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与红军长征之关系

田青刚

(信阳师范学院 大别山红色资源与文化发展研究院，河南 信阳 464000)

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最后落脚川陕边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这次西征，改革开放之前的学术界基本上是从批评的视角来谈论此次行动的，往往将之与张国焘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从客观上和战略行动本身所产生的意义上去认识红四方面军西征。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开始从正面研究和评价此次战略行动，但也多限于厘清责任[1]107-108。总的来看，从红四方面军西征产生的积极影响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尤其是缺少从长征视角系统研究红四方面军影响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与红军长征之关系作一专门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此，全局性的红军长征陆续展开。在考察红军长征时我们会发现，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红军长征在开始时都未使用“长征”一词，而是用“战略转移”或“远征”“西征”[2]456。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前1932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当时即有“西征”之说①。“长征”一词是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途中开始使用的。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使用“长征”一词，对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意义作了高度评价[3]149-151。从此，“长征”一词才广为人知。

1936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长征主要指这三支红军队伍从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后来，又把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到陕北的战略转移也称为长征。可见，“长征”一词所指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不管是“战略转移”或“远征”“西征”，它们的共同点是：有一定规模；远距离行军；有重要影响。根据对红四方面军西征和红军长征特点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与红军的其他长征在特征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不管其行动时是否使用了“长征”一词，事实上它就是一次长征[4]。

既然这是一次长征，为何官方宣传中鲜见使用“长征”一词呢？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两点：一是为突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考虑。一方面，“长征”一词始用于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红军长征的宣传突出中央红军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已包含在长征队伍中。尽管日常宣传的红四方面军长征指的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从川陕根据地开始的长征，但若再把红四方面军1932年的西征作为长征单独提出来宣传，似有过于突出红四方面军之嫌。二是受张国焘问题的牵累。在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问题上，张国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后，适逢中央高调宣传长征的时间节点，恰在此时，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清算也在逐步展开，此时若撇开张国焘的错误不谈而去突出1932年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似乎不合时宜。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从长征视角对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进行宣传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红四方面军这次西征宣传的疏落并不能改变红四方面军西征作为长征一部分的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红四方面军1932年的西征。四川省委党校朱明远教授在《关于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原因及起点问题》一文中提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起点应该从1932年的西征开始[5]36-40。作家叶君健在一篇采访文章中把红四方面军的西征称为“最先一路的红军长征”[6]60。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陈志让也在论及此次行动时采用了“第一次长征”的说法②。杨炳章(本杰明·杨)教授在《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如果说长征不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那么红军的长征就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而长征的起始时间——若把长征看成一个综合历史时期的话——也就必须由此加以更正才对。事实上，早在1932年秋季，由于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就已撤离各自的根据地，开始远征行动。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应作为长征真正开始的时间。”[7]3笔者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行动考论》一文中从鄂豫皖红军第一次长征的角度对此作了阐述[4]。

其实，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认知中，这次战略行动也是被视为长征的。如西征时担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长的李天焕在1945年所写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发展与建设》一文中说：“在此等情况下，所以四方面军就停止转征，在川北创造苏区……并占领通、南、巴三个县城……从此就结束了红军的长征。”[8]57明确把红四方面军的这次西征称为“长征”。郑位三的一个谈话③和红四方面军老战士王永亮的回忆文章也称西征为“长征”④。

二、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胜利是长征理论的成功实践

徐向前元帅在《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一文中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以红军主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脱离原有根据地，流动转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或者叫战略总退却。”[9]357红色根据地是千千万万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与“苏区共存亡”“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不仅仅是口号，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基本理念。但是，长征之前的严峻形势表明，固守根据地不但不现实，而且还可能使红军和革命有生力量遭受灭顶之灾。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相关史料也证明，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不是中共决策层最后关头的匆忙决定，而是经过了超过半年的谋划和准备。当然，决策者们在做出战略转移即长征决策之前，必须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战略转移与革命斗争意志是否根本冲突？战略转移能否实施？实施效果会如何？也就是说，做出战略转移(长征)的决策必须要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依据来支撑。在理论上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死守根据地，没有了人还怎么革命？那么在实践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了。远的不说，红四方面军西征、壮大，川陕苏区的建立与发展是红军自己探索的结果，也从实践上回答、解决了战略转移(长征)有无必要的问题[10]。

当然，中央高层对实行战略转移是慎重的。这一点可从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到川陕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的态度变化上看出。当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鄂豫皖省委领导包括省委书记沈泽民在内，都是不理解，甚至是愤怒的，他们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告状，指斥张国焘和中央分局执行的是逃跑主义路线，要求红四方面军返回鄂豫皖苏区[11]290,304。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12]592-593和鄂豫皖省委[13]149的指示中，也曾对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行动予以严厉的批评。但是，半年后，中央在有关指示、文告中提到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时，大多使用的是兴高采烈的笔触[13]479-487。可见，任何事情必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中央态度的转变说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留下小部分力量，把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或其他地区去开辟新根据地，以保存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不但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胜利和川陕根据地的建立，从实践上也证明了这一战略的可行性。正是有了这样成功的经验，当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困境时，战略转移就成了中共高层认可的一种备选方案，只不过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民心秘而不宣，仅有少数人知情而已。事实上，中央的这一考虑还是从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显现出来了。1934年6月，周恩来约见程子华，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向程子华表达了中央对根据地发展战略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见是，红军可在必要时撤离根据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发展，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4]45-46。正因为中央有了认识上的转变，才有接下来的红军长征。这一点在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也间接得到证明：“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3]149可以说，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胜利，为其他红军部队进行长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无论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还是后来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都遇到了惊人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路途的艰辛、落脚点的数度改变、沿途群众工作等。红四方面军通过各种联系渠道，把红四方面军西征及建立川陕苏区的经验介绍给了中央和其他苏区，使中央和其他苏区在考虑改变单纯防御思想，实行战略退却，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等问题上有了成功的样板和参照。正因为如此，中央后来在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用激动的口吻，谈到反“围剿”的胜利时说，“我们巩固了原有的阵地，并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使苏维埃的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与川陕边苏区的扩大。……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15]1-5。

