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朝野关系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

盛险峰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 230039)

有清一代学术、文章，研经者论必称乾嘉，治文者言必及桐城。乾嘉学派以年号称派，桐城派以地望立名，二者潜在地蕴含着朝野关系的对应性①乾嘉学派以年号立名，年号蕴含的时间尺度，引而申之，有时间、朝等多向维度；桐城派以地望著号，邑名蕴含了空间尺度，推而广之，有空间、野等复杂内涵。俞樟华、胡吉省认为：“桐城派虽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派，但是它的作家众多，分布甚广……几乎遍及全国，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流派。”(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如果从朝野关系视角看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清代学术发展的理路。同时，朝野这一结构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在中西关系主导下清代学术文化发生了新动向。

本文所谓的“朝野”，其观念发端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国野制度，这一制度是建构在地域空间等级关系这一基础上的。赵世超认为：“国、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统治和剥削关系。”[1]130战国时期，“依文化差异和不同族籍来划分的国人、野人的界限便理所当然地泯灭”[1]331。战国以后特别是秦以降，国野关系演进为朝野关系。国(朝)野关系体现为结构性关系。在这一结构中，除了建构在地缘关系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体现为差等外，还体现为语境的不同。如《诗经》有“雅”“颂”“风”的分类，《礼记·曲礼》云：“君命大夫与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辍朝而顾，不有异事，必有异虑”[2]1270。汉郑玄注：“朝，谓君臣谋政事之处也。”[2]1270这一结构的功能：其一是转换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3]2084，“礼失而求诸野。”[4]1746《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5]2498其二是自我调节的、互动的。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4]212，经学因得到朝廷的推崇，如日中天。经学外的百家之学则潜在民间发展，不绝如缕。二者是互动的。除了朝野互动外，在士人精神层面上也体现了互动，“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6]5011“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7]623“处江湖之远而心不离朝廷。”[8]319体现了士人身心朝野关系的互动。而徐世昌在《清儒学案序》中认为清代学术：“在朝则贞庵、环溪、孔伯、稼书、敬庵，德行而兼政事也；健庵、厚庵，通经以致用者也。在野则夏峰、梨州、亭林、船山，兼体用之大儒也；桴亭、杨园、二曲，关、闵之遗也；习斋、恕谷，艰苦卓绝，别辟门庭而不诡于正者也；宛溪、东樵、季野、潜丘，史家之才也；晓庵、勿庵，畴人之师也；西河、竹垞、尧峰、望溪，文学之选也。”[9]2可见徐世昌是以朝野来论述清代学术概况。

一、“稽古右文”：汉学由“野”入“朝”

从朝野关系视角看，探讨乾嘉学派的形成，自然离不开清代朝廷右文政策，而以“稽古”为特征的这一政策,使清代汉学地位由“野”向“朝”转化，这是该派被后世以“乾嘉”为名的原因所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上谕：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10]1

清代学术之盛离不开朝廷的推动，同时也是朝野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从朝廷上看，乾隆皇帝上谕中所列“考文”诸事，作为政治导向，引领风气，这形成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特质。“清开国以来，御纂诸经为之启发，由此经学昌明，轶于前代，有证注疏之疎失者，有发注疏所未发者，亦有与古今人各执一说以待后人折衷者。”[11]1“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10]275。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本身来看，在清代初期理学的程朱与陆王之争的同时，学术在民间也出现了新趋向，即“实学”的兴起。因此，从时间上看，清廷政策则顺应了民间学术发展的趋势：

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朏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我朝开四库馆，凡检讨所著述，皆分隶各门，盖重之也。[12]543

经浙江萧山毛奇龄、浙东万斯大、浙西胡渭、江淮之间顾炎武、阎若璩等倡导，汉学作为清代学术的新趋向，首先从野的层面体现出来，清代“实学顿起”是对宋明以来儒学“空文讲学”和研究方法的反思，这一现象更多地体现为学术本身演进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朝廷又以汉学为旗帜，实事求是，汉学蔚然兴起。至于清前期右文政策与民间汉学兴起的朝野互动，可从戴震的人生际遇窥其一斑：

