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寓言的叙事特色及其说理作用

徐炜红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芜湖，241002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庄子》最早明确提出了“寓言”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述。《庄子·寓言》篇给寓言下的定义是“藉外论之”，即假托外人来论说，文中还举了“亲父不替自己的儿子做媒”的简单例子，印证了一个人们普遍的心理习惯——直接说教有的时候不如间接的闻教具有可接受性。寓言富有瑰丽的想象，通过合理地编造言论来说服或感化别人，因此被庄子大量运用。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中解释说，寓言就是“寄托寓意的言论”[1]774。寓言占了《庄子》篇幅的十分之九，基本的特点是：篇幅短小精悍，情节简单，故事中融入哲理、寄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既具有趣味性，又具有说理性。

1 隐藏叙事者，视角独特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满腹经纶，学识渊博，一直致力于道家思想的传播和弘扬。然而，《庄子》一书中并没有直接地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而是将视角始终保持在中立且全知的叙事视角。在这种叙事视角下，叙事者不会干涉故事进程，更不会发表议论和观点，收敛隐藏，尽量使故事中的人物得到自由的演绎。但是,叙事者收敛并不代表整个故事没有价值观念导向，叙事者会将自己的观点融入主人公的语言和行为，并且最终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或态度转变进行集中展现。《庄子》中的寓言始终客观地描绘事件本身，追求故事情节的简洁流畅，例如在《杂篇·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洎,吾心悲。”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曰：“既已系矣。夫无所系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1]781

庄子将曾子再做官后心境与之前的不同作为出发点，引出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弟子对曾子的心境变化产生困惑，孔子为其解惑。在叙述过程中，叙事者完全隐藏，人物自由表达，曾子感慨，弟子发问，孔子解惑。庄子的态度却能巧妙地通过孔子的语言完全表露出来。“既已系矣”指曾子心已经有所系，内心其实在意俸禄，否则不会觉得悲伤，并不是表面上的至孝。庄子认为人的内心只要心系某事物，才会变得在乎，他强调看人不能看表面，做人应当表里如一。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借他人之口阐发观点的形式可以概括为“中立的全知”，最大的优势就是将叙述者隐藏于故事中，力图充当读者的一个好向导，引导读者去经历他们阅读的行程[2]，从而降低读者对于说理的心理门槛，潜移默化地传达着深刻哲理。庄子在创作寓言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意愿与能力，以最能让受众接受的方式进行说理。事实证明，这种形式的确比直接正面说理的效果要好，因为寓言在当时及后世的流传程度与范围之广足以证明庄子借寓言说理的形式是非常成功的。

2 追求详略得当

虽然《庄子》的寓言故事以短小精悍著称，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寓言突出的是重要细节，对于背景与情节，则以简洁、通达、凝练的语言表达。在创作寓言时，庄子巧妙运用了概要和场景，在不影响故事流畅程度的基础上，达到详略合理的效果。

概要和场景是叙事学中叙事时间范畴里的两个重要的概念。所谓“概要”就是叙事文本将一段特定故事的时间进行压缩处理，省略了与主旨无关的部分，形成只包含主要信息的短句，叙事时间极短，但实际的故事时间却很长。概要所占篇幅较短，但意义却不可替代。它是故事的必要部分，用于交代故事背景、表现中间过渡或者说明故事结果等。而“场景”指故事的实际情况，主要分为对话记录和外部动作记录。这种类似于“描写”的手法对于整个叙事过程而言，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使所刻画的细节生动形象，更加有说服力。

庄子在创作寓言时，采用的是概要与场景反复交替出现的模式。例如，在《杂篇·寓言》中记叙了一段阳子居求教于老子的故事：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1]788。

在上述寓言中，有三处明显的概要和四处场景。第一处概要是“阳子居南之沛……而遇老子”，其中省略了南游和西游的过程，并且也没有详细写他们如何约定见面，这些都只是为了交代故事的背景，让读者有个阳子居要和老子见面的心理预设，自然过渡到下面的主要情节之中。第二处概要是“始以汝为可教”，这里面有个模糊时间“始”，虽然没有交代清楚老子以为阳子居应该可教的印象究竟产生于何时，但这个信息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用概要来交代足矣。第三处概要是“阳子居不答，至舍”，在正常情况下，两人见面应该有问候、寒暄，走在路上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对话和动作，这里的叙述直接避而不谈，因为这些都与主旨无关，重点突出了阳子居和老子从见面到旅社的路上存在严重的认知矛盾，为接下来两人的对话作铺垫。四处场景分别是两处对话记录和两处动作记录。第一处对话是“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阳子居不答。”老子见了阳子居之后，在途中仰头向天叹息，阳子居内心虽有困惑和不认同，但并没有作出回应。此场景的设置就是为了引出阳子居究竟是否“可教”这个焦点问题，并通过阳子居的沉默来体现两人之间产生了认知矛盾。第二处对话是“膝行而前曰：‘……‘敬闻命矣！’”这是寓言的主要故事情节，老子和阳子居的对话，老子直接点出阳子居在与人相处时神态傲慢，导致所有人疏远他，阳子居恍然大悟，决定听从老子的教诲。自此，老子和阳子居的认知矛盾得到了解决。第一处外部动作记录是“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从细节上体现了阳子居对老子的尊敬，表明他的确认识不到自身的问题所在，并不是屡教不改，为后文的“可教”奠定了基础。第二处动作记录是“其往也……舍者与之争席矣。”这些动作描写体现了阳子居改掉了之前的缺点，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如果这则寓言到阳子居承认错误并悔改就结束了，故事的确是完整的，但加上这一段场景描写，就更加体现了老子言论的正确性，让人信服，也就到达了庄子说理的目的。

