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方小说的主旨意象
——以《桃花灿烂》《万箭穿心》为例

李 贤

(1.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方方的小说有着世俗人生的烟火味和浓郁的武汉味，众多相关的研究论文早已论述过。近些年，她的很多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相比较而言，她的影视改编大多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商业性、娱乐性的元素较少，在她众多的小说中，《桃花灿烂》和《万箭穿心》两篇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不算是她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但这两篇小说分别代表了方方在两个时期对文学叙事艺术的探索，能够代表她在小说创作时对主旨意象选取的视角。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无论是哪一类题材，方方的小说中总有一个贯串全文的主旨意象，并且，这一主旨意象在影视改编时也会作为一个凸显的元素呈现在影片中。意象作为诗歌的载体在方方的小说中呈现，从早年的《风景》到长篇《水在时间之下》，几乎都有一个贯串全篇的意象，而这一意象与文本表达的内涵相一致。方方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呈现出洒脱、爽朗、云淡风清的叙事风格和情感节奏。而在她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会借助意象来反映文本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比如《随意表白》中的“船”；或是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比如星子心中、眼中的“桃花”；或是表达作家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比如《行为艺术》中的“云”。就其表现世俗人生的意象而言，有两个不同的体系：一是世俗人生的诗意想象，一是琐碎日常的恒久坚韧。

一、世俗生活中的“尘”与“逸”

方方曾经在访谈中谈到了她作品中的“搬运工”情结，这固然是与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个人情感的表达来自于潜意识的经验，“经验本身具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因为它拥有内在的、通过有规则和有组织的运动而思想的完整性和完满性”[1](P40)，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叙述视角的独特。能够自由地观察时代万象，能够自由地转换评价标准，能够真实地接近生活真相，体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表现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是“新写实”小说的特征之一，方方的创作大致延续这一主线，从个体观察类型，以微观反映宏观。《风景》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是方方的代表作。文本中的“风景”让读者感受了人性难言的一面，那些细致入微、幽暗深邃的心理描写以及淡然的叙述语言赋予文本虚实相生的双重空间，自然的与人生的；客观的与情感的，而统领全篇的“风景”在小说中则成为一个写意兼具写实的意象。《桃花灿烂》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搬运站的故事，将单调的生活写的热闹而又意味深长，以三个年轻人的情感纠葛为中心辐射性叙述。粞是故事的缘起，这一青年男性在搬运站中集合了众多的焦点，在文本中被作者赋予了多种可能性，他的一生以及“粞”这一名字的内涵充满了象征意味。“桃花”是这篇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意象，在文本中的作用犹如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文本中第一次桃花出现是在星子的记忆中，粞接上大学归来的星子，在公共汽车上，“星子心里忽地涌出了一树树的桃花，那一年的桃花开的分外灿烂，如云如霞，如火如荼”[2](P12)。而粞并不知道星子心中这梦魇般的桃花是他和她之间隐形的鸿沟。直到星子上大学时才告诉粞，那时“仓库大门口一大排桃花正开的十分粲然。这些灿烂的桃花便同水香讲述的那一切一起深刻地留在了星子的脑海里”[2](P39)，桃之夭夭，灼灼其目，桃花从此烙印般在星子的脑海里。“成团成簇的桃花汇集成的云影。在那阴云之上，如火如荼地开放着无数艳丽的桃花”[2](P49)。每次想到粞，眼前就会浮现“桃花何其灿烂”[2](P65)，直到粞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如火的桃花在星子的脑海中为一片空白所替代”[2](P75)。桃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粞去世一周年时，星子与别人结婚却生下了粞的孩子，粞的母亲发现这一秘密并取名为“旸”，星子沉默中又见“一片桃花开放成云霞”[2](P75)。与第一次所见到的“粲然”不同，这一发现对星子而言意味着什么？叙述至此结束，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故事在读者阅读接受中继续。方方不厌其烦的描写“桃花”的状貌，这一由实而虚的意象主导了粞和星子的关系走向，每到关键的时刻就有“桃花”出现。在平缓的叙事节奏中，一些耐人寻味的对话反复出现，文本的深层含义很难确切的界定，故事前后或者说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桃花是横亘在星子和粞之间的障碍，当这个障碍消失时，粞的生命也到了尽头；星子本是粞的精神寄托与梦想，当粞的多年梦想变成现实时，粞却不在了；但最终粞的生命又以似乎最为理想的血缘方式通过星子延续了；星子是很多人的遥望，但她打破了这个期待，成就了现实的人生。这样的结尾暗示的是什么，是成长中理想的实现与失落？还是精神的虚幻抵不过实在的安慰？无论是“风景”还是“桃花”，读者能感受到方方善于以相反相成的意象传达现实人生中尘土飞扬的一面与精神境界中诗意洒脱的一面，体现了人性中的“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背后”[3](P30)这一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在日常生活中，桃花意味着春天，代表着希望，诗经中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好。而方方赋予了“桃花”别样的内涵，桃花是三个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人生现实，桃花是他们三人之间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桃花是他们人生中“得到即失去”的一个寓言，这种打破常规思维的意象构成了文本的内在张力。

