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惯习视域下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研究

操 萍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桐城派散文是清代重要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散文英译必然是中国典籍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戴名世是清初重要散文家之一，其文学主张直接影响了桐城派创始人方苞，被视为桐城派的奠基人。目前学界关于戴名世的研究多聚焦于他的散文成就，少有成果涉及其散文作品英译。考察典籍英译史发现，戴名世散文译作不多，目前毛如升是译介戴名世散文数量最多的译者。抗日战争时期，毛如升翻译了戴名世的九篇散文：《说梦》《穷鬼传》《一壶先生传》《邻女说》《讨夏二子檄》《纪老农夫说》《古樟记》《游浮山记》和《意园记》，并将译文结合评论以《戴名世》为题刊登在《天下月刊》。目前，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的活动还未能引起学界深入探讨，现有成果多为史料梳理(严慧[1](P131-132)；孙轶旻[2](P136-137))，少有专门深入的学理研究。毛如升的译介活动发生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其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必然受到社会环境及个人惯习的制约，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运用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理论，分析社会场域、译者惯习对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的影响。

一、场域-惯习理论概述

翻译是一种涉及多种社会因素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翻译受制于社会现状与文化权威；另一方面，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影响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趋向。翻译又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个人活动，社会环境形成的外部诱因往往激发译者相应的内在动因，使译作选材、表达风格处处显示译者惯习。研究特定社会语境中有特点的翻译活动，需要从空间维度剖析译者的翻译活动轨迹，同时考察这一特殊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外部诱因和内在动因。场域和惯习作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视角。

布迪厄认为，“场域(field)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3](P17)，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包含多个具有不同规则的小社会即子场域，如文学场、经济场、宗教场等，这些子场域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行为者在特定场域中参与活动而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思维，会直接生成行为者的“惯习”。在布迪厄看来，“惯习(habitus)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3](P17)换言之，惯习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逐渐学习和内社会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同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经历以及精神状态都密切相关。场域与惯习相互作用，如布迪厄所说，“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另一方面，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的世界”。[3](P171-172)毛如升的译介活动发生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其翻译动机及翻译策略必然同时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惯习的制约，值得深入研究。

二、场域与毛如升译介戴名世散文的动机

如前所述，翻译是一种关联多个因素的复杂社会活动。译者、编辑、出版商、文艺评论家、读者等一起构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译者的翻译动机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场域甚至政治场域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决定了译者的翻译选材。

从文化场域看，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的活动正发生于20世纪初新一轮“中学西传”浪潮的开端。民国时期，由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一批有过留洋经验、精通中英双语、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学者创办了一份全英文学术期刊，取名为《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重心更多地放在向西方介绍中国，而不是向中国引进西方文化。”[4]《天下月刊》“以其独特的身份、崭新的视角、学术的立场跻身于中国当时的英文期刊，真可谓是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开启了中国人自主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之先河。”[5](P200)《天下月刊》带动的这股中文西介的潮流，构建了当时中国特有的文化场域，即鼓励诸多擅长英汉双语的学者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实践。“毛如升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供职。”[6](P48)工作之余，毛如升受这一时期文化群体共有的传播中国文化这一主流价值观影响，拿起译笔，也开始向西方译介他所青睐的中国文化经典。

文化场域从属于政治权力场域，一定时期的文化总是服务于这个时期的政治。从政治场域看，毛如升译介戴名世散文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正遭受战争的磨难，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热情高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促使文化领域里的读者群倾向看到反映中华民族在苦难面前自强不屈、稳定民心、鼓舞斗志的文字。《天下月刊》每一期开篇栏目都是主编亲自执笔的“编者按语”，内容是概述国内外与文化交流相关的主要事件及本期主要内容。从1937年8月起，几乎每一期的编者按语“都在揭露日军在华的侵略行径，弘扬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7](P18)。《天下月刊》实际上是“在文化上的抗战、是一种精神上的抗战，用文字，用英文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精神世界。”[5](P203)《戴名世》一文刊登在1937年11月份的第5卷第4期，在这一期的编者按语中，温源宁主编强调了抗日形势的严峻，号召国人坚定信念、理智抗争：“We must remember that what matters in the long campaign to which our country is irretrievably committed is not how many battles we may be losing now, but who wins the last one”[8]。

综上所述，毛如升选择戴名世为研究对象，翻译并评价戴名世的散文，正是受到了“中学西传”的文化场域以及全民抗日的政治场域的双重影响。毛如升译介的这九篇散文中，《穷鬼传》借唐代韩愈《送穷文》中所说的穷鬼表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讽刺趋炎附势的世风；《邻女说》赞扬民族义士洁身自好的磊落品格，鄙薄委身新朝、丧节失志的功利行为；《古樟记》抒发戴名世立诚治学的文学主张，表明他反对急功近利、追求时文的浮躁风气；《讨夏二子檄》将贪官污吏比作“夏之二子”即苍蝇和蚊子，表达作者荡涤邪气、改造丑恶社会的强烈愿望。此外，《说梦》《纪老农夫说》《一壶先生传》等小品文，以及《意园记》《游浮山记》类山水游记表达了作者憧憬回归自然、不满丑恶现实的强烈情感。除发表《戴名世》一文，毛如升“还把抗日烈士华椿的诗篇《纪念之歌——奉献给奴隶们》译为英文发表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报上，以期激励过人御侮之志，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不甘做亡国奴的。”[6](P48)总体看来，毛如升抗战时期英译戴名世散文的活动，一方面符合当时提倡文化认同、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的文学场域规范，另一方面契合当时中国社会一致抗日的政治场域需求。

