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徽教《诗品汇注》平议

杨 焄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大约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钟嵘《诗品》就通过远道而来的新罗使者传入朝鲜半岛，随后引发韩国历代文士的广泛关注，在文学批评和诗文创作等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70-86。现代韩国学者对《诗品》更是进行了极为缜密翔实的研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60年代结集出版的汉城大学教授车柱环所著的《钟嵘诗品校证》。此书经由中国学者的推介评论，早已为国内学术界所熟知*参见张伯伟《评车柱环教授〈钟嵘诗品校证〉——兼谈古代文论校勘中的几个问题》，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后收入作者《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此后问世的另一位韩国学者李徽教所撰的《诗品汇注》，虽然也曾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且该书中不少论断被一些中国学者征引过*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内篇第八章“历代《诗品》学”第191～192页；杨祖聿《诗品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但对其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都语焉不详，尚缺乏必要的梳理和阐发。

李徽教早年就读于汉城大学文理科大学中国语文学科，得到正在该校任教的车柱环教授的悉心指导，对《诗品》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1966年远赴台湾，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叶庆炳教授，同时又得到屈万里、郑骞、王叔岷等教授的指点，继续深入研究《诗品》。毕业后返回韩国，先后在汉城景城高等学校、檀国大学、岭南大学任教，并发起成立岭南中国语文学会。1982年因病辞世，年仅45岁。《诗品汇注》由岭南大学出版部于1983年出版，卷首有车柱环、叶庆炳两位教授所撰序言，略述作者生平概况及撰著经过，书后附有李鸿镇所撰后记，交代编辑整理此书的情况。全书主体部分正是李徽教当年的硕士论文，另有八篇附录，包括《钟嵘〈诗品〉之〈下品〉标题校释》《钟嵘〈诗品·下品〉“张融、孔稚珪”条疏释》《钟嵘〈诗品〉“古诗”条考释》《〈诗品〉详释(一)》《〈诗品〉详释(二)》《闲堂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考释(上)》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文选释》，大部分内容都与《诗品》相关。此外还附有《诗品》全书的单字索引，方便读者查考检核。

就李徽教的求学经历和师承渊源而言，他从事《诗品》研究具备了旁人无法企及的优越条件。车柱环无疑是韩国学界《诗品》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权威，叶庆炳虽然在这方面并无专门研究，但参与指导的王叔岷、郑骞都曾有相关的高水平论著，这使得李徽教一开始就站在非常高的起点，得以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过在研究方法上他另辟蹊径，并没有亦步亦趋地仿效师辈。此前，无论是王叔岷的《钟嵘诗品疏证》*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原载1951年《学原》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又见作者《钟嵘诗品笺证稿》附录二。还是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2]，都是通过不同版本及相关文献的比对互勘来正误补阙，李徽教则采取集注的方式，广泛搜求参考各家论著，在此基础上再做评断引申，因而其研究视野也就不再局限于文字校订，其对《诗品》的撰著体例、钟嵘的诗学观念等都有较为细致的探讨。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尽管也曾出现过叶长青《钟嵘诗品集释》这样的集注型著作[3]，但受条件所限，参酌引录的论著并不多。而《诗品汇注》除了涵盖叶著及其中涉及的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之外，还汇集了杜天縻《诗品新注》、郑骞《钟嵘诗品谢灵运条订误》、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汪中《诗品注》、刘春华《钟嵘诗品汇笺》，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日本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等大批中外研究成果。有学者曾特别强调，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钟嵘《诗品》研究开始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4]，毫无疑问，《诗品汇注》正顺应着这一新趋势，不但荟萃了中外论著之所长，而且融入了个人研治心得。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及学术价值略做平议。

一、折中群言，辨正旧注

“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文心雕龙·序志》)，刘勰此言确实道出了纂辑汇注、集解一类著作的艰辛。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心血沦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资料堆砌，那么纂辑者除了仔细研读各家论著，并加以精心剪裁排比之外，还必须辨析调停种种分歧，如此才能达到取精用宏、去芜存菁的效果。李徽教在考察不同观点的时候，往往能够折中调和，综括各自的优长。如《上品》“魏侍中王粲”条有“文秀而质羸”的评语，关于“质羸”究竟何指，就产生过一些争议。古直认为：“‘文秀’、‘质羸’相对，言文辞秀拔而体质羸弱。”[5]3b许文雨则引录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意见：“仲宣声韵常缓，钟嵘称仲宣‘文秀而质羸’是也。”*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载作者《文论讲疏》，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97页。按：许学夷原文见《诗源辩体》卷四。或就作者体质而言，或从创作特征立论。李徽教对此有如下评析：

