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虎，真实的医界“战狼”

许陈静+余驰疆

他在埃博拉疫区经历生死考验，独自将重伤士兵护送回国，获“最美援外医生”荣誉。

这两年，军事电影成为热门，2017年有《战狼2》，2018年有大年初一上映的《红海行动》。这两部电影里的主要角色，除了特种兵，还有医生，《战狼2》讲的就是医生与士兵一起解救侨民的故事。现实世界里，也有许多这样的白色“战狼”，周飞虎就是其中一位。

2017年寒冬的一个早上，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大楼里已经一片忙碌。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重症医学科主任周飞虎没有出现，他的助手穿着白大褂匆匆赶过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请等一等，病人有紧急情况，周主任在处理。”

重症监护室（ICU）的紧急情况，基本上就是人和死神的战斗。将近40分钟后，率队“作战”的周飞虎走出病房，脸上带着微笑，手里端着一杯剛冲的咖啡，一看就知道，战斗胜利了。

过去的两年，周飞虎赴利比里亚参加抗击埃博拉任务，参加西非马里爆炸案我维和伤员救援任务。他因而获得2017年度“最美援外医生”的荣誉。这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举办的评选，两年一次，专门表彰为国际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和团队。

一赴非洲，与埃博拉生死搏斗

2015年1月，满载着154名中国医护人员的飞机降落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年前，埃博拉病毒开始在西非肆虐，利比里亚成为重灾区。

尽管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走出机舱时，周飞虎还是吃了一惊：连接机场和市区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到处是涂着“联合国救援”标志的车辆和设备，战争片里才能看到的军用运输机频繁起降，所有人进出机场都要检测体温……

中国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设在一个废弃的体育场对面，第一个确诊病人是名小学老师。周飞虎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Mulubah（穆鲁巴）。“她来的时候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因为已经有两个亲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了。按照当地的习俗，亲友要擦拭和亲吻死者，埃博拉恰恰是只要接触就会传染的。她又很胖，有很多基础病，糖尿病、高血压进一步加重了她的病情。”

当时，治疗埃博拉的疫苗还没有问世，周飞虎和战友们一边控制她的基础病，一边从重症医学的角度出发，改善她受损的脏器功能，慢慢度过这段病毒感染期，同时不断给她做心理辅导，“你一定会好的！”三管齐下，穆鲁巴奇迹般地康复了。出院那天，她激动地和周飞虎行了个“碰肘礼”——在疫区，任何皮肤的接触都有传染风险，不能握手，只能隔着衣服碰碰胳膊肘。

在灾区，每一次走出病房，都是惊险。“进入病房时，我们要穿上三层隔离服，然后依次经过绿区、黄区和红区。绿区是清洁区，黄区是过渡区，红区就是病房，是直接接触病毒的区域。当地的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医院是搭建的板房，不隔热，也不能安装风扇和空调，因为病人的呕吐物和分泌物绝不能让风吹起来。如此一来，我们穿着三层隔离服在病房里，汗就不住地往下流。所以出病房时，既害怕脱水晕倒，又担心内层浸满汗水、外层接触病毒的隔离服怎么脱下来才是安全的。”

当地就有一名医生，在给一名患者清创缝合时，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被送到中国治疗病区里，当时所有接触过那名患者的其他医护人员全都死了，“他的恐惧、绝望、无助无法形容”。周飞虎竭尽全力抢救这位可敬的同行，但病情发展太快了，终告不治。这成了中国医护人员在抗击埃博拉的过程中唯一一个没有抢救回来的病例。在那沉重的一刻，周飞虎想起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研究所开创者特鲁多医生墓碑上那句著名的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也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在极为繁重的救治工作之余，周飞虎和中国医护人员还挤时间开设了培训课，教当地的志愿者和居民如何防范传染病，以及基本的自救常识。和那些痊愈者一样，他们临走时，也会跟周飞虎来一个“碰肘礼”。“后来疫情过去了，非洲朋友和我们再见面，还是先来个‘碰肘礼。这是共同经历了埃博拉这场战斗的人特有的感情。”

