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与韦素园
——同殉革命事业的同乡挚友

江 琼，潘 应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皖西籍革命作家蒋光慈与韦素园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又一起于1921年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取经”，成为取来革命火种、力驱社会黑暗的先行者。蒋光慈的出生地霍邱白塔畈(现隶属金寨)与韦素园的出生地霍邱叶集镇(现为六安市叶集区)相毗邻，蒋光慈年长韦素园一岁。蒋光慈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韦素园是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一位有才华的革命作家”[1](P326)。奈何天妒英才，蒋光慈、韦素园分别于1931年、1932年因病早逝。当年，重在刊登上海左翼文化界信息的周刊《文艺新闻》刊有“追悼蒋光慈专号”，钱杏邨(署名方英)在悼文中写道：“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部生命之中，他是以无限的精力献给了革命。”[2](P81)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如是评价爱徒：“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3](P723)

一、自古英勇出少年

蒋光慈与韦素园少年时代并不相识，他俩各自求学，却表现出相似的品性：疾恶如仇、勇于抗争。蒋光慈就读的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设在同叶集隔史河相望的陈淋子镇。志诚小学推行民主教育思想，是当时皖豫交界处的一座进步堡垒。志诚小学校长兼国文教员詹谷堂(金寨南溪人，革命烈士)，忧国忧民，积极倡言革命。詹谷堂经常在课后给蒋光慈讲一些课本外的知识，为他以后走向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读中学时，蒋光慈不满校长对待富家子弟和穷学生的不同态度，为穷学生打抱不平，被学校开除。幸而在同乡李宗邺的帮助下，得以进入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该校校长刘希平(六安施桥人)、教员高语罕(寿县正阳关人，陈独秀的追随者)等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对蒋光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首先革封建婚姻的命，反对家庭为其包办的婚姻。五四运动后，芜湖各校成立学联，蒋光慈被推选为芜湖学联副会长。期间，始用笔名蒋光赤(以示倾向革命)在《皖江日报》上发表诗文。1920年4月，蒋光慈、李宗邺作为芜湖学生联合会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正值“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决定实行全国罢课。蒋光慈与李宗邺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代表通告书》，这是蒋光慈少年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次重要记录。

韦素园入私塾读书发蒙，塾师偶尔向孩子们介绍辛亥革命等时事，使他有了朦胧的反封建、革命意识。随着新学堂的兴办，韦素园转入由叶集革新派所办的叶集明强小学读书。该小学借火神庙庙宇办学，庙内菩萨众多与新式学堂格格不入，守旧派极力阻挠推倒菩萨。以韦素园为首的一伙学生则把大小菩萨全部推倒砸烂，此举轰动全镇，韦素园在同学中赢得很高威信。“他不像一般孩子似的爱嬉笑，也总是沉默的时候居多……然而在他沉着开口说话时，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听他用缓慢但却洪亮的声音，发出考虑过的意见。这常常是热烈争论的终结。”[4](P35)辛亥革命已经爆发几年，叶集镇上多数人还拖着长辫子。在韦素园的勇敢倡议下，同学们剪去了象征封建统治的长辫子。据《韦素园传略》，国文教师董卓堂布置学生以一次郊游所见写一篇作文。韦素园借题发挥，表露了他爱国忧国报国之志：“爱国伟人孙中山，创革命，历险艰。武昌城头炮声响，震动河山。天翻地覆，排满兴汉，凯旋高奏，数千年帝制推翻。国旗迎风飘扬，四亿同胞心欢。哪知恶魔刚驱逐，妖雾又现，袁世凯，握兵权，又搞洪宪，殃民祸国罪滔天，天地震怒，人神共怨。”[5]小学毕业后，韦素园考入阜阳第三师范学校，期间曾投笔从戎远赴北京，但很快识破军阀的骗局而离开。之后，韦素园跟随大哥韦凤章，于长沙、安庆两地求学。受五四新思想影响，韦素园积极参与学生爱国运动，不避艰辛，不畏军阀镇压，因表现出众，被同学们推举到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工作。

经过五四运动大潮的冲击，蒋光慈、韦素园视野更加开阔，更清晰地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雄浑的大别山养育出两位英勇少年无畏无惧，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

二、上海“入社”，莫斯科“取经”

