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李丹丹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曾可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逐步被边缘化，在21世纪却“一阳来复”“柳暗花明”，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这一转机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41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42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44十九大修订的党章也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不仅再次被提及，而且写进了党章，令人十分振奋。尤其是，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文化身份，让我们重新找到了文化的民族之根。因此，探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观，能为我们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重要启示。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辩证的，即主张既批判又继承，在继承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比较了东西文化的特点，主张二者融合。他指出，两种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3]43这里他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以辩证的态度，既肯定了孔子的价值，也指出了负面的历史影响。他说：“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4]524“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4]524，因为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4]526可惜的是，孔子身后的中国人没有接受不谈神怪的近于科学的孔子，而是接受了建立礼教的反民主的孔子，所以才贻害无穷。显然，陈独秀在这里把孔子说成两个，一个是反对迷信、接近科学的孔子，一个是建立礼教、反对民主的孔子。陈独秀自然是肯定前一个，反对后一个。从这个个案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错误和消极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有批判地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的合理性，并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继承。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5]708此前，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毛泽东这种反对割断历史、继承中华文化珍贵遗产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封建文化，即一种比资本主义文化更早的文化，所以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和批判。

其一，总体批判。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谈到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不能脱离世界文化孤立看待民族文化，不能脱离世界学术孤立看待“国粹”，否则就是抱残守缺，“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4]641在此，陈独秀批评了那些拒绝外国学术、只是高喊读经的人，透露出以外国学术为参照系统来整理国学的观点，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整理国故”是一个意思，即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没有条理，只有对它进行整理，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学术，分清国粹和“国渣”。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通过对泰戈尔有关东方文化观点的批判，阐明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在陈独秀看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泰戈尔的眼中，这种特色很“高妙”，胜过西方文化；而陈独秀认为，这种特色实际上是一种“奴隶的和平思想”，造成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兵匪交迫中”。[6]456陈独秀认为，“爱”是个好东西，是人类的福音，但脱离现实却毫无意义，比如孔子宣传仁义，泰戈尔有用爱调和人类的愿望，都毫无用处：“此时太戈尔又来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6]472-473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中揭露了儒学的负面因素和消极影响，认为其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社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在儒学统治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在四书五经里讨生活，注重内心“存、养、省、查”，对客观世界熟视无睹，当然就不能发明科学知识了；而且他们看不起生产劳动，看不起对客观世界知识的研究，认为那不是君子所为而是小人之事。[7]701-702李达的结论是：“儒家学说，既然是巩固封建秩序的精神支柱，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科学未发达以及社会进步迟滞的原因了。”[7]702李大钊也认为，孔门学说是看不起劳工的，总是把他们当作统治阶级的牺牲品，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其典型表现，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3]440

其二，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李大钊指出，孔门伦理支配了中国人二千余年来的精神生活，其纲常名教、道德礼义的本质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3]434在君臣关系上用“忠”约束臣，在父子关系上用“孝”约束子，在夫妇关系上用“顺”“从”“贞节”约束妻，所以，“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3]435陈独秀在尚未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就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理念作过尖锐批判，认为其造成一种“以己属人”的奴隶人格，构成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和伦理基础。在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中，对建立在男女不平等基础上的女性伦理的批判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墨较浓的一笔。李大钊认为，过去的夫妻关系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3]435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中，李大钊认为男人对妇女的专制使得“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的精神，都没有机会可以表见”。[3]348-349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陈独秀对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批判。他在《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会演词》中指出，女子在古代要严格遵守三从，“因在家从父，……做父亲的，可以将女儿卖给人、送给人，并且他父亲要恭维人，巴结人，随便把他送人做妻做妾。……至于出嫁从夫，……做夫的不单可以命令女子，并且也可以卖，也可以送”。[6]105除此之外，“女子阶级之中，还有些同类上的压迫。好象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还有做奴婢的人，被主妇压迫，也是十分惨痛的”。[6]103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贞洁二字对女子来说是很残忍的，“连累那未字的女子，也强使他遵守，许嫁之夫死了的时候，许嫁之女就要尽那为妻的道理，服丧的虚文都算罢了，还要他替那人守节”。[7]14至于婚姻，可谓“残忍无人道”；而且，受过苦的夫妇后来都忘了痛苦，对自己的子女依然照样画葫芦，致使一误再误。[7]18

