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南段查萨达佛教遗址的发掘
——以1902年的发掘为中心*

邹 飞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查萨达遗址（Charsada），位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awar,Pakistan）附近，地处斯瓦特河（Swat river）和喀布尔河（Kabul river）交汇处，是古代贵霜王朝前都城布色羯逻伐底（Puskalavati）旧址。1902年，在印度考古局局长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Hubert Marshall,1876—1958年）和简·沃格尔博士（Dr.Jean Philippe Vogel,1871—1958年）的主持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发掘活动，发掘了大量的佛教寺院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犍陀罗式雕塑。

一、查萨达的历史沿革

查萨达，位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南26公里处，其字面意思为“四条路”，当地曾有8座小镇，因此又被称为“八镇之城”（Eight Towns），也称为“莲花之城”（City of Lotuses）[1]1。该城与塔克西拉（Taxila）、白沙瓦、斯瓦特等地构成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中心地带。传说中该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摩衍那（Rāmāyana）时期，当时罗摩征服了印度河两岸建立了干闼婆国（Gandhana-desa），在其统治疆域内建立了两座以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命名的城市，其中塔克沙西拉（Taksāsilā）之名来自于塔克沙（Taksa），布色羯逻伐底的名字来源于布色卡拉（Puskala）[2]141。

历史文献首次提到该城是在公元前5世纪，其隶属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eaminis）。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兼并了白沙瓦、塔克西拉等地，使其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新省份。公元前350年，该城归属孔雀王朝管辖。在阿育王统治时期确立佛教为国教，遂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佛塔、寺院和雕刻造像，该城亦是如此。公元99年左右，贵霜王朝吞并了这一地区。127年，迦腻色伽将都城迁至布路沙布罗（Puruspura，古译弗楼沙，今白沙瓦）。公元4世纪中叶，波斯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二世（Shāpur II）入侵这一区域。4世纪后半叶，该城遭受贵霜寄多罗的入侵，其后又遭受厌哒人的入侵并最终毁于一炬。

公元400年左右，中国东晋法显对这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从此东下五日行，到犍陀卫国。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佛塔，金银校饰。此国人多小乘学[3]。

据考证，法显记载的犍陀卫国在今斯瓦特河、喀布尔河流域，都城是布色羯逻伐底，所载佛塔即“舍眼塔”（Eye-gift Stupa）。

公元6世纪初，宋云造访该地记载：

复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穰，城郭端直……复西行一日，至如来挑眼施人处。亦有塔寺[4]。

宋云记载中的佛沙伏城，据考证是今白沙瓦，其西侧即布色羯逻伐底，今查萨达是也。

公元7世纪，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行至该城，记载：

迦腻色伽王伽蓝东北行五十余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逻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闾阎洞连。城西门外有一天祠，天像威严，灵异相继[5]250-251。

玄奘记载的布色羯逻伐底城外有“胜地千生舍眼”，其东侧是“梵释窣堵波”，再西北有两座窣堵波，其中“舍眼”塔与东晋高僧法显的记载一致。此后多个世纪，并无任何关于查萨达城市历史资料的记载。

直至进入19世纪以后，南亚次大陆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欧洲探险家、学者相继进入该地，对印度文明进行调查和发掘。1826年，考特将军（General Court）造访该地，首次注意到查萨达和巴拉·希萨尔（Bala Hisar）封土堆。1863年，时任北印度考古部总监的亚历山大·坎宁汉将军（General 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年）对该城展开调查。坎宁汉将军以中国唐朝高僧玄奘的西行所见为蓝本，按图索骥，对古印度历史上曾存在的多处遗址进行考察和辨别，首次将查萨达遗址认定为古代贵霜王朝的都城布色羯逻伐底[1]1。同时，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ücher，1865—1952年）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该城即古代布色羯逻伐底旧址，并对玄奘记载中的舍眼窣堵波进行调查[2]107。1882年，马丁中尉（Lieutenant Martin）代表旁遮普政府，以他下属孟加拉公司的工兵和矿工对巴拉·希萨尔、米尔·阿修罗（Mir Ziyarat）封土堆展开发掘，但整个发掘工作仅持续了12天就宣告结束，只出土一尊雕塑（基座）。随后，印度考古部的员工H·加里克（H·B·W·Garrick）对巴拉·希萨尔封土堆展开发掘，将该遗址中出土的木材用于建筑材料。此后多年，坎宁汉将军及H·加里克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主要集中在巴拉·希萨尔和沙尔—伊—纳普森（Shahr-i-Napursan）墓葬群周围。

