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谦碑》蠡测汉代碑刻隶书的书刻情境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的道德规范及审美需求、对文字实用性的功力要求，决定了汉代书法的美学风格，造就了严谨整饬、中庸规矩的隶书特征。正是因为隶书的这种美学风格成就了其作为文字存在的社会意义，以此种实用为目的而形成的隶书经儒家的融合演化，最终成为其伦理教化的工具。东汉是中国书法艺术渐趋自觉，完成隶书审美艺术转换的历史时期。东汉桓灵之际刻碑之风大兴，碑刻隶书总体风格端凝典雅、庄重严整。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曾云：“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作为儒家思想重要载体的古代碑刻文献在孔庙保存较多。现存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的《孔谦碑》（图一），具有桓灵时期碑刻典型的精致特征，以其典型的书刻语言，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意蕴，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研究价值。

一、《孔谦碑》简说

《孔谦碑》原名《永兴二年孔谦碣》，又称《孔德让碑》。镌立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七月，石灰岩质，碑圆首有穿孔，穿上有晕。高八十三厘米，宽五十三厘米，厚二十三厘米。《金石萃编》记其：“高二尺六寸，广一尺七寸，隶书八行，行十字。全碑八十二字，碑多残损，多难辨识。”无题额和界格，碣文阴刻隶书八行，每行十字，末行两字，碑文漫患严重，记述孔谦生平。行文依照常规碑刻由上而下、自右而左排列，其释文断句为：“孔谦，字德让者，宣尼公廿世孙，都尉君之子也。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升堂讲诵，深究圣指。弱冠而仕，历郡诸曹史。年卅四，永兴二年七月，遭疾不禄。”

孔谦（121—154年），字德让，曾官郡曹史，孔子二十代孙，孔宙之第六子，“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之兄。孔谦死于永兴年（154年），年三十四，则其生年当在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比其父孔宙早死了九年（参见《孔宙碑》）。《孔融别传》记载：“宙有七子，融之次六。”载于谱录者惟有谦、褒、融三人而已。

《孔谦碑》为历代金石学家所重，另《隶释》《隶续》《隶辨》《祖庭广记》《汉碑文录》《阙里文献考》《山左金石志》《金石经眼录》《两汉金石记》《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平津读碑记》等著述皆有收录。“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王澍《虚舟题跋》）关于此碑书法，杨守敬称：“以淳厚胜。”就书法史角度看，《孔谦碑》与东汉桓灵时期诸名碑相较，亦不遑多让。无论是文辞陈述和书体设计等诸多方面，《孔谦碑》都严格遵循并体现着儒家“文质兼美”的美学理念。

二、《孔谦碑》书法鉴评

汉代隶书上承古篆遗绪，下开魏晋草、楷、行书新脉，实为中国书法艺术之基石。汉代隶书碑刻从书法风格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中期以前的古拙浑穆、沉厚不扬并略带篆意；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的朴实无华但渐趋生动洒脱；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拘谨典雅而略显装饰。东汉隶书，逐渐走向一种成熟化，其字形扁阔，为主的横画一波三折，明显出现了所谓“蚕头雁尾”的笔画，富有非常美的装饰性。《孔谦碑》的章法意趣和结体、用笔、取势以“方圆兼备”为主的书法图像特征。同时，在保持“方整”风貌大框架下的风格演变或位移，进一步强化波磔、用笔力追浑朴丰厚之美，在方整古朴的结构内部，进一步强调疏密关系及笔势运动的变化，呈现出夷险交辉、情势起伏的艺术个性。此“宽博朴厚”或是掺用通俗隶书体裁，间用遒凝如屈铁之圆笔，篆意交会，刚而能韧，以朴率生动的结字取势活跃全篇。因此，《孔谦碑》具有作为艺术史的形态分析之典范作品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孔谦碑》刊立之时正是东汉碑刻风行之际，也是汉隶最为成熟、最具典型风范的历史时期。其隶书古拙苍朴，字法规范，章法严谨，是研究东汉成熟时期隶书的重要实物史料。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记载：“至于隶法，体气益多，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绲》，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孔谦碑》布局茂密雄强，气势沉雄浑厚，波磔较长，具有典型的隶书风貌，为汉隶成熟期的重要碑刻。《孔谦碑》对线的运动及其空间构造内在规律的运用，已明显达到了自觉的程度，更着重于横向开张的笔势运动，是字的空间形式变化的契机。同时，儒家思想及其审美观念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乃是建构《孔谦碑》古典艺术审美内涵的梁柱。其用笔方圆兼备，寓圆于方，笔力沉郁雄浑、朴雅古厚，整体书法风貌呈现出方正雄伟、茂密浑融的艺术特色，为汉隶丰茂书法风格的典范之作。

