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遗族世居书香门第和坚城古堡

程立胜 王云波

历史上，晋城经济富庶，文风昌盛，名宦巨商辈出，他们以雄厚的资源与财力，在沿着沁河两岸分布的西文兴村、上庄、南安阳村等古村落中，建起了一座座宏伟而精致的民居建筑，如柳氏民居、天官王府、潘家十三院等，成为晋城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

晋城控扼晋、豫咽喉，是南下中原、东指京师的军事要地。从先秦到明清，每遇兵戈战事，当地人便纷纷倡议、捐资，修筑了一座座城墙高大、坚固厚实的城堡要塞，如湘峪古城、郭峪城堡、皇城相府等，又因地形多山，局部封闭，晋城古堡便成了山西乃至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堡群。

柳氏民居：柳宗元遗族世居地

曾经显赫的河东世家柳氏后人仍扎根于山西故土，被柳学界苦苦寻求的柳宗元后裔，举族千年隐居在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深处，即历山腹地的沁水县西文兴村。

百世书香门第，千年兴旺氏族。柳家沉寂了500多年后于明代复兴，其子孙相继步入官场，使得世人再次对柳家刮目相看。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幼时精敏绝伦，文章卓伟精致，为世人所推崇。唐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由于才华横溢，为官清廉，因而青云直上。后因受到“二王八司马事件”牵连而被贬为永州司马，迁至柳州任刺使，逝于任所。为避九族之祸，柳家人变卖家产，渡过黄河，隐居太行深处的历山一带，从此以耕读传家，历经宋元，门庭不衰。

明永乐四年（1406年），柳氏后人柳琛殿试三甲。为了光宗耀祖，他在西文兴村大兴土木，开始修建祠堂、文庙、关帝庙等。此后，柳家人杰辈出，子孙相继登科入仕，步入官场、商界，并在故乡西文兴村修建了规模宏大、门弟森严的一进十三院府邸。

左右页图：站在柳府向外看，只见山水美如画；站在山外向内看，不见深山有人家。由此可见，柳氏民居是绝佳的隐居之地，无怪乎深藏了几个世纪的柳氏后人。

清乾隆年间，柳家两位理财大师柳春芳和柳茂中，经营盐业、典当业获得暴利，又开始整修祠堂、文昌阁、文庙、关帝庙，并在关帝庙东、西两侧新建了魁星阁和真武阁，还修建了富丽堂皇的“中宪第”宅院，西文兴村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

沧海桑田，世事演变，五百余年后的柳宗元后裔的思想观念早已与乡民无异。因此，随着诗书之风在近代革命中的断层，其吏治思想、文学成就、人格力量和人文精神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曾经辉煌的柳氏宅第仅成了家族荣辱兴衰的见证。

西文兴村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梁上，矗立着一个坐北朝南、依山傍水的古建筑群，这便是柳氏民居。山梁顶部护坡被修整成高台，高台前后只有两条坡道供人上下，“前庭后苑、前署后宅”的气势一览无余。

柳氏民居依托北山，起势“凤凰展翅”，平面呈万字图案。整体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外府区有柳氏祠堂、关帝庙、文庙、圣殿、小学堂、纸帛楼；中部区有文昌阁、校场、石牌楼；全封闭的内府区有小戏台、观河亭、府门楼等。此外，柳氏第六代柳遇春修建的13个院落大部分已毁于明末战乱，现仅存“中宪第”“司马第”“河东世泽”“行邀天宠”“香泛柳下”和“磐石长安”等6个完整的院落。

柳宅民居在建筑整体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均衡与对称法则，广泛吸收明清南北建筑之精华，同时又巧妙地将皇宫建筑工艺运用于民间，追求统一中求变化，于变化中又求统一，但其局部又多汲取江南之灵气，渐成娇巧隽秀风格，成为晋东南古民居建筑艺术之精品。

漫游其间，你会被那无处不在的木雕、石刻所吸引。每一道门楣、窗棂、栏杆、门扇、飞檐，每一块裙板、匾额，每一根梁枋，每一级斗拱，无不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可谓千姿百态，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单是窗花的图案就多达40余种，故事木雕板块百余方，石雕竟上千块之多，而且图案各异，几无雷同，即使是龙凤图案也随处可见，一切等级尊卑的限制在这里荡然无存。

