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网的统计分析

志愿服务在中国自古有之。但规模化、组织化的志愿服务则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 1989 年深圳市借鉴外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发起志愿服务活动，并于1990 年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志愿服务团体（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其主要旨趣是开展对外来工、孤寡老人、儿童、病人的服务，这是我国规模化、组织化、实质性志愿服务的元年。之后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志愿者服务逐渐得到了党团组织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如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1997 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青年志愿者行动写进了决议，2017年6月7日国务院通过了《志愿服务条例》（草案），标志着中国的志愿服务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志愿服务研究也日益走向学科化、理论化和系统化。

一、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缘起

如前所述，中国的志愿服务组织化、规范化、法制化、系统化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对它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志愿服务本身作为一种高尚的社会行为和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也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体现着国家、社会的文明高度，它是一种体现奉献精神、利他精神和文明内涵的崇高文化，既传承了中华民族扶贫帮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又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要求。理论研究是为回应现实问题的，如果说当今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空间发育以及市民社会价值观念转变过程中一种新的社会事实，那么志愿服务研究则是探求这种社会事实的内在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服务研究的缘起正是对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回应。

首先，志愿服务研究的兴起是为回应志愿服务成为中国社会架构方面由原有的国家一体化向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结构体系并存转变重要表征的依据。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释放了蕴含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使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这种改革对志愿服务的影响巨大，如经济体制改革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府体制改革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改革使得以物质福利再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单位制福利开始淡出，传统的国家代理人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角色逐渐弱化，提供福利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个人、家庭和社区承担更加明显的责任，家庭、市场、社会和国家开始形成新的利益结构关系，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其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这为志愿服务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也即，社会成员利用自身资源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事务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参与方式，形成了新的社会公共空间，而这个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发展及后果需要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来回答。

其次，志愿服务研究的兴起是为回应志愿服务成为当代社会成员由以往的单一职业角色向多重社会角色分化现实需求的逻辑。改革以前，中国特有的统一且同质同构的“单位体制”往往严重地压抑了人们个体创造的积极性。随着“单位体制”松动和弱化，人们得以在逐渐增多的社会活动中发展横向的社会联系和关系。人们渴望能激发自己除职业之外的潜能，这就使人们不再满足于职业身份和由单位决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寻求充当更多的社会角色来充分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志愿者正是在这一分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角色。①参见刘威：《志愿服务：“弱关系”群体间人际互动的路径选择》，《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期。也即当代的社会转型为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才能提供了十分广阔的舞台和良好的前景，但这种角色如何发挥?发挥的效应如何及发挥的平台如何构建成为志愿服务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再次，志愿服务研究的兴起是为回应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由以往的熟人关系、亲情关系向业缘关系、法理关系及更广泛的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变的后果机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族、村落内部的血缘、地缘关系。这种人际关系虽然在城市社会中受到冲击和改造，但在传统单位体制中，由于单位内生产生活化的封闭性社交圈以及整个社会的低流动和低分化程度，使得人际关系体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统一，特别是业缘成为改革开放前主要的关系表象。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发育和推进，社会人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功利取向的交易契约关系。无情的市场竞争原则和法理关系打破了以往熟人之间的温情纽带。同时，在大规模城市建设和改造中，市场的搬迁和流动加剧，这一切都使得城市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强烈的陌生感和归属感缺乏。人们迫切渴望重建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这一新型人际关系不仅是邻里熟人之间的互助友爱，而且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提高和升华为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公益精神和奉献精神，志愿服务研究正是回应这种新型关系形成和运作的内在机制。

最后，志愿服务研究的兴起是为回应中国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需求。中国社会正由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融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交往主要依靠私人情感和身份地位构成的网络来进行，以人情面子来判断是非曲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市场交易和科层制的发展使人们之间更强调契约精神和业绩原则。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尽管传统私人关系网络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人们更多地依靠彼此的信用和功利理性来交往。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责任伦理成为现代法理社会的主要精神。这种转型的后果之一是使人缺乏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于短暂化、表面化和形式化。人们迫切要求在功利理性之外，还应张扬体现爱心的价值伦理。志愿服务是这种矛盾体的现实表现和需求。志愿服务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和解释中国社会价值转型过程中志愿服务成为人情伦理逐步融于契约理性的需求过程。

二、中国志愿服务的研究概况

作为一种常规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论文是志愿服务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之一。因此，从长时段考察每一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多寡及各种政府基金资助的力度大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志愿服务研究的基本状况。本文数据的采集以中国知网为中心，时间跨度从1950年至2017年，具体采集时间为2017年5月20日。

