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歌声的翅膀(下)
——陈原的音乐人生扫描

于淑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北京 100037)

第三乐章：“求新声于异邦”

“建立民族音乐”当然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陈原不能填词谱曲，但他为新音乐寻找到一个参照系——借鉴国外音乐。

陈原不无感慨地说：“俄罗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这个名字曾经给人们多少鼓舞，多少激动，多少憧憬！”[15]的确，苏联文化在20世纪30-40年代是进步文化的象征。“中国新兴音乐，一开始诞生便获到了苏联音乐的滋养和帮助，也可以说，苏联音乐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催生剂”[16]，音乐家李绿永提到，苏联音乐在20世纪20年代便介绍到中国。1925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时代，苏联歌曲就唱遍了整个革命队伍中，给中国革命以若干力量，《音乐教育》刊物还出版“苏联音乐专号”，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也传遍了俄罗斯。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苏文化》创刊，“中苏文化小丛书”也相继出版，陈原写的《苏联的电影戏剧与音乐》就是该丛书之一。陈原认为，苏联的电影、戏剧和音乐取得的新成就，是跨过了多少灾难、多少痛苦、多少斗争才得到的，不仅其成就值得我们借鉴，其成就的过程也值得我们研习和参考，“因为我们也要在为自由解放的抗战中，建立起来我们新的，中华民族自己的同时带有世界性的艺术”。[17]通过研究俄罗斯音乐发展史，他认为苏联音乐虽风格不同，但从旋律和节奏来看都有俄罗斯的泥土味；歌词通俗，美丽，形象化，因此动人，雄伟的曲子配上雄健的歌词，已脱离了公式化、抽象化的阶段，因此有生命，有情感，有形象，一句话：有内容。所以，他“求新声于异邦”，深层意义在于文化建设，表现了他希冀改变中国音乐落后面貌的热切心情。

1939年，中国文化界起开始向苏联同人写信，到1940、1941年形成写信运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各支会，如作家、画家、木刻家、音乐家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团体名义，纷纷致信苏联各文化团体，表达对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同情，也希望中苏两国开展艺术交流，进一步帮助中国抗战，争取人民的幸福和自由。陈原先是通过世界语的渠道给国外人士联系，“苏联远东区教育学院的一个女学生M.君寄来了迷人的两个小曲。其后列宁格勒的工程师G.君夫妇也寄来好些著名的同时是流行的短歌。”[注]陈原：《苏联名歌集》前记。之后，他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写信索要音乐资料，陈原写给苏联音乐界朋友的信已不可见，但我们从刘雪盦代表中国音乐工作者和中苏文化协会文化联络委员致苏联音乐界同志的信中，大致能体会相同的心情：

我们是世界上酷爱和平的民族，目前因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旧有的文化虽然被它烧夷不少，另一种新兴的进步的文化却在我们百折不挠的抗战当中，用民族鲜红的热血把它培养到开花结实的境界了。

我国虽然音乐界同仁每个都愿意而且勉力地向着正确的进步的路线前行，限于生产落后工具缺如的关系，究竟不能如理想所期，不能不仰待贵国乐坛同仁的指导和帮助了。[18]

信中希望交换音乐方面的杂志，理论书籍、歌剧、声乐和器乐作品。《新音乐》月刊社也通过《苏联音乐》杂志致信全苏音乐家同志们：“重庆在大火中……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期待着你们更多更大的援助——寄你们的歌曲，音乐历史的研究书籍，技术研究的课本，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寻求我们的借镜。因为中国的音乐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是艰难困苦的，我们没有书籍，没有乐器，没有优良的印刷机器……”

同样遭受法西斯入侵，同样的民族战争，中苏人民的情感是相通的，正如音乐不分国界。苏联作曲家协会1940年11月27日回复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曲江分会，委托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送上苏联作曲家的数种新作品，苏联红旗合唱团团长A.V.亚历山大洛夫1941年8月15日也回复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分会。这足以证明音乐能够跨越语言的阻隔和战争的烽烟，成为中外音乐人联系的纽带。

