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还是篡夺？
——中国古代王权神话解构分析

郑在书[著] 崔丽红 李定河[译]

(1.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中文系,韩国 首尔；2.韩国东国大学 中文系，韩国 首尔；3.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中国王权神话最早的形态可从帝王世系中寻找，这一世系带有浓厚的想象色彩。自古以来，人们一直都认为，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尧、舜、禹等圣君的出现，确立了文明制度的基础，这些圣君们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和平的让位方式，也就是禅让，实现了政权更迭。王权神话是为了使王朝的建立正当化，并对其加以美化而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神话编造者通过构建一系列的帝王世系，来遮蔽王权确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并弥补裂痕。在天下统一之前的战国时期，风靡一时的禅让说，以及司马迁为确保实现大一统的大汉帝国正统性而撰写的《史记·五帝本纪》等，都是通过建构帝王世系来证明中国古代王朝正当性的神话性言语。当这些神话作品披上帝王世系这一意识形态外衣时，可以推想，帝王世系中肯定存在着断裂和非连续性。断裂和非连续性才是中国王权神话所要遮蔽的真相，但它们在看似坚不可摧的帝王世系中留下了痕迹，我们则可以通过这些痕迹来了解并考察中国王权神话的本质。

过去由第一世界的学者所主导的神话研究，逐渐变成以当地学者为中心而进行的研究，以重视神话风土为基础，怀疑现行神话学的标准及其地位的学者日趋增多。比如，人们对中国神话中那些混合型的各类存在给予一种认可，也因此认为古希腊神话所具有的文学性润色和人文主义倾向并非世界神话所普遍具有的现象。袁珂就曾讲，中国神话没有被文学化，因此较多地保留了神话的原始性[注]Anne Birrell,“Foreword,”Chinese Myth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3.，但是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所有中国神话，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神话都保留着原始性，按情况的不同，中国神话也有可能存在较古希腊罗马神话更为人文化的内容。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所保存下来的原始性，来推理出已被人文化的中国神话内部真实的一面。

此外，还要关注一下传播到中国周边民族的中国神话以及具有相同母题的神话。因为中国神话除了形成于中国境内的以外，起源于周边地区的内容也着实不少。而且尽管是传播到周边地区的神话，但与中国境内流传下来的神话相比，有很多更为完整地保留了神话原型。所以，我们若要进一步接近中国神话的本质及原型，周边地区的神话文本则可以提供许多有效的信息。

本文基于以上两种观点来分析、探讨中国王权神话的真实面貌，特别是重点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与原始社会的文明化有关的暴力问题。人类通过不断调整和节制自身的暴力倾向而逐步走过文明化历程。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说，所有的文化和制度都是暴力被驯化后而形成的[1](P500)。根据这一说法，我们可进一步探讨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建立有关的暴力现实、神话中相关的表现形式以及被遮蔽的暴力真相[注]笔者已经探讨过从这个观点上看待暴力和“孝”概念的确立。参见拙著《东亚文化话语和性——以孝女叙事为中心》，《中国语文论丛》，2002年第23卷。。

