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解
——《汤盘铭》郭说补正

朱彦民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礼记·大学》中有一段著名话语，即所谓《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历代的经师对于此句的注疏，都是从伦理道德修养的角度作解释，比如东汉郑玄云：“新其德，常尽心力，不(使)有余也。”(《礼记·大学》郑玄注)唐代孔颖达云：“非唯洗沐自新，苟诚也，诚使道德日益新也。”又云：“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非唯日日益新，又需恒常日新。”(《礼记·大学》孔颖达疏)南宋朱熹也沿着这个思路解释下去，称：“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忽略有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大学》)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诵习不辍，引为修身道德名言警句，略无疑者。

其实个人早年初读这句名言，就有一种语言重复的感觉。“日新”就是每日更新自己、提升自己的意思，何必还要再说“日日新”、“又日新”呢？古人惜字如金，何以会有如此用词累赘的现象呢？但是因为这是经典语言，又经历代著名学者郑重其事地注疏绎读，已经成为人们认同的智识，是成语“日新月异”的最初来源，也被南开大学奉为校训，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有了创新意识的佳证了，所以虽有如此困惑，却也不敢质疑。

一、石破天惊的郭老新说

后来有幸读到了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的《汤盘孔鼎之扬榷》一文，才觉豁然开朗，认为郭老新解有理。郭老善做翻案文章，如对殷纣王、曹操等人的翻案，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常识。个人认为郭老此文，也是一篇极其成功的翻案文章。

传世青铜器有晚商三戈流传，过去又称“三句兵”*据说三戈出土于保定南乡(今河北清苑)，也有说出于易县或平山县的，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著录最早见于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己未年自印本，第3册，第1-3页。。其铭文共有65字，皆为亲属称谓，分别是：

1.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2.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3.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研究此“三勾兵”，认为“此当是殷时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并以此探讨商周邶鄘卫地理之“邶”所在的疆域问题[1]。陈梦家则以为三戈是“陈设用的仪仗”[2]。这些都无从质证，但断定三戈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当可信从。

郭沫若先生根据商代“三勾兵”铭文，将《汤盘铭》做了全新的解读。

此三戈列铭兄祖父之名，名虽分别各器，然知第三器(按指第二戈)则祖父并列。视此，则兄祖父之名同列于一器者自所应有。

余谓此“汤之盘铭”，即其例也。今依戈铭文例书之，当如图。铭盖右行，先父次祖次兄，读者依后人习惯左行读之，故成今次。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形如图中曲线所界，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3]

商勾兵及其铭文

郭沫若《汤盘铭》原貌构拟

后来，郭沫若在另一篇文字中又一次重申此论：“《汤之盘铭》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法诫语吗？我们研究《汤之盘铭》的结果，也不是法诫语，而只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脱误。古时没有法诫语，有之即是伪造。”[4]

二、董作宾反对郭说另立新解

对于郭说，赞成者有之，讥讽者有之，反对者更不乏其人。其中正式撰文表示反对的，以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为代表。他在1950年发表《汤盘与商三戈》，对郭说进行了反驳，并对《汤盘铭》做出了自己的新解释。

汤铭大抵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铭文自古流传，或有所本，亦如大学中所引诗、书、孔、曾、舅犯、孟献子之语，故可能为商代早期之盘铭。商三戈者，观其字形，自属晚殷之物。

此文(朱按指郭沫若之文)刊布，颇为世俗所惊奇，一时曾脍炙人口。余初读之，亦甚佩氏之联想锐敏，说解巧妙，有若文章游戏，作隐语者之别解谜底，而又附以条件若“白头格”者也。向对所谓商三戈者，蓄疑已久，辄取而详勘之，益见其伪。复以经籍卜辞文字对校汤盘，足证原读不误，今者郭氏之说流行且二十年矣。是不可以不辨。

因如新读，“祖日辛”居中，左行读之，兄在祖前，右行读之，祖居父后？左右两难，不能合于祖、父、兄之三代世次也。

殷代王室世系十七代中，极少三世同一日名之例(仅文武丁世有祖戊、父戊、兄戊，分见卜辞)，盖三代同日而死，原非易事，今一人之祖父兄同以辛日死，且纪于一器，岂辛日之不吉竟如是乎？凡此皆郭说不足为训之证也。