(戴震)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孙师之。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13]672-673

上升到时代的高度认识，戴震这一人生际遇反映了汉学由“野”入“朝”的地位变化。戴氏学问，为朝廷钱大昕、秦蕙田所推崇，其本人又被朝廷王安国延致家塾，课训子弟，再定交于馆阁通人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戴震之名、之学“海内皆知”。在这一过程中，朝廷大臣作为朝的一方对戴震学术的认可，既表明戴震由野入朝，也表明汉学由野入朝。而随后戴震入四库馆则是汉学由野入朝的重要标志，这在清代学士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对此章太炎论道：

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14]157

章氏指出戴震入四库馆后，对学术风气的影响，尤其是朝中文士与经师的地位与关系发生变化，同时也分析了桐城派文士宋学根柢的薄弱以及姚鼐与戴震个人关系的瓜葛。但无论是汉学的由野入朝，还是汉学者由野入朝，与乾隆时期的“稽古右文”政策是分不开的，而编修《四库全书》作为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不仅促进了汉学的发展，由野入朝，而且也使清代汉学烙上乾嘉时期政治的痕迹：

大学士刘统勋等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原派纂修三十员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又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请派为纂修。又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更资集思广益之用。”从之。[15]20720

当然，《四库全书》修撰也符合清廷人才观念。据《御制重刻十三经序》：“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15]11909清廷正是在“敦崇实学”“经义明”“儒术正”“人才昌”这一逻辑下，鼓励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汉宋之争暂告一段落。“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16]590正如梁启超所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17]2

3.3 经过验证，建立的NIR光谱双模型稳定可靠，简单易操作，准确率高，既适用于监管部门利用药品检测车对药材市场的雷公藤样本进行快速筛查，也可以帮助药企实时、快捷地监控雷公藤去皮减毒工艺水平。

如果从“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来看这一文化现象，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缘”当是朝廷的政治推动。“汉学得朝廷优容，大张其军，如日中天。”[18]45“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19]612乾嘉学派得以名之“乾嘉”，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其一，朝廷“稽古右文”政策。汉学者生逢其时，由野入朝。汉学在乾嘉时期学术成就卓著，与朝廷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因而具有时代的标志性。其二，清代学术以整理和总结为特征。朝廷修《四库全书》等丛书，汉学者的治学方法符合朝廷需要，进而使汉学研究方法在清代整理和总结的大背景下，具有专门之学的特征。其三，儒学发展的结果。宋元理学已使儒学发展臻于极致，事物发展至极必反，学术思想也不例外，而汉学者在民间潜心学术，代表了儒学发展方向，推动了儒学在清代发展到新阶段。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欲扬其波必浚其流，欲疏其流必察其源，而清廷政策和文化事业与汉学者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成就，政治与学术互动，朝野关系的调整，使清代汉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梳理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具有朝的特色的乾嘉学派作为一个研究现象在清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学术史中突显出来。

二、“天下文章”：桐城派以“野”观“朝”

从朝野关系的视角看，乾嘉学派的出现离不开朝廷的推动，桐城派的形成则主要在于民间的建构，其中桐城籍作家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是桐城派与乾嘉学派的一个主要区别。二者标志性事件分别是戴震入四库馆和姚鼐退出四库馆。这种民间建构自然离不开其辞章之学，即当世所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20]118，虽是出于朝廷上个别士大夫对清代文章地域格局的评论，但天下文章在桐城与桐城文章在天下，则体现为民间建构特点，这是桐城派发生的历史逻辑。对此，服膺于桐城派的曾国藩有过深刻的论述：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19]610

