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山集文化与大伊山类型

燕生东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014）

近年，文物考古部门在江苏省泗洪县一带发现和确定了一支距今8500—8000年的顺山集文化，这对于建构淮河下游地区史前考古文化发展谱系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江苏灌云大伊山类型（遗存），有学者归之于北辛文化一个地方类型[1]，也有学者归之于青莲岗文化[2]，其文化来源和文化属性还存在一定分歧。顺山集文化的发现，为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一、顺山集文化特征

顺山集遗址位于淮河下游泗洪县梅花镇赵庄东部重岗山北部山坡上，总面积17.5万平方米。2010—2012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连续多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面积2750平方米，获得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发掘者把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与第二期遗存具有明显的前后延续关系，属于同一文化；第三期遗存不仅聚落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在器物组合、器类特点以及陶器制作工艺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与前两期遗存属于不同文化。发掘者据此把第一、二期遗存命名为顺山集文化[3]。碳十四测年显示，顺山集第一期遗存绝对年代距今8500—8300年，第二期遗存绝对年代距今约8300—8000年[4]。

顺山集文化第二期的聚落已经有了统一规划，环壕内为居住区、窖藏区，环壕外西北部则为埋葬区、建筑垃圾倾倒区。

顺山集遗址环壕平面形状近人首形，东西跨度约230、南北长约350米，周长近1000米，环壕内聚落面积近75000平方米。壕沟最宽处24米，一般约15米，最深处达3米。壕沟底部较为平坦，坡度较缓，外侧沟壁坡度较内侧略大。壕沟内堆积因长期淤积浸泡呈灰褐或黑色，包含大量陶片、烧土块及丰富的动物骨骼遗骸。沟内堆积以第二期遗存为主，部分区域第三期遗存较为丰富。环壕开挖并使用于第二期文化遗存早段，在使用过程中因自然淤积和倾倒大量生产生活垃圾而逐渐废弃，至第三期时大体被填实。推测顺山集环壕主要功能为防御、排水及界沟。

环壕中西部、中部、东南部为居住区。这里发现密集的、分布有规律的柱洞，柱洞排列成圆形和椭圆形房屋基址。房屋内存有居住面、成片的烧土面、灶体烧土及陶支脚、陶釜。房址周边为坑状堆积、成片的建筑垃圾与墙体有关的烧土堆积。所见较大面积烧土堆积多处，一处面积达150平方米，部分经人工踩踏。居住区内还有灰坑、灰沟、灶与兽坑等遗迹。

壕沟外西北部为成片成排的墓葬，这里应是墓地区。墓葬埋藏非常集中，在不足500平方米范围内就清理墓葬70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体南北向，排列有序，墓主人头向北偏东，多为仰身直肢葬。墓葬以单人葬为主，并存有少量双人合葬和多人合葬。大部分墓内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不超过3件，器类有陶釜、钵、壶及石器等。墓地周边存在着失火倒塌的墙体和灶体构件堆积，说明这里还可能是建筑垃圾倾倒区。

顺山集东北4千米的韩井遗址也为环壕聚落，聚落形态、文化面貌与之完全相同[5]。

顺山集文化陶器种类包括釜、罐、壶、钵、碗、盆、豆、鼓、灶、支脚等。99%以上陶胎中有羼和料，羼和料主要为砂，还有碳、蚌、云母等。陶色普遍不均，器表多呈红色、红褐色、灰褐色，内壁多呈黑色。陶器多素面，部分器物有乳丁、刻划纹、指甲纹、附加堆纹等纹饰。

炊煮器均为陶釜，数量较多，占整个器类的三分之二以上。就种类而言，有盆形釜、罐形釜和深筒形腹釜三类，其中盆形釜数量最多，约占釜类总数的85%以上。盆形釜形态多样，也最有特点。盆形釜大体可分为若干型。大体看来，一是宽沿平卷或卷沿近平，侈口，弧腹，圜底（图一︰1—5），腹部多外弧，部分弧腹近直，腹有深腹和浅腹之分，底部有大、小之别；二是宽斜沿或斜卷，敞口，斜弧腹，多浅腹，大圜底（图一︰6—8）；三是窄卷沿或窄斜沿，敞口，腹部微外弧近直、大圜底近平（图一︰9—11）或内斜弧急收、深腹或浅腹，小圜底（图一︰12、13）；四是无沿，敞口，斜弧腹或斜直腹，圜底或圜底近平（图一︰14—16），还有腹上部斜直，下部急收，形成折腹，圜底，个别带有乳状小足（图一︰17、18）；五是花边口沿，平卷沿或斜卷沿，敞口或侈口，弧腹，圜底。深筒形腹釜数量不多，为直口，上腹较直，下腹缓收，大圜底（图一︰19），或者直口，上腹较直，下腹急收，圜底较小（图一︰20）。罐形釜数量极少，窄平卷沿或折沿，侈口，深弧腹略外鼓。釜腹上多窄长条状鋬手、窄短条状鋬手、柱状把手和乳状把手等。

