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中国当代译论研究之路
——《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评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薛宁宁

一、引言

中国翻译研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支谦、道安的佛经译论开篇，到傅雷、钱锺书的“神似化境论”，中国传统译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动态对等、目的论，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译论等，中国引介了大量的西方译论。但中国当下的译论研究该往何处去？这一直是译学界孜孜以求的问题。“面壁十年图破壁”，一些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努力叩问中国当代译论的构建之路，新近仙逝的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张柏然教授德高望重，是译学界很多中青年学者的精神导师。他不仅培育了满园桃李，也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译学之思，在他辞世前的最后几年出版了《译学卮言》(2012)、《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2016)(下称《译学研究叩问录》)、《字林微言——翻译学、词典学序跋暨学术演讲集》(2017)等著作。其中，《译学研究叩问录》是张柏然教授和其弟子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合著而成，是张柏然教授对中国当下译论发展之路的最后的思考。

在中国当下译论领域关于翻译命题、翻译视角、翻译思潮的“杂语喧哗”中，该书从对译论的元理论关注切入，深入浅出，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译论构建的立足点、融合点和创新点。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试图在一问一答之间，或从理论的高度，对译论做整体性的把握和多方位的思考；或秉承中国传统译论，借鉴西方译论话语，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对所论议题进行剖析，在具体分析中探索译学的奥秘；或以哲学、美学为纲绳，探测并挖掘翻译这一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丰富内涵，字里行间从一个个侧面映现出译论研究在艰难中探索前进的轨迹。(张柏然、辛红娟 2016：6)该书以清晰的脉络、充实的内容、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当代译论构建的新图景。书中凝结了张柏然教授译学思想的精华，实乃译学界不可多得的财富。笔者认为，在中国当代译论的构建中，该书对中国传统译论、西方译论以及未来中西译论发展之路的探讨，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性的学术价值，值得后人践行和探索。

二、建立自信：挖掘中国传统译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文化转型期中，译论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机。随后，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引导下，译学界大规模地介绍外国译论，引进了近百年来西方的各种翻译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许多人兴致勃勃地译介、模仿、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翻译思潮都操演了一遍，翻译思想空前活跃。(张柏然 2008：79)西方翻译思想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在革新翻译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译论思想。这个时期，甚至有人将西方译论看作中国译论的立足点和出路所在。然而，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不能割裂人们在历史中渐渐形成的对翻译的种种认识。割裂现代与传统的联系，无疑是断其生命的来源。(许钧 2003：431)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史。古代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给后代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译学遗产，如汉唐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时期的西方翻译等。这些弥足珍贵的遗产不仅是构建中国当代译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还让中国在世界翻译史研究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理论研究”。(张柏然、辛红娟 2016：20)纵观中国一千多年的翻译理论史，不管是对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探索和阐述，还是对翻译本质、翻译过程、译者身份的认识和分析，都蕴含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以及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独特审美思想和美学范式。道安的“案本而传”、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锺书的“化境”等，这些独具特色和价值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当代译论发展的基石。因此，中国当代译论的构建要求人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局部对中国传统译论具体的理论范畴进行整合，开辟当代译论系统优化之路；同时，也要在整体上了解中国传统译论的根本精神和总体特征，对其加以改造、转化和创新，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促进中国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谐发展。

译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译论无体系可言，有的只是一些经验式、感悟式、直觉式和印象式的散论；一些译论家的理论观点见于各种散论之中，缺乏逻辑性与系统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散见于“序”“例言”中的“零星观点”却也充满了真知灼见，如同沧海中的珍珠一样，亦是值得不断挖掘的理论宝藏。中国传统译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未必能顺应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许钧 2003：385)由此可见，促进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尤为重要。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当代译论话语体系，核心是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的转化。(张柏然、辛红娟 2016：63)实现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的转化，重在中国古代译论的参与，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毫无选择地“复古”，把个别古代译论范畴拿到当代翻译学中做点缀，而是要在对概念进行厘清界定、对古代范畴进行理性梳理的基础上，把理论家那些散金碎玉的观点连缀起来，赋予其新的思想和意义，并将其系统化、体系化，从而实现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中国当代译论中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推动中国古代译论资源与当代译论构建的接轨，使其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译论的血肉。

