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彭城缘析

张士魁 张晖

近日喜获《抱朴求真·曹隽平论文求正集》（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钜制，急切打开《江山代有才人出》，但见开卷首篇曹隽平先生有如下记载：

我向先生请教：“欧阳询是我们长沙人，作为唐代的楷书大家影响世人至今。《艺术中国》将在近期推出欧阳询的研究专题，想听听您有何见解？”

先生说“古代的书法家不单是写字的，书法往往是由其它工作带动而来。他做什么样的工作，直接影响他的书法。欧阳率更在唐代是做率更令的，就是负责‘掌知漏刻（时间）的官员，所以他的字是很严谨、很工整的……因为欧体字堂堂正正，能起到一个规范性的作用，所以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常以欧体作为标准字（称通押行文——笔者）。我们现在说的欧颜柳赵，只是一个学书过程，并非一个书法水平排名。”（《拜谒欧阳中石先生》）。

这对民族书法史研究来说是既重要又关键的细节。读此时分，伴着思忖，中石老中所指“率更令”，校于《唐书》，无论新旧，均镌有“太子率更令”的明确记载。既有“太子”冠“率更令”前，怕很难再像欧阳老所称仅“掌知漏刻”那么简单。何况又有“太常少卿”的昭示，特别是“弘文馆学士”身份之相佐。若理解不谬，疑与“太子太傅”有所瓜葛。倒也及时诱发我们联想起与欧阳率更无别、却又被欧阳父子俩崇仰并且师尊过的北齐刘珉刘仲宝来。

刘珉，字仲宝，彭城人。北齐三公郎中，官至率更令、太常少卿。（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书法创作研究院书法学术丛书·《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研究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所收邓代昆先生《欧阳询及〈九成宫醴泉铭〉》一文就曾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强调“楷书书髓为北派，可为不争事实。而求其所自出，则窦臮《述书赋》载有‘若乃出自三公，为一家面首，欧阳在焉语可循。三公者谁？北齐刘珉也，尝为三公郎中，是窦氏言欧书出于刘珉也。《宣和书谱》称：‘书法自王氏羲献父子以来，其道浸以衰陋至齐尤甚。珉善草隶，远追羲之，颇得其法。落笔佳处，往往凌轹古人。至作草书益胜，乃复名世……且珉独能撮一时未习之学，以至于此。遂有齐一代名书之流。得不宜哉。凌轹古人，高蹈时流，刘珉书艺的超凡不俗，大略可推。又李嗣真《书后品》状其书法为‘比颠波赴壑，狂涧争流……珉书的壮观佳妙亦可以想见。珉之书迹真楷书未见载籍，但知有草书十二纸传世耳，此十二纸，中唐时犹存，……宋以后就此一纸也零落烟销”。

端坐肃穆，逐字逐句地品读并玩味《述书赋》窦臮所涵盖“萧条北齐，浩瀚仲宝。劣克凡正，备法紧草。遐师右军，歘尔繇道。究千变而得一，成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岛。”其后，再发现邓代昆将《述书赋》“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岛”句，与李嗣真《书后品》里“比颠波赴壑，狂涧争流”特别“所状有同工之妙，但味趣好像都是在比状草书”句比对。即刻令代昆先生迅速地察觉出“窦、李”二氏“皆唐代人。难道二人在著作之时，珉之隶楷书法便已经不可见耶”？于是，才又得到探究更感深邃之认知：窦氏与欧阳询“生活相隔仅止百年，于欧氏书法之师承脉络，一定很清楚了然”。邓先生这才信心百倍地道出“欧书出于刘珉，应当不为虚语”之语来。做学问做得如此细致，令我们自愧不如。复求证徐浩《古迹记》，依然得见关于窦臮“久游翰院，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真真又铮铮的证言。思辨与斟酌，窦氏兄弟之《赋》问世时，凿凿然如邓先生笔下所称：“饱学之士，鉴赏大家，修品自高，言之所出，必有所据。况乃窦氏尝自认刘珉为其‘外五代祖。世岂有自诬其祖之理耶？”

于是，我们又情不能抑地联想起清末民初书法大师、铜山勺圃翁张伯英先生，他在节录《述书赋》时，居然将“浩瀚仲宝”挥洒成了“浩汗仲宝”！欲悉奥赜，先须领悟比正文还略多些的“补白”内容：

仲宝遗迹不得见，苏斋谓明空造像，可想见其笔法未必然也。率更书出自刘氏其体，当近欧。欧阳父子，乃吾彭城书派世罕之知者矣。

丹初老弟法鉴  癸酉孟春兄张伯英（见影印件）

“补白”的前半，先贤强调“仲宝遗迹不得见”;后半，在明确“（欧阳）率更书出自刘氏其体”后，凝情润墨：“欧阳父子乃吾彭城书派世罕知之者矣”。这一判断，无论“彭城刘氏书法”结体人刘仲宝，或是“彭城刘氏书体”传承者欧阳询，二位皆曾任过“率更令”。不过，李唐欧阳询则被明确为“太子率更令”。故，乡贤张伯英此间所书 “当近欧”三字，据前“（欧阳）率更书出自刘氏其体”之明示，此刻此处必须也只能将其理解作：“长沙欧阳率更书法，酷似彭城刘率更刘珉”绝无它。如此，拥欧阳父子在内的“彭城书派”的形成，着实是“世罕知之者”的事了。不然，何劳你我眼下花如此之力考稽并辨析？一經如此斟酌，该中堂“补白”文字的意义及价值，就超越“润墨者”包括“法鉴人”而获得更深刻自然也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岂是三言两语能说透彻的？