陈原也收到红军歌舞团寄来的俄文英文对照的歌曲集。但翻译歌曲殊非易事，他描述“译诗的困难，已是尽人皆知；而译歌的困难，还要加上配合音乐的因素”，从酷暑到严冬，他在热烈昂扬的旋律中翻译这些曲子，“尽量使歌词与乐曲配合”[注]陈原：《苏联名歌集》前记。，可谓尽了最上善的努力，《苏联名歌集》终于出版。歌集分作领袖颂，军歌进行曲，艺术歌、抒情曲，民谣、民谣曲四个单元，编选得当，“凡苏联音乐作家的各派圣手，都有杰作选入。从简单的民谣曲一直到复杂的交响音诗，从独唱到合唱，鼻音伴唱，合唱，无不俱备。其中如：《领袖歌》《哥萨克随想》《将军歌》《起伏的大草原》等名歌，都为中国从未听过的奇异的雄伟大曲，使人爱不能释。并附‘解曲’,将每曲之内容，特征，唱法逐一详加剖析；《苏联音乐常识》更对这个新国家的音乐的发展，作精到详尽的说明。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切莫放过歌唱这新国家旷世名歌的幸福！”[注]见1941年版《新歌初集》版权页介绍文字。

《苏联名歌集》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苏联歌曲选本。歌集一出版就广受好评：“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新音乐运动，已迫切需要吸取先进国家音乐作品的优秀成就，而对于号称‘音乐之国’的苏联新社会伟大的音乐创作，竟缺乏系统而精到的介绍，本书可完全满足这需要了。”承袭其一贯思想，《苏联名歌集》歌曲之外有一半的文字内容，除了两万字的“解曲”，还附有陈原自己编写的《苏联音乐常识》，这是大约一本书的容量，包括俄罗斯音乐发展史、苏联的民族音乐、苏联乐坛最近的倾向、苏联的歌唱艺术和它的歌唱家、红军歌舞团的历史、苏联的音乐听众、天才青年的音乐学校、苏联音乐界对爵士音乐和对美国乐坛的了解，这也为论者所认可：该书“从各个不同角度把苏联新音乐的蓬勃镜头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作者已不仅只对读者介绍了一些歌曲，而且还把苏联整个乐坛的趋向作了详尽的报导。它增加了我们的音乐学识，帮助我们了解友邦的音乐”[19]。新知书店负责人华应申在三十多年后仍对该书称道不已：“陈原编译的《苏联歌曲集》是在我国初次介绍，发行之多，简直救了新知的命。”[注]《胡愈之等批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的发言》中华应申的发言，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5，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该书对中国音乐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不久，李凌编写了《苏联名歌集喀秋莎》，歌曲研究社也出版了《最新苏联名曲选》。

陈原自许《苏联名歌集》是他翻译的“可纪念的书”之一(另一种是他翻译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他的另一重要收获，是通过翻译苏联歌曲，认识到“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创造者”柴可夫斯基的重要价值，并着手将其译介到中国。陈原认为，柴可夫斯基是伟大的贝多芬的承继者，靠着柴可夫斯基，俄罗斯民族音乐才被世界乐坛熟知，在世界乐坛占有光辉灿烂的位置。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乐、八部歌剧、七部交响音诗、三部舞剧，几部交响组曲、幻想序曲，三部钢琴协奏曲和其他无数的器乐曲和声乐曲，是世界乐坛上的珍珠，他与梅克夫人略带神秘的“恋爱”更是音乐史上的美谈，对中国音乐家来说，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混合着自由与人道主义观念的音乐，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把人民的意志、希望和情感混合在伟大音乐的形式中，其“最杰出的特点，是他接受西洋音乐的精华，却同时把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遗产尽量融化，奠定了俄国新音乐的基础。”[20]这十分契合陈原建立中国民族音乐的思路，正可作为建设中国新音乐的借鉴。