“司马第”院落门头上的九层斗拱，层层相叠、美不胜收，应该是我国古民居中最高的门楼；“行邀天宠”院落的门廊木雕，形色各异，争奇斗艳，共有30余种含义；“河东世泽”院落大门内置12道门栓，就是身处院内的人，若不知情也是断然打不开的。院落上空还布有铁丝网，地下修有地道，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可谓“天网地道”。

若说山西晋中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是研究三晋富商豪门的“化石”的话，那么，至今还生活着200多人的柳氏民居，无疑是研究三晋名门望族的“活化石”。

左右页图：柳氏民居揭开了河东柳氏家族百世书香门第的神秘面纱，真实地记载了明清“官而商”到“商而官”的社会发展史。右下图为司马第门楼的九层斗拱。

左右页图：天官王府涵盖了我国现存并仍能居住使用的元明清和近代建筑，其内部阁楼高耸，古庙森严，官宅豪华，民居典雅，涵盖了居住、宗教、祭祀、文化、商业等建筑类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明代民居第一村”和“天官王府”

“天官王府”，是明代政治家王国光及其家族数代相承修建的大型官居建筑群，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内部阁楼高耸，古庙森严，官宅豪华，民居典雅，既有我国存世最古老的元代民居，也有明清官宦巨宅，以及民国时期建造的中西合璧的“樊家庄园”，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从庄河口溯樊溪而上，过下庄，穿中庄，便可见上庄境内的一座雄伟壮观的门楼——永宁闸。它横跨樊溪两岸，通体用朱红颜色粉饰一新，虽跨度不过10米，但那种背山临水、巍峨矗立的气势却非同一般。“水远云从”四个大字高悬楼阁之首，樊溪便从闸下静静穿过。

上庄村三面环山，中间临水。南岸有天官故居“尚书第”“进士第”“炉峰院”等，北岸是“参政府”“司农第”“王氏祠堂”“望月楼”。整个建筑先自上而下延伸到樊溪边，然后又自下而上逐级递延至对岸的南山坡，最后以跨樊溪上的一座拱圈式门楼为休止符，堪称凤头豹尾，气势非凡。顺势而建的深宅大院，古朴沧桑，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趣。村中“天下第一官”的牌坊依旧保持着明清的风范，“四世界荣”的门楼显赫着王氏家族几代人远去的殊荣。

大明王朝的金銮宝殿里，曾端坐着一个上庄人，他就是吏部天官王国光。正是因为王国光的成功，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上庄村及其周边形成浓厚的读书入仕、科第联芳的氛围，历经明清两朝数百余年而不衰。

这些进士和举人，为官入仕之后，为光宗耀祖，不惜花大把金钱，在故乡营造理想的安乐窝。明代成化年间，白巷里诞生了上庄村第一个举人王遵。王遵高中亚元后，隐居不仕，在家设帐收徒，拉开了古建筑群修建的序幕。此后，王国光紧跟曾祖父王遵的步伐，修建了“天官府”，由“尚书第”“司农第”和“王氏祠堂”组成；王国光的侄儿、湖广参政王淑陵修建了“进士第”；王国光之孙、山东参政王征俊修建了“望月楼”“参政府”“厅房院”等；民国年间，时任山西省绥靖公署秘书处副处长的樊次枫则修建了“樊圃新院”“樊氏宗祠”和庄园。

四百余年后，上庄村终于展现出群山环绕、绿水串珠的风貌，四合院星罗棋布、望楼高耸云天，颇具几分江南水乡特色的建筑群落，形成了耕读文化与天人合一相融的独特乡村布局。其中，“天官府”和“樊家庄园”堪称代表。

“天官府”位于庄河南岸，也称“冢宰第”，是王国光在明代万历初年建造的府邸，为棋盘四院式院落格局，东院及西部石牌坊于清末塌毁。门楼背后的“国士尚书”匾额，是明代万历二年（1574年）王国光升任户部尚书后，万历皇帝命当时的巡抚朱笈题写的，由阳城知县李栋所立。在古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各有别称，分别是天、地、春、夏、秋、冬，吏部尚书被称作“天官”，王国光的府邸因此被称为“天官王府”。

