，既浑然忘却了钱氏“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的执着，［58］更无法做到与异质文化和他者诗学的“互补、互证、互识”。［59］再则是缺乏对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独创性的真正发现。一些声称以“钱学”方法论为研究主题的论述，在将文中的钱锺书替换为其他现代学者——如陈寅恪等——之后，读起来居然照样头头是道！这样的“研究”不仅造成了学界的尴尬，更是对“钱学”价值的极大遮蔽。如何协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比重，寻找到更富于生机的新概念以发现并解决真正具有当代诗学关怀的新问题，已经成为“钱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注释:

① “钱学”这一概念在学术界有两种理解:其一指钱锺书的全部学术成果，如陈子谦《钱学论》中的指称；其二指有关钱锺书其人其文的研究，如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一书中对这一词汇的运用。本文取第一种理解，故称“‘钱学’研究”。此外钱锺书姓名的简体字写法至今仍不统一，本文根据2013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在正文中将其统一写作“钱锺书”，但对所引文献题名中原作者的写法则不加改动，以利资料的核查。

② 正如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会看到的，对复杂多变的研究史作时间节点清晰的分期本身是有违学术史真实动态的，因为再客观的分期都将遭遇某些意外材料的挑战。本文的分期只是力求大处着眼，追踪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主潮的翻涌，以求论述的方便。具体时间段的划分只是为了提示研究史中的关键文献，并不意味着作者认同材料梳理的绝对化倾向。

③ 相关信件首见于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一文，发表于1987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一年后，郑朝宗又将此文编入散文集《海滨感旧集》出版，更进一步促成了此说的传播，详见郑朝宗.海滨感旧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24 125.两信后又于1992年发表于《钱锺书研究》，见罗厚辑注.钱锺书书札书钞［C］//《钱锺书研究》编委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97-299。

④ 参阅钱锺书为莫芝宜佳著作所作的序。见陆文虎，编.钱锺书研究采辑(2)［C］，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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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24-27.

［3］ 《钱钟书研究》编委会.钱钟书研究·发刊词［C］//《钱钟书研究》编委会，编.钱钟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

［4］ 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J］.文学评论，1980(6):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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