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宏寿：38年战后寻“亲”路

◎文/本刊记者 王砾尧

“如果我牺牲了，请你到我家，去看看父母和家人。”这是汤宏寿和几位战友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场上约定的生死承诺。38年后，汤宏寿从一个壮小伙，已成花发老人。从5人到十几人再到几十人，当年战友的家属都被他一一寻访找到。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他能做的很有限，然而带动的战友，带给烈士家属的温暖，以及带给社会的力量，会让我们在敬畏烈士的过程中，一直被铭记。

——题记

“如果我牺牲了，请你到我家，去看看父母和家人。”这是汤宏寿和几位战友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场上约定的生死承诺。20岁出头时说的一句话，谁也没想到后来影响了很多人的一生。38年过去，汤宏寿从一个壮小伙，已成花发老人，而这句承诺，承载的使命却越来越重。

寻找烈士家属的范围从最初约定的几个泰兴同乡，扩大到同省，再扩大到跨省；从5人到十几人再到几十人，都被他一一寻访找到，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炮火年代许下诺言

“如果我不在了，你们去我家，也就等于把我带到了家里。”

1976年，江苏省泰兴市张桥镇汤庄村的汤宏寿参军入伍，成为南京军区守备28团的一名战士。1978年12月，部队调防到广西边境后不久，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1979年2月，21岁的汤宏寿和一些泰兴战友便远赴广西，走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场。

2017年10月17日汤宏寿看望蔡先甫烈士的母亲

“当时我们临战训练了23天，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晨练10公里，然后上山挖战壕。战争从2月17号一直持续到3月16日。”汤宏寿说，第一天战斗，他们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个胜仗。

“战争远比想象的残酷。”汤宏寿回忆，上战场不久，他就经历了一次险情，子弹擦着额头飞了过去。直到现在，他的额头上还留有疤痕。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意外随时都会发生。在第二仗“高巴岭战役”之前，汤宏寿所在连队的几名泰兴籍战友聚在一起，彼此许下承诺：如果有战友牺牲，活着的人一定要代替看望其父母家人。在进入战场前，战友们都写了遗书、家信，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当时和战友一起写下遗书时，我们相互说着，如果我不在了，你们去我家，也就等于把我带到了家里。”多年后回忆起信中的内容，汤宏寿还是很容易就哽咽起来。

“高巴岭战役”打得十分艰难。汤宏寿所在连队的180名战士伤亡了45人，整场战役中，江苏籍牺牲的烈士有52名，泰兴籍有5名。战争结束后，汤宏寿的寻找烈士亲人的旅程也随之拉开了序幕。

烈士墓地下定决心

“他坚持做这件事，其实还是为了心中念念不忘的那句话。”

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汤宏寿回到了南京上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工作。1987年，他从部队转业到泰兴市粮食系统工作。一直以来萦绕在他心头的生死诺言，终于有机会兑现了。转业到老家后，他开始四处打听牺牲战友的相关信息。不过，由于当年战斗时间紧迫，很多战友没有来得及留下太多信息。通讯不发达，再加上很多原来拿到的信息都不太准确，例如籍贯和所在地填写的差异、地址地名的变更等等，给汤宏寿的寻找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多年来，汤宏寿一直揣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牺牲战友的相关信息，粘贴着他们的照片。他奔波了许多地方，每当获知一点有用的信息，就记录下来。

2009年，汤宏寿前往广西扫墓，那是5名泰兴籍烈士的安葬地。“那次去广西，遇到当地一位电视台的领导，在听到我要找烈士家人的决定和计划后，他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看我就一个人做这件事，对我的能力和能否承担起费用都很是怀疑。”汤宏寿说。

“扫墓时，在烈士们的墓地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兑现承诺！”那次扫墓汤宏寿遇到了几位老战友，到2013年，他建起了一个战友的微信群，发动更多人共同来寻“亲”。之后，战友们经常把各自了解到的信息在群里交流。汤宏寿和战友一起，根据回忆和当年有限的记录，一家一家寻访。