1946年，陈原开始翻译柴可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情书”——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关于音乐的通信《我怎样创作》[21]，希望中国读者了解柴氏旺盛的创造力及其崭新的创作方法，之后又据英文本《挚爱的朋友》(BelovedFriend)翻译为《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讯集》，1948年5月上海群益出版社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研究丛书”之一出版，次年编为“群益译丛”刊行。

《我的音乐生活》被评论者誉为中国音乐界“暗室的明灯”，因为“论音乐的书中国最缺乏，懂外国文的未必懂音乐，懂音乐的又未必都有文学的修养，因此这一方面的出版物始终逢不到丰年。现在有了这样的一本好书，总算稍为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陷了”。其特点在于：“通讯之前，先有引子；通讯之间，夹着叙述；通讯中断之后，还有柴氏生活的、创作的纪录，一直到他咽了最后一口气为止。读完了这部书，等于看了柴氏的最详实的传记，尤其是他的心理状态和他对人对事的种种宝贵的意见。”从书中，读者可以了解柴氏“对于自己作品的解释，对于旁的音乐家的为人及其作品的种种批评，对于各部门的乐曲的写作意见，没有一种不是值得每一个学习音乐的，欣赏音乐的细细的研究与思考”。[22]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重版《我的音乐生活》时，陈原撰写“重印题记”，对柴可夫斯基及其影响力作了全面阐述，指出：“一个作曲家，演奏家或者理论家，要了解柴可夫斯基，他可以而且应当从他的作品总谱开始，但是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却宁愿从这个音乐家内心的自白出发。”[23]

1990年在柴可夫斯基诞生150周年之际，陈原写作《不是情书的情书》，回忆《我的音乐生活》翻译、出版和重印的书里书外的故事，对台湾音乐同道吴心柳1958年重新校订并在台湾印行该书表示感谢和“知音何处”之慨，感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能够穿越“天然的障碍，人为的阻隔”。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重排出版，年逾八十的陈原留下了遗憾：他由于生病住院，没有顾上把《柴可夫斯基断想》和《不是情书的情书》作为附录收入，他对责任编辑表示：“如果我还年青，我会把老柴的书信好好地全看一遍，从新编译一本书信集；但是现在没有可能了。”[注]陈原1996年3月27日致该书责任编辑冯金红的信。陈原家属提供。

但陈原对柴可夫斯基的景仰之情始终不渝，2001年他写作回忆录《我的小屋，我的梦》时，对其六十年往事加上一个音乐化的标题——“如歌的行板”。《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1871年写作的《G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全曲由两个主题反复而成，有人认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托尔斯泰听到此曲老泪纵横，柴可夫斯基对此深感自豪。曲子旋律深沉、婉转凄美，体现了音乐家对人生艰辛的感悟，陈原借用这一名曲表达致敬之意。

第四乐章：“罗兰党”——音乐具有克服命运的力量

罗曼·罗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热潮，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作家黄秋耘多次表示自己是“罗兰党”[注]黄秋耘在致陈原信中多次表示自己是“罗兰党”。翻译家傅雷1942年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时表示：“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见《贝多芬传》译者序，1946年生活书店出版。。陈原曾这样表述罗曼·罗兰对他的精神塑造：“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罗曼·罗兰这个名字从来不单纯是小说家或文学家，它意味着文明、进步、正义、良心，以及为理想而不停息的奋斗。”[注]陈原：《柏辽兹——十九世纪的音乐“鬼才”》译者前记，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页。1999年陈原“答客问”，称在他思想形成期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六本书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参见陈原《这几本书改变了我》(未刊稿)。