三、惯习与毛如升译介戴名世散文的策略

“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3](P170)译者惯习部分来源于场域规范，部分形成于译者基于自身专业修养对原作的独特认知。译者在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的社会化过程中，以自己的思维倾向内化社会惯例，既而表现在行动上又反作用于社会环境。所以，译者惯习与社会场域相辅相成。

毛如升，是译介戴名世作品最多的学者，但其生平事迹可考不多，目前最详尽的莫过于韦明铧先生在其《扬州对外交往史》中对这位学者、爱国翻译家的描述。“毛如升，原名毛如杰，1911年生于江都邵伯的一个书香门第，……·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供职……‘二战’期间，毛如升一面勉力工作，一面勤奋译文，始终不忘国难当头。……1940年暑假回邵伯探亲时，突患伤寒，溘然长逝。一代英才，宏图未展，遽归道山，岂不哀哉！”[6](P48)从韦明铧先生的简短考证中可以提取毛如升译者惯习的两个关键词，“文化交流”和“不忘国难当头”。一方面，毛如升步入社会后自我提升的过程正是发生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抗日救亡的社会场域潜移默化作用于毛如升的学习成长过程，使得他的性情倾向系统开始与爱国紧密联系。这种爱国惯习慢慢内化为一种意识，参与并建构了他的社会行为，成为他英译戴名世散文的深层动因。另一方面，毛如升主攻英文，在中美文化中心供职，实践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译介中国文学。他个人很推崇英国随笔，曾撰写《英国小品文的发展》发表于《文艺月刊》，提倡“用一种不拘的形式显示作者自己的情感，个性和最深的心灵”[9]。毛如升济世救国的志向和偏爱散文的性情构成这一时期他的翻译惯习，直接带动了他对戴名世进行译介研究的社会活动，既通过戴名世的“愤世嫉俗”进行文学抗日，又通过戴名世的“清新自然”来展现中国清代散文的文学成就。

就具体翻译策略而言，一方面为了遵循中西文化交流的宗旨，另一方面为了向英美读者更全面地译介戴名世，毛如升的翻译以归化操作为主。归化译法首先体现在语篇层面。戴名世反对八股时文，曾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推崇文贵自然、浑然天成的散文写作。毛如升认为“戴名世的散文最能体现他的才华。他虽以古文写作，却用文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生活与秉性”[10]。他盛赞戴名世的散文如“潺潺流水、邈邈白云、翩翩蝴蝶”，“只有庄子的散文与李白的诗才能和他的文字相媲美”，是“不能被遗忘的桐城派散文大家”[10]。为了更好地向西方读者展现戴名世散文有别于骈体时文的磅礴气势，毛如升的译文没有刻意用佶屈聱牙的书面体去对应原文的“之乎者也”，而是尽量以符合目的语读者习惯的流畅表达转译戴名世以“雅洁”为特点的古文，化古为今，化繁为简，句法简单，长短句交错，既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又体现了戴名世散文清新自然的行文风格，例如：

原文：“已而雨歇，月朦胧欲出，轻云蔽之，余与同舟六七人，呼从者秉炬上。居人缭其干以垣，枝叶皆扶疏垂垣外。”[11](P271)(《古樟记》)

译文：“A little later, however, it cleared up; a hazy moon appeared in the sky, which was still rather cloudy. I called the attendants to light the torches and together with six or seven fellow-travelers in the same boat, went ashore. The villagers had erected a wall round the trunk of the tree and outside this wall branches and leaves were lying scattered on the ground.”[10]

其次，词语层面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以归化为主。例如：“童子”(page-boy)(《意园记》)、“琴”(guitar)(《意园记》)、“槲叶”(oak leaves)(《说梦》)、“角巾”(cornered handkerchief)(《一壶先生传》)等。但是，译文涉及中国传统纪年法时，毛如升都直接采取音译或直译的方法，没有进行补偿翻译，保留了汉语表达的异域特色，如“唐元和中”(During the period of Yuan Huo of the T’ang Dynasty)(《穷鬼传》)、“辛酉之秋”(In the autumn of Sin-you)(《游浮山记》)、“康熙二十一年”(In the 21st year of D’ang-his of the Ch’ing Dynasty)(《一壶先生传》)、“壬戌之春”(During the springtime of the year, Yen-sui)(《说梦》)以及“远衢州二十里”(Twenty li from Ch’u-chow)(《古樟记》)等。毛如升异化处理戴名世散文中的中国纪年法，一方面可能是他认为时间标示方法的不同并不影响英美读者对于散文立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认为异化的时间纪年“会给英美读者留下新奇的第一印象，勾起他们进一步阅读的兴趣。”[7](P130)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所采取的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策略，既服务了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学场域规范，又坚持了译者对于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

四、结语

20世纪初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社会场域及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学场域背景下，爱国翻译家毛如升感应时态，以个人精通英文、爱国敬业的素养为基础，选择译介清代著名学者、桐城派先驱戴名世的散文，一方面服务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一方面以文字为武器，抒发个人的抗日爱国热情和文化认同。以布迪厄社会学研究的场域-惯习理论为视角，考察特定环境中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可以从空间维度深层挖掘译者的翻译行为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