开始是去墓地，在墓碑上记下烈士们的名字和其他信息。拍了很多墓碑的图片。“牺牲战友的信息都在我拍的这些墓碑照片上。现在手机存的图片太多，比较卡，128G的都不够用了。”汤宏寿笑着说。

问到家里人怎么看待此事，汤宏寿坦陈，一开始，妻子并不是特别赞成这个事情。“两个人收入都不高，下岗以后，我们夫妻俩就开了个粮油铺子，一开就是10年，每天起早贪黑。现在看到‘粮油’两个字我都有些害怕。”汤宏寿说。

直到现在，汤宏寿的手头也并不宽裕。一个月4000多元的收入，有时也难免捉襟见肘。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有几次出去都要算算账，去多远，去几天。还得把一些意外情况算到里面，比如原本打算去3次，结果去了5次才找到人，这些意外的费用也要考虑到。”曾经他也想申请一些资助，“当时申请书都写好了，但一直没交上去，就是觉得最好不要给政府增加负担。”

已经当幼师的女儿汤敏也会不时支持爸爸的行动，或者资助爸爸买车，或者给爸爸出远门时买机票。“这些年，他坚持做这件事，其实还是为了心中念念不忘的那句话。我当时小，也不太能理解，这么多年下来，才慢慢能体会他们战友之间那种共患难的情感。他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到处跑我们也担心，但是又看到他因为坚持做这件事，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妈妈和我也就支持他去实现自己的诺言了。”

“我外孙都5岁了。前阵子他都给我提意见，说外公几个月都不去看他。”说到这里，汤宏寿叹了一口气，“没办法。找烈士家属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做完。烈士墓碑上的资料很简单，但这些人在当初走上战场进行战斗的时候，可能家人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甚至怎么牺牲的都不知道。我有这个责任告诉他们，记录下来！”

探寻下落带出牵挂

“看到你就看到了我的儿子，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却没有回来。”

为了更方便找人，2015年，当时已经57岁的汤宏寿花12万买了一辆上海大众汽车，自己开车到处跑。

今年1月30日，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汤宏寿在南京市浦口社区高庙社区看望滕衍树烈士的老妈妈。“老人家今年88岁，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有三个儿子，今天小儿子在她身边照顾。”汤宏寿告诉记者，从去年3月起就在找这位老人，直到最近才找到。

在汤宏寿探访过的烈士父母中，年纪最小的82岁，最大的已经有100岁。

“生活怎么样？优抚情况好不好？跟谁一起生活？子女对你好不好？”汤宏寿说，每次去老人家里，也就是带着礼品和不多的慰问金看看他们，拉拉家常。

最近特别让汤宏寿挂念的是在安徽的一位烈士的老父亲。“90多岁了，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四个儿子都去世了，虽然有政府的救助，但是没人照顾，也不知怎么办，唉。”看望这样一位老人，汤宏寿需要自己开车6个小时，奔波500多公里路程。“我现在都是晚上开车多一些，刚好到那边是白天，不然如果白天出发，到了天黑了，就不太方便了。”

2016年夏天，汤宏寿联系上了安徽籍烈士汪华金的家属。汪华金老家在大别山山区，那天又刚巧下大雨，山区泥泞难走，汤宏寿和战友李海燕、张永标、李建国租下了一辆面包车，早上六点出发，一直到下午4点才到达。当他们赶到其老家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低矮的茅草房几乎不能住人，汪华金的父母早已去世，唯一的哥哥也因重病过世不久，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嫂子，侄子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回来。“他家里情况很不好，一起去的战友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哭的不行。”汤宏寿说。那天，大家带去了很多慰问品，临别前，留下了2000多元的慰问金，刚走出山区后不久，和汪华金曾在一个班的张永标又返回到小屋里，再次留下500元才离开。返程路上，一车人眼眶都红红的。

2017年11月，汤宏寿去江苏泗阳看望一位老妈妈，这是汤宏寿找到的最后一位江苏籍烈士单玉国的母亲。单玉国牺牲时年仅21岁，看到儿子曾经的战友前来，老母亲激动万分，从家中找出了儿子的立功证书以及从部队寄回的最后一封信，也正是单玉国留下的遗书。汤宏寿说，自己看一次这封信，眼泪就掉下来一次。