樊家庄园为经营有盐店、当铺、钱庄等生意的清末富商、书香世家樊玉麟建造的宅院，民国年间由樊玉麟次子樊次枫进行了扩修。如今，在樊家庄园大门上方仍保留着精美的福禄寿三星和八仙过海的木雕，为民间木雕艺术精品。门额上方“樊圃”二字为清末进士、山西近代著名书法家张衡玉所书。步入大门内，迎面可见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它把我国传统的月亮门与西洋欧式风格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和樊府主人任职期间主要负责外宾接待工作，受西方文化影响不无关系。

潘家大院：太行山深处的“土楼”

南安阳村地处阳城县城东南濩泽河南岸，在这个地处河谷平地的村落中，珍藏着一处庞大的明清古建筑群——潘家大院。

早在明朝初年，潘氏家族就从高平赤土坡（今店上村）迁往阳城北安阳村，后因明末动乱，其始祖潘元圃又迁至河对岸的南安阳村。

潘氏最初以农耕为主，后又经营挖煤业和冶炼业，清乾隆年间开始在本地和邻省河南一带经商，贩销阳城铁货、土布、陶瓷以及外省食盐、丝绸和百货商品，使来往生意皆有利可图。资金积累后又开设了染房，此后买卖越做越大，创建了河南开封总号“大兴宝号”，经营货物种类日益丰富，有朱红、当铺、油盐酱醋及日用百货等，远涉河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十余省，并独领河南朱仙镇全部生意。传说潘家每月从河南发回的银洋，少则十余驮，多则五、六十驮，成为当时山西有名的大富户，为潘家大规模营造深宅大院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左右页图：潘家大院是明清古建珍宝。历史上，潘世家族在其辉煌时期，总体院落达到53座、房屋1600余间，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当年乔家大院的规模。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潘氏开始修建潘家十三院，历时5年建成，包括“狮口院”“账房院”“西厅院”“厨房院”“铺院”“老院”“中院”“茅院”“碾道院”“后院”“东花园”“中花院”“西花园”共13个院落，并设有东、南、西、北四道门。各院落、园、楼之间互通又独立，具有很强的防御性。

坐落于大院中心的潘氏老院，是建造得最为精湛的一处院落，为昔日潘家主人之居。院内布局规整，建筑高大宽敞，为北方民居中典型的“四大八小”式四合院。整个房宅为二层出檐楼房，全为四梁八柱，隔扇门窗。上施木柱顶檐走廊，下面四周为空间房廊。沿房四周为青石铺地，院面布满大块青砖。其外围房基石料高达5米，墙砖砌筑得严实整齐。这座大院最令人赞叹的是，它的楼栏、门窗木构件制作得极为精细，单是门棂窗花的造型就达十余种。据说堂房内原有12扇楠木雕花屏，左右还有楠木狮子一对，中间的楠木构件和楠木桌椅都十分珍贵和精美，把屋内装扮得古朴典雅、豪华瑰丽。

从老院东南偏门向北，穿过两处院落，就是潘家东西花园和“厨房院”、“加工院”。因中间部分建筑倒塌，花园不存，所以无法看清当年的风貌格局，但现存的西北二层楼房，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一字排开，气势雄壮，巍巍挺立。其二层全为木柱顶立的出檐走廊，通过西楼中部和西北处的石阶上下串通，据说昔日是潘家大院的粮食库房和加工场地。院中改建和新建的小窑洞和小房子，总面积几乎有三个篮球场之大，这种建筑形式在北方实属罕见，在晋城更是孤例，它酷似福建永定的方形土楼，使人看后惊叹不已。

这些深宅大院，墙院连环，层楼叠致，雄奇壮观。大院楼房建筑均以条石作墙基，青砖立墙，灰瓦铺顶。大门建筑有出檐木构型和砖石拱券型两种，门首上都镌刻和写有各种充满文韵字体的匾额，主门右侧还排列着整齐的上马石，尤其是院内的“三雕”艺术更加精美绝伦，从楼檐、斗拱、柱础、照壁到楼栏、门窗、护门石等，无不构思巧妙、精工雕造，其刀功之细腻，工艺之考究，令人目不暇接。