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全译本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那一年(1937年)与中国读者见面时，罗曼·罗兰的作品异乎寻常地吸引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注意，陈原回忆：“这部小说当时在知识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部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产生过如此激励斗志的力量，而这影响持续了战争的全部过程——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这部小说对于在战火中奋斗的中国知识界所引发的震撼，决不亚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过了——原著在第一次大战前夜问世时(1910-1913年)对欧洲知识界所引发的震撼。”受克利斯朵夫那种忍受着巨大痛苦而能不停息地战斗的精神感染和鼓舞，一代知识分子“甘心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跟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将个性解放跟民族解放联结在一起。救亡是我们知识者的天职，奋斗和抗争是不能停息的。”[24]这就能够理解陈原早期无论写作散文随笔还是编辑图书，都习惯引用罗曼·罗兰的经典语录，如在《关于万湜思的死》文前引：“生活是艰苦的。对于那些不甘让灵魂平凡下去的人们，生活是一种日常的战斗，而且往往是一种悲戚的战斗，没有伟大，没有幸福，在孤独寂寞中作战的战斗。”[注]《联合周报》1944年3月11日“笔会”专栏。编选《抒情名歌选》和《世界合唱名歌》时，封底引用“音乐应该使人们精神的火焰溅射出来”。陈原对罗曼·罗兰的认识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从他1999年撰写随笔《不是胆小鬼》，清晰地看出其长期的人文精神的坚守。

在罗曼·罗兰去世的那一年(1944)，就是战争最艰苦的一年，陈原在重庆郊外开始翻译音乐传记《裴辽士传》。此前，他还写作了几篇关于罗曼·罗兰的散文，《从无字的语言开始——罗曼·罗兰的童年》《关于罗曼·罗兰翁——人和书杂记》《英雄的事业就是一连串苦斗》，深情歌颂罗兰是“欧洲的智慧底灯塔”，“文化的先知者”，他甚至写作人物传记也模仿罗曼·罗兰，把笔下的人物当作“黑暗中国的明灯”[注]参见陈原为《平民世纪的开拓者》写的后记，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翻译的过程，既是他的一种语言训练，一种艺术修为，也是与罗曼·罗兰对话的过程，因此他称之为“精神世界艰苦而愉快的旅行”。

柏辽兹被视为“法国的贝多芬”，是“上个世纪欧洲乐坛的奇才”，罗曼·罗兰以其特有的融激情投入与理性分析为一体的写作风格，细腻地展现了柏辽兹辉煌而富独创性的音乐及其伟大而痛苦的一生。译稿完成后因战乱未止，来不及出版。1980年，陈原拟将这部译稿给出版家范用，当时因《我的音乐生活》交由人民音乐社出版，“为了补偿三联的空白，拟将《裴辽士传》(柏园译注)稿给你大老板抵债。此稿已藏三十五载，失而复得，引文饶有风趣。”[注]陈原1980年11月19日致范用信,译稿署柏园译注。但他不甚满意，后经香港翻译家陈实校订，他又在校改稿的基础上重新译了一遍，1994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时，陈原特意增加两个附录，一是他编写的《柏辽兹创作生涯系年》，二是翻译的柏辽兹亲自写的《幻想交响曲》说明书，并插入照片、乐谱、剧照等60帧图，以弥补文字不能传达的微妙气息。

陈原1998年2月28日在《柏辽兹——十九世纪的音乐“鬼才”》自存本题字，以示珍重之意：

原稿为’45年在渝译，由华侨某君搞的出版社付排，已成清样，日本投降，某君速归故里，未印，原稿为Sako保存，近三十余年始交给我。友情之可贵，美哉！在此基础上重译，又经Sako校阅，港赵斌(三联)印出初版，时为’94年，今始出京版，三四年已逝。我爱R.R.，尤爱此文，简而有情，真难能可贵！

《柏辽兹》中译本出版的1994年，正好是罗曼·罗兰去世50周年，陈原在《读书》杂志发表《春日的遐想——黄昏人语》[注]文章发表于《读书》1994年第6期，收入《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的隧道》一书时，改题为《五十年(关于罗曼·罗兰)》，并增加了一幅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作的《向罗曼·罗兰致意》木刻作品。，记述了罗曼·罗兰及其回忆录的出版情况。而罗曼·罗兰两部音乐学著作在半个世纪后相继翻译出版，也记录了译校者长达六十年的温暖友情。

