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军事走向重民生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研究旨趣的转向

傅 敏，时 梦

(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大军的这一军事壮举，被毛泽东同志喻为“像一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1]256。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更明确地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2]1293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战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系统梳理学术界既有的丰硕研究成果，对于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且是不断推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

一、基于中国知网与超星发现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研究的量化概览

截至2018年5月30日，基于中国知网检索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检索词设置为：摘要“挺进大别山”，或摘要“刘邓大军”与“大别山”，或摘要“邓小平”与“大别山”，或摘要“刘伯承”与“大别山”，检索论文总量364篇。基于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可以较为全面直观地分析学术界的整体研究概况。在显示发表时间的349篇论文中，1979-1990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29篇，1991-2000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114篇，2001-2010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64篇，2011年至今发表的论文总数为142篇。其中，逢年份尾数为“7”的论文总数大抵处于10年时段中的高峰，如1987年发表论文数为8篇，1997年为28篇，均为其所属10年时间段中发表论文数最多的年份。硕士学位论文数9篇，在知网中未显示有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关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刊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研究相关论文较多的期刊，主要与党史研究相关，如《党史纵览》《党史天地》《党史博采(纪实)》等。从杂志的定位来看，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史实的回忆与记述。在检索出的论文中，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为邓小平，在关键词分布中除去与检索词重合的词，“土地改革”“战略意义”“群众路线”“民生问题”“根据地重建”等出现频率较高，显示出除了军事战争史回忆性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学术界对于如何争取群众、在军事斗争的同时注意解决大别山区民生问题，也相当关注。

基于超星发现的图书年鉴资料显示，以“挺进大别山”为主题检索出专著24部，其中纪实小说、诗集等文学类7部，军史、党史、人物传记类13部，研究邓小平军事决策与行动的有4部。2010年至今出版专著7部，20世纪80年代出版专著6部。最早出版的专著是1948年出版的图片集，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撰反映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进军的一部画册[3]。

二、1980-1990年：偏重于宏观研究与纯军事研究

关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挺进大别山军事决策的原因，袁伟、周宏雁通过梳理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方面的史料，如引用国民党《国防部九江指挥部36年度工作报告书》《戡乱战史》等，翔实地呈现了毛泽东做出外线作战、跃进突击的战略考虑、部署实施，以及对大别山军事斗争困境下的军事战略破解[4]。黄少群、王学敏认为是基于国民党正规军与解放军在士气上的彼消此长，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展，以及人民发展生产带来的经济形势改善的现实，更是为了砍断蒋介石“哑铃”战略部署的“哑铃把”而做出的决策[5]。马同增强调是为破除蒋介石以黄河代兵，企图将战场限制在黄河以北，大量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的战略，而采取反制战略，将战场引向国统区[6]。胡哲峰系统地研究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决策演变，认为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已做出出击中原谋划，只是考虑先打内线于政治更有利，且有利于通过歼灭敌人提振北方兵源的解放军战士士气，便利补给，故未于内战之初即实施出击中原的计划。1947年初，国民党“黄河防线”的部署迫使中共中央提前实施出击中原的计划。蒋介石调兵分进合击，并准备实施水淹，迫使中共中央决定刘邓大军由原定计划的“渐进式”进攻转变为“跃进”式进攻[7]。

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军事行动的进展，马同增认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有3大特点：一是“跃进”而非逐步推进的方式；二是战略反攻是在战略防御阶段未完全结束时发动；三是无后方作战。这3大特点也决定了刘邓大军面对特别严峻的困难，为此，毛泽东也预计3种结果：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6]。黄少群、王学敏认为这一军事行动始于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4个纵队12万人，渡过黄河，可分为“四阶段”。第1阶段在鲁西南战役中粉碎敌人的军事反扑；第2阶段千里跃进大别山摆脱敌人，毛泽东支持刘邓大军采取的快速奔袭战略，不与敌人纠缠，于半个月内直抵大别山；第3阶段迅速开创大别山根据地，站稳脚跟；第4阶段粉碎敌人的“重点清剿”，巩固大别山根据地[5]。刘邓大军最终达到了毛泽东预计结果的第3种，也是最好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间跨度有争议。王也根主张以1947年8月初，刘邓大军横跨陇海路为起点，直到1948年7月襄樊战役取得胜利，近1年时间[8]。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以1947年8月初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南征开始为起点，直到1948年2月底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区，系统梳理了“这一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军事战略行动的历史进程”[9]。这也是较多学者认同的时间跨度——“7个月”。而易仕先认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间跨度应为近两年时间，主力抵达大别山并不意味着挺进大别山军事任务的终止，挺进大别山有第2项战略目标，即建立“巩固的解放区”，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短期内所能达到，因此时间跨度应延展至1949年4月大别山区全面解放、政局稳定，成为大军渡江前的训练基地和后勤供应基地。刘伯承、邓小平改分兵江汉为集中兵力于鄂东地区歼敌，是打开大别山局面的关键。1948年，刘邓大军组建的渡江先遣支队“独立旅”，为1949年大军的渡江南进开辟了道路[10]。

