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廉文化涵养健康政治生态

罗 新 阳

清廉文化是人们关于清廉的认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清廉价值观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维度，支配人们处己、与人、为事的思想和行动。清廉文化面向整个社会，以管理者为重点，以养成清廉价值为愿景，以清廉行为规范为支撑，以“行为主体”全面参与的清廉文化活动和产品为载体，是从源头上拒腐防变的治本之策。清廉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形成清廉社会。

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清廉文化对健康的政治生态建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生态社会学理论认为清廉文化与政治生态构建是一种耦合关系。在新时代发挥富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清廉文化的引领、规范、导向和教育功能，对于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效地跨越“塔西佗陷阱”①“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见解后来成为政治社会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凝聚全社会 “同心”力量，推动良好政治生态②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一定社会的政治生态主要表现为这个社会的政治主体状态、政治关系状态、政治制度状态、政治文化状态、政治行为状态和政治发展状态，同时也表现为自然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状态，还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状态等。重构，进而形成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清廉文化和政治生态的主要意蕴

（一）清廉文化的意蕴

“清”从“水”，与“浊”、“浑”相对，涵义为“洁净、清明、清白”。“廉”从“广”，从“兼”，与“贪”、“腐”相对，涵义为：“不贪”、 “不腐”。“清”、“廉”并用，涵义为“清白廉洁”。清侧重在品德、思想上的要求，廉侧重在行为、制度上的要求；“清”侧重对公、对民责任的承担，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也是团体、社会的美德，如“风清气正”。“廉”侧重对自我的道德义务要求。从理念上看， “清廉”要求个体都具有正确的荣辱观和廉耻心；从规范上看，“清廉”要求个体都具有清白高洁、正直公道、节俭不贪、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

1.结构意蕴。清廉文化培育是一个综合体系，“结构上多层次，内容上多样化，蕴涵着丰富的主题意蕴，诸如制度、契约、规范、责任、权力、观念、活动、设施、符号等核心要素”①林尚立：《以政党为中心： 中国反腐败体系的建构及其基本框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年第3期。。清廉文化的结构意蕴可以从精神、规范和物质三个层面阐述（见图1）。从生态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清廉文化就是一个具有结构性、整体性、互动性的文化系统。它是由清廉文化“生命有机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精神层面、规范层面、物质层面，以及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总体状态构成的文化系统。在一定的时空场域内，其系统及内部次级系统与活动环境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互动交流构成一个有机体。其中内部诸要素在维护系统动态平衡中的主导作用：“在精神层面，凝聚各社会行为主体优化环境；在规范层面，通过制度、行为准则维护其动态平衡；在物质层面，通过多元表达方式推动系统可持续发展。”②张利生：《廉政文化建设要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所以，培育清廉文化，在尊重文化系统运行规律的框架内，合理、有效地发挥其“精神、规范、物质”的要素功能，并使清廉文化系统保持动态平衡，以推动系统可持续发展。

图1 清廉文化结构系统

2.要件意蕴。清廉文化以“清廉”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具有鲜明个性特质，且具有自身特征。“清廉”与“文化”的特质使其要件意蕴可以用“政治性、时代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来阐述。一是政治性。依据生态社会学的解释，清廉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清廉文化培育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以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传导清廉思想，挖掘清廉价值，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尊廉崇洁、风清气正”的正能量，探索和创新清廉养成教育方式，扩大覆盖面，使清廉理念在全社会入脑入心，构筑治理腐败的思想阵地。二是时代性。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展现着时代精神，并深刻影响所处的时代。清廉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植根于对时代清廉思想、理念的消化吸收，并且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规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反映着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是清廉文化的鲜明个性。三是广泛性。清廉文化就是要使其价值理念伸展和扩散，让其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使全社会和各行为主体形成清廉共识。四是持久性。潜移默化和持续深远的影响是清廉文化追求的目标，清廉文化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或几代人培育，为此，必须传承历史文化，批判地继承优秀文明成果。同时社会行为主体一旦形成良好行为规范，其效应就会维持长久的生命力。