1902年2月23日—4月25日，重组后的印度考古局在约翰·马歇尔和沃格尔博士的主持下，对位于边境区的查萨达遗址展开发掘，这是重组后的印度考古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活动，发掘了大量的佛教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犍陀罗式佛教雕塑以及其它型式多样的文物。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宣告独立，原英属印度考古局因而分解。虽然印度政府在该年度对巴拉·希萨尔封土堆展开一次较为系统的发掘，但由于一些原因不得不停止。1958年，巴基斯坦政府组织考古人员再次对该遗址展开发掘，主要集中在巴拉·希萨尔封土堆东北600码的沙伊汗（Shaikhan）封土堆，将其地层划分为51层，其中第14层为犍陀罗时期遗存[1]16。

二、1902年的发掘概况

1902年英属印度考古局重组，成立了以约翰·马歇尔为局长，下辖6个大区的考古分区（北方区、西方区、东方区、东方区、边境区和缅甸区），制定了考古局的三项主要职责：保护、发掘和碑铭研究[6]。同时在总计花费3 000卢比（200英镑）的基础上[2]141，对查萨达遗址区域内的巴拉·希萨尔、米尔·阿修罗、帕拉图·德里（Pālatū Dheri）和尕兹·德里（Ghas Dheri）等封土堆展开发掘。

（一）巴拉·希萨尔封土堆

该封土堆呈粗糙的梨子形，南北长约250码、东西宽约220码，其北边是一处古代水井。该地先后被帕坦人和锡克人占据，早年间马丁中尉曾对其进行发掘。1902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封土堆的北边和西边，发现了部分残存的墙体，未经灼烧砖塔的侧翼，部分碎石和邻近的许多小型佛教寺院。其中，寺院的地面用卵石铺砌，水池用砖块建造并涂饰灰泥，表面则用红色泥土粉饰。在该封土堆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主要有陶器、钱币和金属器等。

其中，钱币包括14枚印度—斯基泰时期（Indo-Scythic）的铜币、7尊雕塑、铁制工具、珠子以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和实用工具，包括陶制纺锤锭盘、各种形状的砝码、戒指、穿孔的大理石和蓝色玻璃的碎片等。其中一块雕塑是有翼狮子的头部碎片，高9厘米，暗红色石头雕刻，用交叉影线（cross hatchings）的方式表示浓密的头发和两翼的特征，这是犍陀罗雕塑中常见的形式[2]152；另一件是用金属浇铸的陶器（图1），上面雕刻一位女性或男性骑在天鹅上，其左臂上扬，鸟嘴上叼啄花环，双翼和双腿处有一带状装饰物，脖子下方是一个心形的象形，应是一串珠宝，马歇尔认为它属于阿波罗类型（Apollo）后期。

（二）米尔·阿修罗封土堆

关于该封土堆的命名据说有两种来源。一种说法认为其名字来自沙尔—伊—纳普森墓葬群，被认为是著名的舍眼窣堵波旧址，中国高僧法显、玄奘曾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伽蓝侧有窣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所建也，雕木文石，颇异人工。是释迦佛昔为国王，修菩萨行，从众生欲，惠施不倦，丧身若遗，于此国土千生为王，即斯胜地千生舍眼[5]252-253。

这段引自玄奘的记载指出该地昔年佛教兴盛，尤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曾在此处修建舍眼窣堵波。第二种说法则认为米尔·阿修罗的名字来源于当地的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2]154。

图1 金属浇筑的陶器①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Fig.8,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154.

此外，在该封土堆周边发现了4处不同性质的居址，2处佛教遗址和2处伊斯兰教遗址，发现其最初的墙体用烧制完好的砖块修筑，后期则用菱形图案的石头修筑。这种前期和后期采用不同材料的建造方式，与塔克西拉的斯尔卡普（Sirkap）城址的建设较为相似，其时间应为贵霜王朝时期[7]。另外在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伽色尼（Ghaznavid）、阿泽斯（Azes）、阎膏珍和迦腻色伽时期的钱币，一件损坏的象征那迦（Nāga）的陶器，一个直径2.5厘米的圆盘石灰砝码以及各式各样的珠子等文物，也可以间接确定该遗址的年代。

（三）帕拉图·德里封土堆

该封土堆位于米尔·阿修罗封土堆的东边。1902年的发掘主要在标记为A和B的两处地点展开，其中封土堆A呈圆形、B为三角形。封土堆A虽没发现雕塑遗存，但发现了许多的居住踪迹，例如陶器、装饰品和钱币等，从发现的钱币来看应为贵霜王朝后期。另在封土堆A的西侧发现一座佛教寺院遗存，在其院子地下埋有宽约4.5或5英尺的管道，以及在方形院子的东南角发现大量经过灼烧的木头和铁器碎片。在院子外面出土了4个陶罐，从北至南排成一列，其中三个陶罐内刻有佉卢文铭文（图2）。在该年度考古报告中将其描述为：“铭文A包括10个字母，每个字母间距均为1.5英寸；铭文B长18英寸，包括22个字母，每个字母间距为1英寸；铭文C长6英寸，包括12个字母，每个字母间距为0.5英寸。铭文A和B已经释读，其中铭文B中最后4个音节代表一个词‘dānamukha’，意为‘一件优秀的礼物’，属于贵霜时期。”[2]163

图2 佉卢文铭文②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fig 15,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163.