一、围绕禅让神话的一些争论

禅让指的是据说存在于中国上古时期的一种王位继承方式，这种制度并不是子孙世袭，而是将王位传给德才兼备的人。禅让神话的核心内容是指尧将王位传给了以孝行获得民心的舜，之后舜又将王位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这些内容在《尚书》《左传》《国语》《孟子》等先秦文献和《史记》中都有记载。禅让神话最初成为争论对象是在战国时期。儒家、墨家等对禅让这种美德加以赞颂，而法家则认为其实际内容是用暴力进行篡夺，并对此持批判态度。到了汉代，王莽为了篡夺王位，将禅让神话进行了形式化、制度化打造，而这种方式恰恰成为了日后执政者篡夺王位时一种惯用的仪礼。对于禅让制度的真假问题，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议。唐代的刘知几提出暴力篡夺的可能性[注]参见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清末的康有为推测这是战国时期儒家编造而成的[注]参见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近代，疑古派的顾颉刚彻底否定了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事实的禅让神话，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在他的论文《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注]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7册，下篇。中指出，禅让神话是根据战国时期墨家的尚贤思想编造出来的，起初只有尧舜之间的禅让神话，后来儒家又添加了舜禹之间的禅让说法，如此才形成了今天的禅让神话。顾颉刚的主张引起了学界赞成和反对两方的争论。围绕禅让神话，学者们的见解大致可以分为否定说、肯定说、过渡说三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否定说认为,禅让神话从根本上来说是为遮蔽暴力篡夺而虚构的，是根据儒家和墨家的理想主义而捏造出来的一种故事。徐中舒等人的肯定说则认为，在中国上古时期禅让制度确实存在过，在此前提下提出了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2]、共主制度[3]、择婿制度[4]等来解释其实质。王玉哲等学者认为，禅让神话反映了由推选制向世袭制过渡的那个阶段的社会面貌[5]。除此之外，美国的艾兰(Sarah Allan)引用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指出禅让神话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调节亲属利益和公共利益、道德政治和世袭政治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讨论禅让制实际存在与否[6](P3～25)。最近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学上的新发现，又一次掀起有关禅让神话的争议。以郭店楚简《唐虞之道》、陶寺遗址等资料为基础，坚持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新的假说。

关于禅让神话实际存在与否的争论，纵观古今，肯定说占优势。尤其最近中国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等新版“古史重建”项目，禅让神话也有更加现实化的趋势。因为禅让神话的历史化工程与中国文明起源论以及早期国家建立论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尧舜时期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7]，也有学者认为，禅让是中国特有的合乎礼仪的政治行为[8](P1～14)。这些论点都有一种倾向性，就是认为禅让是实际存在过的制度，也就是把它看作既定事实，在此基础上加以特色化，将其视为中国文化中的固有现象。

针对这一观点和做法，我们有必要将禅让神话与外国神话中描写的政权交替的内容加以比较，进而考察禅让是否是理所当然的事。埃及王权神话中，奥西里斯被弟弟赛思篡夺了王位，之后赛思又受到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的挑战，决斗之后失去了王权。巴比伦神话中，创造神提亚马特和金古等被第二代神玛尔都克杀害。古罗马神话中，众神之王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夺取了王位，而克洛诺斯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以武力抢走了王位。这样的神话内容都说明，上古时期权力交替的过程都自然而然地伴随着激烈的暴力冲突。鉴于神话故事普遍具有这些描述和记录，可以推想，禅让神话是一篇高度人文化的神话故事，我们有必要还原和重构其真实面貌，揭示其真相。

二、尧舜禅让神话[注]学术界一般使用“禅让传说”这个用语，本文使用“禅让神话”。

禅让神话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尧舜的禅让神话，因为它比舜禹的禅让神话内容更加丰富，故事结构也更加完整。《尧典》和《舜典》中有如下记载：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尚书·尧典》)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尚书·舜典》)

该文记载，尧因为年老，决定要让位。起初想要让位给四岳，但是四岳坚决推辞，且所有的臣僚也都推荐舜，因为舜以孝行闻名于世。尧为了考验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三年以后，尧认为舜是合格的人选，就把王位让给了舜。舜起初推辞，后来则继承了王位。这一美好的故事，在任何人看来，都不是力量和阴谋支配的政治现实，而是向我们展示了顺应礼义和规范的一个理想社会。而在这不大现实的佳话里，实际上有渴望贤君的儒家和追求贤人执政的墨家的理想主义做铺垫。墨家衰退以后，为更加全面地宣扬儒家思想，禅让神话被编造得更加巧妙。关于尧舜仁政以及随之而来的祥瑞之兆等情节,都是为宣扬和验证禅让这一佳话而添加进去的。这可谓是“谶纬说”和“天人感应说”渗透其中的汉代儒家作品。简而言之，将禅让神话看作是儒家讲故事(storytelling)的产物也不为过。

