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界革命的调整到胡适的诗歌主张
——诗歌观念隐含的文化抉择

赵 一

（ 吉林省集安市第一中学 吉林集安 134200）

诗歌的现代化可谓是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役”。自晚清诗界革命倡导诗歌改良开始，一直到1921年左右，早期白话新诗才基本站稳脚跟。诗歌的现代化将旧体诗挤到了文学的最边缘，但却并未使它完全被堙没。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用文言创作散文、小说、戏剧，却仍有人选择以旧体诗浇胸中块垒。由此可见，诗歌相较于其他文学门类，其现代化过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状况，同时也彰显了其文学上的特殊性。

梁启超在提倡诗界革命时，曾有这样的主张，诗歌“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所谓新语句不仅包括新名词，也包括新的句式、语法结构，这就与古风格相矛盾。或许是出于具体创作时的困难，或许是根深蒂固的诗歌观念，梁启超在反思诗界革命尝试阶段的诗歌时，对他的主张加以修正，“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州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2]这段表述指出了诗界革命尝试阶段在创作上以堆积新名词为能事，而忽视诗歌精神/意境的问题（诸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不免遭遇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同时，梁启超意识到“革命”的必然性，但他主张的是革其内容，而非革其形式。于是，他以“新名词”代替了“新语句”，所看重的是如何将传统诗歌的创作方法与现代精神融合以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这就使诗界革命从一开始便仅限于内部的调整。

与梁启超的“保守”相比较，胡适的诗歌主张如一把匕首直插文坛。他提倡“作诗如作文”，具体而言就是“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并非简单的形式上的突破，正如胡适所言，“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这是对梁启超诗歌观点的超越，同时也将形式的变革看做实现诗歌现代化的动力和途径。

梁、胡二人对诗歌革新的不同主张实质上反映的是诗歌观念上的分歧。梁启超认为打破传统诗歌格律以及文言语法结构，就不能称其为“诗人之诗”，也就是说，无论诗歌怎么变，外面的框架不能变，框架没有，诗也没了；而胡适的目的就是要打掉这个框架，并告诉读者，框架没了，诗依然存在。故而自诗歌现代化转型开始，就与一个问题相伴相生——“什么是诗”，并绵延至今。

“什么是诗”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关注的是，在诗歌观念背后隐含的文化抉择。王德威认为，之所以得称现代，是“由于作者读者对‘新’及‘变’的追求与了解，不再能于单一的、本土的文化传承中解决”，“面对外来冲击，是舍是得，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个‘现代的’国际的（却未必是平等的）对话情境”，是否现代，取决于采取那种文化本位架构。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深谙中西文化的梁启超徘徊在两种文化中苦心寻求出路。从诗界革命的演变过程来看，他更倾向于以传统文化为本位。诗歌在传统文学中处于正宗地位，梁启超对传统诗词格律的坚守表明传统文化在他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但也要看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梁启超主张“二十世纪，中西文明结婚之时代也。”[3]“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将西方文明比作女子，一方面希望取西方文明之长处，孕育出中国的新文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仍占有“一家之主”的位置。由此可见，尽管梁启超认同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但他更多地是将西方文化作为本国文化的借鉴和补充，而且流露出通过文化“复兴”为世界文化负责的期待。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则完全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从早期白话新诗的实践来看，尽管胡适有革新诗歌的意识，但在实际操作时仍难以超越旧体诗的藩篱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现代化。美国意象派诗歌对胡适的影响很大，他在翻译美国意象派诗人莎拉·替斯代尔的《关不住了》（原诗题为《在屋顶上》）时才获得实践上的突破，寻找到了诗歌革新的道路。

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晚清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在经历了器物以及制度变革的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精神文明的进步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途径。如果说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仍有某种程度的保留，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完全“以欧化为是”。他们高举“科学”、“民主”大旗，主张从西方请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4]，以获得思想自由和人权平等。

从诗界革命的调整与胡适的白话新诗理论的比较中，笔者无意得出“越革命越优越”这样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白话新诗实现了一次诗歌的解放。正如学者的评价：“如果没有胡适们的这一‘散文化’（也可以说是‘非诗化’）的战略选择，中国诗歌的发展将很难超出‘诗界革命’的极限，更不可能有现代白话诗的产生和发展”。

文学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暧昧的关系，但其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仍然不能脱离审美上的规定性。这也就促使白话新诗在文坛立足之时，就走上了一条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追问的道路。而时至今日，“什么是诗”这样的疑问仍久久地盘旋于诗坛的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