图二// 顺山集文化陶器

与陶釜配套使用的是陶支脚和陶灶。支脚有斜弧柱状、宽扁状、猪形、短柱体形、矮圆锥形等。灶平面有方形和椭圆形两种。

盛器中有双耳壶和罐。前者主要有敛口双耳壶和侈口、短领、溜肩、圆弧腹、圜底双耳壶（图二︰3）。食器有平底钵、圜底钵、平底碗（图二︰2、5、6），且碗、钵腹上多带有角状把手，比较有特色（图二︰1、4）。

顺山集第三期遗存遍布整个遗址范围内，所见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在遗址西南地区发现一处墓地，已清理墓葬21座。墓葬大部分南北向，墓主人头向南；部分东西向，墓主人头向东。个别墓葬墓坑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达八九件。该期出土陶器多薄胎，器形相对规整，胎内普遍加入植物末作为羼和料，器物表面常见抹红色泥浆现象。陶器内外壁多呈红色。器物种类有釜、罐、卷沿盆、钵、大圈足盘、高颈双耳壶等。新出现宽折沿釜、大圈足盘、卷沿盆、高颈双耳壶等。宽折沿釜，沿面内弧，弧腹外鼓下垂，大圜底，口沿下压印米粒状纹，腹部拍印竖绳纹（图三︰1）。还见窄沿平卷或斜卷、侈口、腹部斜直或斜弧腹，腹部较浅的陶釜（图三︰2—4），可能是从顺山集文化发展而来，也不排除为第二期遗存的混入。对于这些新文化因素，发掘者认为其来自长江以南钱塘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8000—7500年。由此看来，第三期遗存与顺山集文化相比，文化主体发生了变化。

因此，顺山集文化的发展去向值得探究。

二、淮河流域中下游与周边地区晚于顺山集文化的遗存

淮河流域中下游与周边地区晚于顺山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双墩文化、龙虬庄一期遗存、大伊山类型（遗存）、马家浜文化以及汶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

位于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典型遗址有安徽蚌埠双墩[6]、定远侯家寨[7]、淮南小孙岗[8]等。陶器组合为釜、鼎、双耳壶（罐）、钵、碗等。炊煮器中陶釜数量最多，还有少许的罐形鼎和钵形鼎。陶釜以罐形平底釜（图四︰1—4）和钵形平底釜（图四︰6—8）数量最多，也最有特点。罐形釜，窄折沿，侈口，大口或中口，腹部斜直、深腹、小平底，或弧腹外鼓、浅腹、大平底，敛口。钵形釜，多敛口或直口、深弧腹，或斜腹内收、浅腹。这些釜腹上流行两对鸡冠形鋬。还有一种无沿、直口、深直腹釜，口沿下一周附加堆纹和两对鸡冠形鋬（图四︰5）。双墩文化食器有圈足碗和圈足钵，底部多有刻划图像，比较有特点。双墩等遗址的碳十四测年在距今7500—7000年之间。从年代上看，双墩文化与顺山集文化还有一定间距。就文化特征而言，双墩文化的来源显然不是顺山集文化及其后续文化。

图三// 顺山集第三期文化遗存陶釜

图四// 双墩文化陶釜

图五// 龙虬庄一期遗存陶釜

位于淮河下游、江淮之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一期遗存[9]的陶器种类有釜、矮圈足盘、圈足碗、钵、带把杯、短颈壶等。炊煮器多为釜，其中，罐形釜数量最多，多直口或侈口，口部有小口、中口、大口，短领，圆肩，肩上多宽扁或硕大横耳，或扁长横鋬手，个别有管状流，弧腹外鼓，大圜底（图五︰1、2）。所见盆形釜，平卷沿或斜折沿，侈口，腹部外鼓，圜底普遍较大（图五︰3—5），与顺山集文化同类釜区别较大。龙虬庄一期遗存还有两种筒形釜：一种直口，深腹，口沿下一对横耳（图五︰8）；另一种卷沿，敞口，深弧或深直腹，腹上围一周附加堆纹（腰檐）（图五︰6、7），这两种釜可能受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关于龙虬庄遗址第一期遗存，从器物组合、特征以及测年来看，年代在距今7000—6500年间，与顺山集文化相隔较长一段时间，但就其文化面貌来看，其来源也不是顺山集文化及其后续文化。