湘峪古城：悬崖坚石上的兵洞连城

湘峪原名“乡谷”，“谷”与“峪”同义，因“有谷而无山水”的风水信仰，孙氏后人便在原名的基础上添“水”加“山”，故成“湘峪”。

以前，湘峪村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城堡规模并不大，南北长近300米，东西宽约100余米，面积3万余平方米，略小于阳城的皇城相府。

左右页图：湘峪古城建在湘峪河谷北侧的石壁和陡坡上，高度在十余米至二十余米之间，高大宏伟，固若金汤，其前面还有一条玉带般的天然护城河。

湘峪古城的城墙建于石壁和陡坡上，高度在十余米至二十余米之间，高大宏伟，固若金汤。站在远处仰望古城，可以看到城墙和城内房屋上的拱形窗孔，密密麻麻，犹如蜂窝，民间谓之“蜂窝城”。更为神秘的是，砖块之间不是用石灰水泥来黏合的，而是用了鸡蛋清和糯米糅合而成的黏合剂，这就使得城墙坚如磐石。

城墙内建有迷宫般的“串珠式”与“走廊式”藏兵洞，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为太行山区最为雄奇的城堡式村落，被有关专家誉为“民间军事工程的巅峰之作”。藏兵洞和城墙相连，一旦战事发生，村民可以直接从城墙上的瞭望孔向外射击。藏兵洞内还有一个更为人性化的设计，即一口明代水井，一旦发生战争，村民们不用走出藏兵洞便可直接取水饮用。此外，洞内有放置火把的松柏台，从城墙外根本看不见里面的灯光，但内部却是灯火通明。

涉过湘峪河，爬上与城墙平行的坡道，便进入了南门。坡道在门内呈直角形，拐了一个弯后继续爬升。门洞里面建有一堵石墙，位置和作用与民居中的影壁相似，南门的“宸薰”门匾并没有出现在门外，而是镶嵌在这堵石墙上，这在山西众多古城、古堡中尚属孤例。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同时在军事防御上也有一定的作用：进攻者从对面樊山的制高点或远处是找不到南门的，因为门洞上没有门匾，而城门和门洞内的石墙，从远处看在视觉效果上已经合为一体，仿佛是一段完整的城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三都古城一大怪，南面城门不知从哪开”。

古堡内的街巷为“五纵三横”的棋盘式格局，其军事防御目的非常明显。村内既有较为宽敞的街道，也有丁字形小巷，这些街巷大多并不是笔直延伸、相互垂直，而是顺应地势的走向或是有意弯曲成一定的弧度，有些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两个九十度的拐弯，可抵御突入堡内的侵略者。

时过境迁，古城的防御功能已完全消失，村民对道路改造的随意性也使得“五纵三横”的格局不再明显，只留下几条街巷留有原来的风貌。

湘峪古城中的民居大多高达三至四层，古朴雅致，宏伟气派，多建于明末。走在窄窄的小巷中，只觉得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气势更加恢宏。值得一提的是，湘峪民居窗户多采用拱券式窗孔，窗孔外墙饰以“眉檐垂柱”式砖雕，这是一种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兼有浓郁的西式风格和汉民族文化色彩。

郭峪城堡：乡民血泪史的见证

郭峪村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自古经济繁荣，文风鼎盛。由唐至清，村内考取功名者多达八十余人，民间素有“金谷十里长，才子出郭峪”的美誉。特别是明清两朝，这个小村一共产生了15位进士、18位举人，也出现了“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世家。

明朝末年，郭峪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居民多达八千余人。以张鹏云和陈昌言为代表的两大家族，官宦累世，门庭显赫；以王重新为代表的富商巨贾，财力雄厚，闻名四方。富裕的郭峪古镇又处于战略要地，自然成了农民军首选的猎取目标。

在晋城众多的古堡中，郭峪城堡修筑最晚，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皇城相府的河山楼相比，郭峪城堡仅仅晚修了三年，而前者挽救了几百人性命，后者却遭遇了四次血洗，三千人因此而丧命。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过程，现存于豫楼五层西墙的《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得十分清晰详细。

