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抒情形象的多层意蕴

袁俊丽

内容摘要：艾青的诗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塑造了一个承受多重苦难、忧国忧民、悲哀而又满怀希望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通过这个抒情形象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来表达诗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深刻忧思与浓厚感情。

关键词：《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抒情形象 忧思

作为诗人情感宣泄与情感寄托对象的诗歌，诗人往往会在诗歌中塑造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并以此驾驭着整首诗歌的情感基调，掌控着诗歌的内外在韵律，传达诗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的价值判断。诗人艾青非常重视诗歌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诗没有形象就是花没有光彩、水分与形状，人没有血与肉，一个失去了生命的僵死的形体。诗人是以形象思考着世界，理解着世界，并且说明着世界的。”[1]艾青在抒情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就存在着一个以自我为原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通过这个抒情形象表达诗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深刻忧思与浓厚感情。只有在多角度、多侧面地理解诗歌中的抒情形象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领会诗人复杂而深厚的情感。

一.多难的自我与苦难的中国

众所周知，诗歌的创作“总是通过诗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生活的，而引起诗人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的总是他自己亲身经历并与他的审美需要相契合的东西。”[2]在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歌中，抒情形象的塑造首先体现为一个经历坎坷的自我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强烈体验。

从法国巴黎留学回国的艾青因参加进步活动，于1932年7月12日晚被租界巡捕逮捕，从此一关就是3年零3个月。1933年1月14日，在那个飞雪飘扬的日子，尚在监狱中的艾青，透过碗口大的窗户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白雪，心中想起了自己的保姆，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歌，诗中作者充分地辩证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这首诗歌后来发表在《春光》杂志上。同年3月28日他在狱中又写了《芦笛》，这首诗歌后来发表在《现代》期刊上，诗人将“芦笛象征艺术”，将元帅的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骂法国的白里安（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曾支持法国参加世界一战）和德国的俾斯麦（德国政治家、外交家，铁血宰相），并且说自己“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3]，勇敢地向黑暗的现实社会开炮。

出狱以后，艾青从杭州辗转家乡金华到湖北的武汉，1937年12月28日这个晚上，他写下这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当诗人想到在“那丛林间出现的，赶着马车的”农夫，“冒着大雪”却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的时候，便联想到了自己，想起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在诗中，艾青满怀悲怆地写到：“——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己失去了我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在这里，“流浪与监禁”表达的明显是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诗人将留学法国的那段时间当作是流浪的日子，这种流浪感的产生，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得更清楚——艾青曾在他的《我的创作生涯》一文中如实地记录了他在法国留学时所遇到的刺人心脾的情境：“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我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好象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3]正是这样的经历，巴黎虽曾是诗人的学习、生活之地，但是回忆起来，更大成分上却成了作者一个伤心之地，流浪之都。因此，“流浪”所要表达的正是作者曾和巴黎这座城市发生的既陌生又格格不入的感情。

事实上，早在1933年艾青就在他的诗歌《马赛》中，写到自己在法国留学时期的孤独与被歧视，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诗人的快乐、欢喜没有人来分享，悲哀更不会有人来分担，马赛对于诗人来讲更是一座“盗匪的故乡∕可怕的城市”。而回国之后的被捕和出狱后的漂泊，则不仅是肉体上的流浪，更是精神上的“流浪式”的苦闷与彷徨，那些日子就如同“苦难的浪涛”，拍打、剥夺着诗人的青春岁月。至于“最可贵的日子”，艾青在这里所指的显然是三年多铁窗生涯的悲苦体验：“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这个年龄正是最可贵的。”[3]毋庸置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饱满的“最可贵的”日子，可是艾青的这个青春旺期却被残酷的牢狱活活地剥夺了。于是，面对青春，诗人感怀伤逝，接下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事实上，此时的“生命”何止是“憔悴”一语可以囊括的。

从流浪到被监禁，再看看现代这个满目疮痍的中国，诗人既感怀身世，又深深体会着中华民族这片国土正在遭受着的灾难。因此，对于诗者来说，这种情感是复杂的，它既郁积着诗人个体生命的苦难，也书写着祖国的苦难现实。

二.忧国忧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艾青在《诗论》中提到：“诗人能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应该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于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4]艾青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常人少有的。他出生时由于是难产，算命先生说他是克星，讲迷信的父母认为他是一个不吉祥物，他一出生下来就被寄养到一个叫大堰河的贫苦妇女家。这一特殊经历，使得艾青从年少时就开始对父母有着深深的隔阂，而对抚养他长大的奶妈却有满腔的爱。

由于目睹“大堰河，为了生活”，在流尽乳液之后，又“开始用报过我们的两臂劳动”的艰苦生活，养成了艾青常日后怀忧国忧民的性格和情感，表现在诗歌中的便是大量地书写对大地，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厚爱，尽情地倾吐自己对于国破家亡的深深忧愤之情和悲苦之思。即便是早期的诗歌，它所显露出来的已经是“世界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气质的交汇”，并非纯属于艾青个人，“而是显示了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归。”[5]因此，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歌中，艾青塑造的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内在自我”，而是由这个内在自我溯源到一个“社会自我”上来。