图六// 北辛文化陶鼎与陶釜

分布在长江下游以南太湖地区和宁绍平原一带的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前后，以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最为典型[10]。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江南岸地带太湖周围发掘了江苏常州圩墩、吴县草鞋山、张家港东山村、镇江左湖、江阴祁头山等遗址。马家浜文化的向北扩展，缩短了与淮海下游地区同时期文化的空间距离。马家浜文化陶器以腰檐釜、罐形鼎、高圈足豆、三足盉、带把鬹、牛鼻耳罐等为基本器类。腰檐釜的种类、数量最多，有直口、筒形深腹釜，侈口、筒形深腹釜，鼓腹罐形釜，斜弧腹盆形釜等，底又有圜底与平底之分。个别盆形釜，卷沿、斜弧腹，有的腹部饰附加堆纹，有的附宽扁鋬手，有的附腰檐，与顺山集文化及后续文化的盆形釜、盆形鼎有某些相似之处，说明它们有一定文化交流，但整体而言，它们不属同一个文化系统。

淮河下游地区北部汶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比较典型的遗址有山东济宁张山[11]、滕州北辛[12]、汶上东贾柏[13]、兖州王因[14]、泰安大汶口[15]等。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学界对北辛文化的来源、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发展阶段、地方类型、分期等已有了大致了解。顺山集遗址发掘者认为顺山集文化与后李文化晚期年代相近，存在一定文化交流，比如炊煮器均为陶釜。其中，后李文化晚期发现的少量盆形釜，其特征为窄平卷沿、侈口、圆弧腹、大圜底，与顺山集文化同类釜相似。但后李文化晚期最常见的陶釜，除叠唇、直口、筒形深腹釜外，还有无沿、直口、深斜直腹釜，小卷沿、侈口、深斜弧腹内收、小圜底釜，敛口、圆弧腹、大圜底釜等[16]，这些均不见于顺山集文化。

长清张官[17]、滕州北辛等遗址内的北辛文化早期阶段，炊煮器陶釜数量比例较高。该阶段陶釜延续了后李文化晚期的形态，主要有卷沿、侈口、深直筒腹釜，斜卷沿、圆弧腹呈球状釜，窄折沿、弧腹外鼓、大圜底釜三类（图六︰13、14、16），这与顺山集文化以斜弧腹盆形釜为主显然不同；而有一类釜（个别为鼎），卷沿或无沿、敞口、斜直腹、尖圜底、腹部饰1周附加堆纹（图六︰15），数量少，在该地区无自己清晰的发展序列，仅发现于鲁南苏北地区，可能受顺山集文化及其后续文化的影响。北辛文化中晚期，鼎类发达，就形态而言，至少分钵形、盂形、罐形、折腹釜形和盆形等五类（图六︰1—12），并各有自己的发展序列。其中，罐形鼎、折腹釜形鼎种类逐渐增多，口部可分为小口、中口、大口。北辛文化的盆形鼎（图六︰7、8）多为折腹和弧腹外鼓，而顺山集文化及其后续文化的盆形釜和盆形鼎均为弧腹斜内收（见下文）二者差别较大。综上所述，顺山集文化的发展去向也不是北辛文化。

三、顺山集文化发展去向——大伊山类型

大伊山遗址位于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北约2千米处。1981年发现并作过调查，1984、1986年，连云港市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分别进行了两次发掘，清理面积共约550平方米[18]。先后清理史前墓葬计62座，其中，47座墓葬有随葬品，绝大多数墓仅有1、2件陶器。关于大伊山遗址年代，第一次试掘简报中认为出土器物没有明显的早晚差异，其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左右；第二次发掘简报称其相对年代晚于北辛遗址，略早于青莲岗遗址，距今约6700—6500年。大伊山遗址存在早晚，可分为若干期段，比如早期炊煮器陶釜的数量远多于鼎。大伊山遗址主体与早期阶段的遗存年代应不晚于距今7000年[19]。类似大伊山早期阶段遗存在江苏淮安青莲岗[20]、沭阳万北[21]、连云港二涧村[22]、邳州大墩子[23]等地也有发现。学界曾将这些遗存称之为青莲岗文化。考虑到早先界定的青莲岗文化内涵过于芜杂，时代延续也较长，为避免引起争议，鉴于以大伊山早期阶段为代表的遗存，时代早，遗物丰富，本文暂称之大伊山类型。

