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X12-ARIMA模型的分析

王 领，苟晓敏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一、引 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坚挺，我国公民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到国外进行旅游和消费。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为1020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40%。中国已经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境外旅游消费国。2014年，我国内地公民出境游人数首次突破一亿人次，我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自1998年的843万人次到2014年破亿，增长10.8倍，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当年我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超过百万人次的目的地国家有韩国、泰国、日本、美国、越南和新加坡六国，其中赴韩国、日本游客增幅最大，均超过40%。

日本与我国是隔海相望的邻国，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主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之一。自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国内消费疲软，日元贬值，大批来到日本观光购物的中国游客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重要力量。到了2014年，抵达日本的中国游客更是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游客在日本采购电饭煲、马桶盖等这类新闻一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根据日本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进入日本国境内的中国公民数量为254万人次，相比上一年的160.5万人次猛增58.3%①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www.unwto.org)，日本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www.immi-moj.go.jp)。。面对如此高的增速，不少媒体和学者表示这是因为日元贬值以及大陆公民赴日签证放宽所致。然而，很难说汇率的变动和出入境政策的放宽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毕竟大陆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可能会受到来自中国、日本以及一些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我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并希望通过运用合理的计量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我国赴日旅游人数的影响，帮助我国更好的认识境外旅游消费市场，对有关部门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消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国际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由来已久，大量学者使用了不同的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国际旅游相关问题，主要从客源国需求和目的国旅游竞争力的角度进行分析。Webber等[1]在研究澳大利亚对于其出境休闲旅游的九大旅游目的国的长期需求中发现，汇率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变量，对于其长期旅游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实际汇率会影响客源国境外旅游消费需求以外，Joo等[2]在研究韩国出境旅游消费需求时发现，其境外游对境内有是具有替代性的，并且工业生产指数也会对境外目的地的旅游消费需求产生条件相关性影响；Kulendran等[3]研究发现，客源国对目的国旅游消费需求强度也与两国间进出口贸易额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Mehran等[4]发现旅游体验、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两国间距离和花费也会影响一国的国际旅游需求；Lim[5]则认为，游客选择境外旅游目的地时主要考虑收入、交通成本和旅游价格等因素；Kurihara[6]分析了影响入境需求的因素，认为海外旅游自由度、经济增长、签证政策放宽、自然灾害均会影响日本入境旅游人数。其中，签证政策放宽对中国游客数量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Jin[7]研究了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中国游客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区，主要的入境旅游方式为跟团，购物占其旅游消费的重要比例；Hishida等[8]用时间序列分析了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发现中国游客在日本各地的分布越来越广泛，不再仅分布在东京、大阪等地。游客来源地的地区差异也会影响游客在日本的目的地选择。比如，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游客会选择自然风光更好的目的地，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游客会选择商业更发达的东京等地；Cui[9]分析中国赴日跟团游客消费行为，发现跟团游客主要以购物消费为主。同时，这些游客还希望能接触身边的日本人以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师耀轩等[10]以日本华人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赴日游客的消费行为，发现价格与行程时间是影响中国赴日游客数量的重要因素；Zhang[11]考察了中国游客进入日本旅游的目的与动机，发现高收入的中国游客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优美，服务质量更高的景点，对于价格变化并不在意；Kawasaki[12]分析了潜在游轮入境游客对游轮旅游的偏好，行程时间与价格是潜在游客选择游轮入境旅游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中，黄秀娟等[13]主要分析非经济因素，提出可进入性、旅游企业竞争能力、旅游资源、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是影响我国国际旅游消费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王晓峰等[14-16]则主要分析了经济因素，认为居民收入水平、汇率、人均GDP等均会影响我国居民出境游人数；邓祖涛等[17]指出两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汇率、客源国经济状况也会显著影响日本来华游客数量；邵诚[18]以世界185个国家(或地区)为样本，通过截面模型与时序模型的分析，发现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更强；王素洁[19]比较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出境游客消费水平，发现我国公民境外旅游人均花费位居“世界前列”；王晓欢[20]比较了中日境外游客的消费行为，发现中日境外游客出境的主要消费是购物，但中国境外游客更偏好消费奢侈品，主要原因是中国境外游客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孙根年[21]则综合考虑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认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空间距离、经贸联系、目的地景点资源和文化认同是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四大驱动因素；欧玉婷[22]也认为国民经济发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等是促进我国居民出境游的重要经济因素。同时，政策放宽、目的国促销活动等是促进我国居民出境游的非经济因素。