表1 以“志愿服务”为关键词的分年代文章数量（共29257篇）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从成果数量而言，总体偏少，但呈快速发展趋势。其中1994年、2002年、2007年、2010年成为研究成果数量的拐点，其中的缘由与我国在1990年代后大量举办国际（国内）大型赛事（会）有密切关联，如1990年代后中国主办了多次亚运会、国内的全运会、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APEC会议、G20会议等重大活动，在诸多赛会中，中国的志愿服务逐渐借鉴国际经验走向了规范化的发展路子，相应地学术界的研究也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本文在数据收集中主要使用了三个指标，即“志愿服务精神”“志愿服务机制”和“志愿服务组织”。表2的关键词“志愿服务精神”是为了进一步考察“志愿服务”研究的中心内容。表2中除去了1992年的数据（1篇）。“志愿服务精神”是志愿服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内涵是国际通用的，但其外延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文化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不同的变化，如中国在新中国以来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变化导致志愿服务精神的空间适用范围发生着变革，对其的考察有利于厘清阶段性的历史面貌。从表2可以看出，2006年以前对“志愿服务精神”的研究很少，2006年后它才真正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提前预热研究，二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三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效果。

表2 以“志愿服务精神”为关键词的分发表年度文章数量（共7617篇）

表3 以“志愿服务机制”为关键词的分年代文章数量（共1649篇）

表3考察的“志愿服务机制”是志愿服务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表3中除去了1996年的数据（1篇）。“志愿服务机制”重在考察其社会机制，即志愿服务所能产生需要的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主要分为志愿服务的层次机制、形式机制和运行机制。考察志愿服务机制有利于厘清志愿服务开展所处的历史条件，如人际关系变化、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情况等，同时反映学术界的敏感性。从表3可以看出，学界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研究如同对“志愿服务精神”研究一样，也是真正起步于2006年，之后呈快速发展趋势，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志愿服务真正走向中国也是在2006年以后。

表4 以“志愿服务组织”为关键词的分年代文章数量（共7377篇）

与“志愿服务机制”及“志愿服务精神”概念不同，“志愿服务组织”是一个通用概念，考察“志愿服务组织”的研究历程可以有效把握学术界研究的旨趣和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反应程度。从表4可以看出，“志愿服务组织”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议题，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研究的热度不同。2006年以后志愿服务组织成为研究的热点，与前述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

综上所述，通过对几十年来国内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描述判断，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志愿服务的研究呈现出间断性特征，整体研究成果还不是特别丰硕；在研究主题上，与时俱进的意识较强，反映了学界试图集中力量解决我国志愿服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努力。

三、中国志愿服务的研究基金资助和研究层次情况

研究的基金资助和学科层次可以反映一个领域的政府重视程度和学术力量的分配情况。与其他学科不同，志愿服务研究需要跨学科、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更需要多方面的政府支持。

表5 以“志愿服务”为关键词的分基金资助文章数量（共29257篇）

从表5可以看到，在国家级的基金资助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成果最多，其次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省级研究基金资助中，江苏省和浙江省走在前列。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省级基金资助的成果几乎都在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成果很少。就志愿服务本身而言，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发展近40年，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丰富，志愿服务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平台越来越广阔，志愿服务事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诸多原因，国家相关部门和中西部地区的重视程度还不尽人意。这在其他关键词的统计中也能反映出来，如以“志愿服务精神”为关键词的分基金资助文章数量（共7617篇）看，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最多，但也只有65篇，而在省级基金资助中，最多的是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7篇），中西部地区几乎没有；再如以“志愿服务机制”为关键词的按基金资助文章数量（共1649篇）看，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最多，但也只有19篇，而在省级基金资助中，最多的是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6篇），中西部地区也是几乎没有。这种状况应该引起关注。

表6 以“志愿服务”为关键词的分学科文章数量（共29257篇）

前有所论，志愿服务研究本身是学科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的力量参与。从表6可以看出，行政学的参与力度最大，在已经发表的29257篇文章中，占据了7072篇。其次为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为3687篇和3435篇。从研究数量看，学科之间的成果数量差异体现出中国的志愿服务研究水平，也即目前更多仍处在管理层次和教育层次的研究，与西方已经偏重于志愿服务技术层次的研究相比，我国研究的深度稍显落后。因为随着志愿服务在我国的全面开展，必然引发诸如志愿服务的相关法律建设、志愿服务的经济社会效率计算及志愿者人身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研究。特别要指出的，社会学作为志愿服务研究的有力学科，参与度还是太低。这说明志愿服务的研究氛围没有真正形成，多学科力量的整合没有实质开展。

表7 以“志愿服务”为关键词的分研究机构文章数量（共29257篇）

需要指出的是，表7列举的是成果数量最大的15所研究机构。从表7的数据看，师范类院校成为了志愿服务研究的主力，在前15所研究机构中占据了6席，综合性高校逐渐跟上，党校和社科院系统研究机构严重缺位，中西部地区严重滞后。或许因为党校和社科院系统研究机构的关注点侧重不同，对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整体发展影响并不显著，中西部研究机构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能及时关注志愿服务对于当地全面发展的影响问题。