1920年秋，为了输送进步青年赴俄学习，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在上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该社位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由共产国际代表杨明斋担任校长，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蒋光慈、韦素园和吴葆萼等几位有影响的安徽省学生领袖被推荐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很快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共同的革命目标使蒋光慈与韦素园成为同道挚友，两人如鱼得水，携手共进。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印刷传单、游行等革命活动，成为外国语学社的积极分子。1921年，蒋光慈、韦素园还参加了营救合肥二中校长王蔼如的重要活动。王蔼如4月13日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被军阀当局逮捕，得知消息，蒋光慈、韦素园等五位皖籍学生联名致函上海《民国日报》，声讨军阀政府暴行。4月20日《民国日报》全文刊出这封电函，在高一涵等社会名流的竭力营救下，王蔼如终获释，几位旅沪皖籍学子的征战获得胜利。

革命青年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组织上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业务考核，在学员中选派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韦素园、曹靖华、吴葆萼等二十余名骨干分批秘密前往苏联学习。1921年5月中旬，刘少奇、蒋光慈、韦素园等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从上海吴淞口启程，踏上了万里“取经”之路。“为了掩护各人的秘密身份，组织上统一进行了化装，刘少奇装扮成裁缝，萧劲光装扮成商人，任弼时装扮成剃头匠，曹靖华装扮成记者，蒋光慈装扮成盐贩子”[6]。他们突破无数艰难险境，历时近三个月，终于到达目的地——革命圣地莫斯科。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作为列席代表，有幸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激动不已。大会结束后，蒋光慈一行被分配到刚刚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艰苦、愉快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第三国际创办的培养东方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大学，中国留学生被编为一个班，主要学习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俄语等课程，还学习一些如《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起初，这些课程全由苏联教师用俄语讲授，不久改为由苏联教师讲授，中国人瞿秋白和李宗吾任助教翻译。瞿秋白时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约通讯员，精通俄语，富有文才。蒋光慈、韦素园与瞿秋白很快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他们都酷爱文学，都有志于革命，很合拍。瞿秋白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认为“苏联是一座革命的宝山，要把这革命的宝贝尽量运回祖国”。瞿秋白的指导和强烈的使命感，使蒋光慈、韦素园坚信，马列主义即是拯救祖国的“真经”。蒋光慈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为他日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夯实了基础。(参见《蒋光慈评传》，团结出版社)韦素园则节衣缩食购买俄苏进步文艺书籍，立志译介给中国人民以唤醒民众。(参见《忆韦素园君》)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刚刚经历了欧战、内战，经济相当困难，人民还挣扎在饥饿线上。(参见《蒋光慈评传》，团结出版社)中国留学生享受的是苏联红军待遇，每天也只分配到一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瞿秋白曾在文艺通讯《饿乡纪程》中描写过苏维埃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7](P90)异常艰苦学习生活，使韦素园患上了肺结核病，久治不愈。1922年初学校让曹靖华护送韦素园与另外两位久病学生回国，韦素园冒险将购买的书籍带回国内。蒋光慈送他们到火车站，落泪惜别。蒋光慈忍受着物质生活的匮乏，怀着乐观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念，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1922年7月，蒋光慈作有《西来意》一诗。诗前有一则小序：“读维它(瞿秋白的笔名——引者)所著《赤潮集》，见序文中有西来意三字，不禁生感，爰做此诗，并呈维它”[8](P291)。诗中写道：“饿乡的风雪冷。维它啊！俄罗斯好似当年的印度，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维它啊！中土阴沉，我们负了取经的使命”[8](P291-293)。瞿秋白读后，热忱地对蒋光慈说：“你道出了大家的心声!”目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勃勃生机，蒋光慈怀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创作了一批歌颂列宁、歌颂十月革命、歌颂新生政权的诗歌。这些诗歌日后结集为蒋光慈第一部诗集《新梦》，奠定无级文学大厦第一块基石。在2018年3月24日《蒋光慈全集》出版座谈会暨蒋光慈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大学赵凯教授特别指出：“蒋光慈作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在中国的最早实践”。

三、同殉革命事业于而立之年

韦素园回国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经常到北京大学蹭鲁迅先生的课。1924年夏，蒋光慈由莫斯科回北京，到学生公寓看望韦素园，并见到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三位同乡。蒋光慈告诉韦素园他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要去上海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韦素园则带着几位小同乡，在鲁迅先生的大力帮扶下，成立了进步色彩非常明显的文学社团未名社。他俩一南一北，相互支持、相互勉励，以革命文艺作品“为光明而奋斗鼓号”。

