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地M1青铜乐器及其意义

文 图 /毛 悦 谢尧亭

翼城大河口墓地位置示意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翼城县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其北部为太岳山余脉和尚公德山（又名二峰山），东南为太行山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冲积平原。2007年5月大河口西周墓地因遭到盗掘而被发现，2007年9月—2016年12月共进行了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墓地全部予以揭露清理，共发掘西周墓葬 2200余座。（参见本刊2016年8月刊《发现沉睡3000 年的“霸国”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

2016年5月，我们对M1出土的编钟、编铙、钲等青铜乐器进行了考察与测音。这里就出土乐器及其意义谈一点初步看法。

编钟

M1葬具为一棺一椁，有腰坑，墓中随葬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和原始瓷器等。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等。乐器包括三件编钟、三件铙与两件钲。

大河口M1墓室　

大河口M1青铜器出土现场特写

这三件编钟从形制来看有别于以往发掘的西周编钟，外形更接近于庸，即小铙。方建军先生将这种形制的编钟称之为“庸式编钟”。M1这种形制的编钟尚不见于其他地方，其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为甬钟起源于北方编庸（小铙）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进一步说明了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这套钟的年代，可以通过M1出土的其他器物来判断。M1的绝大部分器物年代较早，为西周早期，有些器物甚至可以早到商代晚期。乐器中的编铙和编钟似为西周早期。以往宝鸡竹园沟M13出土过一件小铙，形制、纹饰与晚商小铙一致，唯甬部出现了用于悬挂的干，这说明小铙在当时不但可以置奏、执奏，到了西周早期已开始尝试悬挂演奏，而这件小铙的年代被定为西周早期成康之际。这件“过渡时期”的小铙曾被大量引用，来证明钟、铙二者间的渊源关系。现在大河口M1编钟的发现，为甬钟起源于小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我们推断该套编钟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约当成康之际。

大河口M1这套编钟三件一组，为迄今首见的“庸式编钟”。编钟甬部较短，中空，旋、干具备，整体形似小铙，钟体两面仅有一大方格纹，无枚与乳钉以及钲间与篆间。很明显，这套编钟与庸的形制高度重合，并具备周钟的悬挂部件，可见它是由庸到钟的过渡形态。如此一来，从殷庸到甬钟的发展脉络就清晰了许多。殷庸在原有的基础上，在柄部加装干，说明其开始向悬奏过渡。

大河口M1编钟

小铙 我国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又称为庸。流行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初期。主要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河南、山东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等。考古发现的小铙都是成组的编铙，形制一般为平顶、凹口的合瓦形（枣核型）钟体，顶上有圆管柄。纹饰包括回字形或兽面纹等。目前所见最早的编铙为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一组的编铙。

小铙结构示意　

编钟（甬钟）结构示意

编钟 西周和东周时期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可分为编甬钟和编钮钟。本文主要指甬钟，形制由小铙演化而来。其形制为平顶、凹口的合瓦形钟体，并且具备甬、旋、干和枚等。西周的甬钟大量发现于陕西地区，少量发现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区。纹饰主要有云纹、夔龙纹两种。

大河口M1出土的编钟形制虽与殷庸相似，但柄部加粗且变短，同时旋干具备，且口沿处的“台”已经消失，钲部与篆部还未出现明确的划分界限，数量上则继续沿用殷庸常规式的三件一组的组合形式。那么周钟的钟枚，到底出现在何时？钟枚这种“装饰”，其作用主要是削减钟体发声时所产生的高次谐波，从而使其基音更加稳定与清晰。最早使用钟枚的实例可参考南方古越国出土的镛（即南方的大铙）与钟。南方的越钟多属商周时期，虽然首先具备了旋，但缺少用于悬挂的干部，然而它们却率先使用了钟枚，这是北方钟类乐器所没有的。现在看来，钟枚这种部件，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南方的古越国，可见周钟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是借鉴了殷庸的形制与组合，并吸收了南方钟类乐器上的枚发展而来的。

通过测音数据可知，三件编钟大小相次，正鼓音发音分别为#A5-1、#D6+34、F6-15。音列结构为徵—宫—角或商—徵—羽的三声徵调式。侧鼓音与正鼓音形成同度、小三度、小二度关系，可见这套编钟的侧鼓音并未正式使用。我们知道西周中晚期八件一组的编钟已经为常制，且音列结构以四声羽调式为主。而这套编钟构成的三声音阶，则为徵调式或是商调式。目前来看，大量西周早期的音乐几乎不适用商音，因此为商调式的可能性不大。故该套编钟正鼓音应为徵调式。