陈实与陈原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两人曾一起迷醉过音乐，一同学过外语，战争和乱离的时代隔离了他们，直到阔别几十年在80年代重逢时，陈实已经是香港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陈原也成为出版家、语言学家。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都保留着少年时的理想、信念、激情和憧憬，这促成他们开始愉快的合作——在“人生的清晨”，两个人一起学弹贝多芬的钢琴曲，“到了暮色苍茫时分，又一起翻译关于贝多芬音乐的书”，对彼此都是人生幸事。1993年秋，陈实应陈原之约，根据英文译本校订陈原早年翻译的《柏辽兹》，陈原借用瓦格纳对柏辽兹的戏称，在书名中使用了“鬼才”[注]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书名副标题是《十九世纪的音乐“鬼才”》，1998年北京三联书店简体字版名称仍旧，第二次印刷时，出版社将《贝多芬》与《柏辽兹》两书合二为一，书名是《音乐“鬼才”柏辽兹》。一词，并辩白说，使用这语词绝对不含任何贬义，柏辽兹的乐曲是奇特的，乐曲标题是奇特的，突破，开拓，创新，不是世俗的凡人所能轻易达到的。译稿完成出版后，两人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是陈原对照法文原本和英译本，为陈实校订《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从<英雄>到<热情>》，虽然他曾据英译本在战争年代翻译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付之一炬。陈实叙述了他们译校的不平凡历程：两人一个住在香港，一个在北京，一年难得见一次面，所有疑难切磋只能靠通信，“不到两年，我们之间交换了六百多封信”，以至到最后，全书的译校已经分不开了，译者就是校者，校者也是译者，“一章一节，无不是两个人的笔墨”，靠着贝多芬赋予的信心和勇气，他们经历了不平坦的二十个月，译著终于付梓。陈实说：“半个世纪过去了，贝多芬在我心里的地位并未改变。这个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高举拳头以挑战者姿态面对死亡的巨人，以无比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了一生中的不幸与苦难，把由此得到的欢乐献给人间。他在170年前谱写的《欢乐颂》，今天仍能教人热血沸腾。贝多芬的音乐就有这种不死的力量。”[25]两位喜爱罗曼·罗兰和贝多芬的翻译家，年近八十岁时再次为热爱音乐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共同圆了年轻时破碎的梦。如果他们关于音乐的几百封通信能够出版，那无疑是另一种“我们的音乐生活”，成就一段乐坛佳话。

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把《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从<英雄>到<热情>》《柏辽兹》与《我的音乐生活》作为“爱乐丛书”刊行。陈原特意撰文，抒发三位伟大的音乐家在他生命中的意义：

贝多芬、柏辽兹、柴可夫斯基，三个不朽的人物，三个光辉灿烂的音乐之星。……“英雄”的贝多芬，“幻想”的柏辽兹，“悲怆”的柴可夫斯基！——英雄、幻想、悲怆，这是音乐家赋给他们创作的标题，这三个标题，引发过多少遐想，多少希望，多少憧憬啊！ ……他们的乐曲打动了世人，鼓舞了世人。背后是一部近代欧洲音乐发展史，一部艺术家的评传，一部优美的散文诗。这是科学和文学奇妙的结合，文学与音乐奇妙的结合。

我感谢音乐。我感谢音乐的创造者。我感谢他们教会我如何迎接命运的挑战，我感谢他们拉着我的手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因此，我从幼稚而狂妄的青少年时代开始，时时想着要把这些伟大的人格，高尚的灵魂，不屈的奋斗精神，以及这些精神的化身——他们的音乐创作，传送给我们亲爱的读者。然而我只是一个界外人，我没有能力用琴声传递他们的信息，我只能依靠文字来表达我的心愿。[26]