在有关尧、舜、禹的禅让神话中，中心人物是舜。因为尧只是开创了禅让制，而其本身并不是通过禅让取得王位的；禹是禅让的对象，他又把王位世袭给自己的儿子启，并没有成功延续禅让制度；而舜才是真正完美体现禅让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舜被儒家极度美化，成为“孝”的化身。下面有关舜的孝行的传说向我们明确展示了上述情形：

舜之事父也……小棰则待，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刘向《说苑·建本》)

根据注释，舜在父亲举起大棍子要打自己时逃跑，是因为怕父亲太愤怒将自己打死，而犯下杀人罪，如此一来自己就是不孝。这个传说太过于美化舜，甚至有些牵强，以至于给人一种虐待儿童是正当行为的错觉。围绕着被完全美化的舜而展开的禅让神话却留下了一处很不和谐的败笔。《孟子》中有关于禅让的另一篇故事：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见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孟子·万章(上)》)

孟子的意图在于讲明舜深得人心的事实，而这段内容却告诉我们，舜在继承王位的过程中，与尧的儿子丹朱有过敌对关系。也就是说，尧舜之间的禅让并不像《尚书》中所讲的如水到渠成般顺利。当然，支撑禅让神话的资料中都记载，丹朱是不孝之子，很早就被尧排除在人选之外。但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有人已经认识到了尧、丹朱父子和舜之间的矛盾。《竹书纪年》中有如下记载：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注]参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所引《竹书纪年》。

舜不仅幽禁了尧，而且还软禁了丹朱，断绝了尧、丹朱父子间的人伦情理，这一行为与舜的形象格格不入。除此以外，根据舜驱逐尧到平阳[注]参见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所引《琐语》:“舜放尧于平阳。”，并且命令后稷驱逐丹朱到丹水的记录[注]参见《史记·高祖本纪正义》所引《竹书纪年》:“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我们可以推断出尧舜之间禅让的真实情况是，舜破坏了尧、丹朱间的世袭关系而篡夺了王位。此外，韩国的民间宗教甑山教的经典中，也有一段特意提到了丹朱：

现今是解冤时代，从今以后所有悲惨的事情都将出现，所以我调和神明们，化解万古的仇恨，以相生之道来开启造化道场，建立万古未有的人间仙境。只有怨恨的历史根源——唐尧之子丹朱所怀有的深怨化解之后，积累和延续数千年的所有怨恨才会消融。唐尧因其子丹朱不孝，故未将天下交付于他，而是将两个女儿和天下交给了舜，丹朱的这一深怨谁能予以化解呢？即使只能化解万分之一也是一种安慰啊。最终，舜死于苍梧，二妃亦投潇湘江而死。之后，将丹朱解冤当作开始，成为天地间的大势所趋。从此，无名之人也会获得气势，无名之地亦会有吉星高照。[9](P134～135)

甑山教是朝鲜朝末期由甑山姜一淳创立的民间宗教，巫术和仙道的倾向比较浓厚，与汉代民间道教的经典《太平经》息息相关[10](P140～142)。甑山教根据巫术原理把解冤和相生当作宗旨，而将丹朱设为解冤的第一个对象。上文虽然承认了尧舜禅让，但是在此过程中也深刻地刻画了丹朱作为牺牲者这一角色。这与现存典籍中承认尧舜禅让这一既定事实，同时认为排挤丹朱是理所当然的描述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在韩国民间宗教甑山教的相关文献记录中，关注点完全转移到牺牲者丹朱一方去了。人类所有不幸都始于丹朱的牺牲,这种主张既承认了禅让的事实，也表明了其不恰当性，反映了舜和丹朱之间曾有过引发怨恨的暴力冲突。甑山教对于禅让神话持明显的否定态度。