编铙

M1出土的编铙，配置上采用殷制的三件一组，大小相次，保存较完好。整体形制与晚商编铙一致，纹饰则与1983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殷墟83ASM633编铙，以及陕西宝鸡竹园沟M13中的小铙（成康之际）一致，钲部采用浮雕式的绵羊角兽面纹，但柄部无干，仅有旋。

大河口M1编钟测量表 （单位：厘米；音分）

象岗山钲

大铙 又称为镛。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周考古中，发现的一种体大质量重的铜制击奏钟体乐器。其外形与北方出土的小铙相类，仅体积较大，因此又称为大铙。大铙的主要部位与小铙一致，但多为单件出土。

#A5-1 #D6+34 测音数据。字母（音名）代表音高，角标代表音域，符号与数字代表与标准音分值相比高或低，如比标准音高高1个音分则用+1，反之亦然。

四声调式 即由四个音构成的中国传统调式，其基础为中国的传统五声调式。由于这种调式是我国特有的，也可以称为民族调式。这五个音的名称分别是：宫、商、角、徵、羽。其中每个音分别做主音，即形成了相应的调式。有些地区的音乐，由于地域特征，会出现某些音不使用的情况，这就形成了四声或是三声音阶。

音列结构 主要用在钟类乐器的测音中。每件钟均有独特的音调，是成组编钟的每件音按照五声调式的方式由低到高进行排列所得。

大河口M1编铙

音程 指两个音在音高上的相互关系。即两个音在音高上的距离而言，其单位名称叫作度。编钟为一钟双音，其正鼓与侧鼓往往是形成三度关系的两个音。

大河口M1编铙测量表 （单位：厘米/音分）

观测这组小铙发现其口沿未有磨锉痕迹，表明并未经过调音。结合M1出土的甬钟，对比发现，两组器物不仅纹饰不同，而且甬钟钟体较之外侈，并加铸了可供悬挂的干，其余则一致。而这种同墓既出编铙，又出甬钟的现象，目前尚属首见。而作为殷商时期重要的青铜乐器编铙，与西周时期产生的编钟共出一墓，可说明编钟在起源上借鉴了晚商编铙的部分特征性因素。

三件编铙整体来看保存完好，前两件甬部残损，但并不影响发音。三件编铙为三声音列结构。编铙前两件构成了纯四度音程，而后两件则是增四度音程。我们知道晚商的编铙大多采用三音列，且邻音音程主要是大小三度，其次是纯四度、纯五度，大二度最少。该套编铙出现了增四度音程，显然是不正确的。通过耳测，结果为C-E-C，即构成二声宫调式音列结构或为二声羽调式。这种二声音列在晚商时期也是较为常见的，如1974年殷墟西区出土的74AGM699即是。

钲

大河口M1钲

晋侯墓地编钟

M1出土有两件铜钲，在此之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钲应是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墓M1052出土的钲。钲的年代上限为西周晚期，下限不晚于西汉早期，如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G86钲。M1这两件钲的柄部均无旋、干，仅在柄部正中有一穿孔，便于悬挂击奏。钲在古代是一种军乐器，多出土于大型墓葬，往往与兵器、车马器等一并随葬。它的随葬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墓主人在军事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但需要指出的是，考古资料表明钲常与一些军乐器构成组合，如錞于、鼓、编钟等，多为自由搭配。这两件钲，在铸造时存在一定缺陷，使得钟体略有残损，因此已经无法敲击出完美乐音，故无法判断它们是否为旋律乐器，或仅仅是一种可以发声的军器。

总体来看，大河口M1出土的这几套乐器，虽然为西周时期乐器，却有鲜明的晚商遗风。M1编钟的发现则从根本上肯定了甬钟起源于北方小铙这一观点。由M1出土的编铙可知，这种乐器在西周时期仍在部分地区延续使用。M1出土的乐器，为我们了解当时音乐情况、音响状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为争论已久的甬钟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结合以往的西周墓葬发掘情况来看，同一墓葬出土编钟、编铙的情况较少，而像大河口M1这样同时伴出钲的情况尚属首见。以往这些乐器在分别测音后，需要通过确定是否属于同一宫调体系，或者是否属于同一调性，来判断乐器之间是否可以合奏，以此来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用乐情况与当时、当地的乐制情况。M1出土的乐器，为封国国君享用的乐器，是一种较为精湛的打击乐器组合，这在当时的各诸侯国几乎已成为常制。如晋侯墓地和虢国墓地出土的编钟、编磬，芮国墓地出土的编钟、錞于、建鼓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河口M1出土的乐器种类较少，这或许与其小国地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