此“质羸”之评，解者盖有二说。一为如古笺所谓“体质羸弱”者也，而叶集释、汪注从之，陈注、杜注亦暗合。又一为如许释所谓“声韵常缓”，立命馆疏所谓“内容稍弱”者也。以上二说，各有所见，不知所从。然凡有身体虚弱者，则其文体亦盖为弱，然则此两说之旨，本非甚远。[6]89-90

不仅撮述这两种观点在此后的承传接受情况，还疏通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文”“质”对举而言，钟嵘所述显然主要是指作品的体貌风格*参见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收入作者《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的气质才性甚至身体状况的确存在密切的关系。《三国志》本传就说王粲“貌寝而体弱通侻”[7]598，裴松之注也提到“仲宣伤于肥戆”[7]604，都说明他身形臃肿而体质虚弱。曹丕《与吴质书》更是感叹：“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8]1897认为其身体状况不佳直接导致创作水准衰退。李徽教认为这两种说法看似存有分歧，其实主旨相差并不远，确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后来又撰写过《〈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考释(上)》*李徽教《〈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考释(上)》，《诗品汇注》附录7。按：涉及《诗品》评语的讨论见第340页。，也详细讨论过钟嵘的评语，可以与此比照参读。

对于前人旧说，即便是出自关系密切的师长，李徽教也并不轻率地认同，仍然要进行谨慎严格的考辨。如《诗品序》在回顾晋宋以来的创作风尚时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车柱环认为此处文字有误：“‘谢庄’疑本作‘谢客’。钟氏于谢庄诗但以‘气候清雅’许之，而无‘繁密’之评。《上品序》既并举谢客、颜延之为元嘉之雄辅，又评谢灵运诗有云‘颇以繁芜为累’，评颜诗则谓‘体裁绮密’，正与此‘繁密’相符。‘客’之作‘庄’，盖草书形近之误。”[2]40由于有《诗品》评语作为内证，这番校改意见确实言之凿凿。李徽教却有不同看法：

车师此说，可就两途而述：即就其义而论之则可，然就其理而论之，则恐非是。颜、谢(灵运)并称自古已然，故一举延之，则便想灵运，人皆如此。然则“庄”误为“客”固易，而“客”误为“庄”恐难。又“庄”字与“客”字之草书，亦不敢信其形近，而况别无异本欤。此弟子以为理不得当者也。[6]43

车氏所做校勘其实并无版本依据，只是通过推敲文意而得出推论。这种完全凭借个人判断的理校方法其实利弊参半，陈垣对此有过非常精辟的评价：“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9]148钟嵘将颜延之和谢灵运并举为元嘉诗人的代表，对两人诗风的描述也能和“繁密”之论互相印证，这些证据确实很容易令人信从车氏的意见。然而正如李徽教所说的那样，如果从致误的原因来加以检讨覆核，这种说法就显得颇为牵强附会了。

在考辨订正前人的讹误时，李徽教充分展示了他在文字、训诂、史料等方面的深厚积累。如《上品》“晋黄门郎张协”条有“词彩蔥菁”之评，在不同版本中，“蔥”或作“葱”，两者字形相近，校勘者往往容易忽视。此外，车柱环认为“菁”当作“蒨”，并说：“《学诗津逮》本、《历代诗话》本、古笺本、杜注本‘蒨’皆作‘菁’。‘蒨’、‘菁’，音义本各有别，俗多溷用。当以作‘蒨’为是。”[2]36李徽教在征引车说之后，又连续引录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蒨”、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瑶草正翕绝，玉树信葱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当严劲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攒素既森蔼，积翠亦葱仟”等例证，最后得出结论：