二、琐碎日常的“恒”与“韧”

方方小说中除了“搬运站”系列还有知识分子系列，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林教授、严航等。这些形象与池莉的《小姐您早》《来来往往》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相似处。都是写日常生活中寻求改变却又似乎永恒不变的轮回以及面对似乎永无止境的人生困惑时西西弗斯一般的柔韧。

《万箭穿心》是方方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叙述了李宝莉悲剧的一生，表现了艰苦的生活与坚韧的生存。李宝莉是菜农的女儿，只上过小学的她长得很漂亮，嫁给了大学生马学武，马学武分到一套新房子，她以为幸福生活从此开始，却变成苦难的开始，马学武跳江自杀，李宝莉靠着“扁担”养活公婆和儿子，儿子考上大学，有了体面的工作，她被儿子赶出了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房子。这篇小说中的意象很多，“房子”和“扁担”是主要意象，前者象征着“安身之处”，后者象征着“立命之技”。扁担的意象在文本中第一次出现是李宝莉到汉正街辞工那天准备加入“扁担”时，李宝莉看见“雨越下越猛，几个扁担披着雨衣挑着货，飞起地跑”[4](P199)。这一幕也是她以后十几年的生活日常。母亲到汉正街看见的是 “李宝莉正一根扁担挑两麻袋货，汗流浃背地朝小河边疾走”[4](P200)。茶馆服务员眼中的她“是头一个带着根扁担喝茶的女扁担”[4](P208)暗含了她性格的两面性；她的名字被“挑货的扁担”指代时，性别在世俗眼中消泯，是一个扛起生活的工作者；她被称为“女扁担李宝莉”时，强调了女性在这一行业内的辛苦。病愈后返回汉正街的李宝莉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扛着扁担，穿过曲里拐弯的街路和密密麻麻的店铺，觉得就好像正看着一台大戏”[4](P225)。以隐晦的笔法表达李宝莉的心绪，她曲里拐弯的人生又何尝不像一台大戏？艰辛与苦难并未磨灭一个城市劳动者乐观的天性，“只要宝莉一来，满街都能听到她的笑声”[4](P247)。文本中还有一些对“扁担”呈现形态的描写，“杵着”“举着”“拿着”“扛着”，这些相关描写展现了“一种小说特有的随笔艺术”[5](P85)。同时也凸显了意象的内涵，因出现背景的不同而有着特定的意义。扁担的物理性质决定了方方选取时的象征意义，而从世俗普遍的观点看，它本应该和男性联结在一起，具有承担生活重担的意义，它是压力的象征。一个漂亮的女性用一根扁担挑起一家四口人十多年的生活，用一根扁担供养了儿子大学毕业找到体面的工作，为爷爷奶奶买了别墅，她被赶出家门，“李宝莉用她讨生活几十年的扁担为自己挑了一次货”[4](P247)。日复一日的重压磨损了她当初的容颜，磨灭了性格中的锋芒，唯一不变的是隐忍而坚韧的生活态度，用扁担培养了儿子之后又要养活自己的后半生。“万箭穿心”中，扁担是她生存的来源，支撑着她的精神世界，更是她的人生隐喻。

三、人性与生存的非诗意叙述

人性的复杂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文体被阐释，方方的阐释是非诗意的，尽管她小说的情感风格是爽朗、明快的，但对人性与生存的叙述是明朗之下的暗流，从未停止对人性的探寻，以及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桃花灿烂》中对星子、水香、粞三个年轻人心理活动的描写呈现了人性的微妙，有研究者指出星子和水香代表了男性世界的两种爱，但我更倾向于她们是代表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以及女性自身的两面性，内敛含蓄与张扬怒放的生命集中于一体。如果从传统的伦理观出发，星子、水香和粞之间的故事中水香的做法是应该受到质疑的；而在粞、亦文、星子三者之间，星子的做法无疑是受到质疑的；如果从星子、水香的角度来看，粞是她们痛苦的制造者；而从粞和星子的角度出发，一切似乎又发生的合情合理。一个故事关联着另一个故事，环环相扣中，每个人都成了他人痛苦的根源，但每个人又因为他人而痛苦着，读者很难做出伦理道德的判断。这一效果与小说的叙述视角有关，方方是从两个不同的视点写一件事。而“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件”[6](P65)，这种叙述在表达人性的复杂性时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如果说《桃花灿烂》着重探析人性，《万箭穿心》则着重是叙述了非诗意的生存以及家庭中的人伦。李宝莉的父亲在当初看房子时的话一语成谶，是万丈光芒变万箭穿心的悲剧，她的人生也就在搬新家的时候开始了变故。李宝莉十多年的辛苦并未换来儿子的谅解，也没能改变公婆对她的态度。儿子一直认为是母亲让他失去了父亲因而从内心拒绝为他辛苦的母亲，公婆认为是她的泼辣导致了儿子的早逝，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她卑微的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在文本中有一个细节，因天气不好，宝莉比平时早了一点回家，见家中无人很诧异，就走到公婆房间看儿子的奖状，祖孙三人开门时的说笑声因见到她戛然而止，并被质问“你跑我们房间做什么”？祖孙三人外出是去餐馆为爷爷过生日，却没有告诉她，因为“我们自己屋里人过就行了，这不是用你赚的钱”[4](P202)。李宝莉的难堪与不甘无处诉说，毕竟儿子是她的希望，她不能惹他们生气，“从小到大遇事都不忍自己性子的李宝莉，现在却只剩下了一个忍字”[4](P207)在改编的影片中也有一个细节，儿子的早餐很丰盛，李宝莉的早餐是一个馒头，一边拿着扁担下楼一边拿着馒头快速的咀嚼。作者以不同的细节描写展现了她的生存困境，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当学业优秀的儿子终于有了体面的工作后却将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这最后的“一箭”未能击垮她，“人生是自己的，总得要走完”[4](P246)她以这样一种淳朴、坚韧的生活态度完成了苦难人生的涅槃式重生。在方方的小说中还有一个奇特的模式，当矛盾激化时，会用一个生命的“缺失”或是美德的“缺失”去解决问题，而这个“缺失”的主体大多是男性。比如《桃花灿烂》中的粞、《琴断口》中的汉汉，这两个中篇的结构和故事都差不多，汉汉比粞更符合人们传统的评价标准。他们生命的缺失是另一种在场，依然蕴含着“得到就是失去”这一逻辑。《刀锋上的蚂蚁》中画家鲁昌南本是一个具有那一时代所有美德的男人，后来差不多变成忘恩负义的人，作者未置一词非议，只是侧面叙述。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中与她共同思考人性与生存的非诗意一面。

