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国际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分析

杨 青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100044）

“美国优先、重振美国”是特朗普政府施政纲领的核心目标。新冷战思维引发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其体现。贸易摩擦自今年3月份开始，中美间经历了多轮谈判，起起伏伏，均告失败。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和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和10%（2019年元旦前这部分提高到25%）的关税。面对美国的变本加厉，中国针锋相对，同步采取了反制措施。

一、马克思对资本本质属性的揭示

资本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马克思认为它具有一般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人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这里所说的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是指任何资本都能够在劳动力的等价交换之后，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剩余价值来，当一定量的价值具有这种特点时，它就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认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2］。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内部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仅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还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针对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只把资本看作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条件的看法，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的本质，他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3］577资本是活劳动和物的结合，它是一种“以物的形态为载体的生产关系”。

由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和自由竞争的外在压力形成了一种机制，促使资本到处寻找生长的土壤，到处落户，驱使着这个社会不停地运转。资本不断扩张的本性体现为资本的国际化，它的核心与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上的扩张。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3］5-77。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欧洲建立起来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血腥扩张和资本的国际化，这种生产关系开始被推及全球各地，这种资本的扩张客观上消除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使世界连成一片。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空间扩张在国际关系中的三个表现和影响：

1.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超过其自身司法领域的扩张，即殖民主义扩张。马克思认为，这种“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殖民制度形式的扩张，对新生资产阶级而言十分重要，它“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4］。对殖民地国家而言，它主要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它把殖民地国家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3］65，并使殖民地国家遭受殖民国的奴役和掠夺，同时，它也使“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3］2，也有着“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3］70”。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上的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在全球建立，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不同地方的复制，使接受资本输入的国家成为输出资本的国家的从属或附庸。资产阶级通过不平等交换和资本输出，使落后国家成为主要生产初级产品的殖民地商品经济体，“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36。

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上的扩张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认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3］265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这个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此，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借助于资本这一形态来实现，资本本身也就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列宁所论述的，“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当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5］。

二、资本的扩张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资本逻辑以及生产逻辑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究，揭示了世界历史思想的本质内容。世界历史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增值的必然选择。因此，从宏观和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其生前及去世后世界上资本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从理论和现实逻辑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阶级关系，当这一关系越出国家的范围的时候，资本就表现为国际关系，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

13世纪后欧洲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等技术方面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15世纪之前的东方国际体系是以少数封建大国为中心，以“册封”和“朝贡”为手段，与周围各国建立藩属关系，而周围各国相互之间一般不发生直接的联系。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16世纪后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先后霸占了东方的海权和商业，印度、印尼、中国、日本都成了殖民者掠夺和侵略的对象，古代、中世纪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逐渐被打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这是全球化的开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这也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欧洲的扩张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合股公司（比如东印度公司等）的激增而加强团结，扩张速度也迅速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的，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无法与之抗衡。这样，由于资本的扩张和掠夺，至19世纪末，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建立起来。

国际资本的流动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二战后，世界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作为调解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应运而生，人类在经历浩劫之后跨越国界有组织地推动着自身的发展，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得到巩固和推动。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及以外汇、资本和贸易三者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确立了战后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签订后先后完成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许多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互利互惠的协议，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二战后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是雅尔塔体系，其特征是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对峙。政治上，世界被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集团分割开来；经济上，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在华约集团内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而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人们都在思考苏联最终崩溃的原因。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资本的国际化运作需要在尽可能广阔的市场里优化配置、高效运转，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割裂了人类世界体系，进行封闭的行政化运管，无疑是背离经济发展潮流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面对浩荡的全球化浪潮，曾经辉煌一时的欧洲要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依靠着整体的力量走向一体化，使资本在一个更大的舞台自由运作，从而推动其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二战后，战败国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改造，调整了国家战略，奉行“先经济后政治”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且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全球资本运作的背景下，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跨国经营迅速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急剧增长，速度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快得多。日本紧紧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西欧崛起的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次爆发美元危机，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又通过向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最大产油和输出国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换得了沙特所有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的优惠，从而建立了石油美元体系。由于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各国不得不对美元及美国的国债产生强烈的需求。美国因而在金融战略上一直占据着全球制高点。