针对我国赴日旅游的研究主要从客源国需求角度展开。杨一翁[23]主要分析了国家目的地形象对于我国居民出境游的影响，认为日本的国家形象与目的地形象在我国居民心中逐渐改善是促进我国居民赴日旅游的重要原因；张阳[24]认为我国人均GDP、居民消费指数、汇率变动等经济因素是决定我国居民赴日旅游需求主要因素，领土纠纷、自然灾害等非经济因素虽然会造成我国居民赴日旅游需求迅速下降，但只是短期影响，长期影响并不显著；郭英之[25]比较了领土纠纷前后我国居民赴日旅游意愿，发现大多数国内居民在领土纠纷事件后对赴日旅游持谨慎和观望态度；黄宇[26]分析了我国赴日旅游游客结构与消费特征，发现赴日游客年龄集中在20岁至30岁之间，主要以观光休闲为目的，购物支出占旅游总支出的50%左右。因此，他认为影响赴日游客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因素是日元贬值以及日本放免税新政策的实施，非经济因素是文化相似、交通便捷、服务人性化、签证政策放宽等；王亚玲[27]、高珺[28]分析了我国访日游客消费结构，也发现我国居民出境游的主要花销是购物。因此，产品价格是影响我国居民出境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金玉实[29]通过集中指数分析了我国居民赴日旅游的空间分布，发现出入境门槛降低对居民赴日旅游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中国赴日旅游游客集中在东京、大阪及其邻近地区，这与该地区的可进入性、资源构成等因素有关。此外，有不少学者亦将环境质量、目的国政治稳定性、两国关系、有无恐怖主义、出现重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等因素，纳入到对国际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考虑之中。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出境旅游消费的研究主要地从客源国需求角度展开，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入境游客的研究则普遍认为中国游客以购物消费为主。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的研究主要从国际旅游竞争力角度展开，对于我国居民赴日旅游的研究则主要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展开。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于旅游资源状况、客源国居民经济能力和旅游企业竞争力、两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性以及旅游中所存在的一些客观因素，对一些非经济因素以及一些不可控宏观因素分析尚浅。此外，在数据的选取方面，学者们多选用年度数据来分析各因素对旅游人数的影响，这使得相邻两个数据时间间隔较大，无法准确评估不同因素造成的影响。因此，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中国和日本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三个经济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考虑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和2012年日本政府非法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引发中日关系危机的事件这两个非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以这两个突发事件为虚拟变量，作为中国赴日旅游消费的主要非经济影响因素，数据选取为月度数据。

本文有两点创新。首先，在变量选取上，本文加入了现有研究未考虑到的不可控因素“东日本大地震”，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分析危机意识对我国居民赴日旅游的影响。其次，在数据选取上，本文选取更加具体的月度数据，这能更准确的评估各因素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尤其是评估突发事件对于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短期影响。通过综合考虑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于我国赴日消费游客数量的影响，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旅游业层面的补充，为旅游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引用的变量数据为2008年1月至2015年12月间的月度数据。具体而言，中国赴日本游客数量来源于日本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网站；日本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JCPI)来源于日本统计局网站；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CPI)及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人民币兑日元月度平均汇率(ER)根据日元与美元月度平均汇率及人民币与美元月度平均汇率计算得出。

经济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出行选择，因为它决定了出行的经济成本，即旅游价格。旅游价格涉及很多方面，如交通、住宿、饮食、游玩等花费，这些具体花费很难衡量，但对中国游客来说，旅游花费的变化总体上与日本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JCPI)和人民币兑日元汇率(ER)密切相关，而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CPI)和居民收入决定了旅游花费所占收入的比重。鉴于出境游客多为城镇居民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来衡量我国居民收入这一指标。

汇率被认为是旅游选择分析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常被用于衡量国内旅游消费和海外旅游消费的相对价格。日元汇率创造了日本竞争目的地的竞争力价格指数，有利的外汇汇率是我国国内游客选择日本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越低的货币价值越有利于日本竞争境外旅游目的地。由于地理因素，赴日旅行对出行时间与交通费用的要求较小，加之国内旅游事件频发以及旅游机构大力开展短途国际旅游业务，日本成为首选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国。