明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十五日，农民军分两路向郭峪村袭来。乡民借寨墙作掩护，用自制枪炮奋力还击。然而，农民军人多势众，将寨墙轰塌多处，乡民只好退回寨中。于是，农民军乘势将寨围住，并将俘获的乡民集中一处，任意拷打，损人耳目，断人手足，烧人肌肤。五天之内，被打伤、烧死、缢梁投井饿死者达千余人，金银珠玉被罄抢一空，猪、羊、牛等牲口也被洗劫殆尽，家家户户无一物所存，无一物不毁。

同年十月初八，农民军第二次进攻郭峪。乡民们能逃则逃，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窑中躲藏，结果“男妇一拥入窑，窑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则沟窑内亦如此，踏伤男妇五百余口”，情况凄惨。

左右页图：明末时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路义军虽屡败官军，但又肆意劫掠和破坏四方乡镇，各地官绅百姓纷纷结寨自保，郭峪城堡便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右图为雄居城中的豫楼，登顶可瞭望方圆数十里内的景物。

明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十六日，农民军第三次进攻郭峪。进村后初不见人之去向，以为奇迹，但不久就搜出几个人，百般拷问后被引至洞口。农民军先用布裹干草，内加硫磺，将毒气熏入洞内，许多人中毒后昏迷气绝，以至“北门外井洞计伤八十余口，馆后井洞计伤数十人，崖上井洞计伤数十人，并吾村之藏于炭窑、矿洞者，共伤三百余人，苦绝者数家。”与此同时，农民军还劫走不少钱财。二十日，明军将领曹文诏领官军七千，自周村发兵郭峪，分三路斩杀农民军首级千余，以为得胜，退至周村庆功。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四次打到郭峪，为郭峪遭洗劫中最惨痛的一次。四日中“杀死熏死尸骸满地。天气炎热，臭气难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症，不拘男女大小，十伤八九。”屡遭劫掠后的村民“无地可避，每日惊慌，昼不敢入户造饭，腰悬米食；夜不敢解衣歇卧，头枕干粮。观山望火，无一刻安然。”郭峪村呈现出一片凋敝的荒凉气象。

劫后余生者积极行动起来，社首富商王重新捐银7000两，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开工修城，乡民踊跃筹集白银万两，无钱的以役代捐。不到十个月时间，郭峪城堡告竣。

建成后的郭峪城堡威武雄壮，固若金汤。城高12米，阔5.3米，城周1400米，城内面积17.9万平方米。城堞450个，东、北、西城门三座，设有敌楼十座，水门一座。在内城墙上又增建三层600余眼窑洞，居住与防守功能兼而有之，城墙上还置有城防铁炮数十门。

明崇祯十年（1637年），农民军又一次占据阳城南山。尽管局势紧张，但此时的郭峪村人却安稳地居于城中，“虽累年凶旱，未至大荒，衣食犹可粗足。”城墙之功，可见一斑。从此，城内居民不论贵贱，比邻而居，在城墙的保卫下安居乐业，繁衍后代。

五年后，上党大旱，灾民无数。王重新与社首们共同协商，并请风水先生“考极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一座七层碉楼，称为“豫楼”，取“豫则安，不豫则殆”之意。楼内置有石碾、石磨、水井，有地道可通往城外。

豫楼可以说是皇城相府河山楼的翻版，但同时又做了局部的改进。楼上开设有四个火炮射口，设有专门的小孔“望远镜”，能清楚地观察到百米以外大门口处的一切动静。它的存在既加强了抵御外侵的工事，同时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以佣工养育饥民数百，为一方保安”，建成后成为郭峪城堡的一大标志。

皇城相府：双城古堡，名相故里

世居阳城县北留镇的陈氏家族，在沁河支流樊溪河畔修起了另一座宏伟的城堡，现在它有个响亮的名字 ：“皇城相府”，是大清名臣陈廷敬的故居。

“皇城相府”北依樊山，西临樊溪，枕山面水，风水绝佳。它开城门9座，分为内外两城，“河山楼”和“藏兵洞”为其标志性建筑。

晋城地区自古有正月不动土的习俗，但流寇之患迫在眉睫，很多古堡不得不打破了这个习俗，皇城相府的“河山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工修建的。