（二）政治生态的意蕴

1.结构意蕴。政治生态是由“政党或组织主体的‘生命有机体’内部诸要素之间（内生态），以及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外生态）之间关系的总体状态构成的政治系统。在一定的时空场域内，政治系统及其内部次级系统与活动环境通过物质、信息的互动交流构成一个有机体。政治生态系统突出内部有机体与外在环境要素的“共享、共存”价值导向，注重彼此之间互动演化。表现为：其一，政党或组织的政策、规则及运行机制的制定和完善依赖外部环境提供的物质能量。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有机体通过对外部环境的研判，调节其构成要素，实现功能转变。其二，政党或组织输出的政策与运作方式等，在外部环境中吸纳新的元素的同时，也会相应地影响和反作用于外部环境。即“内生态”须从“外生态”中获取物质、信息、能量来维系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党或组织会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当一个旧的运作方式或传统与生态环境不适合时，新的生态会要求新的运作方式与之相适应，形成新的生态相对平衡。”①林尚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图2 政治生态系统结构

所谓政治生态系统结构（如图2）：政党或组织“有机体”通过内部整合以后所形成的领导主体通过其领导能力 （ 表现在对资源利用和开发） 依靠权力规范和自身权威的领导和引导客体（个体与其他组织）的行为， 领导客体通过对组织有机体权威的服从和对领导导向结果的评判（总体表现为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通过话语表达及行动来制约组织有机体的行为，这种互相制约的主客体的耦合就构成政治生态系统， 这一系统包括两个子系统： 内生态和外生态。

一是内生态：主要是政党或组织内部的组成结构及其制度与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或组织内生态是由领导、骨干、党员组成的生态系统。

二是外生态：政党或组织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包括政治与行政关系、党员或组织成员与民众的关系、组织与媒体的关系、政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含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①美国学者切斯特·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可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正式组织起到补充、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倘若引导不善，易对正式组织产生消极影响，妨碍正式组织功能的发挥，造成组织创新的惰性，导致组织的僵化和衰退”。等。

2.要件意蕴。生态社会学认为，生态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发挥程度。同时，生态系统的可靠性、整体性和多样性也制约着生态功能的发挥。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其系统的修复和维持的能力也就越强，抗外在因素的干扰也越强。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性基础就在于多样性，也是维系可持续性与稳定性的关键要素。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体现了抗外界干扰的作用。而适应性则是保持生态系统的必要途径。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经常遭受来自外界的随机干扰，并且生态系统对外界环境的回应一般是通过非线性关系来体现。从优化生态系统的视角审视，解决代际间的适应性是生态系统实现动态平衡的根本要求。因此，政治生态具有多样性、可靠性和适应性等特征。

二、清廉文化与政治生态建构的关系

依据生态社会学相关理论从结构和功能的视角考察：清廉文化与政治生态建构是一种耦合关系。（见图3）

图3 清廉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机理

在现代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清廉文化的形成是行动主体（内生态）整合的产物。各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博弈最终将会产生两种情形： 一是最终形成主体共同认定的“非正式”的社会权力运行规则，而此种“非正式”的规则是建立在社会与个体基础上所积累的公共理念。二是创建了规范民众展开社会活动的正式规范或制度，其规范制度内化了对公共权力监管的精神资源，引领清廉文化可持续发展。清廉文化对政治生态建构作用体现如下：一方面，清廉文化教化、规范等功能通过内化积淀，进而形成支配或引领政治生态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另一方面，清廉文化功能还可以通过自身具体的行动，直接影响政治生态建构。从功能层面来看，清廉文化是政治生态的支撑，清廉文化推动民众的政治认同。从价值层面来看，清廉文化为政治生态建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理论支撑及生存发展的空间。具体体现在：

（一）导向和引领功能

清廉文化是社会主流清廉价值观载体，而主流价值观具有导向和引领的功能，这是推动良好政治生态建构的内在动力。清廉文化培育，就是通过主流价值观形成正能量，来影响和改变非主流价值观，最终形成具有导向性的行为规范。其一，成为社会公众的精神坐标，引导社会大众崇尚清廉精神、清廉理念和清廉人物。其二，是对执政者和民众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既具有本土性又具有普适性。通过培育这种清廉文化来引领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塑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二）遏制与压缩功能