机遇往往不负有心人。笔者有幸阅读到张伯英大师《庚午消夏录》所收《僧昙潜书》手书，只见大师激情四溢地写到：

参寥与坡公往还，其书亦学坡公。所书《三十六峰赋》，神似东坡。俨然吴琚之于海岳也。宋生为觅一墨本甚旧，阅之良快。宋人墨竹学与可者曰“湖州派”，学东坡者曰“彭城派”。予拟集宋明以来学东坡书者为一编，加以评骘，曰“彭城书派”，述未能就也。参寥于东坡书，一步一趋，不稍变易，真彭城嫡嗣矣。                                                 （见影印件）

于甘冽、清醇怡我欣悦的刹那间，韵味不就浓浓地滋润着你我的口舌？大师于书法史实的涵盖，实在是既经典又关键，自然十分重要了。故有三点认识：一是始于“画（墨竹）”，之后才出现的“书派”。不论“画派”或“书派”，无不与“彭城”特别是“坡公”密切关联;二是审慎又庄肃地为“彭城书派”溯“源”及正“名”。不仅“‘书派阶段的带头人”得以凸显，连‘师徒承嗣关系，都明晰到毋庸置疑的程度;三是尽管尚存“述未能然（就）”之不足，但毕竟已启动了“集宋明以来学东坡书者为一编”的思路乃至架构。须知，不论其中哪个环节，无不需要不懈努力的付出。须特别关注到，铜山勺圃翁于此是以“绘竹（自然含题字——笔者）”作标识来界别文与可为代表的“湖州画派”及以苏轼为象征之“彭城画派”;在此基础上，乃翁紧扣“画（竹）派”向“书派”的过渡，有机地完成了“彭城画派”至“彭城书派”之巧妙嬗变，令赵宋苏徐州成为继北齐刘仲宝滥觞、欧阳询担纲、第三高峰的掌门人！这种历史跨度长、艺术影响广的“书派”亘古未有！

在与“彭城”不解的情缘其中，唐贞观五（公元631）年，古稀又过五载的欧阳率更，以“八分书”精湛地完成了由李拜药撰写的《房彦谦碑》，岂能不引起我们格外的关注及思考？该碑的全称是《唐故都督徐州军州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亦被称之为《徐州都督房彦谦碑》《赠徐州都督房彦谦碑》或《临淄郡公房彦谦碑》。据《全唐文》可知，是碑“贞观五年五月三日”立在“章丘县赵山”。参照《金石萃编》卷43所记可知它“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四分，广五尺三寸，三十六行，行七十八字，隶书，额题‘唐故徐州都督房公谦碑九字篆书。”结尾则是“太子中允  修撰”。徐碑主房彦谦（547—615）字孝冲，清河人，贞观良相房玄龄的父亲。贞观三年，因子贵追封使持节都督，徐、泗、仁、谯、沂五州军州事，徐州刺史，四年又追封临淄公，谥曰“定”。包括率更碑末结尾，皆属“赠”称。无论如何，《房彦谦碑》的书法史价值当是不容抹杀的。

值得强调的是，张伯英于此不书“浩瀚”偏挥洒“浩汗”，考其典本出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采色浩汗”，足见乡贤大师在力避漫漶，以此凸显“彭城刘珉刘仲宝”与“李唐长沙欧阳率更”之间承前启后，只有“读”懂这一步，其下文字的含义，自然而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点划结构一经书家创造性的发挥才结构出一个个情凝墨铸的灵动汉字，在它们定格静态美的瞬间，便涌动出激动人心的动态美感来。伯英乡贤“浩瀚”易书“浩汗”的刹那灵感以睿智来凝固，刘率更与“彭城书派”书境相融之上述概括，无疑是典型的，自然亦是成功的。

《阅帖杂咏》之伊始，张伯英即说：“哀病余生，阅帖以遣。老眼渐明，略无窒碍。诸帖之传，讹舛相仍，或察其书，或正其名。然（燃）犀烛幽，百怪毕呈，记以小诗并自为注。老人思误之一适，詩拙未可急也。”张伯英于欧阳率更楷书至草书结字衍化之考量中，曾情不能已地吟出“半部千文欧率更，独于唐草见峥嵘，鸿堂弃此收真楷，赝本何堪作世程！”诗后，还另行交待：“率更草书千字文思翁有全本。若刻之，戏鸿帖岂不远胜伪帖！”对照宋人黄长睿《东观余论》“汉隶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而古隶典型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谢宣城……犹有钟王遗范。至陈隋间，正书结字渐方，唐初犹尔。独欧阳率更、虞永兴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后人经效之。”

看来，伯英乡贤全力推欧阳率更楷书是继“彭城书派”刘率更后又一旗手，有力地表明了欧阳询与“彭城”难割难舍的情缘。不知曹隽平先生以为然否？

（张士魁，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晖，全国纸制品收藏联盟副秘书长、徐州收藏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