其三，对传统伦理根源的揭露。对中国传统伦理根源的揭露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大理论特色。李大钊在《乡愿与大盗》《圣人与皇帝》等文中把皇帝说成大盗的代表，把圣人说成乡愿的代表，并认为二者常常结合在一起，“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3]338。李大钊的观点，不论准确与否，在这里确实揭露出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与作为权力峰巅的皇帝的关联，透露出儒学的政治基础。李大钊还深刻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存在和变动的基础。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构造是农业经济组织，也就是大家族制度；这是中国古代一切上层建筑部门得以存在的深厚基础，也是孔门伦理存在的基础；并不是孔子配作“万世师表”，孔子的思想也不是永恒真理，而只是农业经济、大家族制度的必然产物。[3]435现在时代变了，农业经济、大家族制度逐步走向崩溃，所有的上层建筑包括孔门伦理也必然走向崩溃。[3]438李大钊的结论是：以孔门伦理为代表的纲常名教之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3]441陈独秀也说：“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6]76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陈独秀指出，各种不同的观念和制度都是由不同的社会造成的，比如：“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于农业宗法社会亲与夫都把子女及妻当作生产工具，当作一种财产，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手工已不适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当生产工具，于是女权运动自然会兴旺起来。”[6]352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词》中，陈独秀谈到妇女问题的根源，认为妇女问题“就是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6]105这是用经济原因揭示妇女问题，具有历史唯物论的底蕴。艾思奇则明确指出：“一切道德规律的具体内容，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没有永久的道德的教条”。[8]412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西学的猛烈冲击，不少思想家尝试结合西学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瞿秋白、艾思奇、刘少奇、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各自的代表性观点。

瞿秋白在《“我”》一文中提出光复中华文化，他说：“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中国文化。”[9]

艾思奇从共产主义者的角度，明确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因为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并非对旧道德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譬如忠孝节义都是传统道德的规范，共产主义者在行动中不是抛弃而是发展了这些规范，但这些发展必须先经过批判改造，剔除其糟粕。共产主义者要抛弃对君主的忠，但要继承发展和实践对国家民族的忠；共产主义者为了事业而难做到忠孝两全，但在事业允许的条件下还是要对父母尽孝；我们要抛弃不讲原则的节义，但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贞卓绝的节操和为民族利益勇于牺牲一切的义气。总之，“一切民族道德的发扬，虽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才能做到，然而它在共产主义者身上有着光辉的表现，却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8]418-419在此，艾思奇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者，他们还对传统道德作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名言，并对其作了转化和创新。《论语》中孔子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列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刘少奇认为，孔子是说自己并非天生的“圣人”，这里所谈的就是其修养过程。[10]5对于孟子的名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云云，刘少奇指出：孟子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上担当大任的杰出人物都要经历一个艰苦的磨炼过程；我们共产党员担负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任，也需要这样的磨砺，才能完成改造世界的大任。[10]5对于孟子的另一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刘少奇认为，它是正确的，有助于共产党员树立远大的目标，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10]10刘少奇认为：《论语》所载曾子名言“吾日三省吾身”是说自我反省问题，《诗经》中的名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说朋友间应该互相帮助和批评，这些道德格言具有可为共产党员所用的道德修养内容，即要想进步必须下苦功夫严肃认真地进行道德修养；但是，古人的所谓修养也包含糟粕，如唯心、抽象、脱离社会实践等，因此，我们必须把道德修养跟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0]14另外，传统道德还有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欺骗人民群众的致命缺点，而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10]16可见，刘少奇对中国传统道德采取了挖掘精华剔除糟粕的辩证态度和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应坚持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封建性糟粕也有民主性精华，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如徐特立所说，毛泽东1942年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11]。

四、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异同

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西化派思潮、以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三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批判，是三大思潮的共同点。其中，自由主义西化派是激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温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

以早期陈独秀和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吴稚晖、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检讨和批判，具有全面彻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色彩。陈独秀关于科学民主与孔教的不可调和论，其结论自然是废除孔教；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足论，直指导致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文化根源”；鲁迅的礼教吃人论辛辣而尖刻；钱玄同的废除汉字论激进得让人不可理解；吴虞揭露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密切关联；吴稚晖对国民性的丑陋之处进行了抨击；作为正宗“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从而为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开辟道路。

以“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然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对立面，他们在批判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并结合时代精神和个人的生存感受，创造了不少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中西的理论体系，如梁漱溟的“新孔学”、张君劢的“新宋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反省和批判，只不过是他们的反省和批判相对温和。如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科学、民主、个性发展等方面不如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也有很多毛病，并且已经走到尽头，而重视生命、直觉、道德等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复兴。又如冯友兰，大力提倡现代化，却认为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道德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价值，无所谓现代化与否。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不仅有温和与激进之别，更为根本的区别在其目的：前者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剔除其糟粕、发扬其精粹，重新建构立足于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后者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则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送进历史博物馆，从而实现西化甚至全盘西化。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较为接近于自由主义西化派，但显然更为深刻，因为他们用历史唯物论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存在、发展、变动的经济根源。当然，他们的某些批判也有激进成分。而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创造转化方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比较接近于文化保守主义，二者都主张批判继承，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马克思主义者的取舍标准更注重民主性和人民性，凸显了历史唯物论的底色。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正确的，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体两面”，其中的精华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八荣八耻”之“八荣”，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都透露出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底蕴。我们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懈努力。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

[3]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4]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7] 李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 瞿秋白.“我”[M]//瞿秋白.赤都心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113.

[10]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1]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