明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还没有过完，“河山楼”就破土动工了。原计划七月十六日上梁，七月十五日忽听人说农民军开过来了，陈家星夜突击，赶紧上梁，提前竣工。第二天，农民军果然袭来，陈氏族人率壮士兵丁一百余人在楼内沉着应战，镇静坚守。僵持四天后，农民军久攻不下，于是放火烧掉了周围的房屋，最后撤军走人。据《河山楼记》载：“楼中大小男妇，约有八百余人……十月内贼连犯四次……数次所全活者啻万计。”

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的设计非常科学，考虑极为周详。它取名源于“河山为囿”，高达百余尺，楼内备有水井、石碾、石磨。为防火攻，内部还设有两道楼门，外面为石门，门后用杠栓防护。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进入堡垒的石门高悬于二层之上，通过长长的吊桥与地面相通。楼顶设有垛口与堞楼，既可用来观望敌情，也可作为作战时抛掷、放箭的窗口，底层深入地下，此外还辟有秘密地道，便于转移逃生。楼层之间还构筑了棚板来囤积物需，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可以说，“河山楼”虽因战乱而建，但在和平时期仍具有观赏揽胜之功能。

“河山楼”峻工的第二年，陈廷敬伯父陈昌言取“小小斗筑，足以容膝”之意，筹资修建内城“斗筑居”，将“河山楼”“世德居”“树德居”等建筑囊括其中。“斗筑居”坐东朝西，为不规则长方形。城中多建“明三暗五”的四合院——多层楼房一概不施斗拱，柱间枋木组合主要是素面无饰的平板枋，这是明代简洁大方、庄重朴实建筑风格的体现。城墙仅用七个月全部完工，城头遍设垛口，东南、东北二角设文昌、关帝二阁；城墙内四周设藏兵洞，为战时家丁、兵勇的藏身之处；藏兵洞则大多为窑洞式建筑，地势较高，十分壮观。

左右页图：皇城相府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字典》总裁官陈廷敬的府邸，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是全国唯一一座民间大宅却被称为“皇城”的地方，也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图为河山楼，气势雄伟，是皇城相府中最高的建筑。

相传陈廷敬任高官后，足不出户的陈母很想去北京看看皇城，这可难坏了陈廷敬。他以路远和母亲年老不便为由推辞说：“我将家改建成皇城模样，您就住‘皇城’里多好！”陈母一听言之有理，遂打消赴京念头。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陈廷敬在内城基础上扩建外城。他一反坐北朝南传统，将外城布局改为坐东朝西，又在外城布局不变的情况下，将院落改为坐北朝南，使得内外城建筑群方位迥异。竣工后，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前来观看“皇城”，有好事者便借机参了陈廷敬一本。于是，康熙帝派人前来勘察，但见房屋开间、体量、彩绘、瓦顶、梁柱、斗拱均依制建造，城垣高悬“黄阁青山”四字，只是城墙及建筑皆为黄色，遂回京如实禀报，风波乃息。原来陈廷敬事先听到风声，赶紧将所有的建筑刷成了黄色，并书匾应景，而当地百姓照旧“黄城”“皇城”混用，日久天长也就众口铄金、弄假成真了。

明清两代，陈氏科甲鼎盛，冠盖如云。从明孝宗（弘治）到清高宗（乾隆）260年间，共孕育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9位进士，6位翰林，有诗文传世者达33人。此外，陈氏家族还是明清时期富甲一方的巨商财团，其经营门类由煤炭、冶铁发展至药材、丝绸、编织、茶叶、航运、酿造、玉石、瓷器等诸多领域，经营触角也从阳城延伸到至全国各省及东南亚数国。

二百余年间，陈氏家族已由工商之家逐步发展为官宦巨族，不仅拥有了“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恩宠，而且还拥有了融官宦府第、文人故居、地方民居为一体的明清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它融宫廷规制与地方特色为一体，集北方粗犷气势与江南秀美于一炉，成为沁河流域古堡中的经典，获得了“双城古堡、名相故里”之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