“蔥”，“葱”之本字。“葱蒨”、“葱青”、“蔥倩”、“葱仟”皆同，茂盛貌也。[6]104

按：《说文解字·艸部》云：“蔥，菜也，从艸，囱声。”却并未列有“葱”字。而《集韵·东韵》云：“葱，古作蔥。”可见李氏所言无误，“葱”当是后出的俗字。又“蒨”“菁”虽然音义有别，但当组词成为“葱蒨”“葱菁”时，其实已经和“葱青”“葱仟”“葱芊”“葱翠”等构成了一组音近义同的联绵词[10]申集82，正如李徽教所举出的诸多例证所示，可以有各种并行不悖的写法。车氏强作正误之分并不恰当，应以李氏所释为准。

在一些聚讼纷纭、相持已久的疑难问题上，尤其能显示李徽教细密严谨的推理能力。如《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提到谢出生之后，“旬日而谢玄亡”。然而据《晋书·谢玄传》记载，谢玄对灵运年幼颖悟甚为称异，至其去世时灵运已经四岁，所述与《诗品》不合。由此便引发了亡者到底是谁的争议，或主张应为谢灵运之父谢瑍，或认为当是谢玄之叔谢安。在归纳各家主旨之后，李徽教结合史料做了深入翔实的辨析：

此一“玄”字，近人多疑之。概括其说，可分为二，一为以“玄”改为“瑍”，又一为“玄”改为“安”。前一说许释发其始，而叶集释、车校从之。后一说叶笑雪(《谢灵运诗选》)、郑师骞(《钟嵘诗品谢灵运条订误》)各各言之。立命馆疏俱载其两说，而犹疑未决。今我考之，前说似是。后说立证之最要者为可证安之卒年即灵运生年者也。然诸书既不谓灵运为遗腹子，则灵运生年，瑍亦存焉，而玄既以瑍不慧，而叹灵运聪慧；《宋书》云瑍蚤亡，则玄之卒前，似瑍已没。又灵运生而后四年祖玄亡，则瑍之卒年，似亦在此四年之间。又《晋书》卷79《谢玄传》所载谢玄上疏一篇曰：“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此“稚子”，似即指瑍。“夭昏”，本对稚童之词。然以其广意而言之，则亦可以用于青壮年。且瑍为玄之独生子，而灵运亦瑍之独生子，则尤信此“稚子”为指瑍。然则安之卒年，似瑍亦没。以此论之，则后说立证之最要者，亦可当为前说之证，而前说尚有余证如车师《校证》所言者。故我谓前说为胜也。[6]113

主“谢瑍”说者，仅据《晋书·谢灵运传》所说其父谢瑍早亡，并结合常情进行推断，然而谢瑍的确切卒年于史无征，所论终究只是猜测而已；主“谢安”说者，则发现谢安的卒年正当谢灵运的生年，具有如此确凿的证据，比起前说自然更能征信于人。李徽教则首次从史籍中爬梳出谢玄的奏疏，分析阐发其中内容，对几成定谳的问题重予翻案。尤为巧妙的是，他在论述时又将“谢安”说的论据化为己用，转而用来增强“谢瑍”说的可信度。这番考订也得到了主张“谢安”说的代表人物郑骞的充分肯定，据叶庆炳回忆，“郑因百先生是徽教硕士论文口试委员之一，口述时郑先生曾特别提到这一点，表示嘉许”[6]序Ⅹ。能够使作为对手的师长折服，其考证之严密周详可见一斑。

二、补苴隙漏，阐幽抉微

尽管众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研讨《诗品》，但仍留下不少棘手的疑难问题。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获，对后起者而言无疑更具有难度。李徽教在兼综各家择善而从的同时，针对前人阙疑之处继续深入考索，有时即便不能完全释疑解惑，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如《诗品序》在缕述五言诗发展源流时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此句引起过不少研究者的困惑。古直质疑：东汉有主名的五言诗，除了班固《咏史》之外，还有张衡、秦嘉、徐淑、郦炎、赵壹、蔡邕、蔡琰、孔融、辛延年、宋子侯等人的作品，而秦嘉、徐淑、赵壹、郦炎皆见于《诗品》，“此处乃云‘惟有班固《咏史》’，何邪？”*按：古氏所举尚有应亨，但亨实为晋人，不应阑入其中。[5]序2a-b对钟嵘的疏于照应困惑不解。车柱环虽然提及“惟”或作“唯”，“古字通用”[2]24，但对解决问题而言并无丝毫助益。李徽教则有如下分析：