其他讲述政权交替的神话中显现出暴力皆为普遍情况，古代典籍中有篡夺的痕迹，尧、丹朱和舜的对立，从周边文化的立场看尧舜禅让时所持的否定态度等，所有这些，更让我们有理由推测尧舜禅让神话是遮蔽了暴力事实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话语。这种推测最近也得到考古学发掘资料的支持。因为在被推测为尧帝都城的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发掘出了一些完全被破坏的城池、宫殿以及宗庙，被盗的王陵、被杀害的壮丁、遭淫辱的妇女的遗骨等，这都向我们明确展示了尧国最后所面临的强大暴力。[11]即使陶寺遗址为尧都仅为推测，实际上或许并非尧帝的都城，但是从上古时期亡国的现场情况来看，我们完全想象得出尧都最后的悲惨景象。

三、鲧禹继承神话

鲧要阻挡洪水却以失败告终，之后其儿子禹治水成功并建立了王朝。大禹治水的神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一直很受欢迎并为人津津乐道，对这一神话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和广泛。《山海经》中有一段关于鲧禹神话的简要记录：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叶舒宪关注洪水和息壤，即“自己生长的土壤”以及大地区划等母题，主张这一神话的原型是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也可发现的所谓“大地潜水者”(Earth Diver)形式的创世神话。[12](P330～345)但从历史学和人文学角度来看，鲧可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神普罗米修斯进行比较，普罗米修斯为了消除百姓的灾难去偷盗天帝的宝物而受到惩罚，也经常被誉为牺牲自我的英雄。[注]参见高连凤:《鲧: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时代文学》2008年第7期;傅艺:《从鲧治水和普罗米修斯盗火看东西文化差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在有关鲧禹神话的记录中，“鲧复生禹”[注]这里“复”是“腹”的假借字。这一内容非常引人关注。对于这部分内容还有如下记载：

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注]参见丁福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第15册,《归藏·啓筮》。

死去的父亲被剖腹而生出禹，这一内容使人联想到蝮蛇出生的过程，给人一种奇幻的感觉，同时这似乎违背了父权制儒家思想文化的情感特点。这种怪异的诞生从神话学、人类学角度能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呢？有学者认为，鲧是神圣的两性存在，所以可以单独生出禹来[注]参见森雅子:《中国古代の神统记-鲧禹啓三代の神话》，《宗敎硏究》2004年第4号。，又有学者把它看作是存在于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期的产翁制习俗的残留。[13]

但是对于因禹的诞生而造成鲧的死亡这一问题，存在着很多解释。与“不待帝命”这个简单文句相比，有些解释更为现实和具体。《吕氏春秋》中有如下一段关于鲧和尧的内容：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于是，殛之于羽山，付之以吴刀。(《吕氏春秋·行论》)

根据上文来看，鲧并不是因为偷窃息壤而被处死，而是因为反对尧给舜的禅让，即政治原因而被处死。[14]对于鲧用息壤来阻挡水流这一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新石器时代后期，居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鲧部族，在洪水泛滥时修建了堤坝防洪，给居住在下游地区的祝融部族带来了灾害，由此引起部落间的争斗而导致了鲧的死亡。[15]但是把这些历史和现实方面的解释与禹从鲧的尸体诞生这种怪异说法联系起来，仍然过于牵强。

这一内容与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崭新的视角，也就是对这源于父亲尸体的儿子之诞生，是否可从以父子间矛盾为基础的杀父意识，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角度来考虑。俄狄浦斯神话母题在包括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欧洲相当普遍，但在包括东亚在内的其他地区却很少出现。[16](P3)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描写的哪吒要杀害父亲的意识甚至作为特例被提及。但是在历史上，王子杀害父王或者是儿子杀害父亲的事件时有发生。隋炀帝杀害其父亲文帝以及安禄山被儿子杀害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现实和文献资料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主导思想或传统信念在起遮蔽事实的作用。

鲧迫切需要息壤，也就是“自己生长的土壤”，这一事实意味着他选择了筑堤来阻挡水流的方式，但是禹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方式治水：