大伊山类型陶器种类有釜、鼎、双耳壶、高颈壶、钵、碗、盆等。陶质主要分夹砂（还有蚌壳片、植物杆茎）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器的颜色多斑驳不纯，以红褐色为基调，杂以红色、灰褐色、黄褐色、黑褐色。器表常见细泥条堆纹、附加堆纹、乳丁纹、刻划几何纹、指甲状剔刺纹等纹饰；附加堆纹多与点状压印纹结合使用。泥质陶的陶土多经陶洗，陶色以红色为大宗，还有少量灰色、黑色，多数陶器表面涂抹红色陶衣。器表经打磨，比较光滑，器壁厚度较夹砂陶薄，也更均匀。

图七// 大伊山类型陶釜与鼎

大伊山类型早期炊煮器陶釜的数量超过陶鼎，晚期二者并重。釜有盆形釜和深筒形腹釜两种；鼎以盆形为主，还有少量钵形、罐形。盆形釜、盆形鼎是大伊山类型最有特色的器物。早期盆形釜数量多，形态多样，也最有特点。盆形釜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宽沿平卷或卷沿近平，侈口、弧腹、大圜底或圜底近平（图七︰1、4、5、6、17），腹部多外弧，部分弧腹内收较急，腹分深腹和浅腹两种；二是宽斜沿或斜卷沿，敞口，斜弧腹，多浅腹，大圜底（图七︰2、3、7）；三是窄卷沿或窄斜沿，敞口，腹部微外弧近直、大圜底近平（图七︰9—11），或内斜弧急收、浅腹或深腹、小圜底（图七︰8），个别釜底部有三个乳状小足（图七︰10），底部带有圈足（图七︰12）；四是无沿，敞口，腹上部斜直，下部急收，形成折腹，大圜底近平，个别带有乳状小足（图七︰18、19）。深筒形腹釜数量不多，为直口，上腹较直，下腹缓收（图七︰20）。罐形釜数量极少，窄平卷沿或折沿、侈口，深弧腹略外鼓。这些盆形釜和深筒形腹釜均见于顺山集文化，形态上也非常相似。盆形鼎为无沿，敞口，斜弧腹或斜直腹，圜底或圜底近平（图七︰13—16），三圆锥状足。这种鼎的盆体与顺山集文化第四类盆形釜相近。釜、鼎腹上多窄长条状鋬手、短条状鋬手、乳丁把手、腰檐（部分为一周附加堆纹）等。与釜类配套使用的有长柱体支座、短柱体支座、矮圆锥体支座、乳状支钉等。部分鋬手形态和支座也见于顺山集文化。

图八// 大伊山类型陶器

盛器中有双耳壶和罐。前者侈口、短领、溜肩、圆弧腹、平底（图八︰3）。食器有平底碗、平底钵、圜底钵（图八︰2、5、6），而碗、钵腹上带有角状把手，比较有特色（图八︰1、4）。这些器类也见于顺山集文化。

尽管大伊山类型在年代上与顺山集文化存在一定距离，文化发展上还存在着缺环，但二者的陶器主体种类如盆形釜、盆形鼎（指盆体）、筒形腹釜、短颈双耳壶、角状把手钵与碗等形态特征相同或相似，说明二者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具有前后发展的关系。换句话说，大伊山类型应由顺山集文化发展而来。

四、大伊山类型与胶东白石村类型

淮河下游地区晚于大伊山类型的文化，徐海地区为距今65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墩子类型，江淮地区与淮河两岸为龙虬庄文化。大墩子类型的炊煮器，如圆腹釜形鼎、折腹釜形鼎、圆腹罐形鼎、折腹罐形鼎、折腹盆形鼎、盂形鼎、钵形鼎等均源自北辛文化的同类器物。邳州刘林墓地出土了极少量的盆形鼎[24]，窄斜沿、侈口、浅斜弧腹、大圜底，与大伊山类型的盆形釜和盆形鼎，风格相近，应由其发展而来。龙虬庄文化炊煮器陶釜、鼎大多从龙虬庄一期遗存发展过来，鼎类有小口圆腹釜形鼎、圆腹罐形鼎、折腹罐形鼎、折腹盆形鼎、圆鼓腹盆形鼎等；盛食器有带流钵、管状流平底盉、三足盉、带鋬杯、带鋬盆、内彩圜底钵、方耳杯、圈足盘等。彩陶发达，多饰在器物内壁；纹饰常见“回”字形几何纹、半环状几何纹、条带纹、水波纹、索状纹、网格纹及像生蝌蚪纹等，与大伊山类型无渊源关系。显然，这两个文化主体不是来自大伊山类型。