遗书里这样写道：父母把儿从小养大培养成人，但儿没有报达父母的恩情就和敬爱的父母分别了，最后还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这是儿死前最难受的一件事，敬爱的父母你们的恩情儿死也不会忘掉的！虽然你的大儿子牺牲了，但父母还有玉华，玉珍，玉兵三个子女，我相信三个弟妹今后会以实际行动代表他牺牲的哥哥向父母表达内心的敬孝！敬爱的父母儿没有时间和你们在谈下去了，请原谅。

单玉国的母亲说：“看到你就看到了我的儿子，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却没有回来。”说罢，老人和汤宏寿抱头痛哭。

值此，汤宏寿要找的52名江苏籍烈士家人，全部找到。

然而，不是所有的相逢都其乐融融。除了找人的不易，更难的是即使找到了，家人也未必愿意见汤宏寿。不得不承认，汤宏寿的出现，会带起父母家人的伤心事。

“烈士的家人看到我，有些触景生情，总会忍不住哭。”汤宏寿说，寻访烈士家属时，他的心情很矛盾，没找着时是焦急，辗转找到后，想立刻去探望，但有些家属一开始会选择避而不见，他也害怕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好在他没有放弃。

2017年10月17日汤宏寿看望蔡先甫烈士老妈妈

早在2013年，他就找到了烈士严福生母亲的下落，但是这位老人一开始说什么都不肯见他。

“我能理解，其实见面是比较悲伤的事情，老人家肯定不愿意经历。”汤宏寿只能经常托别人给老人带去一些水果。直到2015年，严福生所在的连队战友一行4人带着1万多元的慰问金来泰兴看望严福生的母亲，找到汤宏寿帮忙联系。

“这个时候我没办法再拖下去。”当时正值老人患病住院，汤宏寿也很担心，没跟老人打招呼就跑到医院去探望。

病床上的老人看到他便问：“你是谁呀？”“老妈妈，我来看看你。我是跟你儿子打仗在一起的（战友）。”听罢，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不停地说：“要是小福能同你一起回来就好了。”到了当年的9月9日，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两天，汤宏寿又和两个战友去家里探望了老人。汤宏寿握着老人颤抖的手，说：“妈，我以后就是您的儿子了。”

就在记者采访时，汤宏寿听说严福生的妈妈又住院20多天，让汤宏寿很是挂念。“他们家里人都不告诉我，说我知道了又要花钱买东西去看老人。”从他嗔怪的语气里不难体会到，他已经和严福生的家人非常熟络。

其实严福生与汤宏寿彼此并不认识。汤宏寿说，除了和他一个连队的5个人，其他牺牲的烈士他都不认识。

有时候，探望烈士父母还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

和汤宏寿一个连队的山东乳山市烈士高远明，在1979年2月27日上午攻打高巴岭无名高地时中弹牺牲。2017年，汤宏寿去探望高远明的父母时，就不得不“曲线救国”。去之前，高远明的兄弟提醒汤宏寿，不能告诉父母自己和高远明是一个连队的，要说是朋友，不然老人想到牺牲的儿子会伤心。

“但我下一次去探望他们，就可以说出实情了。因为第一次熟悉了，他们会更容易接受和适应一些。”面对这种局面，如今的汤宏寿也有了经验。“现在凡是父母亲还在世的烈士家里，第一次去都不能讲我是他们儿子的战友，怕老人突然受刺激。”

老人们的心事也是比较复杂的。“严福生的母亲开始不愿意见我，可是后来去了她家里后，老人还是很高兴。”

去年重阳节，汤宏寿带着泰兴顾仁富、蔡先甫和严福生三位烈士的母亲，到泰兴公园游玩。不知三位老人坐在一起时，彼此都说了些什么，也可能什么都不说。人生苦短，岁月流长，在相聚的日子，能多一丝热闹、温暖和安慰，对汤宏寿来说，也许就够了。

寻“亲”队伍不断壮大

“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底，不做完我是不会放手的”