三、《孔谦碑》书风渊源稽考

东汉之际，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社会功用和书写心态影响了表现手段，某种形式将会成为社会普遍模仿的对象，从而固定为书写模式。石刻之书丹与书法、刻工与刻石这些在当时依附于太学、公文、礼俗、丧葬等文化之上的东西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孔谦碑》与东汉成熟隶书风格较为相近。《孔谦碑》用笔取势不乏装饰因素，如对波磔、蚕头燕尾等着意而含蓄蕴藉的表现。其章法则善于在端方整齐之中寓以字势长短、大小的参差变化，诸般匠心独运的形式、涵蕴着极为沉雄刚毅的性格美，与东汉同期中原诸碑刻相较，均是波磔分明的典型八分书体。（见表一）

（表一）《孔谦碑》与东汉同期中原碑刻书风比较

东汉是书法走向自由和标立中国书法传统的时期。以隶书、草书为代表的书艺发展迅速、流行广泛，使得习文者在对文字相当熟稔以及掌握、应用非常自如后又进一步产生审美观照。如此，书法艺术的地位得以逐步建立。东汉中后期隶书的点画、结体、章法、布局均完全成熟。隶书以其独特的体势促使了用笔、结构的变化，最终使得它孕育了草书、楷书、行书书体的产生，为艺术奠定了基础。此时，汉字隶变在碑刻书法范畴中达到足够成熟。同时，因为汉代时“隶变”“八分”的演进嬗变，才使得汉字由初时篆体的圆转笔势发展为折笔方块字的隶书，由圆入方、由繁入简，终于为楷书的出现和流行奠定了基础。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是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呈现出的内在神情。《孔谦碑》用笔布势十分匀整，气势古朴敛静，在方劲瑰丽中有清润放纵之神气。但是，并没有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当中流入匠气、也没有脱离隶书的实用立场，而是在两者缝隙之间因为书写者的个性微显而呈现另一种特质，即文字秩序的稳定与文字形态的丰富，甚至文字内涵的彰显，维持了字形的规范庄严、和谐静穆。

《孔谦碑》具有雄强朴茂、气象静穆的艺术特点，从用笔、空间布局和审美感受上又呈现出楷书特征。《乙瑛碑》早《孔谦碑》一年而作，气度高古典重，字亦刚健有风韵，为八分隶书完全规范化的极致。“八分书”作为规范隶书形成的同时，手写系统文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草化为章草；二是除去波磔，渐渐演化为楷书。《乙瑛碑》中作为汉隶最重要表现特征的波碟画显明突出。其结字，笔画排列匀整，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其中“公”“史”“月”“圣”“年”等字书写笔法与《孔谦碑》神似。（见表二）

（表二）《孔谦碑》与《乙瑛碑》书写特征比较

图一《孔德让碑》拓本全图

四、《孔谦碑》书刻情境探赜

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隶书碑刻书风逐渐朴实无华并且在点画上呈现出生动洒脱的迹象。出现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主要是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反映在碑刻上即逐渐出现略以装饰的波尾，字体时常出现垂直、横扫的气势。东汉中期以后的书风急剧转化，由端庄典雅到平正严谨，再到正襟危坐并最终走向停匀板滞，这同样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分不开。一方面，东汉中期以后，门生故吏、弟子等为尽忠于其府主、举主而立碑颂德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欧阳修《集古录·跋》记载：“汉公卿卒，故吏、门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士子重名节、重声誉的风气，刻碑颂扬就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上述社会风气下所立碑刻的内容多溢美浮夸，书风力求端庄平正，以反映所颂之人的品行。同时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汉隶最终趋向板滞僵化，失去了其特有的风姿和生气。

东汉后期，隶书成熟并于桓灵时期达至极盛。此际，在儒文化不激不励、中和为美的审美理念的笼罩下，铭刻隶书走向规范化，在结字、笔法、笔画形态等诸方面均更完备周到。官定隶书确立了典则，形成了字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广艺舟双楫·分变》）的总体特征。首先，汉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重视书法的社会风尚造就了大批书法家，尤以东汉为最。其次，大批民间书家留下的众多隶书刻石作品，充分彰显出其蓬勃的创造力和朴素丰沛的情致。再次，“透过刀锋看笔锋”，《孔谦碑》书写者当具有良好的书法技法修养和迥超常流的审美素质。据该碑书风取向推测，其书丹者应偏重于方正朴茂一路，并较精熟传统方整风格的隶书。最后，关于《孔谦碑》隶书风格生成缘由的考察，不能忽略刻工的因素。之所以汉碑“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王澍），“其变制最多”（康有为），夷考其故，与刻工的“二度创作”有密切关系。不同汉碑书法风格的生成史，是书丹者与刻工双重选择的历史。故《孔谦碑》书风的形成，实应归功于时代的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