而当今译论的构建，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评价历史遗产的问题。古代译论的话语表述方式和理论内涵与当代译学已经严重脱节，要实现对古代译论的继承与创新，就必须对它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石永浩 2006：202)本文所说的构建中国译论话语体系要立足中国的传统，并不意味着要照搬传统译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译论具体的理论范畴从局部开始进行逐步清理，开辟当代译论系统优化之路，同时也从整体上了解古代译论的总体特征，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努力促进传统译论的现代性转换。构建中国当代译论，中国学者还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因此，必然不能抛弃中国千年来的译学思想。中国的传统译论是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古代智慧和现代文明对话交流的必经渠道，人们应立足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体系，从中国传统译论的整合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建立一套符合中国语言文化特点的译论模式与操作系统。

三、放眼世界：借鉴西方译论

翻译是“跨”的活动，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时空，因而翻译研究也必然是“跨”的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和创新，就要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研究视角来观照本民族的翻译问题。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都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这个民族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许钧 2003：386)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国家间的交往，这种国际交往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与翻译思想上的国际对话，但这种对话与过去那种“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材料”式的学术研究不同，是不同译论间的共通、互补、融合和发展。

全球化在文化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张柏然、辛红娟 2016：39)中国传统译论要想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补充和完善当代译论，在新的世纪里跟上时代的潮流，保持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就要使自己融入世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和西方译论互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既要取其精华，又要摆脱其支配控制，取长补短，和谐发展。

西方的翻译研究视野宽阔，角度宏观，系统多元。对于现当代西方译论的分类或描述可按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将其划分为翻译的文艺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或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目的派、翻译功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谭载喜 2005：54)西方翻译史上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译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译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德莱顿的“逐字翻译”“意译”“拟作”翻译三分法，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奈达的“翻译即科学”“动态对等”“逆转换翻译理论”，图里的“翻译规范”“翻译描写”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或观点，都是西方庞大的译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对西方译论的研究和借鉴，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学派的译论，认识学术流派的重要性。此外，西方译论研究的多元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对中国当代译论构建的另一重要启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有着海纳百川的优良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激荡和对话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这表明，中国当代译论的构建必须借鉴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中西译论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不管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但其中也不乏人类理性认识的某些相似与共通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是一个基本事实”，人们“不能凭空构造一个孤立的中国本质”，不能把自己关在一个“文化的封闭圈里”(张隆溪 2004：46)。人们应当本着真正多元论的精神，留意理论范畴的多元性和译学理论建设的开放性，“开放必然意味着宽容，必然使思想灵活”(张隆溪 2004：48)。因此，人们要以自己固有的理论为基础，从西方译论中吸取养分，寻找相关范畴和命题，比较其相似和相通之处，通过创造性整合和创新性发展，达到中西译论交融的境界，从而丰富中国译论，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中西译论融通是有前提的。所谓“中西融通”，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的译论资源输入现代语境，与人们现代视野中的西方译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从中挑选出更符合翻译现象实际的理论范畴和命题，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和构建，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理论资源参与的翻译理论新形态。(张柏然、辛红娟 2016：2)诚然，人们既要认同本民族的理论体系，又要学习其他民族的理论体系，在不同民族文化对话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交流对话中，要求同存异，尊重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译论的繁荣。同时，中国应根据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译论；反对照搬外来文化，也反对全盘否定外来文化的“封闭主义”和“狭隘视野”；不能因为要突出中国特色，就轻视或勾销普遍性价值；也不能因为要引进西方观念，就只承认西方才具有普遍性价值。中国的学问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以西学为标准。中西融通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张柏然、辛红娟 2016：2)