在找到5名泰兴籍战友的时候，汤宏寿确实是松了一口气。“当时觉得完成了这份承诺，心里终于踏实了。”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来自山东、安徽、江西等外省的战友纷纷找到汤宏寿，希望他能记录下更多的烈士故事。他也都答应了下来。“我是个军人，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底，不做完我是不会放手的。”就这样，汤宏寿的寻“亲”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老汤找烈士家属的日月渐长，支持他，并和他一起寻找烈士家属的老兵们也越来越多。“现在我身后有1000多个战友，有好几个微信群呢，江苏战友群有100多个人，还有英烈传微信群，华东烈士基金会微信群等等，有些人年纪大了不会操作手机，就让他们的儿女进群帮忙。没有儿女就让他们的侄子外甥来负责，实在不行，他们的亲戚也可以。”汤宏寿把要找的烈士信息发到群里，大家共同进行信息的提供和核对，找人工作顺利了许多。

在汤宏寿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老兵们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现在我到很多地方去，都是当地的战友主动带路，他们把路上的食宿行都安排好，尽量减轻我的负担，让我很感动。”

和汤宏寿一起转业到上海工作的黄德满就是其中一位。2017年5月，黄德满和汤宏寿见面的时候带了一沓钱。“老汤你比较辛苦，我也没有多的（钱），你先拿这些钱去用吧。”黄德满掏出两万元支持汤宏寿办这件事，还三次陪同他到家乡兴化市寻找烈士家属。

1982年入伍的李时卫也是受汤宏寿感动加入寻找烈士家属队伍的老兵之一。他与汤宏寿算是在南京军区同一个连不同界别的师兄弟，在2015年一次聚会上认识。“在那之前，我在微信战友群里就听说了他的事迹。”

2017年10月，汤宏寿将自己在清明节时烈士林园亲属扫墓登记簿上找来的电话给了李时卫，拜托他帮忙寻找给翁来全扫墓的亲人。李时卫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找到了翁来全的胞弟后，对方却秉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拒绝见面。“开始他们怀疑我们是诈骗或者有什么别的企图，不相信我们。我就跟翁来全的家人说，汤宏寿是翁来全的战友，只有他才能告诉他们翁来全当时在战场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一个月后，在李时卫的牵线下，终于促成了汤宏寿与翁来全家人的见面。

那天，翁来全的亲属都来了。李时卫回忆道，开始亲属们还有一定的戒备心理，等汤宏寿讲出了很多与事实相吻合的信息后，他们才慢慢放下心来，最后大家谈得非常融洽。后来还一起去翁来全父母的故居留了合影。

“解放军通过在战争中锤打锻炼，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常人不能够理解的血浓于水的情感。如果不身临其境，可能很难体会。其中透出兑现诺言、对人守信的精神，恰恰是当今社会需要的。”李时卫说，在这个过程中，汤宏寿受了不少委屈，例如烈士亲人避而不见，吃闭门羹等等，但他坚持通过不断的探访，让烈士的父母、亲属能够得到一丝温暖，这就是不平凡。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我不代表任何部门或者组织，我就代表我自己，完成自己当时的承诺，来看看烈士们的家人。”

“英烈传”记录生平

“我牺牲了，是不是有战友把我的事迹写出来？”

简单，也不简单。除了探望拜访，收集烈士资料成为这些年汤宏寿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开始也只是想看看他们，了解下情况就行了。后来看的越多，就越想把这些人的生平都记下来。因此到每位烈士家里，都要通过拍照或复印收集有关的烈士证书、奖章证书、立功授奖证书、本人照片、亲笔信、遗书等资料。”

在汤宏寿家里的书桌上，摞着厚厚十几本笔记本和稿纸，有些笔记本和稿纸的页面已经泛黄，上面有增加和删减的内容。在其中一页稿纸上清楚地记录下了烈士的生平：“蔡先甫烈士，高中文化，1974年12月入伍，他刻苦学习知识和技能，两年后就当上班长并入党。1979年初，上级要求从南京军区抽调一批战斗骨干，支援广西、云南前线作战，他写血书请战。到前线后，他组织全班进行临战训练。1979年2月17日，他参加作战……在撤退途中帮战友背枪，在渡河过程中牺牲……”