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注]参见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山海经佚文》。

鲧以堵水的方式治水，但失败了，而禹却通过疏通水道的方式治水成功。他们的传说被后人当作一种有关政治教化方式的寓言而被引用，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儒教的礼乐观念就是由此而来的[17]。鲧禹父子在治理洪水这件事情上，方法完全不同，这一故事从更广的范围来说，是反映在世界观以及现实认识方面的父子间、世代间的矛盾。[注]张开焱认为，从创世神话的观点来看，鲧和禹创造天地的基本模型和实践方式不同，最终禹杀害了父亲鲧。但是“杀害”是极其现实的行为，与此相比，“杀害动机”是极其抽象的，所以没有很大的说服力。相关内容参见张开焱:《鲧禹创世神话类型再探》，《民族文学硏究》2007第3期。并且在原始社会，这种矛盾很容易引起暴力冲突。我们还需要关注，鲧死去之后，继承父业的禹之行为。禹不仅治水成功，而且结束了禅让时代，创建了父权制王权社会体系，即建立了夏朝，并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这一幕使人联想到弗洛伊德(S.Freud)提出的与图腾起源有关的假说，即儿子杀害了父亲之后，出于忏悔意识而制作图腾、制定各种禁忌等社会制度和规范。[18](P207～210)借用拉康(J.Lacan)的说法，死去的鲧被杀害之后作为以“父亲之名”(the Name of the Father)的象征性代理人来治理夏王朝，而被统合于象征界。[19](P57～58)通过这样的观点,我们可类比推理出神话的真相就是，禹杀害鲧后，建立了父权制王权体系。

当原始社会里存在着杀害父亲这种现实，并被口传为神话时，考虑到后来的中国文化状况，口传神话在演变为文献资料的过程中一定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动。作为治水英雄，也就是所谓的水利国家[注]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指的是古代中国以大规模的治水事业为基础建立的强大的专制国家。其继承了马克思的“亚洲的生产方式论”，虽然是一种包含了东方主义宗旨的言论，但却是对禹治水和夏朝开创的恰当表达。的开创者——禹身为圣君受人仰慕，他的杀父行为更应该被遮蔽起来，其结果就是，事实真相被润色加工为“鲧复生禹”。

四、成汤祈雨神话

成汤作为殷朝的建立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上古历代圣君贤人中的一位。他不是尧、舜、禹禅让神话的主人公，他以武力推翻了夏朝，建立了殷朝。武王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推翻了殷朝，建立了周朝，像这种以武力来完成革命的形式被称为“放伐”。放伐被看作是下有百姓支持，上受天命而进行的一种正当的暴力行为。儒家以两种形式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政权交替，即，上古太平时代的禅让和后代战乱时期的放伐。成汤虽然没有禅让神话的主人公尧、舜、禹那么神圣，但是作为放伐神话中的英雄，他整治了乱世，是一位成功治理国家的圣君，足以获得儒家推崇。如此看来，放伐神话是从与禅让神话不同的层次来鼓吹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种话语。我们可以在此探讨放伐神话背后隐藏着的现实。

成汤放伐神话中，当夏朝的桀王被美女妺喜所迷惑而不理朝政之时，成汤以仁慈的品格获取了民心，得到贤臣伊尹的帮助，积蓄力量，最终推翻了夏朝。这些内容在《墨子》《吕氏春秋》《史记》《列女传》《新序》《绎史》等典籍中都有记载。在此要讨论的是成汤在建立殷朝之后的行迹。被《文选》所引用的《淮南子》里有如下记录：

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注]参见《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