以上论述，曾氏指出了桐城派发生的朝野依据。这里“乡先辈”方苞、一直在民间的刘大櫆、告退的姚鼐，民间元素促成了桐城派的发生。姚鼐教授弟子，使桐城作家主张的文章之学突破了地域藩篱，向学派转化。深受桐城派影响的曾国藩，其对桐城派的认识应更具历史的经验性，从中可以看到桐城派建构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望，方苞、刘大櫆、姚鼐同为桐城人，同邑先贤的影响不可忽视。二是家学，姚鼐学问受其世父姚范的影响颇深。三是师传，刘大櫆与姚鼐有师生之谊，姚鼐受刘大櫆的影响。四是教育，桐城派在民间通过书院教育，培养了人才。以上四点表明桐城派是地缘、血缘和学缘等因素集成作用下的结果。其中，刘大櫆与姚鼐的关系既体现师传又体现了地望，而姚鼐告退四库馆后，主讲钟山书院，门下著籍弟子既有桐城人也有非桐城人，正是桐城派学者通过讲学、培养弟子的方式使桐城三祖的文章之学“天下”化，突破了桐城地域，从而形成了“天下文章”在桐城，桐城文章影响天下的局面。而桐城派之所以能够影响清代文坛，绝不仅仅是桐城作家的古文作品之精妙绝伦，而是古文理论(古文法)具有总结和整理的学术特征，这在清代独树一帜，并经姚鼐集其大成，进而为天下所效法，这是桐城派形成的重要标志。

通过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的叙述，可以看出桐城派以邑名派的诸多因素。“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20]114。这实际不仅道出了同邑方苞、刘大櫆之间建立了所法、所变的学理关系，而且也指出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即桐城派成名因其有所法、有所变，更重要的是成为被所法、所变的对象。姚鼐把“天下文章”出自桐城视为儒士兴的体现，从佛、儒代兴的逻辑认识这一现象，并以“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20]114这一地理环境加以阐释。姚鼐以上认识“为乡人道焉”[20]114，可见同邑乡土的因素。

乾隆之初，中原渐即平定，文物日盛，为古文者亦渐众。于是安徽桐城有方苞者起，继汪琬而上溯归、欧、曾、韩；研究有得，乃制定义法，以为标目，传授日广，士渐从之。刘大櫆习其术，授之姚鼐。鼐亦宏肆紧严，足振望溪之学。自是天下闻风向往，其道遂遍各地，世因称之曰桐城文派，以方、刘、姚三氏，皆桐城人也。[21]14

姜书阁认为桐城派方苞为开宗立派者，刘大櫆、姚鼐发展了方苞文章之学，然后天下闻风向往，因而称为桐城派。从朝野关系解读这一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方苞在朝，而刘大櫆在野，姚鼐由朝转向野。

姚鼐从伯父和刘耕南习古文法“少究其义”，而“游宦”期间，益无暇深究古文法，至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又受刘大櫆影响，到扬州传授古文法。从朝野上来看，桐城派的古文法是桐城三祖在朝廷和民间建构起来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桐城三祖作为“天下文章”的代表人物，从时间上前后相继，自然突出了地望的同一性。

从政治上看，桐城派的形成是桐城派作家以野观朝自觉追求的结果。清代初期士子在朝代更迭之际，尽管受经学熏陶的士人与前朝有不可斩断的文化情结，但清初文化政策和一系列的文字狱，终于使大部分士人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进而“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2]1626碰撞出新型的合作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桐城作家致力于古文，“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23]10270这表明：一方面通过文章阐发宋学的义理，体现出文章在道和道统的作用；另一方面，标榜经世致用，突出文章的现实功能，达到文章与政通的目的。前者使桐城派经学与文章有了源流的关系，后者使文章与政治产生了必然的联系。二者符合庙堂声音，“嗣后作文者，务宜沉潜经义，体认儒先传说，阐发圣贤精蕴，务去陈言，辞达理举，以蕲合于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轻心。”[15]23159因此无论是桐城派文章还是以此来建构的桐城派古文理论，都体现出以野观朝的文化和政治诉求。这与乾嘉学派形成了朝野的学术文化互动，实际上是儒学的“道问学”和“尊德性”的互动，二者都统一在清廷政治这一基础上。