尾声：与不朽的音乐同在

梳理陈原两个阶段的音乐活动，意外地发现它们与陈原的两个著译高峰保持惊人的同步。1939-1949年，是陈原进入社会的最初阶段，他的才华得到全面开发，观察力、活动力得到全面的锻炼和展示，这十年著译40多种书，音乐类之外，包括地理学9种，国际政治8种，文学类18种；此外还在《救亡日报》《读书与出版》《新文化》《世界知识》《中学生》等报刊发表很多文章。上世纪90年代，陈原继续书海夜航，写作出版了语言学、出版、散文随笔等20余种，如《记胡愈之》《书和人和我》《黄昏人语》《陈原出版文集》《陈原散文》《界外人语》，形成第二个创作高峰。[注]参见《陈原序跋文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是音乐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抑或他乘着音乐的翅膀，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力量？

对陈原来说，音乐意味着什么？1999年5月陈原接受香港商务印书馆文化网站采访时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悟：“音乐是一种特殊寓意的语言，虽然很抽象，没有实体，但被音乐陶冶过的人，人格和品位都会比较超脱一些。音乐使人天天向上，使人有力量去克服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是社会上各种机遇造成的。怎样去克服？要有信心和理想，要淡泊名利。这便要靠音乐的潜移默化。”他说，过去风风雨雨的几十年，音乐给他很多鼓舞。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他珍藏的心爱的唱片都被指是“四旧”而遭踩碎，但音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生命：“音乐已经融化在我脑海里，不须天天拿一只光盘来听。音乐是缥缈的东西，当你接触了十年或数十年，自然形成了一种信念，相信理想总有一天能实现，就像下雨的日子会过去，总有一天会出太阳。”[注]《在文化大厦游走的陈原》，香港商务文化网站1999年5月3日“笔墨人间”专栏。陈原之酷爱音乐，不仅是欣赏，而且追寻音乐的内涵以及音乐人的悲欢离合，体悟人生况味。1989年陈原到波恩去“朝拜”贝多芬，被贝多芬的雕塑所震撼：“贝多芬的头像立在草地上，比一个人还高，近看全是水泥结构，方块或者空心的圆柱，只见这一块，那一块，这一条管，那一条管，不过一堆几何图形，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废料，只有走开十尺或更远，回头一望，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贝多芬。从正面看，是一个通过痛苦达到欢乐的贝多芬；从背面看，也还是贝多芬——欢乐却泡在痛苦中的贝多芬。”[27]他女儿陈淮回忆，陈原拥有大提琴家Du Ply(杜·柏莉)演奏的很多张激光唱盘，对她的演奏百听不厌，在了解这位优秀但命运坎坷的音乐家的经历后更是唏嘘不已。[28]可以说，音乐不仅是他事业的重要部分，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1993年7月16日夫人余荻去世，陈原强忍悲痛，设计了告别仪式上的音乐——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余荻喜爱的《送别》和歌曲《小草》。第二乐章是贝多芬独创的《葬礼交响曲》，曲调沉痛哀戚，又柔美如歌，陈原用贝多芬“从忧伤深渊升起来的无力的低语”来表达他们之间相濡以沫五十多年深沉真挚的情感。而安排儿孙们齐唱李叔同的《送别》和《小草》，堪称别开生面，蕴含深意：李叔同是最早把贝多芬介绍到中国的音乐家，他1906年撰写的短文《比独芬传》，把贝多芬称为“乐圣”。陈原选择李叔同的经典俪歌《送别》，更吻合此情此景。也许他回想起1949年从香港北上时，轮船驶进渤海湾，一百多名进步文化人在轮船上举办“胜利晚会”，他指挥夫人和两个女儿高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尽情歌唱……”的场景[注]参见陈原：《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往事：“如歌的行板”》，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2004年10月，朋友们也用音乐向陈原告别，吴彬为他“奏响《欢乐颂》”[29]；杨德炎主持陈原去世两周年追思会时，特意选择舒伯特的《鳟鱼》[注]陈原写有随笔《舒伯特的<鳟鱼>》，认为舒伯特是勤奋的化身，其二十岁谱成的《鳟鱼》跟《魔王》一样，都是传诵世界的艺术歌中达到最高境界之作。舒伯特的遗体葬在贝多芬墓旁，两位音乐家都安息在维也纳国家公园。参见《陈原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在会场播放。

一个爱乐人，永远与不朽的音乐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