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整体战局的战略作用，王如良认为这一军事行动将战争从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改变了长期的防御态势，调动吸引了蒋介石的南线部队，瓦解了蒋介石部署的中原防御体系，使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1]。黄少群强调，这一军事行动与内线配合粉碎了敌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实现了敌我双方攻防互换，将战争引向了国统区，推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恢复扩大了中原解放区，为淮海战役做了准备，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4]。

关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卢仁灿、傅大章以皖西一分区为研究对象，指出根据地重建有4个阶段。第1阶段从1947年9月至年底，刘邓大军遭遇挫折，群众害怕“变天”而部分干部未能根据新区特点，犯了“左”倾错误。第2阶段从1948年1月至1948年初冬，是刘邓大军的困难阶段，刘邓大军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调整政策，加强统一战线，严明军纪，助农生产。第3阶段从1948年初冬至1949年3月，全国军事形势整体好转，刘邓大军大力恢复发展根据地。第4阶段从1949年3月至5月，刘邓大军全力支援解放军渡江，确保支前工作的军需补给[12]。杨宗焕阐释了中原局在纠正工作中的急性病的“左”倾错误和形成适宜的新区土地政策方面起到的作用[13]。

这一阶段的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研究梳理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段历史的关键性问题，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史的整体研究奠定了框架，厘清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段历史的脉络。二是党史工作者征集汇编了大量史料，如中共信阳地委党史工作者编纂了刘邓大军在河南境内及附近区域活动的史料[14]。在史料运用上，以解放军战史资料及毛泽东、刘伯承等领导者的军事文选、电报往来为主，但也有少量论文参照运用了国民党方面的史料。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是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宏观全局性问题的探讨，如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军事决策的原因、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军事行动的阶段划分、时间跨度的界定等。四是研究焦点主要设定在军事行动的进展及与军事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对于经济民生问题鲜有关注，如王也根编写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大事记》[8]196。

三、1991-2000年：侧重于微观研究与综合性考察

关于刘邓大军的军事行动，李新市研究了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主力撤出大别山，向西逐鹿中原这段历史，主张以1948年1月和1948年3月初为两个时间分界点，将这段历史划分为战略防御、相持、反攻3个阶段[15]。邓小平在这一战略决策阶段、实施阶段的贡献是，设计了敌我一同向西的作战次序，并为振兴中原经济，呼吁在新解放区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着力保护工商业，阻止“左”倾盲动，反对竭泽而渔，同时保障了大军供应[16]。梁文俊比较了1936年陈昌浩、徐向前西征与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南征，认为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一败一胜，其主要是因为对全国性客观形势的顺应与否、对战略进攻点的选择是否利于军队补给与动员群众、几路军队是否有配合并掌握战场主动权，军事目标是否明确可行[17]。较前一阶段的研究而言，现阶段更多学者研究刘邓大军军事行动的某个时段或某些战役战斗，如鄂东高山铺战役等，即相对而言更微观的研究显著增多。

刘邓大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研究者关注，董杰认为，面对远离后方、斗争形势险峻、北方士兵水土不服和民众尚未发动起来等困难，刘邓大军着力加强思想建设，整肃军纪，是在大别山“站稳脚”的根本原因；刘邓大军纠正官兵的畏难右倾情绪，发动群众土改，建立地方政权，是“站稳脚”的最终环节和根本保障[18]。郭晓平指出，针对初到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出现信心不足、不重宣传与发动群众的右倾倾向，及只重斗地主分土地的“左”(原文为右)倾倾向，刘伯承、邓小平坚持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撰文向下级层层传达思想，且强调打胜仗歼灭敌人与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是创立解放区的“两个轮子”，是大军摆脱困境的关键[19]。

关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开展的土地改革等经济工作，程少明系统论述了鄂豫解放区创建发展中土改的关键性做法，邓小平对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创见，如分地区实行不同的策略，巩固区可以土改，游击区不急于平分土地，土改应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实施等[20]。熊廷华研究了邓小平发布的《集粮令》，虽然这一有关军事补给的办法后来有争议，但这是邓小平面对再不放宽征粮政策，大军就会饿垮的绝境，权衡利弊不得已采取的先征后补、先错后改的做法[21]。徐光顺研究了邓小平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时期的军事经济思想，认为具有辩证性、务实性和主体性的特征[22]。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前一时间段显著丰富，但是回忆性的文章较多，有一定数量的重复性研究，如对高家铺、王家店等地的军事战斗、肖永银等人物事迹皆有重复性的描述。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片断史实的记述，侧重于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个体人物回顾，尤其是对邓小平身边人员的口述史研究明显增多。这一阶段的研究由前一阶段偏重对军事史、战争史的研究，转向对经济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研究有碎片化倾向，但交叉性研究显著增强。这一阶段研究的史料依据主要是河南、湖北等省党史委员会编纂的史料集，这也是重复性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