此外，在该封土堆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雕塑，包括数量较多的菩萨头像、立像，佛立像碎片，基座和象征佛陀活动的浮雕等。其中，菩萨头像呈典型的犍陀罗风格，表现为卷发、肉髻、眉毛拱形、眼睛刻画圆润饱满、面颊轮廓分明等特征。其中在一基座上雕刻弥勒菩萨结跏趺坐于宝座上（图3），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右后方是金刚手菩萨（vajrapāni），每侧两名供养人或比丘（bhiksus），其上雕刻佉卢文铭文，包括7个字母，上部分的第一个字母被毁“？da-sa da-na-mu-ke”意为“？虔诚的礼物”[2]167，第二个字母来自著名的奉献铭文，但供养人的名字不能确定，马歇尔认为其有可能是帕提亚语（Parthian）。

图3 基座③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late XXVII,1.

另外两尊雕塑均用灰泥雕刻。第一尊是佛的头部和躯干（图4），头高15.2厘米、躯干高25.4厘米，顶上有肉髻，面相刻画庄严细腻，着袒右肩服饰，施禅定印，可能是坐姿。第二尊是头部、躯干（图5），头高11.4厘米，躯干高20.3厘米，可能是一尊立姿的菩萨像，但左肩损坏，在脖子、胸部可见装饰物。

图4 佛头部像①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late XXVI,1.

图5 头部和躯干像②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late XXVI,3.

另有，一块灰泥浮雕（图6），其上雕刻7位人物形象，其中佛陀站立中间，着长袍，其左侧是手持雷电的金刚手菩萨，身后跟随几位和尚；右侧是一坐姿和一立姿的图像。

图6 灰泥浮雕③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lateXXVII,5.

（四）尕兹·德里封土堆

该封土堆位于米尔·阿修罗封土堆的北边。1883年，怀特·金（L.White King）在该遗址发现了著名的哈斯特纳加尔（Hashtnagar）基座，其上雕刻佛陀图像和佉卢文的铭文。1902年，发掘了一座窣堵波的基座，32平方英尺，由土块和碎石混合而成，平面呈正方形。在基座处发现一个雕刻精美的骨灰盒，用片岩制造，外面镶嵌黄金，其内装有大量的骨头碎片；在基座的西北角落出土一尊菩萨立像的下半身及基座，基座上雕刻佉卢文铭文。但是铭文右上侧完全毁坏，左侧的字母长8英尺，但也有许多字母缺失或损坏，包括16个字母，每个字母间距相等，高度一致，读作“—kha(?)la vi sa e cha(?)tra（?)pa(?)sya(?)—da(?)dha(?)sa—”，马歇尔将其释读为“在最前面加入pu,就可以读作pukhala visae（梵语puskala visaye），即在普什卡拉区（puskala），下一个字可能是chatrapa（梵语ksatrapa），第三个字应是一个名字”[2]176。

在该遗址发现的大量石质佛像碎片、菩萨雕塑和基座，都是常见的犍陀罗佛教样式。在《1902—1903年度印度考古局年度报告》中给出的数量为：石质雕塑和基座共40尊，灰泥图像6尊和25枚钱币。由于原报告中对这些雕塑的描述较为简略，大多数并无图片介绍，因此只能选取部分雕塑进行介绍。其中编号6的雕塑（图7）④文中所引编号仍采用原报告中的编号方式。，是一尊佛头像（残），高20厘米，头发呈波浪形，面部毁坏严重，但仍见其清晰的轮廓。编号4（图8），是一尊灰泥佛头，高23厘米，保存较为完好，有肉髻，面部表情刻画细腻。

图7 佛头像⑤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lateXXVI,No.6.

图8 灰泥佛头①出自ASI,Annual Report 1902-03,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1904,PlateXXVI,No.4.