三、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朝野转换及清代学术新动向

从清代学术文化的朝野结构上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体现出了整体、转换和自我调节的演进特征，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乾嘉学派与桐城派二者在朝野关系上体现为整体性。政治上，乾嘉学派彰显出时代性及桐城派的经世主张，无论是处于朝的乾嘉学派还是立于野的桐城派，皆与清廷有直接的关系，这决定了二者朝野关系的整体性；文化上，乾嘉学派和桐城派，虽各渊源有自，但皆可归之于经学，在经学发展史上二者体现为整体性，这一点姚鼐在其论“学问”之事中得到阐释，“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20]61姚鼐论学，超出了儒家传统对学问的认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朝野关系结构的整体性。而其所谓的“学问”因囿于经学语境而有失于偏人文性，所以除了具有总结性的古文理论外，从文学角度看并不是一种鲜活的理论。

清代学术之变、之争，体现了朝野地位的变化和转换。而学术之升降，纵观儒学发展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10]1，儒学“六变”*《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阐明儒学“六变”，皆有其“过”，后世学者以其“过”为弊而生出清代学术的门户之见，如梁启超认为的清中期的宋学与汉学之争；其实汉学与宋学关系更为复杂，钱穆认为“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第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暴鸿昌认为不应以门户论(《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把宋学与汉学关系对立化和简单化。表明儒学作为学问及其阐释学的发展，其主要理路在于对儒学文本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即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至宋代，儒学经朱熹和陆九渊等阐释及其朝野地位转换，“尊德性”的儒学已成为官方哲学，影响宋元明；而经明清之际顾炎武等对儒学“道问学”的发展，使被认为琐碎之学的汉学进一步发展为专门之学，其科学性得以彰显。而后者经江永、戴震、王念孙父子等努力，并在清廷推动下，至乾嘉时期达到了巅峰，成就斐然，难以逾越。这一现象在王国维看来，“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一变也。”[24]574梁启超则从学术对话角度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25]120相对于乾嘉学派，桐城派所秉持的宋学渐趋式微，此时汉学与宋学可作朝野观。在这一学术地位的转换中，桐城派由对经学的观照转为对古文的观照，突显了经世致用的功能和古文理论的建构特点，与乾嘉学派形成了朝野关系上的互动，而其地域空间特征则突出在这一关系的互动之中。就桐城派的古文主张而言，既是桐城籍作家的学术自觉——“正是在汉宋之争中，姚鼐萌生了开宗立派的意识，重新把为学重心从考据调整到早年溺爱的辞章”[26]45，“汉宋之争成为桐城派建立的根本动力”[26]45，也是桐城籍作家的政治自觉，是朝野关系结构中以野观朝的必然结果。至于为什么发生在桐城，前以擅长古文戴名世的悲情开始，继以同罹此祸的方苞也擅长古文，刘大櫆潜身民间，姚鼐退出四库馆，几代桐城籍作家相继并通过朝廷、民间、师承(教育)、地域等途径建构的结果，找到了士人与当朝的结合点，这就是经世致用，使古文及其古文理论赋予了时代价值，而宋学的义理又有利于推动古文理论的建构，这作为古文理论的核心价值和目的所在，是解读桐城派的关键。

但乾嘉学派正如其清晰时间的阶段性，至道咸时期，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的朝野关系又发生了变化。此时桐城派作为对朝廷认同并极力推崇经世致用，因时代变化，得到朝廷士大夫的推崇。“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以前逝，曾亮最为大师；而国藩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于文推挹姚氏尤至。于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23]13426进而使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朝野地位发生转换，符合清廷的政治需要，而这正是二者朝野地位转换的关键。就观照经学而言，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是在清代学术总结和整理的过程中，汉学与宋学的对话，二者的工具意义是汉学比宋学更符合清廷“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更适合学术总结和整理的需要。对此学术之变，章学诚认为：

自康熙中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三十年来，学者锐意复古，于是由汉唐注疏，周秦子纬而通乎经传微言，所谓绝代离辞，同实殊号，阐发要妙，补苴缺遗，可谓愈出而愈奇矣。至四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一时所谓《尔雅》《三苍》《说文》《玉篇》《康韵》《集韵》之书，裒然盈几案间，而中才子弟，亦往往能摘谄謟商啇之悮，则愈盛矣。[27]695