古氏疑“惟有班固《咏史》”一句，信矣。审其文义，此“惟”字，似为“雖”字之形误。除《中品》之秦嘉、徐淑，而举《下品》之班固，则盖孟坚名高当代，世所推服，故举其一而为代表欤！[6]9

他推测“惟”字为“雖”字形近之误，认为钟嵘是以名声最盛的班固作为东汉诗人的代表，借此慨叹五言诗在当时尚未臻于兴盛，并不是说东汉仅有班固创作五言诗。其后王叔岷在《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又进一步提出：“‘惟’与‘唯’同，并与‘雖’通。(清王引之《经传释词》第三、第八并有说。)”[11]58《经传释词》中列举了大量例证，证明“惟”“唯”“雖”可以通用，所以并不需要改易原文。不过即便如此，也可见李徽教对文意的领会并无疏失，考虑问题的角度也足资借鉴。《笺证稿》是王叔岷晚年之作，在撰著时对《诗品汇注》也相当重视，“多引其说，略表惜才之意”[11]小序2。此处所述或许也曾受到李徽教的启发。

仔细探求钟嵘遣词造语的来历，自然有助于领会《诗品》的意旨。此前诸多注本虽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但并非没有精益求精的提升余地。如《诗品序》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其中“蹇碍”一语就颇为费解。古直曾引《文心雕龙·声律》所云“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作为参照的对象，可惜并未指明“蹇碍”的出处。李徽教则引录《周易·蹇卦》“六四，往蹇来连”以及王弼注“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并有案语称：

“蹇碍”，即“往蹇来连”之意也。“往蹇来连”，虽本非用于声律者，而后人多用之于声律矣。如《文选》(卷45)扬子云《解嘲》云：“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李善注：“苏林曰：连蹇，言语不便利也。”此已见其转用之始，而《文心雕龙·声律篇》云：“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则已见其用之于声律者矣。“不可蹇碍”，则声律须谐之意也。[6]59

不仅追溯其用语源于《周易》，而且梳理了语意衍生变化的过程，为读者准确理解钟嵘的声律观提供了必要的提示。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各家《文心雕龙》注本对此则未尝深究，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虽然指出刘勰所云本自《周易》，可在疏释文意时只说：“声律谬误，则喉唇纠纷，犹人之病口吃也。”[12]559并未留意到《周易》原意与《文心雕龙》所述尚有差异，李徽教的意见显然还可以移来作为补充。

钟嵘在品评诗人时还经常参酌其他资料，可如果和存世文献相互比对，往往存在一定出入。由于书缺有间，如何判别是非，确实难度不小。如《上品》“晋黄门郎潘岳”条在比较潘岳、陆机两人时提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而《世说新语·文学篇》则说：“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13]261两处评语如出一辙，究竟出自谢混还是孙绰，就需要做出确切的判断。古直认为：“仲伟以为益寿之言，岂益寿祖述兴公邪？”[5]5b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用推测的口吻。许文雨也含糊其辞地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缘古人恒凭口耳传述故耳”[14]204，同样未能厘清两者的关系。李徽教则做了周详的研讨：

此一段评文，《世说新语》以为孙绰之言。刘义庆十岁时，谢混乃卒，此评如出谢混之口，则义庆似应知之。又义庆以其封王之尊，广招文学之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皆从之游。义庆之书，此辈理应过目。然而不改，则可推知此辈亦以为然。又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援详确，盛享后人之誉，而于此不提出一异说，盖其可信之故。以此种种而推之，则虽未敢确信，而总之义庆之说较信。又此评似非谢混袭用孙绰之言，古笺、许释皆已言之。然则仲伟言其出谢混，疑为误矣。[6]101

谢混生年虽不详，但据史传记载，其卒年在义熙八年(412)，年辈较孙绰为晚，而刘义庆在年少时尚得与闻其事，对其重要言论应该不会陌生。另据《宋书·刘义庆传》记载，刘氏曾招聚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文学之士。尽管《世说新语》的编纂未必如鲁迅所推测的那样，“或成于众手”[15]47，但袁淑等人参与商讨则完全顺理成章，其中若出现讹误，当然会予以指正。至于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素以征引博赡著称，“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16]1182。李徽教综合各种证据，最终判断钟嵘所言有误，比起前人的诸多猜测之词更为翔实可信。