二赴非洲，带中国受伤战士回家

转眼到了2016年5月，周飞虎在北京的家中看到一条新闻——我国维和战士在西非国家马里遭遇炸弹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周飞虎顿时有种预感：“我可能又要出发了。要是我去的话，连疫苗都不用打了，去年抗击埃博拉时打过好几种，都还在有效期内呢！”

果然，命令很快下达，作为军队的重症医学专家，周飞虎担任医疗组长，与医疗组其他3名成员马上乘专机赶赴马里，任务是“把我们受伤的战士平安带回家”。

到了马里，周飞虎才发现任务远比想象中艰巨。4名受伤战士中，两人是重伤，“爆炸导致了多发伤，你肉眼就能看到他身上炸骨折了，脸上炸烂了，手上炸裂了缝针了。更可怕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比如，他的呼吸系统受到损伤，即使你输氧气，氧饱和度也不高，存在爆震伤。”当地的治疗条件极为简陋——在联合国救援体系中，共有四级医院，一级是现场救治，二级能进行基本的外科手术和清创，三级才有ICU病房，四级则是条件完备的大医院。联合国设在马里维和营地的，只是一家二级医院。伤员在这里初步治疗后，迅速被转往位于塞内加尔的三级医院。按照工作组统一部署，医疗组其他3位专家先行回国，周飞虎独自留在塞内加尔，继续参与伤员的救治工作。

在20多天“独自战斗”的日子。周飞虎在塞内加尔的医院里跑进跑出，忙前忙后。那里的ICU哪比得上国内大医院，重病患者多的时候，寥寥几台呼吸机和监护仪根本不够用。周飞虎急了，找到负责人，指着病床上的中国维和战士说：“这是我们的hero（英雄）！监护仪我们需要持续用！”

“是的，是的，但这里都是hero。”

周飞虎无可奈何，“抢”不到监护仪的时候，他只能靠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临床的观察来下诊断，与塞方医生沟通治疗方案。一天天慢慢熬，战士们度过危险期了，从ICU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在普通病房稳定了……终于，周飞虎做了最重要的判断：可以回国了。

当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平稳落地的那一刻，周飞虎想哭，但哭不出来；想干点什么，但干不了。他只觉得自己这颗心啊，总算落地了。

“中国的ICU在世界都是先进的”

在战火中行医的日子，让周飞虎深深体会到一点：“人们总说，出去了才知道祖国好。真是如此。去过了战乱中的非洲，才知道中国的和平是多么宝贵，中国的强大是多么宝贵，我们的祖国有能力把我们受伤的每一个战士带回家。”

周飞虎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重症医学中心学习了两年多，那是美国排名第一的重症医学中心。“美国提倡以重症医学救治为主导建大型医院，把小的病放到中小医院去。这样一旦有重症患者来了，一个重症医学小组就能做出快速反应。”而在中国，重症医学算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医学科2001年才成立，两年后周飞虎进入科室。年轻的好处就是很容易赶上去。前不久，美国的医生来北京开会，参观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对周飞虎等人的工作连声惊叹：“哇，你们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医院，几千张床位啊！我们八九百张床位就算很大了。”“哇，你们ICU死亡率这么低啊！近3年都在3%—5%，太了不起了。”

这让周飞虎很自豪：“中国的重症医学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他带《环球人物》记者参观ICU病房，沿着环形的走廊，隔着玻璃，能看见病房里的全貌。每个病人来到ICU的原因、治疗方案、恢复情况，周飞虎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忍不住问了个“残忍”的问题：“那3%—5%的死亡来临时，您哭过吗？”

“哭过，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流泪。其实，ICU里相当一部分病人，我们能预测到结果。有的人我们能拉回来；而有的人，是经过了许多努力，白天黑夜都盯着，觉得有希望拉回来了，最终还是走了。这时候，心里太难受了。”

周飞虎希望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ICU里不会“有状况”，那样病人和家属都能安心过个年，他也能陪着老母亲吃顿饭。2015年春节，他在埃博拉疫区；还有很多个春节，他是在ICU病房里过的。他欠母亲太多“一起过年”的承诺。

说到这里，他调了一杯浓浓的咖啡。那味道升腾起来，就如同ICU的味道——本是生命的一段苦旅，最终大多能渗出甜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