概而论之，从上述列举的三个研究数据而言，志愿服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容乐观，体现为各级政府资助力度不够，学界研究成果偏少，研究力量还很薄弱，研究力量整合性差，研究成果的区域性差异大。虽然国内有一些学者将志愿服务作为个人或团队的研究选题，但由于力量过于分散，整体性研究氛围没有真正形成，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还不够。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数据统计未能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情况列入研究范围，也没有考察已有成果的引文率，可能会影响本文的一些判断，但基本可以看出，志愿服务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研究数量、研究层次还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四、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的扩散与壮大

赖特·米尔斯曾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归纳出经典社会分析家主要研究的三种类型问题：第一，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何不同？第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类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建构历史？第三，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①[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在这里，米尔斯将上述三种类型的问题视为具有社会学想像力的人对社会的核心智识支撑。同时从其上述的“公众议题”中可以看出，他在强调社会学研究“相对性”特征的同时，又认为威胁社会成员“所珍惜的价值”是社会学分析历史与现实间走向的焦点问题。

米尔斯的想像力对志愿服务研究也有启迪。其借鉴意义在于指出了志愿服务研究的主题与使命。就志愿服务本身而言，在当代中国，何以是影响中国民众价值的公众议题呢？宏观而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治理机制的变革；中观而论，可以说是社会角色、人际关系及精神价值的调整及变迁；微观而论，可以说是志愿服务研究机制的完善。就此而言，为了让志愿服务研究跟上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步伐，在志愿服务的研究力量整合、研究议题的确立、研究层次的提高、研究氛围的形成及研究理论的基础上要补短板、下功夫。

第一，研究力量的整合上要以团系统为核心和主要支撑力。众所周知，志愿服务是人们自觉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共同建设美好生活的有效具体实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其开展情况的好坏体现着一个国家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高低。它是一个综合体系，包含了诸如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行为管理评价、激励、保障制度、志愿者服务回馈激励制度等等很多方面的内容，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支撑力，在当前中国管理体系下，共青团系统是最佳的力量整合机构。一是团系统从中央到地方有完整的科层制管理机构，可以最大效益化展开动员和管理；二是团系统自我具有相对独立且实力非凡的研究力量，诸如各级团校的各类研究人员、《中国青年研究》等研究刊物、高校团委的整合力度等都将为团系统展开支撑力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二，研究议题的确立要以志愿服务基础理论和现实需求关注的“公众议题”为出发点。现阶段而言，我国志愿服务存在着诸如多元管理体制不健全、志愿者组织建设缺乏持续机制、志愿者培训机制不完善、志愿者保障体系不规范及志愿者持续服务的理念、志愿者的激励机制、志愿者的引发效应不明确等现实问题，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志愿服务影响力、满意度和社会推动力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种种研究议题容易分散，且目前本身就缺乏研究力量，因此必须有的放矢选择某些“中心议题”作为突破口，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议题选择上，诸如我国大型赛会志愿者培训课程体系研究、大型赛会中观众对志愿者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大型赛会中志愿者服务对市民素质影响研究、赛会志愿者管理评价探究、志愿服务对城市国际化影响研究、大型赛会志愿者激励措施研究、赛会志愿者的管理模式研究、赛会志愿者心理调适机制研究、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建设研究、志愿服务中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研究、大型赛会志愿者服务满意度研究、赛会志愿者服务影响力研究、赛会志愿服务的社会推动力研究、志愿服务标准化体系研究及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组织方式研究等可以成为阶段性选题。

第三，研究层次的提高要以高校研究人员为主要依托力量。前文所列举的数据表明，各类高校是我国志愿服务研究的主要力量，但问题是研究基地相对缺乏、研究学科相对稀少、研究成果发布平台相对不足，团系统可以从全国布局，分别在东中西部选择部分高校建立一批信誉度高和研究人员充足的基地，以基地为平台，集中一批学者和诸如社会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等多学科力量集中攻关，在条件成熟的高校建立硕士和博士点，提升研究层次，提高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第四，研究氛围的形成要以社会成员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为宗旨。不可否认，当今中国从中央到各省市乃至村落、社区都建有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或志愿服务队伍，部分高校还建有志愿服务的学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志愿服务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但问题是由于大部分志愿服务存在着诸如临时化、任务化和功利化的取向，使得研究者难以从中获得研究价值，即深感对社会成员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没有太多价值意义，从而影响了整体研究氛围的形成。为此可以从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建设入手，动员研究人员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去，在实践中找寻志愿服务提升社会成员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路径，长此以往，最终形成一个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五，研究理论的基础要具有国际性和本土性。随着我国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上对于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以及对于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的信任，我国将举办越来越多的大型赛会，这就对我国的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从长远来看，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将会日益成为考核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我国志愿服务发展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促进志愿者事业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国志愿服务理论的本土性，在广泛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着实挖掘、提升我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强化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强化志愿服务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增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