董氏从商代三戈兵铭文的方向颠倒、文字书法以及后来又出土两件与此形制相同的无名商戈，认为器真铭赝，即商戈为晚商兵器无疑，而铭文是后来人伪造制作上去的。董氏既不同意郭氏新解，乃以甲骨卜辞中“苟”字用为“敬”、已有新旧之“新”字、“又”字早期只做“保佑”意，他也对“汤盘铭”做出了自己新颖的解释：“敬日新，日日新之，此盘佑助汝之日新。”[5]

三、个人对郭说的补正

个人认为，郭沫若先生的新解可能是对的。除了郭氏自己所举证据之外，在此个人愿意为其补正如下：

(一)商汤之时应该已经有了文字。

因为据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黄帝时代的史臣仓颉就开始造字了，比如《世本·作篇》：“仓颉作书。”《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淮南子·修务》：“史皇产儿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论衡·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孝经·援神契》：“仓颉视龟而作书。”《中论·治学》：“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在序中调和结绳记事说与仓颉造字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音行，兽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也曾指出：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

黄帝的时代，按照文献记载推算，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即距今约有四千五六百年的时间。而我们说，仓颉并非是造字者，而是在文字产生之后的文字统一整理与规范者。所以汉字的产生当在黄帝、仓颉时代之前，也即距今5000年左右的的时间。从考古材料来看，目前发现最早汉字形态的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山东和苏北、豫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符号出现在其晚期，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2500年前，距今约有4000年到4500年。我们认为，大汶口陶文已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原始文字形态了，此前也必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所以推测汉字的产生当在距今5000年左右。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研究的结果，若合一契，说明汉字产生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可以肯定的[6]。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说法，仅从汉字起源的角度而言，就知是大体可信的。

到了商代初年的成汤时期，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观点，也就是距今3600年左右，此时自然已是文字形成之后1000多年的发展时期了。这时候有文字是必定无疑的，文献记载商汤曾做《帝诰》、《汤征》、《汤誓》、《夏社》(《史记·殷本纪》)，这是此时有文字的佳证。只是现在尚未发现更多此时的文字材料实物而已。

那么这个时期有无可能像《汤盘铭》这样将文字铸于青铜器之上呢？回答也是肯定的。虽然现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多属于商代晚期殷墟时期的，但在传世铜器中，有些商代早期铜器也是有铭文的。比如著名收藏家刘体智先生曾藏有一件属于二里冈上层晚期的平底角，现已流入美国，归鲁本斯收藏(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397)，其鋬下有“父甲”2字[7]。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二里岗上层偏晚的青铜鬲，口内侧有一“耳”字[8]。这些都属于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举出了其他几例商代中期青铜器铭文[9]，也可以为此观点佐证。

考古发掘的商代早期青铜器铭文，虽然数量较少，但一叶知秋，也很能说明问题。在二里冈上层一期出土的小口饕餮纹罍(C8M2：1)颈部饰一纹饰，就有可能释成“黾”字。唐兰不仅释这个花纹为“黾”字，还指出另一把戈上有象形字“庸”，该字将代表城楼墙的两竖并一竖。戈的另一面旋涡纹，则被唐先生释为“囧”字。还有青铜器上的所谓目雷纹，被唐先生释为“乇”字。其中“黾”与“庸”都是氏族名[10]。如果唐先生的考释不误，那么可以说金文可以早到商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

问题是，成汤时期有青铜器铭文，会不会在其上刻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的训诫文字呢？答案则是否定的。因为商周时期的金文内容多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而在器物上刻写座右铭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二)商人祭祀先公多在辛日

董作宾先生与众多质疑者都认为，祖父兄三代祭日不可能同天干日，也不可能都是辛日。实际上正如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文武丁”世的甲骨文中，也有祖父兄三代祭日同干名(祖戊、父戊、兄戊)的现象。