那么，大伊山类型发展到哪里去了呢？

需要一提的是，大约距今6500年前后（相当于北辛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初期），胶东半岛沿海地区高地和河流入海口的河汊子两侧突然出现了上百处白石村类型聚落[25]。此时，胶东半岛沿海地区人口骤然增多，文化突然繁荣，经济也发达起来。这些现象表明，该地区人口是在短时间内从外地集中迁入的结果。

关于白石村类型（文化），有学者将其归为北辛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26]；发掘者则认为白石村一期遗存为独立的一个文化类型，二期文化性质复杂[27]；也有学者认为仅白石村一期遗存包含了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28]。由于白石村一期遗存目前发现的资料较少，文化性质难以判定，而二期遗存材料较多，本文把白石村二期遗存称之为白石村类型。白石村类型的文化面貌与北辛文化差别较大，就炊煮器陶鼎而言，在白石村遗址内[29]，折腹盆形鼎、罐形鼎、壶形鼎、盂形鼎、钵形鼎等（北辛文化晚期典型炊煮器）仅占30%，而盆形鼎竟占70%左右。盆形鼎的形态多样（图九︰1—7），为宽斜卷沿或窄卷沿或平卷，侈口或敞口，斜直腹或斜弧腹或深弧腹，小圜底或大圜底或圜底近平，腹上多有一圈附加堆纹。就鼎的盆部形态而言，与大伊山遗存陶釜基本相近。白石村遗址还有一种陶釜，直口、筒形腹、圜底、腹上两对柱状把手（图九︰8）。这类釜只见于顺山集文化及后续文化大伊山类型。以上显示，白石村类型的主体应由大伊山类型演变而来。换言之，淮海地区大伊山类型的居民曾搬迁至胶东沿海地区，促使了当地文化的迅速发展。

五、余论

图九// 白石村类型陶鼎与釜

青莲岗文化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认识过程，目前，学界对青莲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存续时间及文化面貌仍存在着争议[30]。但学者们将青莲岗、大伊山、万北一期为代表的遗存归为青莲岗文化的意向越来越明确[31]，只是与以往学者所提及的“青莲岗文化”内涵庞杂、时间延续较长相比，新界定的青莲岗文化内涵在缩小，空间分布范围上也仅限于淮河下游地区，时代缩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与海岱地区北辛文化、淮河中游双墩文化大体同时[32]。可以说，顺山集文化的发现以及其后续文化大伊山类型的确认，为再次探讨青莲岗文化的分布范围以及内涵、来源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

[1]栾丰实：《北辛文化》，《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2]纪仲庆、车广锦：《苏北淮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再认识》，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南京博物院：《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1991年第7期。

[3]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林留根：《论顺山集文化》，《考古》2017年第3期。

[4]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七章，科学出版社2016年。

[5]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苏泗洪韩井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8年第1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苏泗洪韩井遗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8年第1期。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7]阚绪杭：《定远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皖北小孙岗、南城孜、杨堡史前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2期。

[9]龙虬庄遗址考古队编著：《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10]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

[11]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济宁市张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4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上县东家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潍坊前埠下遗址发掘报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2003年发掘报告》，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1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9年考古发掘材料。

[18]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1991年第7期。第一次发掘资料公布不完整，蒙灌云县博物馆同意，笔者重新绘制了陶器线图。

[19]燕生东：《淮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20]华东文物工作队：《淮安县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苏淮安青莲岗古遗址古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21]南京博物院：《江苏沭阳万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2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1年第6期。

[2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江苏邳县大墩子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25]李步青、王锡平：《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初论》，《考古》198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110页。

[26]同[1]。

[27]烟台市博物馆：《烟台白石村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编《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28]霍东峰等：《一个假设两类遗存——“白石村第一期遗存”辨析》，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29]同注[27]。

[30]张敏：《青莲岗文化的回顾与反思——兼论考古学文化区与民族文化区的互相关系》，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8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31]邹厚本、谷建祥：《青莲岗文化再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32]同注[19]。关于青莲岗文化内涵、年代、分期以及与周边文化关系，笔者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