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贞姬短篇小说的女性命运研究*

（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大连 116000）

一、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中，都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宗主国、臣属国”、“男性和女性”

在这两种模式中“臣属国”和“女性”分别被“宗主国”和“男性”视为异己者，身份被边缘化。从此后殖民女性主义孕育而生。该理论把处于第三世界中的“臣属”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既填补了殖民主义中性别歧视的空缺，又丰富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而赛义德便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赛义德是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从小在开罗上学，后来随父母移居黎巴嫩，经历过在欧洲的流浪生活，到美国之后也取得了可人的成就。正式这些独特的生活经验和身世使他能够真正的以东方人的眼光去看西方，以被统治者的眼光去看统治者，也就是以边缘人的角度去看手握权力中心的人。赛义德以后，一位名叫斯皮瓦克的美籍印度裔女学者继承并发展了赛义德提出的理论，她将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运用女权主义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身份歧视和女性被剥夺的话语权。[1]

二、双重“他者”的压迫与颠覆

吴贞姬的作品《夜晚的游戏》中的女性主人公“我”，是一个错过了合适婚期并在恶性贫血疾病中饱受折磨的老处女。“我”的父亲长期患病并且思想封建迷信，无脑听信迷信将胃割了一半。需要定期打胰岛素的状态，却对生活很执着的患者。“我”的父亲由于生活不济，把母亲送到了精神病院，从那以后“我”“哥哥”“我”的父亲三人每天晚上都以打牌为娱乐并渐渐忘记了母亲的存在。然而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忘记母亲被送去精神病院这个事实。哥哥觉得这种生活是伪善的，一气之下，离开了家。而“我”也同样痛恨父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身为女儿，身为对生活无能为力的女性，做不到像哥哥一样勇敢的逃脱这种现实。[2]

在这个家过着虚伪的生活的人，现在只剩下了“我”和父亲，而我和父亲都是被丑化的“东方”形象。主人公“我”是一个老处女，到了年龄却没有结婚，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却带着恶性贫血疾病。同样“我”的父亲也是由于传统的东方思想迷信，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吃饭都不能自由地敞怀地吃的患者。这正是赛义德笔下“东方趣味”的体现，之所以叫做东方“趣味”，是因为在西方的眼里这才是东方。东方是残缺的、野蛮的、愚昧的、落后的。同样，女性在男性眼中，无疑是懦弱的、无能的、胆小的、无知的存在。在80年代产业化时期的韩国，许多人面临着失业、失乡的问题。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越需要作出自己的抉择，而像小说中的故事一样，许多男性因为自身不才、经济不济，选择利用女人作为掩盖自身缺点的工具。正像“我”的父亲，装作忘记了的样子，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一样。种种行为都是懦弱不堪的。[3]

我是否也能像哥哥一样无所谓的转身离开呢?能否在逐渐下沉的船里穿着救生衣逃离出去呢?

这段表述便是女主人公“我”看到父亲不方便吃饭的样子，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的片段。哥哥每天看到这样的环境，选择了逃脱，我却只能在这里面对父亲的无能却对父亲感到同情。这同时也是当代韩国社会的真实写照。面对同样的环境，男性则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女性则无意识的默默承受。因为在当代韩国社会父权社会，父亲的话或是丈夫的话，便是命令，便是权利的中心，而女性在这之间变成了可以被当做事物一样的，可以任意消磨的存在。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提到，针对二元论的方法有两种分别是废弃和挪用。在文学领域上，废弃就是指反对并否定帝国主义的文化、美学、及其价值观。而挪用便是指利用自己的民族文化来重现帝国主义文化，并在在其中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夜晚的游戏》这部小说里，面对父亲对母亲、对“我”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形的行为上的压迫时，女性主人公“我”便选择了“挪用”这一手段对父亲创造的二元化权力话语进行了有力反抗。“我”用自己的方式警示了父亲，使得父亲不敢再像对母亲那样，也将我逼入精神病院。父亲也只能继续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接受着“我”赚来的钱来维持破碎不堪的生活。努力将男权社会的二元化现象打破，实现“被殖民者”身份的真实性恢复。[4]

结语

不仅仅是在帝国主义进行殖民侵略时期，在一般时期，社会处处也存在着残忍的殖民化现象。而被殖民的“臣属”人们或者国家想要抹去浓厚的殖民惯习，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话题。[5]

在斯皮瓦克看来，想要打破二元论，消除中心权力。首先，要正确并准确的认知殖民者对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内外在伤害，并勇于揭露殖民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伪装现象。 其次，要带有批判性的视角去看待殖民者对殖民地文化的歪曲和虚构，把握正确的认知，建立与其相悖的反面思想，将被扭曲的价值观重新颠倒过来。真正的实现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的同一。最后，强调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权。而这种发言权，也是不用经过殖民武装的，属于被殖民者自己的发言权。

在70.80年代，无疑，世界的中心依旧是西方或是日本。他们将殖民化带入了韩国或是其他第三国家。而韩国本土内，为了能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便将这种殖民化统治带给了韩国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不堪重压，为了掩盖自身的无能，又将愤怒和无奈，发泄到了在社会地位上处于更加劣势的女性群众身上。“发达国家—韩国”；“富者—平民”；“男性—女性”这一层一层的殖民化过程，值得我们再次反思。而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来细查吴贞姬的小说，不但有利于了解和掌握70.80年代韩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又有利于从女性主义角度，反思声张女权主义的必要性，还有利于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并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