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的演化、世界格局的变迁与资本的运作及作用密不可分。

三、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

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下，世界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资讯具有强劲的穿透力，因特网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同时，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暴恐问题等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促使人类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苏联地区及东欧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际格局的深化更加促进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1995年，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成立后，其规定内容除商品货物贸易外，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贸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经营、金融、科技、信息及市场等领域的全球化，它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一样，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它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和运作的过程，是人类社会正在兴起并迅猛发展的一种历史形态，同时也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物质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一次巨大的整合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关系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出现的潮流趋势，它不是一般的资本扩张，它是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组合。从本质上讲，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的巨大进步。

“国际政治关系始终受国际经济关系的左右，平等与民主取决于自由，资本全球化的自由度决定国际经济关系的民主化程度，因而也就决定了国际政治民主化的程度”［6］，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资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它们包括：冷战结束后资本的全球运作使各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不仅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加快了人类相互融合的趋势，而且，改变了国际竞争的传统规则，变“零和”规则为“双赢”和“双输”规则，创新了国家安全观，推动了多极化合作和多极化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促使相关国家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从而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南南合作，起到了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全球化还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发展市场经济增强了经济活力和国家竞争力。国际竞争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因，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只有以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极”［7］，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融入世界潮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2001年，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因为拥有广阔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到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在经济长足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绘制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蓝图。

四、贸易摩擦背景下再看资本与国际关系

霸权的不断更替与多极化的兴起，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

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引起了霸权国家的多方猜测。当前的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是贸易逆差问题，其实不然，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策略性谈判背后，其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越来越清晰。从2015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调整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去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国博弈被放置到战略优先方向的第一位，中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在今年年初美国先后出台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等文中都延续了对中国不友好的基调［8］。贸易摩擦是特朗普战略上对华施压的一张牌，也是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的具体体现。特朗普选择了几十年前的、违背历史潮流的办法——关税壁垒来进行贸易战，试图以此来平衡贸易，并给其他国家施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保护关税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阶段的必然选择，为的是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是资产阶级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在国内实现自由贸易的手段［9］，是“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10］。这是在几十年前就被各国共同协议抑制了的，是违背资本和国际关系惯例、违背历史趋势的。

在高科技方面，尤其是核心领域及核心技术方面，可以说美国在全球整体拥有绝对优势，美国不能容忍中国超越，为此美国一直在相关产业出口及知识产权方面关口很严。当前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加关税的领域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贸易摩擦的本质是由文明类型、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

在特朗普“不靠谱”外交及贸易摩擦的背后，是美国全球霸权的疲态。纵观特朗普多次的弃约、退群、不讲规则和信用，以及与中国甚至全世界搞贸易摩擦等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其策略是：既然国际秩序无法满足美国利益，索性就推倒重来，制造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纵横捭阖谋取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大嘴巴的外资策略与美国撕裂的国内政治，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把世界搞得更乱，才能让美国显得不那么乱，也才能维持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特朗普的盲动外交绝非回归老式孤立主义，而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堕落形式，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和在全球事务中的不负责任［11］。

中美双方有一个较量磨合的过程，通过较量在谈判中达成缓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目前，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剧，国内财政全面紧缩，对冲经济下行风险是面临的困境。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贸易摩擦对中国也是一个机会。政府可借贸易摩擦推动中国本想加大开放的领域，利用外部压力冲破内部对必要改革的抑制，比如增加市场准入等，同时，迫使中国抓紧自主研发高科技核心技术和产业，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契机，通过进一步加快国内通信产业链升级大力发展中国创造，在关键领域实现5G核心技术突破，掌握技术自主权，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在国际上，中国将借助“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积极开拓新市场，寻找新的贸易伙伴，由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附加值较低的投入品，转为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加值较高的成品。贸易战对中国的长期风险是可控的。

为了避免贸易摩擦对世界经济复苏、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安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造成的冲击，世界主要国家需要加强多边及双边层面的沟通合作，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和解，将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在资本与国际关系的世界舞台上，美中互信，全球受益；美中互战，世界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