在这首诗中，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诗人对于黑暗社会的悲悯之情与控诉之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整个中国大地，其实也在封锁着诗人的精神世界。黑暗与残酷的现实社会，就如同一副枷锁，铐住了祖国，也铐住了诗人。诗人还以明朗清晰的口吻向世人昭示：“我也是农人的后裔——”这显然是诗人对内在自我上升为社会自我的辩解与认同，也即诗人对于自己作为中华民族贫苦农民之一份子的自我归同。诗人将自己融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融进广大悲苦的人民之中，并主动站出来，为他们述说倾诉自己的痛苦际遇。于是，在那个冰冷的季节和冰冷的国度里，在这片就连“风”也成了“一个太悲哀的老妇”的土地上，不论是“赶着马车”的农夫，亦或是“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的人们，“我都能如此深深地∕知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自我体认，诗人才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如同农夫和广大人们一样“憔悴”。而坐在乌篷船里的少妇，那个原本属于她的“幸福与温暖的巢穴”也已经“被暴戾的敌人”烧毁，“在死亡的恐怖里”少妇失去了“男人的保护”，“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诗歌的这些表达，无不渗透着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诗人也就不再是一个个体上的自我，而是广大深受苦难蹂躏的人们的发声者，“吹号者”。

紧接着，诗人又将自己放到一个更为普世意义的环境之中进行抒写，将“无数的”“年老的母亲”视为“我们的”母亲，自觉地站在人们的队伍里，为人们呼号。诗人怀揣一颗批判的眼光，来重塑这个艺术真实，以悲哀的心情描绘着抗日战争这个危机四伏，艰难重重的时刻：年迈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异邦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而“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土地的垦植者∕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在这里，诗人自觉地将自己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揭橥了祖国大地正在遭受的痛苦，以及在列强侵蚀之下中华大地的累累伤痕。诗人将忧苦的沉思进行内化，担负起了社会苦难的悲鸣者。“这就是艾青，一个敢于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以自己的艺术激情塑造现代中国记忆的诗人。历史记忆不逝，他的作品乃至生命形象都会与我们的遭遇一起，成为自我精神雕刻的一部分。”[6]

通过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艺术升华，艾青深切地传达了自己独特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传统诗歌的感怀伤逝、忧国忧民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于，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诗人将自我（个体）命运与祖国（集体）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是荣辱与共的，同时不管是感伤还是忧愁，作为形象的诗人内心里又深藏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入世态度。因此，诗人表达自己的忧愁并不是为了要做屈原式的报效与逃遁。

三.悲哀而又满怀希望的自我形象

创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值抗日爆发后不久，对于这首诗，艾青曾自言：“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在这首诗中我写了我自己。”[3]

诗歌的开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压抑、充满危机感的”大雪纷飞的画面，接着诗人又打破了沉寂，喊出了“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的焦灼内心，诗歌中的“雪”意象已不再是富含古典诗词中晶莹纯洁、苍茫壮阔的美好的象征意义，“而是被赋予了苦难的内涵，呈现出一种紧张又充满力度的厚重感”[7]，纯美洁白的雪，变成了压迫在中国大地上的苦难的代名词。同时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诗歌中被艾青反复使用，这种重章叠句的手法使诗歌形成一种回环往复，让阅读者犹如听到沉痛的哀乐般引以深思，诗人要发出的既是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灾难的绝望的忧虑之声。而当诗人看到赶着马车的农夫、刻满皱纹的农人、被“暴戾的敌人”戏弄的少妇、“年老的母亲”、失去土地和家畜的垦植者，国民党内投降派却自欺欺人、试图以投降和解来保全自身利益的时候，诗人感到现实生活就像是被冰冻封锁的北方草原，他深恶痛绝，他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越来越重。诗人感时伤事，既痛惜和绝望于那些被幽暗的现实所“流浪与监禁”的青春年华，又绝望于“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的“中国的苦难与灾难”，诗句中的“雪夜”已然不是那纯净洁白的自然景物，而是诗人对当时惨遭战乱的中华大地而作的艺术写照。

面对一个正被黑暗和动荡笼罩着的中国社会，作为诗人，正如艾青所说的那样，只要他还存在平常人相同的感官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着怎样伟大的事件的。如果他有眼睛，他会看见发生在他的国家里的和平的刽子手的一切暴行；他有耳朵，他会听见没有一刻不在震响的蒙难者的哀号与反抗者的呼啸；他有鼻子，他会闻到牺牲者的尸体的腐臭与浓重的硝烟气息”[4]，他应该主动担当起社会给予诗人的责任。而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方向之一”，“永远不可能逃遁它对生活所发生的作用”，诗人也更应该“借它‘反映、‘批判、‘创造自己的生活”[8]，艾青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热烈的爱国情结使他急迫地提起笔杆，赶紧刻录下被那些被“苦难的浪涛”荒废的青春岁月，记录下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正在遭受的疾苦，并发出“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的呐喊。事实上，诗歌抒情形象的呐喊承担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内在自我”的呐喊，另一个则是“社会自我”的呐喊。在内在自我层面上，诗人首先是为那些被无端剥夺了的日子的呐喊伸冤，即便曾经被“吞没而又卷起”；在社会自我层面上，诗人以为自己即便仅仅是一只鸟，也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我爱这土地》），为祖国崎岖泥泞的革命道路和倍受苦难煎熬的人民呐喊，诗人虽然不知道这些“无力的诗句”能否给冰封的革命之路带来“温暖”，但是，诗人就是要把“自己的情感、意欲思想凝固成为形象，……使读者与观众被作者的情感、意欲、思想所感染、所影响、所支配”[8]，并最终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诗人自我形象的呐喊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代言人的转化。

参考文献

[1]艾青﹒我怎样写诗的[A]﹒艾青全集（第3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135.

[2]沙鸥﹒试论艾青诗歌自我意识的嬗变[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2）：51-57.

[3]艾青﹒我的創作生涯[J]﹒诗刊，1983（8）：52-56.

[4]艾青﹒诗与时代[A]﹒艾青全集（第3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71、67.

[5]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27.

[6]李怡﹒百年艾青与中国新诗的精神传统[J]﹒文艺报，2010-4-2.

[7]鲁毅﹒论中国现代作家笔下“雪”的美学意蕴[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0-14.

[8]艾青﹒诗与宣传[A]﹒艾青全集（第3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74、75.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科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