至于祖父兄三代同干日辛，董先生认为：“盖三代同日而死，原非易事，今一人之祖父兄同以辛日死，且纪于一器，岂辛日之不吉竟如是乎？”其实这涉及到了商代祭祀制度问题。

商汤为商族由部族建立王朝之关键人物，在此前商王室男性祖先称谓先公，其后称谓先王。商汤的父祖辈是先公，而商族先公尤其是早期先公，其祭日往往被后人安排在“辛”这一日。商族先公自上甲以后，均以十干为名，一般来说，甲日祭名甲的先公，乙日祭名乙的先公，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然而在上甲以前的“高祖”先公，夒、王亥乃至有自然神性质的河、岳等，虽然名号无甚规律，但对其祭祀的祭日却有一个较大的特点，那就是对他们的祭祀多在辛日。

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先生。伊藤先生主要是对高祖王亥祭日的考察，他发现商人对王亥的祭日多在辛日，这与王国维先生曾说过的王亥祭日多在亥日不同[11]。张光直先生在考察商族先公先王庙号制度时，受此启发进一步考察了上甲以前的夒、王亥、河、岳等先公和神祇，结果发现夒、王亥、岳的祭日常在辛日，而对河的祭日分布则似较杂乱。由此张氏判断，“河或不是先祖，或河这一名所代表的神不限于先祖。”[12]非常有意味的是，张先生发现，已被王国维先生考订为即是文献中的“高辛氏”帝喾的“夒”，对其的祭祀标明有祭日的4条卜辞中有3三条也竟是在辛日。看来，商族远祖帝喾所以名“高辛氏”，是有其根据的，并非古人所云乃是名字，而是对他的祭日。我们认为，这不仅表明了商族先公确实以辛为祭日的这一事实，而且也可反证当年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卜辞“夒”即帝喾的考证，或为不诬。

针对张光直先生所说“河”的祭日可能不是辛日的说法，杨升南先生曾对河祭日日干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在十干之中，每个干日都有对河行祭的，但其中以辛日为最多。其中侑祭2次、酒祭18次、报祭1次、燎祭6次，共计27次之多[13]。朱凤瀚先生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卜辞中所见河的祭日实际上也多数是在辛日，而且还提到“记明辛日祭祀四位神灵的祭法绝大多数是酒祭”[14]。

甲骨卜辞所见对河常见祭祀祭日日干统计表

为什么会在辛日祭祀这些商族先公呢？张光直先生是主张商王庙号乙丁分类、商王室A、B两组轮流执政制度的，因此他对祭祀先公祭日用辛的现象进行了大胆推测，他认为“这一段历史时期(按，即指自高辛氏帝喾直到王亥)虽然尚未有以十日为名的习俗，却已有以祖庙或庙主的分类制度，而辛这一号的地位始终最为尊崇。”“辛是近B组的。A组之执政，始于上甲而完成于成汤。假如王恒是上甲的先人，则季、王亥、王恒与上甲这三代，便包括了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捩点，即自以辛或B为首领的制度，转为A、B两组轮流继承的制度。”[15]张先生的解释有些玄奥，令人不知所云。

朱凤瀚先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现象作了解释，他说：“岳、河、夒为商人乞求年成的重要神灵(对降雨的企望与控制，无疑也是出于求其年成的目的)。”“这几位先公既有着相近同的主要权能，常被以不同组合形式合祭，故而在祖先神系统中有着大致相近的地位，也因而才有可能选定一个共同的日子为常用祭日。”但是，为什么要以辛日为常用祭日呢？他排除了这个辛日与高祖先公日名关系的可能，“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是，所以选定辛日为常用祭日，是因为‘辛’之字义与祭祀这几位先公、高祖的目的——乞求年成有联系。《说文解字》曰：‘辛，秋时万物成而熟。’《释名》：‘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如果‘辛’这一字义在商代晚期即已存在，则选择辛日来祭祀有此方面权能的一组先公以乞求丰收，似不失为祭这几位先公所以常用辛日的一个说法。”[16]朱先生的解释颇为新颖，可备一说。