三、红四方面军西征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红军长征确定落脚方向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考察几支红军长征路线可以发现，红军长征大方向都是选择向西，这是否与红四方面军西征并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一历史事件有关联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的方向是到湘西。博古代表中央所拟的一个文件说到，“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16]61。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红军转向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17]656。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把新根据地从黔北扩展到川南。其后还曾考虑过建立四川根据地及川西根据地。1936年6月，中央正式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向，并最终落脚陕北。如果不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并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的落脚地可能会是其他方向。

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寻找合适的落脚点，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虽然落脚点几经变化，但却始终在向西北即红四方面军所在的方向靠近。

红二十五军长征方向的选择，受红四方面军西征的影响尤其明显，甚至连长征路线也大体一致。1934年11月11日召开的鄂豫皖省委常委会，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平汉铁路以西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转移，转移路线也是沿桐柏山向西。虽然红二十五军在进入桐柏山区后由于敌情变化，改变了行军方向，但仍绕道泌阳、社旗、卢氏，进入伏牛山，并在陕南建立根据地。而陕南是红四方面军西征曾经经过的地区，还在那里建立过根据地。

四、红四方面军及其所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策应和支持了其他红军的长征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红二十五军长征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这种支持一是表现在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增加了红二十五军长征沿途群众对红军的了解。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四方面军在西征途中，不但在沿途扩建了党组织，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如在路经南阳时，红军充分发挥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的作用。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不仅沿途刷写、散发“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等标语、传单，进行革命宣传，还利用—切可能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以及用良好的军纪来教育、影响群众，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仍然保持着严明的纪律，秋毫无犯。这都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政治本色。红军的表现连奉命围堵红军的宛西自治派首领彭禹亭也深受感动，称其为仁义之师[18]116-117。可以说，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使沿途群众更多地了解了红军，减少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困难和阻力。二是表现在对红二十五军创建陕南根据地的支持方面。红四方面军西征到达陕南后，曾在陕南发动群众，播撒革命火种，建立苏维埃政权。红二十五军长征中鄂豫陕省委及陕南特委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区就是红四方面军及党组织曾经活动过的区域。换句话说，红四方面军西征及其在陕南的活动，为红二十五军长征和建立陕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铺垫作用。

(二)红四方面军也为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给予了战略上的策应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原本到鄂西北与贺龙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师，但因红三军已撤出，未能实现会合，遂继续转移。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行动，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从而对红三军的转移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

1935年5月，当中央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进入四川后，红四方面军为了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的再次长征，吸引了四川境内大量的国民党军，大大缓解了中央红军进军四川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创造了条件。

(三)红四方面军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人员补充和物资供给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考虑到中央红军减员较多，物资匮乏，红四方面军一方面抽出部分兵源补充到中央红军，另一方面又为中央红军准备了粮食、被服等物资。徐向前元帅在回忆中曾说过，“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我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他们；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经中央批准，我们调了三个团共3800人去一方面军”⑤。洪学智回忆，“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我们需要准备物资，包括鞋子、衣服、粮食，全军都做了动员”,“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后，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我们将筹措的牛羊、粮食送到三军团转交。于是我们先后送去了三批粮食和牛羊。中央纵队到了黑水、芦花后，又让我们把筹措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随后，我们又送去了一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前后共送去了四批”[20]102,105。

可以说，经过艰苦长征到达川西的中央红军已是人困马乏，物资极为匮缺，红四方面军的支持，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保证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1932年红四方面军的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西征的胜利从实践上证明了战略转移理论的必要性并为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经验。对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历史的研究，也必须结合主客观因素，重视客观分析，而非仅仅考虑主观。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得出的结论才会令人信服。

注释：

① 良木在《红色中华》第70期第2版上发表的《从肃反胜利后到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的通讯》第3部分标题即为“西征南下”。该文是良木在1932年11月29日从陕西寄到《红色中华》编辑部的，此时红四方面军尚在西征路途中。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1933年所写的《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略史》中第5部分标题也用了“西征”一词。见河南省地方党史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1981年，第58页。

② 陈志让说：“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自己亲自指挥围剿，鄂豫皖苏区于9月被摧毁，张国焘和徐向前被迫开始进行被描述为第一次长征的向四川北部的转移。”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第4章《共产主义运动(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③ 郑位三说，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事实是暂时失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敌人占了大部分地区。见倪忠文:《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第8-12+56页。

④ 王永亮在回忆中说，黄柴畈会议最后决定：“中央分局等各机关同红军总部率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合计十三个团两万多人，一万六千多支枪，于十月十一日夜越过京汉线向外面转移(这就是长征的开始)。”见王永亮：《回忆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反敌人四次“围剿”的斗争》，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中共信阳地区党史资料汇编 丰碑》第1辑，1984年，第192页。

⑤ 徐向前元帅回忆：“我们一面指挥前线部队，扼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见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