未名社初期社址设在韦素园的住处，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坚持编辑、校对、出版(未名社同时也是出版社)等繁重事务，默默实践着自己事业理想——翻译、传播俄苏进步文艺。高尔基著名散文诗《海燕》(韦素园译为《海鹰歌》)，在他的译笔下刚劲雄健，有力地传达了原诗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期待！这些富于战斗激情的诗篇的传入，在黑暗的中国极大地鼓舞了战斗者的士气。韦素园还鼓励帮助李霁野、韦丛芜尝试翻译引进安德烈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俄苏进步文学以及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专著。“未名社除创作外，比较侧重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特别在译介俄苏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9](P197)

瞿秋白1923年1月由莫斯科回到北京，翻译、撰写介绍列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韦素园十分钦佩瞿秋白坚强勇毅的革命精神，多次向他请教。有鲁迅与瞿秋白两位精神导师，韦素园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诗文创作水平迅速提高。1928年4月中共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人刘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韦素园在《未名》半月刊公开刊登悼诗《忆亡友愈》，大胆地称颂战友，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无畏、凛然。1932年诗作《怀念我的一位亲友——呈坪》(坪即霍邱籍共产党赵赤坪)成为韦素园生命的绝唱，此时他病情加重，大量咯血。诗人伏枕写道：“敌人的“黑铁”的高压，终敌不过我们“赤血”的奋起。朋友，等着吧，未来的光明的时代终究是属于我们的”[1](P83-84)，流露出必胜的革命信念。韦素园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鲁迅先生为他亲自手书的碑碣与时光永存。

1924年8月，蒋光慈在瞿秋白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发表论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的文学界》，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蒋光慈一百六十万字著述构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坚实柱石，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高语罕在《新梦诗集序》中称：“她(《新梦》——引者)的思想，是一个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她的情感代表无产阶级的呼声的情感。”[8](P253)出版于“五卅”前夜的《新梦》，切切实实鼓舞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更是激励、指引了当时许多在黑暗中苦闷彷徨的青年，投身于滚滚的洪流中。胡耀邦在学生时代，读了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便想“书里的人晓得漂泊，我为什么不可以革命！”于是，胡耀邦便毅然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见《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陶铸直接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参见《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革命博物馆，当馆员介绍蒋光慈时说，胡耀邦、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读过他的《少年漂泊者》，这时总书记插话说，当年他的父亲也是受《少年漂泊者》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总书记对蒋光慈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左翼戏剧家陈荒煤、老作家田涛都曾提到过蒋光慈作品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的积极影响。诚然，蒋光慈的作品在当时成为引导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的“灯塔”，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蒋光慈革命文学的历史功能是凸显的。

1924年夏，蒋光慈利用短暂回乡之机，在家乡大别山地区建党。他到志诚小学把老师詹谷堂发展为中共党员，点燃了大别山的革命火种。从此，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詹谷堂将马列主义和进步书刊传播给金寨县汤家汇镇笔架山农校的进步师生，并陆续发展周维炯、漆德玮、罗志刚等同志入党，成立了中共笔架山农校党小组，这是金寨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不久，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又一批党员。1929年5月6日，周维炯、李梯云、詹谷堂等同志在金寨县境内的丁家埠、李家集、白沙河等地组织了立夏节起义，由此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金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与蒋光慈、詹谷堂等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分不开的。

1924年秋，蒋光慈经瞿秋白介绍，到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任教。蒋光慈经常去瞿秋白家同他谈论文学工作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也从瞿秋白处获得很多创作素材。中篇小说《短裤党》几乎是同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瞿秋白是领导人之一)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实况，蒋光慈以一支笔参与革命斗争，跟着短裤党一道前进。1930年2月，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蒋光慈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蒋光慈完成了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以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即中国革命必须走井冈山道路！令人扼腕的是，1931年春，蒋光慈胃病复发，夏，又查出患肠结核，8月31日病逝，当日下午化名蒋资川葬于江湾上海公墓。1953年5月，蒋光慈的遗骸迁葬于虹桥公墓，陈毅同志代表党为他的墓碑题名——作家蒋光慈之墓，苍劲浑厚。而今，蒋光慈骨灰已转至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存放。

四、结语

蒋光慈与韦素园，两位从皖西走出的英勇少年，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他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开端。此后，他们携手战斗，生命不息，事业不止，而立之年为革命事业殉道离世。蒋光慈与韦素园是皖西五百八十万人民的骄傲，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参考文献：

[1]韦素园．韦素园选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2]方英．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 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M]//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李霁野.李霁野文集(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5]韦顺.韦素园传略[J].新文学史料，1980(3)：225-230．

[6]张永久.灵魂撕裂的声音[J].长江文艺，2015(7)：124-131．

[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8]蒋光慈.蒋光慈文集(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9]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