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救灾模范的重塑及社会意义
——基于对皖北宿县专区水灾的考察

陈梦婷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46

建国初期，宿县专区*注：建国初期的宿县专区，包括宿县、萧县、砀山、永城、泗县、泗洪、宿市、五河、怀远九个县区。1956年2月，宿县、滁县两专区合并，成立蚌埠专区，辖16个县(萧、砀、灵、泗、濉、宿、怀、五、肥东、凤阳、嘉山、全椒、天长、来安、定远、滁县)。1992年撤销宿县，并入宿州市。1999年春设立宿州市，辖砀山、萧县、灵璧、泗县和埇桥区四县一区。大规模的水灾给个体带来生存危机，个人和家庭的生存风险易转化为社会风险，继而导致社会震荡。如何应对？开展救灾运动。作为一种防护性活动，救灾运动可达到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目的[1]。其间，群众悲观情绪和逃荒行动的处理与救灾积极性的调动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救灾模范感染群众、扫除悲观情绪、激励抗灾斗志的“英雄”作用亟待发挥。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就以斯达汉诺夫运动组织群众通过劳动竞赛来遴选模范，激励生产。从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塑造中国的第一批劳动模范开始，劳动模范的榜样力量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梳理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劳动模范对于调适整体社会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意义，而从某个历史阶段、个别历史事件的视角对劳动模范影响展开的研究实属较少。本文通过研究建国初期皖北宿县专区水灾治理运动中救灾模范的实践过程，初窥模范塑造的社会意义。

1 生产救灾中模范的衍生

历史上的黄河泛滥和战争严重破坏了淮北原水系，使宿县专区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大大减弱，加上经济困难、治水任务复杂，造成宿县专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当地有着“大雨大灾一片光，不雨旱灾一片荒”的说法。

从整体灾情上来看，群众间逃荒倾向和悲观情绪凸显。现宿州市档案局中保存的《1949年宿县专区水灾综合情况统计表》分别显示了肖(萧)县、砀山、永城、宿县、泗县、泗洪、宿市、五河、怀远9个县原有人口、重灾人口、中灾人口以及无灾人口的具体数字，经考察和计算可获知，重灾区、中灾区以及无灾区人口数分别占专区总人口的35.21%、33.22%和19.17%。不难发现，仍有12.40%的人口数未在表格中体现，统计人员在该统计表的下方对此现象进行了说明但并未解释：“有的县数字不相符合，重、中、无灾区相加起来不足原有数”[2]。推测此现象可能的原因：一是统计数字上的缺漏，应当排查到的人口因统计方法的限制没有查到；二是这部分人口已经不在灾区，自然无法统计。显然第二种原因更为符合当时情境下群众的主观选择，悲观情绪控制不力导致近八分之一的群众选择逃荒他乡。与此同时，灾情严重造成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迷：“今年遍地是水，想借也没处借，除了逃荒就只有饿死。”[3]