四、2001-2017年：偏重于经济民生研究

对于刘邓大军军事战略的重要决策，朱宗震研究了毛泽东部署刘邓大军等三路大军，实行无后方依托外线战略的设计与修正过程，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对前线将领指挥权的尊重，这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3]。王启超认为，刘邓大军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尊重客观实际，实行无后方作战，具有求实性；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同步进行，具有科学性；新解放区建设实行新策略，具有创新性，如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了“两面政权”，新旧机构并用，在土改政策方面实行“减租减息”[24]。

关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工作中的经济措施，王新生研究了邓小平在大别山区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探索新区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中明确两种观念，即首先充分认识根据地建立与土改完成的长期性，其次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深入，开始时应缩小打击面[25]。邓其志等从解决民生的角度阐释，指出南下干部“天池部队”在宣传工作、加强新区社会管理、加强民生建设等方面有重大的功绩[26]。刘学礼指出，大别山解放区初时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转入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未能及时转变政策，犯了“急性土改”的错误，最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27]。何薇、赵晓丹关注1948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中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文，认为邓小平起草的“六六指示”表明，邓小平通过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土改运动的发展，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不仅对于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根据地“站稳脚跟”至关重要，而且为新解放区土改运动提出了正确的思路，是中共中央坚决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标志性成果[28]。

学术界对于刘邓大军坚持的群众路线十分关注，认为刘邓大军正是通过思想动员与政治教育雷厉风行，纠正“左”右倾错误，率先垂范不侵占群众利益，自力更生才最终摆脱了生存困境[29]。邓小平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采取了打胜仗稳民心，严纪律赢民心，加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增信心等工作方法，体现了邓小平独特的群众观[30]。王启超阐释了刘邓大军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工作方法：调整土改初期的“左”倾错误，采取了扩大财源的财经政策，确立财粮制度，整顿村级财政，加强财经干部队伍建设，正规部队地方化，扶持工商业发展，解决了财经困难，支援了解放战争[24]。潘晔、戴思奇研究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体现为充分发动群众，变中求生，审时度势，分化瓦解敌人，尊重知识分子的作用[31]。

这一阶段涌现出与学术界主流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如李百齐认为，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前进距离过远，与敌人在大别山区纠缠的时间过长，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进军途中通过黄泛区时，被迫将重型武器全部丢弃，打不了大的歼灭战，因而严重减员。大别山地形不适合运动战，北方战士不适应此处气候，且红四方面军转移后，国民党残酷的反攻倒算和牢固的统治基础，使得大别山区的群众基础并不适合解放军建立根据地，这些因素导致刘邓大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并没有完成[32]。李平从经济角度分析了陕北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而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极大地加重了陕北的困难，严重的生存压力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部署了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跃进”大别山。毛泽东一再改变原定的战略，先是提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时间，随后放弃原定依托后方缓步推进的战略方针，转而采取无后方跃进的军事战略，均是在严重的生存压力之下迫不得已做出的战略抉择。李平的分析，使得刘邓大军在面对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决心抛却大后方，长驱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因明晰起来，更凸现出刘伯承和邓小平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崇高革命情怀。但是李平以后见之明论说刘邓大军由一支劲旅变为弱旅，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以此为由判定，若陈谢大军如原议进入陕北，与彭德怀协同作战，粉碎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是更好的战略选择，这一论断与前文论述矛盾，因前文已述及毛泽东改变陈谢大军的战略部署，正是担心陈谢大军进入陕北后，将使不堪重负的陕北经济陷于崩溃[33]。后见之明与先入为主是史学研究的大忌。

学术界2000年以后的相关研究，显著地加强了对刘邓大军战略部署中经济因素的考量，从而加深了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决策原因的理解。学术界继续推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研究，必须首先在史料拓展上下功夫，大量研究成果的重复，缘于所依据的史料来源相同，因此研究很难出新意。党史工作者仍在不断征集各种史料，如湖北党史工作者辑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决策过程、战役进展相关的电文、信函和报告等，对文字、图片等档案史料做了系统梳理[34]。但是学术界既有研究仍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史料，对于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鲜有关注，未能形成不同方面史料的参照补正，研究深度很难挖掘。其次，研究视角需要扩大，应加强对党中央做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决策原因中经济因素的研究，对战争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军事战斗，需要更多地关注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以求更全面地呈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段历史。再次，口述史研究需要进一步与档案资料参照考证，口述史研究有待进一步规范，研究结果亟待更合理地发挥作用。最后，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研究，需要加强学术规范，减少重复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