除了经济因素，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影响人们的出行选择，如日本地震(ERQ)和钓鱼岛问题(CRIS)都会对中国公民赴日本旅游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选取这两个事件作为虚拟变量，当ERQ＝1时，表明受到日本地震的影响；当CRIS＝1时，表明受到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汇率、价格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因素会影响一国出境游人数，这已经经过众多学者的检验，成为共识。只是各因素对出境游人数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本文不再做通常的假设与检验，而直接通过构建模型计算各因素对我国赴日旅游人数的影响程度，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二)构建模型

本文选用X12-ARIMA方法[30]进行实证分析。人们的出境旅游消费选择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活动，因此建立在月度基础上的时间序列数据会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性波动。由于受气候、节假日等因素的影响，出境游呈现出以年为周期的季节性变化，其统计特性随季节而异。因此建立在月度基础上的时间序列数据是一种季节性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非平稳性。对此，在对变量进行回归之前，需对其数据进行相关处理以消除季节性波动。

X12-ARIMA方法最早由美国普查局Findley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提出，是在X12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处理季节性时间序列最常用的方法，在统计界被广泛应用。X12方法是基于移动平均法的季节调整方法，它的主要缺点是在进行季节调整时需要在原序列的两端补欠项，如果补欠项的方法不当就会造成信息损失。X12-ARIMA方法则通过ARIMA模型延长原序列，弥补了X12移动平均法末端项补欠值的问题。通过建立ARIMA模型，就可以对我国赴日旅游人数NT及两国CPI时间序列做出相应的分析，该模型的特征是用于处理时间序列的随机性，平稳性和季节性非常的方便。

1.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赴日旅游人数NT，两国的CPI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三个时间序列的ADF水平值未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在一阶差分后都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表明三个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2.时间序列季节波动性处理

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分析，在k＝12时，序列的自相关系数为0.352，偏自相关系数为0.292，都明显大于0，表明存在季节波动。为了更好地描述时间序列，对序列D(NT)做季节差分，消除季节性。再对数据0均值化后直接建立ARIMA模型。

3.模型识别

经过一阶逐期差分，序列趋势消除，所以d＝1。经过一次季节差分后季节性基本消除，所以D＝1。由图2可知，自相关系数在一阶截尾，q＝1或4，偏自相关系数在一阶截尾，p＝1或3，建立ARIMA(p.d.q)(P，D，Q)，可供选择的(p，q)组合有(1，1)(1，4)(3，1)(3，4)。 由于k＝12时，序列的自相关系数与偏自相关系数均明显不为0，所以P＝Q＝1，对4个模型进行拟合预测比较，得ARIMA(1，1，4)(1，1，1) 的预测效果最好，所以采用X12-ARIMA(1，1，4)(1，1，1)模型对我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及两国CPI的时间序列原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得到图1。

图1 X12-ARIMA调整前后的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及两国CPI

从图1(a)可以看出，我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自2013年以来呈现出上升趋势，且主要在7月至下年1月之间受到的季节性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我国春节前后和暑期出行的游客数量要多于其他月份。在2010年10月赴日旅游人数剧烈下滑是因为“中国渔船冲撞事件”发生后，我国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进行了限制。由于2011年3月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剧烈下滑后又迅速回归正常值，这说明地震对我国赴日游客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持续时间很短。图1(b)中，自2013年以来，日本国内CPI持续上涨而中国国内CPI呈下降趋势，更是在2014年4月以来低于日本国内CPI，表明人民币购买力不断上升，与图1(a)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上升趋势一致。

我国国家统计局每年会公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数据，由于INCO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本文使用Eviews8.0将季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为消除回归方程中的异方差现象，在构建计量模型前，对变量数据取对数。模型中使用中国和日本的相对CPI指数来衡量两国的物价差距，即CCPI/JCPI，在取对数后变量变为lnCCPI-lnJCPII≜lnCPI。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NT表示赴日旅游消费人数，NTt-1表示t-1斯赴日旅游消费人数，INCO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ER表示人民币兑日元汇率，CPI表示中国和日本的相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RIS表示钓鱼岛问题，ERQ表示日本地震，e表示随机误差项。

使用Eviews8.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输出结果如表1原始模型所示:

表1 模型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38，表明中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回归模型数据的相关度拟合效果一般。自变量中lnCPI的系数为负，表明从长期来看，国内物价的上升会使得人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部分消费者放弃赴日旅游计划。回归方程中lnINCO的系数为正数，表明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会推动国内居民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增长。这是因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居民对生活水平与质量的要求越高，产生的旅游消费需求就越高。200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也使得这种短途旅游需求上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我国居民赴日本旅游消费的人数只增长0.18%，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不大。lnER的系数为0.715，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对我国居民赴日旅游消费人数有正向影响，2013年开始人民币相对日元升值和当年我国赴日本旅游消费人数猛增中更加直观地表现出这种相关性。我国居民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对于汇率波动的积极响应可以归因于一些潜在的价格敏感游客，人民币升值导致了以日元表示的日本商品价格下降，相对国内更加便宜的商品价格吸引着游客，导致游客赴日旅游消费需求上升。

lnNT(-1)的系数为0.688 5，表明当期的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一期的影响，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境游时间比较集中，前一期的出境游体验会对当期出境游目的地的选择产生较大影响。从图一(a)中可以看出，历年赴日旅游消费高峰期为7、8、9月份。此段时间正值国内暑假，表明此期间增长的赴日旅游消费人群主要是学生，年龄较小，收入有限。因此，对于消费体验以及距离更看重，因此会选择前一期的旅游热点国家，日本由于距离较近成为出境旅游消费的重要选择。

最后，模型的输出结果不支持钓鱼岛事件对中国公民赴日本旅游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假设。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也不显著，表明长期看来，钓鱼岛事件与地震对赴日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没有影响。长期看来，中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自2008年1月的10万人次到2015年12月的近30万人次，中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增长3倍。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居民的出境游需求增长，这并不受日本突发事件影响。日本凭借地理优势成为我国中等收入水平居民的重要选择。但是2011年3月，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同比下降44.45%，2012年10月，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同比下降32.09%。从两事件发生后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波动可以看出，突发事件对于当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是存在并且显著的。表明在钓鱼岛事件与地震发生后，更多的居民选择了其他旅游目的地。但是在中日关系逐渐缓和，日本国内地震重建以及核泄漏处理完成后，日本再次成为我国居民出境旅游消费的重要选择。因此，在回归结果中，钓鱼岛问题与地震两个虚拟变量的短期影响被其他变量的波动所掩盖，导致回归结果不显著。

通过观察历史数据，从2008年到2015年的8年间，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出现过五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三次出现在金融危机期间，第四次出现在2012年9月份到2013年5月份，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从12.333 0上升至16.323 5，最后一次出现在2014年底，汇率从16.487 5上升至19.441 6。可以看出，2014年的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上升不是最剧烈的一次，但是我国赴日本旅游消费人数开始出现了猛增，尤其是在2015年1月，日本政府放宽了对中国游客的多次赴日签证发放条件，赴日中国游客人数较2014年翻了一番。所以近两年的旅游消费人数增长可能并非仅仅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有可能是因为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的游客结构发生了变化。

四、模型修改

在我们的考察时期内，由于中国公民赴日本旅游签证政策发生了转变，自2012年7月1日起，月薪5 000元的中国公民即可申请赴日个人旅游签证。此前，日本对中国旅游者自由行的签证门槛是年收入25万元。政策的变更使得越来越多中等收入阶层加入到赴日本旅游的行列当中，这也使得赴日本旅游消费的中国游客结构发生变化。中等收入阶层对汇率，价格指数等因素变化比较敏感，高收入阶层对经济因素变化的敏感程度稍微弱于中等收入阶层。游客结构不同，则出境游消费方式也会有所差别。由此推断，在新签证政策实施前后，上述各因素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产生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需分别予以讨论。因此，对模型进行修改，目的是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考察签证政策变更前后各变量对于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通过对模型进行修改，还可以判断签证政策放宽是否能够加强各因素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为我国制定合理的签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一)签证政策变更前

取2008年1月至2012年6月间数据进行分析，这段时期实施的是原有签证政策，赴日游客多为高收入人群，且这段时期中日两国关系较为平稳，还未出现大规模领土纠纷，因此去除控制变量CRIS。模型如下:

使用Eviews8.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修改后模型(2008.01-2012.06)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可决系数为0.21，表明中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回归模型数据的相关度拟合效果很差。除两国汇率和前一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之外，其余各自变量均无法通过t检验。没有证据表明，两国CPI差距和INCO的变化对中国赴日本旅游消费人数产生较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签证政策变更前，赴日旅游的主要是高收入人群，他们对于出行价格的敏感度不高，两国CPI差距和INCO的波动并不能对他们的出行决定造成影响。lnER系数为正，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出境游中年轻人占多数，他们工作时间不长，假期短，所以通常选择日本、韩国等短途旅游。为避免签证程序的繁琐，此类游客会选择旅行社报团的方式，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上升会进一步促进他们选择日本作为目的地。回归结果不支持地震对中国公民赴日本旅游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假设。这是因为我国居民的出境旅游消费需求呈逐年增长趋势，日本地震对我国居民的出境游需求不会产生影响，只是影响居民出境游目的地的选择。日本政府在震后积极开展地震重建，恢复经济秩序。日本本土旅游业也实施了一系列的主动让利措施，营造了良好的旅游环境。此外，很多日本旅行社基本也是零利润运作。这些措施很快地抵消了地震对于旅游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地震仅3个月后，日本旅游市场开始迅速回暖，使地震的在回归中短期影响被抵消。

(二)签证政策变更后

取2012年7月至2015年12月间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实行了新的签证政策，大量中等收入人群选择赴日本旅游消费，但2012年末的两国领土纠纷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选择产生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使用Eviews8.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1修改后模型(2012.07-2015.1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可决系数为0.95，DW＝2.21.表明中国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回归模型数据的相关度拟合效果较好。方程中lnINCO系数为0.251，表明人均收入每增加1%，赴日本旅游消费人数将增加0.251%，这与模型修改前的回归结果大体一致。lnER系数为0.075，表明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每上升1%，中国到日本的游客将增加0.075%。汇率变化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较小。

lnCPI系数约为0.316，说明中国相对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每上涨1%，到日本的中国游客会上升0.316%，这进一步证实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中有很多价格敏感型游客，国内物价上升会使一部分人出国购物。CRIS系数为-0.022，这意味着中日钓鱼岛争端引起的两国关系恶化使得0.022%的游客放弃去日本旅行。

相对签证政策变更前，lnER与lnNTt-1的系数出现了较大变动。lnER的系数由2.17减小为0.075，这可能是因为在短期的汇率波动对于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不大。2012年签证政策的放宽促使大量中等收入人群赴日旅行。由于中等收入人群出境游的主要消费项目是境外购物，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上升促使旅游商品价格下降，游客购物体验上升，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上升。而2015年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开始呈下降趋势，同时日本政府再次放宽赴日签证发放条件，然而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仍然大幅增长，这是因为赴日旅游消费需求对居民收入的弹性大于对汇率的弹性。

签证变更前，前一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每增长1%，当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增长39.1%。签证变更后，前一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每增长1%，当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增长101.6%。并且长期看来，前一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每增长1%，当期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增长68.9%，介于39.1%与101.6%之间，这说明签证政策的放宽，对于居民赴日旅游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再次印证了赴日旅游消费居民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对于签证政策的变化更敏感，因此在签证政策变化前后lnNTt-1的系数增长明显。

综合来看，通过运用X12-ARIMA模型，对比分析了签证政策变化前后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可以看到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两国CPI差距，这两种因素变化可以在短期内引起消费需求变化，所以回归结果较明显。从长期来看，汇率的波动也是影响赴日旅游消费人数变化的重要因素。具体归纳如下:

首先，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一倍，因此收入的增长是推动游客数量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自从我国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以来，人均工资大幅提升，而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长期以来被压缩的消费需求逐渐释放，国内旅游消费市场已经满足不了如此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于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境外旅游消费。这也符合我国赴日游客中价格敏感型游客占多数的特点。

其次，长期的汇率波动与两国CPI差距均会对赴日旅游消费人数中的中等收入人群产生较大影响。由于赴日游客中多数为价格敏感型的观光购物者，他们多为中等收入者。所以签证政策变更前后，汇率和两国CPI差距是影响游客数量主要的因素，尤其签证政策变更之后，两国的物价差距成为吸引游客的最重要的价格原因。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赴日游客中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数。