经过村长和村主任的口头动员，从1949年的10月初起，村干部分头按村民的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拥有的实际情况分配生产小组，包括6个捕鱼组、14个运盐户、20多个织布户以及负责下湖砍牛草和贩菜的小组。开展生产救灾4个月后，灾情逐步减轻。断炊户减少至16户，够吃户、够吃到旧历年底者以及够吃到旧历二月者均增加[4]。村干部以其模范作用的发挥使得村范围内的灾情得到了缓解，悲观情绪得到了控制。同样成为地方生产救灾模范的还有宿县王店区王集乡的黄景堂同志。通过劝说减轻村民悲观情绪、带头领导生产救灾，成功预防了群众三次试图逃荒的行动，并获得来自民众和组织共同的认可。黄景堂在1949年皖北灾情相当严重的时候被县委派到宿县王集乡工作，担任乡指导员，他坚持生产救灾的策略，通过示范动员群众，73人5天5夜戽完水捉了700斤鱼，接着又组织90个生产小组开展推盐、磨豆腐、打劈柴、挖藕、纺线等生产活动，赚了3 000斤粮食，加上政府的救济粮，解决了全乡5 000多口村民腊月的温饱问题。可几天的大雨淹了麦田，群众心里逃荒的念头再次兴起，黄景堂研究地形后采取挖沟放水的方式，顺利救出麦子41顷、白地70多顷。群众第二次准备逃荒的念头被黄景堂生产救灾的决心和成果所打消。接着又种下90顷杂粮，可土蚕和大风让麦子仅收两成，麦收之后因为天旱无法继续种秋粮，群众又心生第三次逃荒的念头。黄景堂又劝说到：愈逃愈荒，逃出去也不一定能保证不饿肚子，同时耽误了家里生产，今后日子会更苦。一个地区群众的逃荒会增加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的生存压力，个体利益要与集体、国家的利益相统一，并且逃荒仍无法保证个人的长远利益。黄景堂又提出挖井开水种白芋的生产救灾方法，寄希望于新的生产救灾成果来说服准备逃荒的灾民。结果一呼百应，全乡2 000多大人孩子一起参与了生产，种下20顷白芋。此时，黄景堂在群众中树立起的威信可见一斑，群众第三次逃荒的危机也顺利被化解。在全专区评功会上，黄景堂当之无愧地被评为生产救灾劳动模范，同时被推选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1950年9月27日，新华社发布《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全体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名单》，黄景堂名列于华东区的农业劳动模范之中。在该名单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共有119名，其中华东区有25名(不包括列席的代表)[5]。去北京开会前，黄景堂对正在开会的乡干部说：“我以后更要好好领导灾民生产自救，也希望大家这样做，个个要下决心做好工作，争取当模范。”[6]身为模范，首先期望同为党员干部的群体加入到模范队伍中来。

与此同时，模范影响的广度也在延伸，正由其自身拓展到广大群众中去，群众深受鼓舞。60多岁的贫农王祖益听说黄景堂能见到毛主席，他请人代笔写下三条意见托黄景堂转达给了毛主席。历史向我们呈现了过去的政治，英雄模范职责的履行已开始超出生产救灾的场域，为群众发声、传递民意、动员群众参与政治生活是其作为一名模范所外延的职能。11日下午，宿县公共体育场上有1 000多人来欢送晋京代表。黄景堂同另外一位叫周德坤的劳动模范一同，胸前戴着红花，坐上挂彩的汽车，锣鼓声、鞭炮声、群众的喧闹声震动了宿县城，欢送仪式集聚了生产救灾中贡献突出的模范和在生产救灾过程中受益的群众。他人的在场与围观是人民英雄形象塑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了观众，英雄就失去了光辉[7]。组织救灾英雄模范开代表会议的形式使治水运动中贡献力量的普通个体的价值和魅力在所处群体中“他者”的崇拜和鼓舞下得以彰显。

2 生产救灾模范的重塑

生产生活领域的救灾活动在短时间内保障了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应急性质的生产救灾活动互为补充的救灾策略就是治淮工程。在其建设过程中，救灾模范效用的发挥经历了一个消退的阶段。后随着立功创模运动的发起和推进，生产救灾模范的榜样力量和效应再次得到彰显。

1950年6月19日至7月15日，降雨428毫米，淮河中游、上游洪水空前严重，淮堤多处漫决[8]。水灾的蔓延导致专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巨大损失。在众多形式的防灾、减灾的活动中，治淮工程当属最有利于皖北人民长远利益的决策，淮河成为第一条全面治理的河道[9]。

1950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号召豫、皖、苏三省的干部与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在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治淮任务而斗争。治淮委员会于同年11月6日在蚌埠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号令化为沿淮广大干群治理淮河的巨大动力。在全专区范围内，声势浩大的治淮思想动员开展了起来，广泛宣传“淮河不根治、沿淮无宁日”的现实。“发动群众、克服困难、提高效率、保证标准”的思想动力推动着各受灾地区治淮防灾的实践。然而，群众间悲观情绪、听天由命的思想仍然存在。哪怕是中农，也存在逃荒、保粮思想：“这下子政府救不了啦，天晴了好逃荒。”[10]随着救灾措施的推进，灾情稍微得到缓解，但仍难消解广泛的消极应灾态度，说服群众上堤治淮并非易事。作为宿县专区的二等治淮劳动模范王道怀也说：“扒河不如搞副业。”[11]面对治淮这样一项需耗费巨大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的社会事务，救灾模范在群众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显然已很微弱，随之不可避免的是群众治淮热情的渐减和治淮工程进度的延缓，群众内救灾模范及其效用的发挥亟待再次被发掘。