在诸说尚未有肯定的确证之前，不知还有无下列两种解释的可能。

其一，我们知道，商族先公的庙号日干可能是后世商王如成汤以十干为序排定的，而商王的庙号日干是在其死后由即位者通过占卜选定的。我们认为，祭祀先公多用辛日，可能与商王死后卜选日名多以庚日为吉的情况有些类似与关联。即对商族先公的祭日也可能是通过占卜选定的。在选取日名的占卜中，除了要避开近世先祖的一些日名之外，总要举出一组常见的吉日日干以供占卜选择。而占卜选定祭祀先公的祭日时，可能也是如此。先公中可以确定的日名为甲、乙、丙、丁、壬、癸，缺少的日干是戊、己、庚、辛。可能是在某次对先公祭日的占卜选择时，戊、己、庚、辛4干之中，辛日的卜兆呈现出吉象，故而选取辛日为祭祀先公的主要日子。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是，古代文献中确实也有材料反映了古人以某日为吉日的观念。如《易经·蛊》卦之卦辞有：“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彖传》辞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又《易经·巽》卦之九五有所谓“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如果这些卦爻辞所反映的是商人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则正可对商族先公祭日日干多用“辛”作一较恰当的注脚。“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日子是“辛”和“丁”，“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的日子是“戊”和“癸”。而在先公中可以确定的日干有“丁”和“癸”，那么在这剩下的两个吉日“戊”和“辛”的选择中，通过占卜的结果是选中了“辛”，则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商人对商族早期先公的祭祀，祭日多选在辛日。那么《汤铭盘》中祖父兄三代都以辛为祭日干名，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三)“兄祖父”排列与昭穆制度

至于董先生所说的：“因如新读，‘祖日辛’居中，左行读之，兄在祖前，右行读之，祖居父后？左右两难，不能合于祖、父、兄之三代世次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左右两难的排列方式，是郭沫若先生立说的一大障碍。但是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周代的宗庙制度。

古代宗庙有所谓左昭右穆的格局。这固然是周代制度，但是根据李衡眉先生的研究，商代也已经有了昭穆制度存在[18]。昭穆制度不仅表现在宫庙建筑中，也表现在墓葬制度中。张光直先生曾对商代殷墟墓葬的排列进行分析，揭示了他研究商代庙号的所谓“乙丁制”[19]。其实这也是一种商代昭穆制度的反映。

在祭祀先王的宗庙建筑中，太祖牌位居中，左昭右穆，这就是典型的昭穆制度。《汤盘铭》的祖父兄三辈顺序正是按照昭穆位次排列的，祖居中“且日辛”，父居左(父日辛)，兄居右(兄日辛)。按照古人行文行款习惯，从右向左读，就成了“先兄次祖次父”的“兄祖父”次序。可见，这只是后人平行阅读的结果，没有读出来古人原来安排的结构层次而已。也就是说，原始材料的辈分并没有不合顺序的地方。郭氏在构建新说时没有注意到此而已。

与此相类且可以为此佐证的是，《史记·殷本纪》将三报次序记错，其实也正是对宗庙牌位误读的结果。

《史记·殷本纪》：“(上甲)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依照这个先公世次，则商族先公上甲微之后，就应该依次是报丁、报乙、报丙。《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也都是这样一个顺序。千百年来，人们皆依此为宗圭，鲜有疑者。直到上一世纪初，才由王国维先生于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商族先公次序的重要线索，并由此揭示了这个流行了数千年的史籍错误：

《合集》32384王国维依据纠正《史记》世次的甲骨卜辞

那么，作为信史的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何以会将此重要的世次记错呢？我个人认为，这实际上也可能与宗庙中牌位摆放即昭穆制度有关。商人祭祀“三报”(报乙、报丙、报丁)，报乙为祖，故其牌位摆放在宗庙建筑的中间位置，左边摆放报丙，右边摆放报丁。后来史官记录世次时，可能是从右向左读了，所以就成了“报丁、报乙、报丙”这样一个次序。

这也是后人平行阅读的结果，没有读出来古人原来安排的结构层次而已。王国维先生纠正《史记·殷本纪》的学术贡献巨大，但是没有追究司马迁当年何以会有这样的错误。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郭沫若先生的新解可能是正确的。

(《库方》1506、《英藏》2674)

也就是说，假如像董作宾先生所说的《汤盘铭》器真铭伪，即铭文为后来人伪作，其制作也必定是有所依据的，即对所见真材料的借鉴或抄袭。郭氏受此启发而对汤盘铭做了新解，也无不可。不能因为三戈兵铭文的真实性有问题而成为否定郭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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