上文强调了成汤的爱民精神，把这位圣君刻画成具有高贵的牺牲精神和调节自然能力的英雄人物。这个传说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神话的典范，也成为圣君传说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在朝鲜的“太宗雨”传说中也可以看到。当然，这些现象都是儒家意识形态所期待的结果。成汤的牺牲祭仪，让人想到的是詹姆斯·弗雷泽(J.G.Frazer)“被处死的国王”这一说法。在古代，王作为祭司，是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存在。王衰老了，人们担心生产力低下而将其处死，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地都有多个实例做佐证。[注]当然，这个假说是有一定局限的，就是只从增加生产力的观点来探究古代社会中追求的价值。并且有人批评说，这个假说是受到维多利亚时代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影响的。参见Eric Csapo：Theories of Mythology，Malden,Oxford,and Carlton:Blackwell,2005年,第40～79页。同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需要替罪羊来做牺牲品，用牺牲品解除危机之后，就完成了一种圣化。吉拉尔的这一观点虽然与弗雷泽的观点立足点不同，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西方这些有关牺牲品的理论，其共同点就是“杀害”这一母题。与此相比，中国神话的杀害母题则有一种尽可能要遮蔽或调整的倾向。属于创世神话的“巨人化生型”神话，比如说印度神话中的普鲁沙、巴比伦神话中的提亚马特、日耳曼神话中的依米尔等被杀以后都分化为自然现象，但是中国创世神话中的巨人盘古却没有被杀害，反而自然老死并且化生。我们可以推测，从西方传来的盘古神话的原型应该是采用杀害母题的，但是，传到中国以后，在文人们搜集、润色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儒家人文主义的影响，而被调整成自然死亡。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成汤有可能是通过牺牲祭仪而被杀害的王。

在殷代，如果发生旱灾，就会举行一种叫做“曝巫”的仪式，即把巫师作为牺牲品来举行祭祀。早期殷王既是巫师也是祭司，所以与后世的巫师一样，摆脱不了成为牺牲品的命运。这种情况在甲骨文中也有所体现。甲骨文中有一字是人在火上，双手被反绑，面向天空，张着嘴呼喊的模样。这个字被推测为记录成汤在祈雨仪式中作为牺牲品用于祭祀的最早的符号。这个字形在甲骨文中用来表示“旱”的意思，后来变为“菫”字。[20]

上述有关成汤祈雨神话的真实情况，另有如下内容佐证：

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注]参见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30册，夫余条。

《三国志》中关于夫余的记录告诉我们，很久以前，夫余如果遇到荒年，就会让王承担责任或更换国王，甚至会处死国王。夫余的这种事例在弗雷泽的《金枝》中也有所提及。夫余是东夷系种族，使用殷历，衣服崇尚白色，以牛蹄来占卜，很多方面都与殷有着共同点。我们根据夫余杀死帝王的事例，可以推断出殷朝的成汤很可能是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干旱负责，而作为牺牲品被处死。

五、结论

在此，我们以禅让神话和放伐神话中的尧舜禅让、鲧禹继承以及成汤祈雨神话为中心，仔细考察了这些神话中所包含的现实以及神话的原型，将其与外国神话以及周边民族神话进行比较，并着眼于文明化历史之前的暴力现实，尝试揭示这三种神话的真相。所得出的结论是：尧舜禅让神话中，尧舜之间的让位是根据儒家理想主义和墨家尚贤思想编造而成，事实可能是以武力来完成的政权交替。关于鲧禹继承神话，我们推测是由于权力争夺而使父子间产生冲突，从而发生了相当于杀害亲生父亲的悲剧。成汤祈雨神话中，成汤被美化成一位爱民的圣君，但实际上他可能是身兼巫师与国王，最后被处死，作为牺牲品用在祭祀仪式上。

这一结论能够使我们摆脱帝王世系的束缚，在断裂与非连续性的层面上理解中国古代王权。这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即不从单一直线的角度，而是从多元融合的视角，并在整体脉络中来把握中国神话。并且，中国神话相对来说一直被认为没有被文学化、体系化，但是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而且是在与西方神话不同的层次上已经被人文化了。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遮蔽或者改变战争、杀害等暴力事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机制，这种机制正是形成现存中国神话特质及模式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