与清廉思想文化相对应的是腐败思想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对矛盾，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力量对比来看彼消此长。因此，弘扬清廉思想就必须消除腐败思想文化。也就是常说的“文化反腐”是反腐败治本之策。清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其态度和表达方式应该是旗帜鲜明的。创建清廉文化，（内生态）在政治生态重建中推动行为主体（管理者）在清廉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警示和矫正，对各种腐败行为进行斗争和批判，（外生态）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的双重打压，有效挤压和消解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使腐败行为无栖身之地。

（三）塑造与养成功能

清廉文化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清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是文化的基本职能，因此廉政文化培育，就是要通过文化活动，使社会行动主体在享受文化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感染，最终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清廉文化与法律、法规相结合，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统一，从内外两个方面对社会行动主体施加影响。

（四）整合与凝聚作用

区域清廉文化品牌是区域最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清廉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教化效应，可以对分散的碎片化的清廉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和升级。在统一的品牌下汇聚的清廉资源可以发挥整体优势，活动更容易推广、社会行动主体更容易接受，教育效果更是事半功倍。

三、以清廉文化涵养健康政治生态的实现路径

清廉文化与政治生态建构的整合互动中，其重点要解决 “四度问题”： 程度、深度、广度和效度问题。“要以立体创新思维，以集体行动营造清廉文化创建氛围，为推动政治新生态重建奠定思想基础。”①包心鉴：《清廉文化：从伦理到制度》，《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

（一）多样性层面

生态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取决其内部结构、整体性及其多样性，而构成有机体的诸要素之间是有机整合在一起，内部诸要素组成了固定的框架结构形成了整体生态系统的最佳状况，在这种整体最佳状况条件下，维系着生态系统健康、最佳状态。生态系统遭受周边环境威逼假如大于系统维持稳定状态的程度或吸收干扰的能力，将会导致生态系统产生质变。所以生态系统强大的抵抗力归根于生物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

托马斯·雅诺斯把各种行动主体划分为几大类别，他认为“现代社会结构包含国家领域、公众领域、市场领域与私人领域四个部分，它们彼此之间能够展开公开的、有活力的对话”②[美]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 自由政体、传统政体和社会民主政体下的权利与义务框架》，柯雄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在政治外生态体系中，政党组织、民意机构、行政部门、民间团体、新闻媒介、社会公众等行为主体，皆为公共权力运行的决策者、执行者、参与者。基于此，当代清廉文化可持续发展，第一个要件就是行为主体力求实现从“一元主导”到“有组织、有领导、有参与的多中心合作”的转型。而清廉文化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协同机制。一要构建清廉文化工作的领导机制，建立党委领导、部门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机制，并纳入政党、政府机构的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二要实施清廉文化目标管理，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把清廉文化建设纳入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目标考核，把“软任务”变成“硬指标”；三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各方支持为辅的清廉文化建设经费保障机制。

（二）可靠性层面

生态社会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的可靠性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生态系统能够保持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状况”， “政治资源构成是处在竞争与调和中推动政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如果政治体系要始终充满活力或维持长远稳定，必须适时进行自我调适”①方开淇：《获得非权力性权威：基层党组织的新课题》，《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5期。。因此，政治生态的可靠性状况维持，从根本上，是通过组织自身建设来实现的。

制度作为社会文化要件，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等意识形式一道，引导和规范着行动主体的行为。按照诺斯的定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个人行为”， “根源于制度维度是“最稳定的、最清晰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②[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88页。因而，聚焦于清廉文化培育而言，应从两方面突破。一是用于对公权实施道德调控的行为准则需进一步制度化，由隐性理念转变为显性规程，提升腐败的成本。二是进一步革新法定公权行使的程序和内容，借助具有“现代性的智力资源”，形成引导、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的制度文化。处在政治外生态领域内的行动主体所开展的个体政治行为及团队互动中，必须严格遵守清廉制度，避免和减少政治风险。所以，从根本上构筑拒腐防变的有效举措在于制度支撑，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各类行动主体来推进清廉行政文化、清廉参与文化和清廉监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形成良好政治生态。