1950年11月14日，皖北治淮委政治处在治淮政工会议上指出：“开展立功创模运动，以发挥民工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12]立功竞赛涵盖为个人设立的立功运动和为集体设立的红旗竞赛运动。同年12月31日，《皖北日报》发表的《皖北指挥部在目前工作的指示》中也表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发动与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与治淮的首要策略就是立功创模。立功创模的实践成果如何？同年年底，《新华月报》就总结报道了皖北参加抢险工作的人员数量和英雄事迹。各地党与政府的领导干部率领人民在“人定胜天”“救圩如救命”的口号下，与惊涛骇浪顽强搏斗，共计三百五十万人参与抢险，其中涌现出无数救灾模范[13]，如朱保钧[14]、金秀兰[15]、姚大娘[16]等。可以说，立功创模成效显著，救灾模范的再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其价值不仅限于当时情境下救灾防灾任务的完成，社会意义更是丰富。

3 救灾模范的社会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宗旨，依靠群众力量、满足群众需求，正如毛泽东所言：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那任何困难都能克服[17]。建国初期宿县专区的水灾治理运动中，专区党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兼顾个体利益及整体利益，是作为强调分配正义与生产方式间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救灾实践中对模范的发掘、塑造以及重塑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具有多重意义。

3.1 救灾模范的产生增强了民众救灾的积极性

救灾模范作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传达者和水灾治理的引导者，其职责首先在于领导群众共同抗灾促生产，同时还要处理群众中的负面情绪，以增强参与救灾的积极性。生产救灾以及治淮工程建设的实践呈现出：在中国共产党政权趋于金字塔式的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以同心圆中央的定位通过救灾模范将治灾政策、专项资金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在横向维度上，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向心力引导广大群众开展救灾活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整个水灾治理运动中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对于救灾模范的发掘、塑造和引导证明了组织起来始终是最有力的政治逻辑。

3.2 有效实现了救灾模范和灾民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救灾模范正是通过畅通对话机制、带头示范等作用的发挥引导着某个区域的生产救灾路径，提升了救灾方式选择过程中的决策效率，保证了决策质量，缓解了一定范围内的灾情。救灾模范在救灾共同体内部充当着一个以共同救灾为目标、整合内聚力的角色，通过政治动员、思想动员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集结成一个整体，使其在救灾治水运动中最大程度地发挥着合力、协同治灾，群众聚集在一起寻求一个促进所处共同体的最佳解决方案，蕴含在救灾过程中的民主由此而来，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的目标也由此达成。

3.3 救灾模范的产生打破了英雄和群众间的刻板界限

救灾模范是基于履行义务的先进事迹而获取的英雄称号，否定了英雄和群众间的刻板界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模式逐渐侧重于情感层面的深入，通过情感动员塑造国家权威[18]。依托救灾模范与同胞间深厚情感的纽带作用，激起群众心中的情感微澜，使得广大群众在共同的信仰与情感的引领下遵循集体意识，保障社会团结。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救灾过程中发展劳动模范不仅是动员生产，同时还兼顾着改造农民、为党服务的职责[19]。带领群众救灾防灾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让更多的群众学习模范、成为模范。

4 结 语

建国初期，中共皖北宿县专区在水灾治理运动中对于生产救灾模范的发掘和塑造，向人们展现了模范的榜样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塑造救灾模范具有增强群众救灾积极性、促进模范自身与群众间合作以及打破英雄与群众间刻板界限的多重正面价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劳动模范的塑造实践仍在不断发展，其精神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劳模精神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