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翻译批评研究现状综述(2005—2017)
——基于中国近十三年博士论文的分析

曾力子

(邵阳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一、数据统计分析

(一)年份数量与院校数据分布

在知网数字资源全文数据库页面，限定范围为博士论文，关键词“翻译批评”，时间不限，采用传统文献计量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检索显示至2017年9月30日共有包括2005至2014年共27篇博士论文，2013年为论文高峰期，有6篇，此外，2007年与2009年分别有5篇与4篇，其他年份均在1—2篇之间，而近三年都没有相关博士论文出现，如图1：国内翻译批评研究博士论文年度数量分布(2005—2017)

图1 国内翻译批评研究博士论文年度数量分布(2005—2017)

笔者尝试输入关键词“翻译”检索博士论文，时间延续显示2003至2017，可以肯定，博士论文翻译批评研究滞后于翻译研究本身，2017年数据缺乏可能是不同高校上传数据时间延误，也有可能是翻译批评研究的缺失,显而易见的是2015之后的年份均不见以翻译批评为关键词的博士论文，以“翻译”为关键词检索出来的数据为95篇，经排查，其中有13篇为病理学、药理学或者遗传学专业论文，只因“翻译”一词可用于遗传分子学单位。真正翻译研究博士论文为82篇，翻译批评占据32.93%，即三分之一之多。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批评在国内研究是一持续恒久之业，尤其是2007年，翻译批评成了翻译研究博士论文的全部，这一情况出现不仅与译界专著流传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及导师的研究倾向也是重要原因。在检索到的9个院校中，博士论文及导师指导数量不一，如表1：

表1 中国知网翻译批评博士论文采集院校及数量分布

上表1彰显了部分已有研究特点：(1)学科地位作用明显。作为专门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摇篮，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首当其冲乃情理之中，其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同时为博士学位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一级学科，学科重要性显著，故而论文数量呈现明显优势，平均每年有近一篇翻译批评论文问世，足以说明它在翻译批评研究方向的前瞻性；华东师范大学与南开大学人文气息也不示弱，其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都是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涉及两种语言的主题—翻译批评自然不会停滞。整体上看，除了大连理工大学重工科外，其他院校综合性学科性质在外语方向呈现水平倾向。(2)导师导向明确。冯庆华教授一直致力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授课也是翻译相关专业课程，其多产性部分可归功于所在院校性质，潘文国教授是英汉语言对比研究领域之泰斗，王宏印教授则是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译论的奠基人，孙迎春教授亦孜孜不倦于翻译理论研究多年，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对其指导博士的导向明确。

(二)论文分类

为便于进一步统计分析已有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理论背景等差异性，笔者对27篇关键词为“翻译批评”的论文进行分类研究，其分类依据为各论文目录所呈现内容，详见下表2。

表2 国内翻译批评研究博士论文(关键词)

1.分类研究呈现特征

(1)研究对象大多为翻译作品，尤以中国古典或经典之作为主，包括《老子》、《论语》、《红楼梦》、《西游记》等。无论是典籍英译还是文化宝典传译，始终是译介主要产品；理论综合研究也处于上升势头。其中，部分作品与译者研究重叠交叉；(2)就研究方法而言，无论是作品还是译者研究，都夹杂对比与个案研究，但以对比研究为主，其中既包括同语译本对比，也包括同理下异语对比，还包括同时代下译者对比，其多样化趋势明显。综合性研究也走向正轨；(3)翻译批评研究内容以文学翻译批评多见，对翻译批评范式构建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不难体会，翻译界对文学翻译过程与结果的多元探讨引发其批评研究的多产倾向，翻译批评范式构建是译界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构建是否完善则另当别论。(4)理论支撑的翻译批评研究配比更高，其理论范式或文学，或哲学，或翻译学本体，无论是从单一视角阐释还是以多元动态为标准都体现了当前博士论文引发的学术前沿动向，对翻译批评研究的未来倾向有指引作用。

2.特征背后

(1)已有博士论文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翻译批评学科框架，包括翻译评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以评论与理论结合为主，学科框架较为理性。(2)鉴赏与批评同在。多数论文涉及文本，无论是单个文本还是多个文本对比研究，作者都论述了其存在的可行性和善译的可能性，特别是将美学纳入翻译批评范围作为其评判标准之一，可读性见长。(3)翻译批评研究的跨学科性与超语言性可见一斑。无论是从整体论还是研究价值论，以哲学高度俯瞰，均高屋建瓴。同时，研究专业有英美文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中国古代文学等，语言方向则包括了中英文、俄语，韩语，持不同语言、习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走向同一方向，可见翻译批评研究向心力之强。

二、问题剖析与未来展望

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已有研究理论背景分析27篇博士论文看综合性院校青年学者翻译批评研究现状，其研究过程与框架上依然存在某些问题，通过现实问题透视，文章将尝试性提出未来展望。