制度建设的关键点是构建效能评估机制。学界和政界对清廉文化的效能评价主要聚焦于评估公权的清廉度与腐败度。梳理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显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透明国际的年度“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著名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的“阴暗指数”也有一定的知名度等。研究成果引用率最多的是透明国际的年度“清廉指数”③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自1995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次，被投资者、援助机构、分析师和学者广为引用，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指数由十个左右不同领域和机构的调查结果加权平均而来，以获得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总体腐败水平的感知和排名。。国内对清廉文化测评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清廉评价体系主要以各级党委政府牵头，研究机构参与的政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较早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市与中国人民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 “北京廉政建设社会评价指数”④指标体系，分别从政治结构指标、公职人员素质指标、官民关系指标和社会环境指标四个方面对一个地区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得出其“廉政综合指数”。。学界的研究成果则以何增科等的研究成果较为著名⑤何增科从主观印象、亲身经历和客观评价三个方面，构建了区域清廉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行业清廉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主张通过综合运用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实现对不同地区和行业清廉程度的全面测量。。

清廉文化效能的评估机制包括：一是看是否遏制了腐败意识和腐败文化的蔓延，即大众对于腐败的危害认知度、对反腐败工作的支持度是否提升。二是看是否促进了工作的落实，即是否增强了各行动主体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三是看是否形成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崇尚清廉、反对腐败的良好社会风尚。四是看是否提高了行动主体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是否转变了管理者和民众的工作作风等。只有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清廉文化的培育才能有序开展，清廉文化的效能才能突出及彰显，清廉文化培育才能得以持续推向深入。

（三） 适应性层面

生态学原理指出：资源节约、集约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政党及组织在发挥其领导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的过程中，开发和拓展资源，必须重视多样性，提高资源利用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政党或组织同外界环境的生态变迁中，各社会诸次体系及其要素应确立相应固定的“生态位”，并在各自特定位置发挥其应有功能。当相关主体或角色“各就其位”，则处于一种良性生态。反之，当相关主体或角色出现错位、越位、缺位，就会引起职能位移、生态失衡，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和谐状态失衡，引发整个社会发展停滞或受阻。这就是系统的边界理论。①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认为，“系统是开放的，但系统又是有边界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等系统对所有人开放，各有独特功能和运作规则，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赖。但一个系统内的运行规则不能随便侵入另一个系统，教育、权力、金钱、法律知识都不能成为社会中可以在任何领域交换的‘硬通货’。在此意义上，所谓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就是指经济和社会领域建构各自的运作规则体系，互相独立但又相互依赖。”

通过清廉文化传承创新对行动主体施加影响，推动行动主体适应政治新生态。各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有特定的区域意识、心理性格、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契约、习俗、礼仪等行为方式作为清廉文化的主题意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政治生态构建中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一些社会行为主体以契约的形式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在契约的约束下，成为党组织、政府机构难以影响或“治理失灵”领域开辟的另一条独特渠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社会行动主体作为政治事务参与的受益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契约的模式实现公共事务治理的帕累托最优”②[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第155页。。另一方面，清廉文化的主题意蕴还涵盖习俗、礼仪和道德等③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 页。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引领、导向、规范作用。习俗、礼仪和道德等行为规范属于社会历史沉淀生成的行为准则，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需要共享这些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行为准则，并且约束和引导人们行事方式，所以，从一定意义来说，习俗、礼仪和道德等非正式行为准则是一种传统权威，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素。培育清廉文化，推动政治生态重建需重视发挥习俗等行为准则的功能。所以，清廉文化培育必须立足本地厚实的文化积淀，依托丰富的文化底蕴，在民间文化沿袭传承中融入新时代的廉政内涵加以创新，在创新中提炼精品加以推广。一是融合人文理念。在清廉文化中，要将城市、乡村公共精神融入其中，彰显地域特色。二是挖掘历史题材。进一步发掘本地的历代廉吏和清廉故事，加以总结提炼，融入清廉文化，纳入文学艺术创作，通过编写廉政读物、编排廉政文艺节目、建设清廉教育基地等形式，努力创作一批新的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清廉文化精品。三是将民俗文化中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融入清廉元素，打造富有地方特色清廉文化产品。四是做好名人故居宗祠的文章，把遍布各地的传统祠堂建设成新时期的文化礼堂，提炼及融入廉政内容，瞻仰纪念先贤、开展清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