汤宏寿说，现在，他还在一边寻找烈士家属，一边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入伍信息、战斗过程、家庭人员情况等信息，帮每一个人整理出一份生平资料，最后写成一本英雄烈士传记，记述下牺牲战友的故事。目前汤宏寿已经整理了约70多位烈士的生平故事，有七万余字。

广州战友张雪梅也正在搜集整理有关烈士的资料，汤宏寿与他一起合作，对相互整理的资料进行补充核实。“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有了战友的帮忙，一定会事半功倍。”汤宏寿说。

收集资料的过程细碎而又艰辛。“在给每位烈士作传的时候，需要知道对方的基本信息，为此我们去了烈士所在地的民政部门，但是一些政府部门看我是个人身份，不太信任，所以我在查找烈士信息时被拒绝了很多次。”

2017年春节前，汤宏寿看望严福生烈士的母亲

“我是个军人，既然为他们写传记，就要对他们负责，烈士的所在部队、后来的作战部队、牺牲时间、牺牲场地这四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整理材料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觉起夜醒来，忽然想起了一些细节，就要赶紧写进去，我怕过一会儿就忘记了。”将记忆如视珍宝的他，也有些无奈：“每次去探望，我最多探望4家人，就得赶紧回来，因为如果探望太多人，我怕记不全他们的资料。”

汤宏寿知道，自己是战场上的幸存者。“他们牺牲了，我没有牺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代我牺牲了。我比他们多活了38年。活着的人不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将来我到了‘那边’，我怎么跟他们对话呢？”前不久以对越自卫还击战为背景的电影《芳华》中，有一句话让老汤记忆很深：“我牺牲了，是不是有战友把我的事迹写出来以后让大家知道我的战斗故事？”

钱存祥烈士老爸爸今年100岁，左边是他女儿钱册珍 （本文图片由江苏省泰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我能做的，就是用劲去写。”汤宏寿说，为了边疆人民生活的安宁和国家的安定，战士们付出了生命，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快马加鞭达成使命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找一个算一个”

年轻的生命在听到祖国的一声号召之后立刻赶赴前线，烈士和烈士背后的家人，都不该被遗忘。这也许也是汤宏寿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找一个算一个。再过几年，我想做，可能身体都不允许了。”最近，汤宏寿给自己又立下了新的目标：至少找到80个以上烈士家属，写下他们的生平，最好能找到100个。安徽18位烈士和山东的6位烈士的传记已经写完，浙江还有12个没写，江西还有4位……

汤宏寿告诉记者，他要每年去探望这些烈士的父母，直至他们去世。“腊月20号以前，还有几位老人没看望，我得抓紧了。”能感觉到，汤宏寿每天的日子都掐的很紧。这种紧迫背后，除了汤宏寿和自己赛跑，似乎也是和老人的生命在赛跑。

“之前跟烈士胡三宝的母亲约好等她90岁的时候再去祝寿，结果没想到，前两天突然就去世了，我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说着，汤宏寿眼泪夺眶而出。当他得知噩耗后，立刻赶赴胡家，结果等他赶到的时候，老人刚刚火化掉。

在炮火面前都没留过泪的老军人，在谈及一位素不相识的烈士亲属却泣不成声。他还回忆到类似的情况，自己2016年10月份看望烈士陈强的家属，见面一周后，老人就去世了。

心中的遗憾与伤感，不过是想让老人在世的时候，心中多一丝温暖和安慰。这种遗憾和伤感也变成了让他更加快马加鞭，完成使命的动力。

“今年的任务还比较重，要记录下江西、浙江烈士的事迹，还要去广西探访烈士家属，记录下他们的生平故事。辛苦是辛苦，但只要我找到一家，我就高兴。”汤宏寿说。

能够想见，汤宏寿的2018，注定又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年份。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他能做的很有限，然而带动的战友，带给烈士家属的温暖，以及带给社会关于信任和承诺的力量，会让我们在敬畏烈士的事迹中，一直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