(一)问题剖析

1.翻译批评用词泛化。整合27篇博士论文，虽然是以关键词“翻译批评”查而得之，但完全意义上的翻译批评研究只有7篇，包括《中韩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以小说《活着》韩译本为中心》，《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为中心的探讨》，《基于双语领域本体的典籍英译批评研究》，《论译者风格批评》，《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研究》，《多元动态翻译批评的建构性研究》，《中西比较语境下的文化翻译批评理论》。其他论文中“翻译批评”只是论文一小部分，翻译批评夹杂在翻译文本过程解读或翻译学人物研究之中。

2.翻译批评基础过于理论化。翻译批评表面看是从属于翻译研究的，不管研究过程还是结果，都涵括了翻译批评。翻译批评不仅有理论的指引，也包括实践层面的操作。从已有研究看，参照理论方陈述的东西过多，理论映射下的文本分析交织，少有或缺失实证研究与实践翻译，于翻译批评的学科地位发展不利。

3.翻译批评模式固化。从研究选题看，论文多以某个理论为支撑，某个文本或译本为蓝本，将理论与实践进行到底，根本上固化了翻译批评研究范式，如《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基于双语领域本体的典籍英译批评研究》，《《三国演义》文化专有项的描述性英译研究》等；从研究重心看，翻译批评研究多以文学翻译批评模式构建为主，无论如何拓展期维度，难以将翻译批评本体地位凸显，如《中韩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以小说《活着》韩译本为中心》，《文学翻译的文体学评估框架》，《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等。除了在基督宗教文人研究中涉及零星文字提及周国光《圣经》翻译论，[2]对自然科学的翻译及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的翻译批评鲜有关注。研究方法上均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明见，文献综述法遍地，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鲜见，导致方法论不尽，说服力不够。选题是翻译学方法论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3]98翻译批评研究也是如此。整个研究从选题、研究重心到研究方法都走入了固话，长此以往对翻译批评综合研究是不利的。

4.翻译批评构建仿化。仿化有旧瓶装新酒之意味，用于翻译批评模式构建，不难发现其中的套嵌之术。其中用得最频繁的莫过于“多元、动态、开放”翻译批评模式。如肖唯青《多元动态翻译批评的建构性研究》，于连江的《多维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多元论出现之后，其用词趋势也大众化了，至于何为多维或多元在论文中并未得以明示。冯晓黎在论文《帛书本《老子》四英译本的三维审视》也提出建立“内容、形式、风格三维翻译批评模式”，此三维模式与泰特勒18世纪提出的翻译三原则*泰特勒翻译三原则：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见Tytler著Essay on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不谋而合，模仿之意跃然。张德让在论文《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提出其独创词“翻译会通”之标准，“会通”意即“变通，融汇贯通”，与梁启超的“圆满调和”*梁启超对玄奘翻译方法的评述—“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内涵一致，仿意浓烈。

(二)未来展望

就知网收录的博士论文发行情况而言，翻译批评研究在中国一直处在稳步持续发展之中，有理论证言，有文本解读，有范式构建，然问题依旧存在，正视当前问题可以有意识推进翻译批评研究未来发展。

1.从事翻译批评研究的学者与界内人士会越来越多，构建的理论框架也会走向更加合理与全面。自有翻译批评以来，文学翻译批评一直走在翻译批评前列，王宏印教授2006已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10年赵秀明等著《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许钧教授著书《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增订本)》，对此，我们设想译界应该有非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相关著作出现，引领翻译研究的非常态视角，使翻译批评真正发挥其时下功效。为此，体现青年学者较为前沿研究方向之非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理应做大做强。

2.翻译批评学概念自吕俊2009在其专著《翻译批评学引论》提出之后，其重价值哲学与方法论研究的理论取向得以沿袭，其系统性研究对翻译批评理据基石作用明显，但区别性对待翻译学科与翻译行为在译界尚需更多身体力行。博士论文对翻译批评研究的系统性值得更多深入研究。

3.翻译批评的目的是更好地提高翻译质量，除了译者自身素养，同行批评亦是影响因子之一。然目前国内翻译批评的一贯作风均是欣赏多于批评本身。偶尔有点批评，也是表面的，只是指出译文中字句的误译，很少就译本作本质的、全面的批评。[4]244这一评价依然适合于现今的翻译批评现状，博士论文翻译批评研究的文本剖析解读大多也未能跳脱这一樊笼。未来研究进展中，博士论文不仅要架构较为坚实理论框架，对文本的分析批评更应该高瞻远瞩，有理有据，不陈词滥调，也不随波逐流，真正做到批与评相得益彰。

三、结语

文章就关键词为“翻译批评”的博士论文进行知网搜索并统计分析，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目前青年学者的研究现状。对年度论文成品、导师取向、存在问题做了自我解读，尤其是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展望。就翻译批评而言已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理清之话题，文章仅仅是就其研究阶段和方向进行了小范围梳理与解释，根本上也可视为一次翻译批评行为尝试，抛砖引玉，旨在期待有更多相关主题文章的直观展现。

[1]Newmark P.ATextbookofTranslation[M]. London/Toronto/Sydney/Tokyo: Prentice-Hall,1988;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84.

[2]边茜.近代中国江南基督宗教文人研究—以天主新教与新教文人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2013.

[3]罗列,穆雷.选题：翻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J].中国外语,2010,(6):98-106.

[4]叶水夫.大陆改革开放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C]//杜承南,文军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