章氏从“衣食之业”考察学者专注对象的变化，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这表明康熙时“杂学”不为士人重视。其实，梁启超认为乾嘉学派是朝廷推动的结果，这一认识则更为深刻：

清高宗席祖父之业，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修《通礼》，日不暇给，其事皆有待于学者。内外大僚承风宏奖者甚众。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17]98

而在道咸之际，朝廷和民间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桐城派的经世致用和对民间的控制能力成为朝廷的需要。而乾嘉学派的衰落，在晚清出现了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在民间兴起，为近代中国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源泉。

从自我调节上看，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皆与时俱进、与政消息，既体现了朝野结构的整体性和转换性，也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进行自我调节。尽管乾嘉学派得到朝廷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与代表乾嘉学派的古文经学相对应的今文经学，经过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推动，使清代学术为之一变，这一今古文之争，表明儒学学问在民间的转向。这种由学问的本身到学问的功能，表明儒学本身的自我调节，同时这对清代统治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当朝野关系结构被全球视野中西关系结构所冲击时，中国文化演进的朝野互动则让位于中西文化的互动，而这一转变使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朝野地位又发生了剧变，桐城派除了汲取乾嘉学派的精髓为我所用外，因其标榜经世致用而得到朝廷士大夫的认同，使朝廷出现了由经术致治到文术致治的转向，体现了自我调节和朝野地位的转换。但无论如何，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自我调节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互动中，学界对这一朝野关系结构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近代的志士仁人在认识、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从全球视野即从中西关系的结构中去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而乾嘉学派和桐城派这一朝野关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面临着西学的冲击，进而中国学术的朝野结构转换为中西关系结构，中国以“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儒家学问受到挑战，在中西关系中体现了清代晚期的学术转向，这种新动向，影响着此后中国历史。

但是，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在清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印迹。乾嘉学派遗留下来的除了总结和整理清代学术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之外，“清代学术，以整理和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其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征者，则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28]1其研究方法已成为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主要范式。而桐城派对清代文学的贡献，其古文成就虽不能与唐宋古文成就相媲美，但其古文理论则体现出了总结和整理的时代特点，这一成就远迈古人。随着西学的科学和民主这一新鲜文化血液输入中国，乾嘉学派的科学精神见绌于西学，同时白话文的推崇，也使桐城派古文主张堙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但其对清代辞章之学的贡献，仍然是清代文学星空中最璀璨的一个明星，其文艺理论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不能用其文不合时宜来加以认识的。

综上所论，从清朝野关系结构来看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发生、演变，一方面一部分汉学者受“稽古右文”感召，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撰，蔚为一代之学，成为乾嘉学派；另一方面，饱受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所牵涉士人的煎熬，此案对桐城籍士人影响甚巨，此案由于康熙皇帝的“英明”决策，使桐城籍士人产生对朝廷的认同，并从宋学转向了古文的推崇，发挥古文的经世致用，二者的发生皆与清廷政策有关，是与政消息的产物。由于清代学术时代背景由朝野结构向中西关系结构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变局，而中西关系结构中中国学术出现了新动向。今天再认识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个千载难逢的起点。同时也应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朝野结构中，朝只有顺乎野和时代的趋势才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1]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2] 礼记正义[M].[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春秋左传正义[M].[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东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论语注疏[M].[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 全唐诗[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7] [北宋]范仲淹.范文正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明]龚诩,撰.野古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徐世昌，等,编.清儒学案[M].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 [清]永镕，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 [清]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12] [清]阮元.揅经室集[M].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 嘉定钱大昕全集(9)[M].[清]钱大昕,撰.陈文和，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5] 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姚莹.东溟文外集[M].续修四库全书(9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8] 陈祖武.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J].贵州社会科学,1992，(7).

[19]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5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1] 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M].王云五,编.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22] [清]姚鼐,纂辑.古文辞类篹[M].胡士明，李祚唐，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3]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 王国维.观堂集林[M].彭林,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6]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27] [清]章学诚.章氏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8]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