最后，签证政策的放宽，使得我国赴日旅游消费游客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签证政策放宽之前，影响游客数量的主要是价格因素。签证政策放宽之后，前期游客数量对于人们出行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前期游客数量越多反映了一国旅游环境以及受欢迎程度较高，旅游体验相对来说也会更高。由于出游门槛降低，价格因素对游客的影响也随之降低。赴日游客的重点不再是购物消费，而是更加注重观光等旅游体验，证明我国赴日游客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X12-ARIMA模型，使用2008年到2015年间共96个月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人均收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中日两国CPI之差三个经济因素和东日本大地震、中日钓鱼岛危机两个非经济因素对中国公民赴日本旅游人数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长期来看，汇率的波动和两国CPI差距均对我国赴日本旅游消费人数具有显著影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不足以解释游客数量的巨大波动。通过考察日本对中国游客旅游签证政策的变更，我们认为在2012年7月实行了新签证政策后中国赴日游客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需对前后两个时期分开进行讨论。

第二，签证政策变更前，中国公民需满足年收入25万元以上方可申请赴日旅游签证，因此在这一时期我国赴日游客多为高收入阶层。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CPI的变化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未对中国赴日本游客数量产生较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经济因素的小幅波动不会对高收入人群的出行计划产生较大影响。而日本政府与企业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将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的短期影响抵消了。

第三，实行新的签证政策后，大量中低收入群体选择去日本旅游消费。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CPI的变化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均对旅游人数产生显著性影响。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经济因素的波动会对他们的出行决策产生较大影响。而汇率的波动在短期内对于赴日旅游消费人数的影响不大。在非经济因素方面，中日钓鱼岛争端引起的两国间对立情绪亦对我国游客赴日本的出行决策造成了消极影响。

通过结论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对我国居民赴日旅游消费的长期影响显著，非经济因素对我国居民赴日旅游消费也存在消极影响。本文虽然考虑了一些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国内游客赴特定目的地旅游仍存在多种影响因素，比如不同出境目的地的比较选择，其他出境旅游目的地特定事件的关联影响等。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以后的研究中仍有必要将更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二)对策建议

我国居民赴日旅游消费人数越来越多，这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面对我国居民日益增加的旅游需求，我国政府应从赴日旅游消费中吸取经验，留住国内游客，吸引更多国外游客。这样既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国内旅游业，也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般来说，选择出国旅游消费的游客多属于高收入阶层，这类人群的出行决策受汇率、物价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大，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诸如旅游体验等一些非经济因素。日本由于其文化独特性，旅游行业在旅游体验这方面做的较我国国内更好，我国旅游行业可以借鉴这一点来更好地发展旅游经济。从结论可以看出，日本签证政策调整影响了游客数量与结构，所以我国也可以通过签证政策调整这一方式吸引外国游客进入。针对突发事件对于出境游人数的影响，我国政府可以通过与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来促进游客增加。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外来高收入人群需求。若要留住国内游客，吸引外国游客，就一定要规范旅游市场，提供优质全面的旅游服务。面对国内外游客，旅行社可以适当提高带团费用，但不应在旅途中强制游客购物，以免使其产生被骗的感觉，导致旅游体验太差。面对国外游客，结合外国游客倾向于自助旅游并意愿短期居住和爱好徒步旅行等特点，在一些合适景区可相应设置徒步旅行区并完善相应设施，借此趋势保护自然环境和谐。为使旅游过程顺畅，中国景区的相关配套服务要能提供英语翻译服务，消除语言差异所带来的住宿、饮食等阻碍。出于来华旅游消费者权益考虑，可设立24小时旅游热线，解决景区细节查询和接受旅游投诉，利于减少旅游侵权事例。

其次，放宽准入政策，吸引更多游客来华。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游客选择来中国旅行，我国可以适当放宽签证申请政策，使大量国外中等收入人群进入中国旅游消费，以此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我国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之间可以携手合作，推出一批精品旅行线路，并对汇率的波动进行套期保值，减少国外游客对旅行花费波动的担忧，使他们有更强的意愿选择来中国旅行。

最后，与各国建立友好旅游合作关系，同时提升国内灾害预警能力。我国与世界众多国家均建立了友好的邦交关系，这对促进国家之间人员流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仅建立邦交关系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边境地区可以通过建立地区特色的旅游小镇、国际旅行社、边境商品市场等方式吸引国内游客。中心地区可以通过旅游产业的引资项目，人才交流等方式实施旅游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同时，国内灾害预警能力，灾害处理能力的提高对于保障游客安全极为重要，也是保障旅游业发展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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