概要与场景交替的模式最大的作用就是使寓言故事详略得当，既有细节刻画，又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情节；同时，也做到了故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与其在叙事话语中表现出来的次序一一对应，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情节，让读者迅速抓住庄子观点的核心所在，从而发挥寓言说理的实际作用。

3 寓言在《庄子》中的说理作用

在《庄子》的说理过程中，寓言的地位突出。对于《庄子》而言，运用寓言并没有降低境界层次，反而加强了说理的效果。因为用寓言的形式说理更能让广大读者所接受，并通过一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方面，寓言使说理深入浅出。《庄子》所表达的道理虽然博大精深，但是庄子并没有刻意将道理叙述出来，而是巧妙地通过描绘人物及其动作、冲突过程来展现社会人生[3]119，呈现出深入浅出的特点。这些道理主要体现在治国之道、批判孔子与精神自由上。

第一，无为的治国之道。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统治者要顺应天地之间的道，即规律和法则，不做违背天地和百姓意愿的事，这样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社会才能稳定。《庄子》中亦有诸多承载着这种观点的寓言故事，如在《应帝王》篇中：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1]231。

啮缺是体道不全者，王倪是指王者的端倪，就是指王道。啮缺问道于蒲衣子，蒲衣子是舜的老师。有虞氏指的是舜，其所代表的是帝道，泰氏所体现的是比帝道更高的境界。庄子通过啮缺和蒲衣子的对话质疑以帝王之道为典范的政治传统，同时又提出以泰氏为代表的政治路径，从而超越帝王之道。蒲衣子之所以认为“有虞氏不及泰氏”，原因就在于“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有虞氏将得仁义视为一种目的，并且鼓动人们纷纷追求仁，从而获得执政之基，由此仁义成为了一种可追求的对象而外在化。但仁义本身是个内化的精神之物，并不能作为目的去公然追求，所以有虞氏在治国时还是受外物所累，没有达到超脱的境界。而泰氏的德行则更为真实，睡时踏实安稳，醒时自在逍遥，早已将仁义内化成为“政”的品质，所以国家在他的治理下欣欣向荣。庄子通过这个小故事，借蒲衣子之口传达帝王为政不应该刻意追求仁义，即“无为而治”。

第二，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批判。客观来说，道家思想虽然与儒家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都主张“仁”，但儒家的“仁”总是与“礼”紧紧捆绑在一起，而道家则将“仁”上升到重视自然的高度。因此，道家对于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持批判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思想对于整个乱世而言只是“方术”，即片面的学问，所以对孔子及其弟子的个人形象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与歪曲，藉以达到批判儒家学说的目的。“托古人、圣人之名，而行道家学派之实；借孔子之躯，以嵌庄子之魂，这是庄子寓言惯用的手法。”[4]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见盗跖的寓言，庄子捏造了这一故事来表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否定和抨击。

盗跖是春秋时期率领盗匪数千人的大盗，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孔子不顾柳下惠的劝阻，执意要求见盗跖，希望能引导他向善。但是，当他真正见到盗跖之后，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游说，就被盗跖怒骂成欺名盗世的小人，满口虚假的仁义道德。为了不使盗跖的语言内容过于空乏无力，庄子还在寓言中添加了诸多事例加以佐证，使盗跖的怒骂更为有理有据，充满感染力。盗跖虽然一出场的形象也是负面的，坏事干尽，但是孔子的形象却连盗跖都不如，是个欺世盗贼，为祸世间。《庄子》中还有很多寓言都对孔子形象进行了负面改造，以此来表达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否定。估且不论是否夹带着个人私心，但是在改造的过程中，直白通俗的话语传递着有力的批判，也让寓言所要表达的主旨立场更加鲜明。

第三，顺任自然以达到人生境界的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人要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辜负自己难得的生命，就应该看破世俗，遵从自然规律，追求自由的逍遥之道。在《养生主》一文中，庄子认为养生的方法莫过于顺应自然。然而，这个道理对于世人的理解偏于艰涩，所以他写了庖丁解牛的故事。社会上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人生活在矛盾斗争中，很易受损害。要想保全自己，就得像庖丁解牛那样，避开“技经肯綮”与“大辄”，顺应自然规律，只找空隙处下刀，就能避免冲突，以求得个人的生存。这个故事简洁生动，庄子亦借庖丁之口阐述了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解决问题，将原本深刻的道理融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中，从而启发他们顺应天道，更好地过自己的生活。