综上可知，1902年英属印度考古局对查萨达遗址发掘的结果是，发掘了4座封土堆，出土了大量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雕塑。另外，还有少量的陶器生活用具，主要是碗、杯、碟和花瓶等，其中花瓶多呈红色、深红灰色和浅黄色，在一些大型储物罐的器身雕刻圆圈、正方形、三角形、星星、同心圆、辐条轮的图案。

三、查萨达的历史地位

1902年，英属印度考古局对查萨达遗址的发掘，是重组后的考古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活动。发掘在新任局长约翰·马歇尔和沃格尔博士的主持下进行，马歇尔曾参加过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宫殿（Minos Palace,Crete）遗址的发掘[8]，他将最新的发掘经验和技术运用至该遗址的发掘。同时，这也是沃格尔博士的第一次发掘活动，最初他感到担心紧张，但随着发掘的进行也逐渐得心应手。沃格尔组建了3支发掘队伍，其中每支队伍由“一位警官带领30名工人组成，警官每周工资3卢比，工人2卢比”[9]，他们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在查萨达的发掘采用探沟的形式，并将整个遗址分割逐层进行发掘，这也为印度考古局此后对鹿野苑（Sarnath）、桑奇（Sanchi）和塔克西拉等遗址的发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1902年度的发掘共计发掘了4处封土堆，即巴拉·希萨尔、米尔·阿修罗、帕拉图·德里和尕兹·德里封土堆，发现了一些佛教建筑遗存，出土了大量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雕塑和基座等。其中，米尔·阿修罗封土堆对照法显、宋云和玄奘等的记载，已被确认为著名的“舍眼”窣堵波，修建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从巴拉·希萨尔封土堆出土的一个遗物匣，也可以看出其印度—希腊风格[10]，同样装饰的遗物匣在白沙瓦和阿富汗的马兰（Bimaran）遗址也有发现[11]②白沙瓦发现的遗物匣为水晶制作，其上有佉卢文题记；阿富汗出土的遗物匣用黄金制作。。大量的佛教雕塑呈现出典型的犍陀罗风格，几尊佛像和菩萨头部的雕塑，与塔克西拉遗址的达摩拉吉卡窣堵波（Dharmarajika Stupa）出土的雕塑类型极为相似，雕刻比较细腻，顶上肉髻，袒右肩服饰，极重突出面部轮廓；帕拉图·德里封土堆出土的一块灰泥浮雕，“上衣褶雕制手法极为高超……佛背后偏右的提婆像嘴上有髭……年代相对来说是早的”[12]，约翰·马歇尔将其归属在犍陀罗艺术的“成熟期前期阶段”。

查萨达地处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曾一度是贵霜王朝都城布色羯逻伐底所在地，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尤其在迦腻色伽统治时期，这位被“中国佛教文献赞誉为皇家供养人”的统治者[13]，其统治疆域“东至贝拿勒斯（今瓦拉纳西），南抵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北至咸海，西至锡斯坦（Sistan），包括白沙瓦、马图拉、贝格拉姆（Begram）、喀布尔、塔克西拉、帕塔拉（Patala）和米南伽拉（Minnagara,今巴基斯坦卡拉奇）等主要城市。在帝国内部有从中亚至地中海，从土耳其跨越兴都库什山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贸易路线。”[14]51可见早在贵霜时期，查萨达就已成为古代商贸路线上的重要城市，是东西方交易的集散地，其北端路线更是连接横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在“贵霜统治者跨越兴都库什山占领北印度平原后，他们控制了丝绸之路至关重要的部分，从这条商业路线获取了极大的利益”[15]。在一本成书于公元60年的商业书籍中，记载了与这条交通路线相关的历史事实：

从西方世界进入的亚麻制品、黄晶、珊瑚、乳香、玻璃瓶、金和银盘、酒。作为回应，印度河—古吉拉特港口（Indus-Gujarat）转运的绿松石、天青石、毛皮、棉织品、丝线和靛蓝。一些商品，例如棉织品和靛蓝染料，可能生产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但其它的如绿松石、天青石、毛皮和丝线，则来自于中亚和中国，沿着商队路线进入白沙瓦平原[14]51-52。

在贵霜王朝时期，东西方贸易往来达到巅峰，通过丝绸之路将亚洲的丝绸和香料运抵西方，西方的金银器和玻璃制品也传至东方。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传播亦是如此。在以巴基斯坦的查萨达、白沙瓦、塔克西拉和阿富汗的哈达（Hadda）、丰都吉斯坦（Fondukistan）、贝格莱姆等城市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在不断遭受外力入侵的因素下，将多种艺术风格进行合理的糅合，形成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当贵霜人控制了从地中海世界前往中国的贸易路线后”[16]，这种艺术形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促使中国各地的佛教艺术（如建筑、雕塑和绘画等）逐渐发展且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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