四、古希腊悲剧命运观的演绎

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是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命运是不可知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冥冥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人的行为与意志，常常处于与命运的悲剧性冲突之中。《桃花灿烂》中隐含着一个“得到即失去、失去即得到”的悖论模式，在《万箭穿心》中有个“复仇”的循环模式，小宝为爸爸复仇不认母；奶奶爷爷为儿子复仇不认儿媳，似乎李宝莉需要赎罪，她带着赎罪的心态拼命而又卑微的承担生活重负。有了体面工作的儿子却将她赶出家门，带着爷爷奶奶去别墅生活，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中间作者预留了很多难言的空白。李宝莉将这些视作“命”，“如果我出生就是来还债的，我还就是了”，就连命运也在向她复仇。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中的人物都被复仇女神所控制，一环扣一环地将自己置于一系列的家庭悲剧，这里的命运是神的力量。在《万箭穿心》中，对李宝莉来说，命运就是马学武，他有文化，那条街上最漂亮的李宝莉嫁给了他；他分到一套新房子，只有小学毕业的李宝莉觉得自己当年的选择是对的；李宝莉的父亲参观新房子时发现了“万箭穿心”；搬到新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父亲话语的注解。一个泼辣但毕竟柔弱的女性从事男性都嫌累的扁担，养活四口人，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却依然被当作“外人”，直到被赶出安身之地。她当初渴望住上楼房，她得到了，新房子却像个命运的潘多拉之盒，冥冥中注定她又将被赶出去。这里依然隐含着“得到即失去”的模式。

方方对古希腊悲剧命运观的演绎增加了“人”的因素，李宝莉是在经历了家庭事变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是悲剧的制造者，又都是悲剧的承受者。作者避免了单一叙述视角引起的主观判断，在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审视人心、人性，“疏远、孤独、隔膜——这种种不可见的东西把我们束缚在生存圈内，只有人类才有这样的生存圈”[7](P41)。在星子、水香、粞三人之间的交流中正解多于误解，各自在自我遐想中疏远，孤独的个体在隔膜中越走越远，直到一人消失不见，才又在冥想中寻求永远不再归来的美好。李宝莉和马学武之间的隔膜、和儿子小宝之间的隔膜、和公婆之间的隔膜，他们疏远她，她的做法被视为“赎罪”。方方在写命运悲剧时更多是强调“人”的因素，因为隔膜、孤独、以及人性中不太美好的一面所形成的日常生活悲剧。按照夏目漱石的文学观念，“大凡文学内容之形式，须要【F+f】。F代表焦点的印象或观念，f代表附随那印象或观念的情绪。”[8](P4)这里既有作家创作时的情感倾向又有读者阅读时个人的判断，方方小说中的情感倾向或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中的情感倾向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创作规律。

五、结语

在小说中借助意象来寄托某种情感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方方的作品在写实的同时，还有浪漫主义的表现，以主旨意象表达作品的主要内涵是她中短篇小说中常见的艺术现象。她选取意象时注重所选意象的物理特征，以及最大可能的引申意义，或是相反相成的组合，或是具有某些共同属性的比拟。虚拟的呈现与写实的叙述相结合，写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安稳现实的一面和偶尔超脱时的虚幻，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寻。通过对日常琐碎事情的刻画，探析人性的隐秘，“得到即失去”的情节模式是对人生悲剧命运的另一种呈现，这是不得不承受的生命之重。主旨意象的运用增加了方方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她的这一艺术特征被延伸并在影视剧中以直观、可视、立体的图像形式凸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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