对于追求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给予了最好的回应，他认为，唯有看破功名利禄，才能最终实现精神自由。在《逍遥游》中，他写了鲲鹏南飞的寓言，以及蜩、学鸠等小动物对鲲鹏的嘲笑。无论是不善飞翔的蜩与学鸠，还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它们都是“有所待”，所以达不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寓言里的动物形象个性鲜明，恰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对应，而它们之间的对话更能引人联想，这样以喻引理的手法，使“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表达得更加鲜明生动。

另一方面，寓言将审美与情感的价值观取向融入说理中。虽然《庄子》里的寓言是纯客观的叙事作品，但是在叙事的背后却始终存在两层意蕴：一是审美意蕴，为世人理性审美观的形成提供了可参照的范例；二是情感意蕴，并且最终上升至对“道”的追求。

《庄子》寓言“洋溢着美的色彩，弥散着高雅的审美趣味”[5]8，其审美意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美丑互见，即丑中有美，美中有丑。其实，美与丑不仅仅是表面，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品德，例如《内篇·德充符》中的鲁国王骀的寓言和《杂篇·外物》中的庄周向监河侯贷粟的寓言。鲁国的王骀虽然断脚，外表不堪，但内心却高风亮节，满腹经纶，让孔子都自叹不如，想要拜师求教。王骀便是丑中有美的典型代表，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外在和世俗的眼观，反而一心求索，追求精神上的境界，对于前来求教的人也是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传授知识，让他们都能“虚而往，实而归”。《德充符》中的申徒嘉和王骀一样，也是断脚之人，他的品德同样赢得世人的一致尊重。庄子在这里想要表达的审美观是不要只注重人的外表，丑陋的面貌下可能蕴藏着一颗真善美的内心，仅靠外表来断定一个人的好与坏是十分肤浅的。“故外形的美固然被人们赞美，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人格的美。人的外形美是先天赋予的，而内在的人格的美是后天学习培养的，在学习培养中就包含着人对美的品质、美的人格精神的追求。”[6]36庄子找监河侯借米，监河侯只是表面答应，假装仁慈地说：“等我收了税再借三百金。”对于这种见死不救的心态，庄子十分唾弃，并举例说了“涸辙之鲋”的故事，来讽刺监河侯。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表面光鲜亮丽、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实则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整天钻研小人之道，阴险狡诈，品德败坏。“《庄子》一书向我们表明，庄子及其学派对伴随文明的出现所带来的道德的堕落这一历史现象是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和认识的。”[7]

在情感意蕴上，《庄子》中的寓言主要体现的是追求超脱之感和内心清静、自然无为的观念。庄子在寓言中间接讽刺监河侯等世人丑恶嘴脸，体现了他内心超脱世俗的情感态度。同时，他还十分崇尚自然，描写自然事物时亦是率性而为，毫无修饰，顺应天地间最普遍的规律，体现了他内心的豁达、清静。庄子通过情感意蕴的传达其实是为了表达对“道”的追求。“道”即天道，万事万物的生发与演变所遵循的是天地本身的规律，所以人要尊重并效法天道。显然，《庄子》中的寓言叙事背后最精髓之处就是对“道”的无限追求，他把宇宙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和过程，人无论生死，整个世界都在伴随[8]116，追求“道”的目的是为了在其中得到感悟，并与天地相通，塑造自己的人格和品德。庄子还主张尽可能地摒弃“人为”，即人性中伪善、令人嫌恶的成分，从而对世事抱以旷达的态度，静心体悟，处之泰然，内心始终充满浩然正气。

4 结 语

总之，在寓言的构思上，庄子力求将叙事者隐藏，保持中立且全知的视角，通过运用概要和场景使故事情节详略得当，使艰涩的道理变得深入浅出，将说理的审美意蕴和情感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表达出对“道”的传播和追求。目前，除了能按照传统的中国批评方法来分析《庄子》寓言之外，运用叙事学理论进行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西欧汉学研究专家艾丽·哈格纳就曾说过说：“任何叙事作品, 都可以用叙述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与过去的分析决不雷同的结论。”[9]对于《庄子》寓言的研究，从叙事角度去考量，还有诸多可以探索的空间，如果继续深入下去，将会挖掘出寓言更多的当代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0

[3]孙敏强,黄敏雪.试论庄子对文学想象论的贡献[J].浙江社会科学，2015(1)：114-141

[4]公木.先秦寓言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4：100

[5]颜翔林.论庄子的审美精神[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5-9

[6]杨宁宁.“丑中有美”“美中有丑”:《庄子》寓言中的辩证审美观探微[J].思想战线，1995(1)：35-40

[7]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34

[8]贝京,王攸欣.“至人无己”与“敖倪万物”:庄子人格理想与行迹叙事新诠[J].中国文化研究，2016(5)：109-116

[9]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