三、疏通体例，阐发文意

受到传统治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不少《诗品》研究者在研究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偏颇。古直的《钟记室诗品笺》出版不久，许文雨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古君此《笺》，实宗《文选》李善之《注》，条记旧文，堪称闳蕴。而于‘释事忘意’之讥，恐亦难免。”[17]309李徽教在校勘字句讹脱、考订史实正误、追溯文辞渊源之余，也注意吸取前人的教训，对《诗品》的体例、义理、文意等也多有研讨。如在《中品》“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条中，李徽教就有按语称：

数人共置一条，而并品其诗者，始见于此。《上品》中不见此例，而《中品》间见。至于《下品》，则十有八九，更有多至六七人，而束为一条者。于此可见仲伟评诗态度之一例。即以《上品》为重，而《中品》、《下品》渐次焉。[6]116

此前陈延杰曾指出：“《诗品》之例，凡二三人以上同居一品者，或同出一源，或风骨相似。”[18]35只是强调合评的诗人同出一派而风格相近。李徽教则进一步阐发钟嵘如此安排的良苦用心，指出单评与合评之分还另外寓有高下优劣之意，增进了对《诗品》义例的全面了解。

在考察历代五言诗的发展时，钟嵘还对三十六位诗人做过推溯源流的工作，最终分别统摄于《国风》《小雅》和《楚辞》三系。只是涉及的诗人散见于各处，钟嵘在论述诗人间的承继关系时也缺乏具体详细的解说，有时难免会引起误解甚至争议。李徽教则能够统观全书，仔细辨析各派诗风的递嬗迁变。如《中品》“魏文帝”条云：“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他有按语说：

仲伟分李陵之下为三派，一为班姬，二为王粲，三为魏文。然班姬唯一人成一派，而无继之者，不能集较而窥其所评之特性。王粲一派，其流最广，而其所评之特性，殆在“文秀”。又魏文之派，共有四人，其所评之特性，实在“鄙直如偶语”。故评嵇康为“讦直”；评应璩为“古语”；评陶潜为“质直”也。至于“颇有仲宣之体则”，则由于“美赡可玩”之故也。[6]118在钟嵘看来，源自《楚辞》的李陵在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不仅班姬、王粲、曹丕三位直接源出于他，而且王、曹两系又派生出若干分支，彼此之间另有交叉影响，形成纵横勾连的复杂关系。然而这么多风格存在明显差异的诗人，为何都能列入同一谱系之中，确实令人不无疑惑。李徽教钩沉索隐，逐一推求每个支派的主要特点，条分缕析而要言不烦，对读者领会《诗品》全书的体例和结构都大有裨益。

正因为对《诗品》的批评方法谙熟于胸，所以在探讨一些疑难问题时，李徽教常能自出机杼，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中品》“齐光禄江淹”条称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在李徽教之前，曾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筋力得力于王微，成就得力于谢朓”[14]245，在李徽教之后，又有学者释为“筋力强于王微，成就高于谢朓”[19]，都不免有“添字解经”之嫌。李徽教则从诗人的渊源派别着眼另有一番诠说：

谢朓出于谢混，而谢混、王微同出于张华，此王微、谢朓共为张华一派也。然则仲伟虽分论王、谢二人，其实同归一张华也。何劳分辨文通诗，甲似王微，乙似谢朓耶？仲伟分论王、谢之旨，主在品级文通诗之高下也。“谢混、王微”条云：“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徵君、太尉，可托乘后车。”又“谢朓”条云：“足使叔源失步。”审此两段文，则自明谢朓、王微两人诗之高下也。兹略述仲伟所云此段之意，则文通诗体虽总杂，其大要，则可属张华一派，而其品级，则已超出王微，而可以比肩谢朓也。[6]173

强调王微和谢朓都源出于张华，彼此风格接近，无须强分畛域，而钟嵘品评的重点在于衡量诗人的高下优劣，因此“筋力”两句主要是说江淹诗作的风格特征接近张华一系，而其品级则介于王微和谢朓之间。近有学者又发现后世有同样句式的用法，并明确指出：“钟嵘此处的意思是说，江淹诗歌的‘筋力’得自王微，而江淹诗歌所具有的那种体貌至谢朓才臻于完善，获得更高的成就。”[20]可见李徽教的理解大体无误，符合《诗品》的原意。