四、走向融通：当下译论发展之路

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双文化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译论体系。(张柏然、辛红娟 2016：18)如今，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等均在悄然变化，翻译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翻译应运而生，翻译技术突飞猛进，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也正经历着各种变革。全球化和科技化的时代到来了，译论研究多样化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个思想、文化和科技竞相发展的时代，构建中国当代译论，尤其是构建一种多样化的新译论，就必须具有思辨能力和发展眼光，与时俱进。正如张柏然教授所说，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打破，人们就觉得译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于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翻译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翻译实践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译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译论。(张柏然 2008：79)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构建中国当代译论，首先要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构建当代译论面临两大尴尬处境：尴尬之一是构建融合传统文、艺、哲、美等文化精华的译论，还是超脱传统(或任何)语言文化因素影响的译论？尴尬之二是构建具有显著语言文化针对性的译论，还是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指导意义的译论？(张柏然、辛红娟 2016：28-29)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前者属于矛盾的特殊性，后者属于矛盾的普遍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互为依存，相辅相成。重视中国译学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纯理论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唯有立足民族语言、文化和翻译传统，同时参照和借鉴国外译论，超越非此即彼的东西文化冲突模式，努力发展自身，方能真正参与国际对话，为构建多元互补、平等和谐的世界文化景观做出应有的贡献。(方梦之 2011：490)因此，构建中国当代译论，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个性；既要立足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参照世界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既要结合中国译学研究成果和翻译现象，也要吸收和借鉴西方译论对于翻译共性描述的合理部分，以此来进行翻译实践探索，展开译论研究。

构建中国当代译论，还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译论研究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经验主义的语文学范式或语言学范式，虽具有人文精神但缺乏科学方法和理论意识等。推动中国译论的发展，尤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推动中国译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要坚持用思辨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一部翻译史就是翻译研究方法迭相嬗变、不断另起炉灶的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翻译有内在的规律性，对翻译的内在规律做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张柏然、辛红娟 2016：23)在翻译研究中，人们既要警惕一味分化求细的繁琐哲学味道，又要避免忽视抽象与综合协调的研究倾向。人们在追求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同时，必须把翻译研究的人文性囊括在内。背离翻译的人文性，必然会把翻译研究简单化。当然，也必须防止另一种片面性——用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来否定翻译研究的科学化。不能因为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而认定翻译研究中的随意性、重复性和低效劳动是合理的，也不能据此认为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张柏然、辛红娟 2016：24)要构建中国当代译论，必须坚持将科学化与人文性统一起来，使两者相互补充，和谐共处。

五、结语

21世纪中国译学应该站在对20世纪乃至有史以来中国及世界各国译学传统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石上，对现实的翻译问题进行文化的分析，探求与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译学道路；同时，从对实际翻译活动中“纯翻译问题”的关注拓展为对现实个体和整个民族文化命运的关怀，为百姓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寻求合适的翻译策略。(张柏然 2001)

中国翻译实践历史悠久，成果丰富，译学思想自古至今层出不穷。然而，与西方翻译研究相比，中国译学没有形成学派，也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翻译研究犹如一盘散沙，发展的规模性和系统性都极为受限。因此，构建中国当代译论很有必要。现代译论赖以构建的核心理论必须以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充分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坚决避免“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人类交流和对话的加深，必须融贯中西，借鉴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与提升，防止陷入“民族狭隘主义”。立足传统，融贯中西，推陈出新，走向融通，既培养哲学思辨能力，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样才能构建既蕴含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西方研究方法优势，而且能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的中国当代译论。

针对中国翻译研究长久以来的问题和症状，张柏然教授和辛红娟教授的《译学研究叩问录》一书，旨在探索中国当代译论的构建。他们在书中给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推动了中国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当然，在研习《译学研究叩问录》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该书还有进一步改善和深入探索的空间。首先，该书涉及的主题较多，如同散落的珠玉一般，一些重要的话题在该书中并没有得以详细阐述，而读者可能有更多的期待，未免有遗珠之憾。其次，张柏然教授虽然提出叩问译学之路，接通中西，但只是从宏观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探讨，而如何实施的具体方法论还有待深入探索。最后，因篇幅所限，该书无法涉及中国译学研究的所有内容，作者的思想亦不可能全部呈现，部分观点也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但瑕不掩瑜，该书不仅是中国当代译论研究的见证, 也是整个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一域, 其特色和学术价值非常明显。无疑，该书是张柏然教授生前留给译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这笔宝贵的译学财富将会扎根于后人心中，使人们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