即使在一些貌似文从字顺、并无疑义的地方，李徽教也会反复涵泳，仔细体味，努力探寻钟嵘的意旨所在。如《下品》“齐司徒长史张融、齐詹事孔稚珪”条提到，“德璋生于封谿，而文为雕饰，青于蓝矣”。古直认为：“张融为孔稚珪外兄，情趣相得。融在宋世尝为封谿令。故曰：德璋生于封谿。”[5]虽然稍显含混，但原文似乎确无深意可供寻绎。李徽教则批评古注望文生义，并对此详做阐发：

不知古笺所注之义何在。其若训“生”为出生之生，训“封谿”为地名，则非是。融为封谿令，事在孝武之世，而德璋生于文帝之时，则与时代已不合。又融仅长德璋三岁，则融以三岁之儿，而断不能有为封谿令之理。“生”当训为“源出”也。《隋志》(卷15)《音乐志下》云：“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昭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此“生”字，亦“源出”之意也。不然则“生”与“出”形颇近，或即“出”字形似之误。又“封谿”当指张融之称。因融曾为封谿令，故以“封谿”称融也。然则“德璋生于封谿”，即“稚珪之诗源出于张融”之意也。如是之后，文意乃得与下文“青于蓝”之句连贯。[6]230通过考察张融、孔稚珪两人的年辈和仕履，再结合相似的用语惯例，对“生于封谿”的含义做出了准确的诠释。随后又将其置于原文语境中重新检核，以钟嵘习用的推溯源流之法来加以印证，遂使上下文词意贯通，毫无扞格，原先的疑难顿时涣然冰释，足见他对《诗品》文意的体会极为深切。他后来另撰长文《钟嵘〈诗品·下品〉“张融、孔稚珪”条疏释》[6]278-279，还有更加详审细密的考论，可知他对这个问题有着持续而深入的思考。

尽管在李徽教去世之后，相继有杨祖聿《诗品校注》、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曹旭《诗品集注》等对其《诗品汇注》加以参考借鉴，但各家在引述时仍不免挂一漏万，时有遗珠之憾。以上从不同角度举例撮述书中精义，或许有助于全面了解李徽教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毋庸讳言的是，在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书中也存在一些偏颇疏漏。比如他明知“《历代诗话》本多有别字”，却依然“以《历代诗话》本为底本”[6]凡例XIX，这或许是因为陈延杰、古直、许文雨、叶长青、杜天縻、汪中等前人注本都以此为据，迫使他在博考众说时也不得不屈从以方便采摭。但底本选择失当有时就会导致误解，他自己就提到，“《诗品序》一文，有分置每品之首者，有合置全篇之首者”，“今一从底本而不校”[6]凡例XIX，这样就难免影响到读者对全书结构的准确理解。在考校过程中，他虽然常有洞幽烛微的发现，但有时则不免刻意求深，如针对《中品》“宋徵士陶潜”条所述“殆无长语”，他认为：“审上下评文，即‘长’，恐为‘张’之假借。‘长语’，疑犹‘张语’，即张皇之语，或夸张之语，与上句‘省静’互应。”[6]149实际上“长”可训为“冗余”，陈延杰就指出“长音仗，冗也”，并以“无一冗语”来做说明[18]42，较李氏新说更为确切。在汇集前人成果时，尽管李徽教努力旁搜远绍，却仍有不应出现的疏失。如古直曾怀疑今本《诗品》已遭人篡改，现居《中品》的陶潜本应在《上品》。李徽教虽然引录许文雨、王叔岷、车柱环等人所做的批驳，但三人所述或是从考察版本递嬗着眼，或是由梳理陶诗源流入手，都未能完全廓清古说的谬误。而在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中，钱钟书曾专门讨论过“陶渊明诗显晦”的问题，用周详严密的考辨彻底批驳过古说，他却未能留意到[21]。当然，出现上述这些问题其实也情有可原，从《诗品汇注》附录的多篇论文中不难发现，李徽教曾有计划将自己的硕士论文逐篇修订加工，只是因为他过早地离开人世，未能使全书内容更臻精善完备。我们在扼腕叹息之余，对此自然应当抱有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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