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对金融危机到适应高质量转型的浙江经验

兰建平

摘要：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时期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经济政策、实施精准调控的重要导向。浙江一度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和出口贸易复苏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研究过去10年演进轨迹发现，浙江工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总体呈现六个特点：发展动能向深修复、产业结构向高调整、质效水平向好提升、创新贡献向强发展、领军企业向新转型、“浙江制造”向前迈进，在应对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结构等不平衡不充分挑战；发现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过程中，受金融危机冲击深远、动能修复缓慢、调整压力较大等实现提质增效需要关注的问题，并针对适应高质量转型任务，提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调整工业投资结构及紧抓一带一路机遇等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高质量转型；浙江经济；浙江工业；浙江制造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6-0056-007

一、引 言

2008-2017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走过了欲说还休的十年。金融危机对浙江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较大。从月度数据看，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下调至10年最低水平。2008年3月最高为14.9%，7、8、9月则下滑至9.8%、6.1%、6.4%。从年度数据看，工业经济运行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3-2008年浙江省呈高速增长延续态势，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4.4%，增速比全省GDP高1个百分点。2009-2017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则为7.5%。这十年来，浙江加快调整发展方式，始终将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以及一系列转型升级组合拳的深入实施，浙江工业通过发展新经济和新动能，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通道转轨，2017年呈现出先于全国的向好态势。但必须正视的是，浙江省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素质性、结构性矛盾仍未根本扭转，工业经济的“提质换挡”依然任重道远。

二、过去十年：以应对金融危机为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浙江提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按照“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主动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

面对金融危机，浙江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打出工业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在危机与挑战中跨上新台阶。一是进一步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开展国企改革，物产中大集团是浙江省首个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实现整体上市的国有企业；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突破口，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展“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打造集创意设计、研究开发、检验检测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创新综合体”，建设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G60科技创新走廊，培育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转换新旧动能。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一带一路”统领，鼓励企业买“龙头”、买技术、买资源、买市场，如吉利收购沃尔沃、龙盛收购德司达、先锋新材收购澳洲KRS等；成功举办G20峰会、乌镇峰会，加速迈入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四是大力发挥人文优势，发挥高校系、阿里系、海归系和浙商系为代表的“创业新四军”创新创业优势，弘扬和发展“浙江精神”。加快培育知名企业家、知名企业、知名品牌，加快从“老浙商”走向“新浙商”，从“老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

十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趋势，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变，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基本实现制造业整体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提升。

（一）发展动能向深修复

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14440亿元，是2008年的1.8倍，2008-2017年年均增长6.7%。08年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和国内市场成本上升，以對外贸易作为重要支柱的浙江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且修复进程相对缓慢，主要体现在2008-2015年间，与全国以及江苏、广东等工业大省相比，浙江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且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

自“十三五”以来，浙江稳增长、调结构工作成效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增速与全国及工业大省的差距明显缩小，并于2017年实现赶超，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居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位，分别比江苏、山东、广东高0.8个、1.4个和1.1个百分点，形成了明显的增速优势，为浙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产业结构向高调整宋泓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100页。

2008年以来浙江产业发展重心紧跟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呈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尤其是近三年来明确聚焦到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和文化这八大万亿产业上。

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逐渐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主导产业。我们可以发现，2008-2017年纺织、皮革、化纤等传统行业比重分别下降3.2、0.8和0.6个百分点，产业重心进一步向电气、汽车、通信电子等行业倾斜，电气机械制造业产值规模超过纺织业、跃居第一，化工、汽车制造业分别成为第二和第四大行业（见表1）。

二是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17年浙江省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6108.12亿元，占规上工业的比重由2008年的20.5%上升到2017年的42.3%，年均增长10.6%。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则比2013年分别提高5.1个和2.4个百分点，八大高耗能行业比重则从2013年的36.6%下降到34.3%，高耗能行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此消彼长表明浙江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稳步推进（见表2）。

（三）质效水平向好提升

随着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浙江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产业效益明显提升。2008-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12.1%，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税从7.6元提升到11.2元。企业盈利能力总体呈向好态势，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8%，比2008年提高2.7个百分点；减负降本工作成效明显，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下降，2017年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已下降到83.7元，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见图2）。工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劳动生产率为21.6万元/人，提升到2008年的2.2倍。

（四）创新贡献向强发展

浙江大力发展创新主体、培育优质载体、集聚优质资源，研发创新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强郑烨、吴建南：《内涵演绎、指标体系与创新驱动战略取向》，《改革》，2017年第6期。。2017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178.7亿元，是2008年的3.4倍，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从2008年的0.88%提高到2017年的1.76%，研发投入强度已连续四年高于广东、江苏等兄弟省份；研发产出效率也有明显提升，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率为35.4%，比2008年提高18.8个百分点；发明专利年授权量从2008年的1.09万件扩大到2.87万件。以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科技活动全覆盖为目标，浙江产业创新主体建设不断完善，2008-2017年间累计培育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02家、省级企业研究院861家；截至2017年浙江省共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12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116家；创新人才支撑作用增强，目前浙江已累计引进和培养“国千”、“省千”等高端人才662人和1885人。

（五）领军企业向新转型

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年，也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的十年。浙江企业经历了一轮大浪淘沙，涌现出了一批在新经济领域拥有极强活力的代表性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方面，浙江大企业大集团实力逐步升级。2008-2017年，浙江籍世界500强企业从无到有，吉利、物产和阿里巴巴3家企业入榜2017年世界500强，信息经济领军企业阿里巴巴2017年首次登榜；120家企业入围“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随着新旧动能加快更替，有不少高端装备制造、电子通讯系统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成为新晋选手；2017年，浙江省以“凤凰计划”为抓手，认定上市是最好的转型，兼并是最快的转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现在“浙江板块”亦已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上的领跑者。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境内外上市公司已达到505家，上市公司数量高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加速崛起。十年间，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加快中小企业发展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不断完善中小企业培育机制，着力为各类中小企业搭建成长阶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断增加，当前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突破3万家，其中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2000余家。

（六）“浙江制造”向前迈进

“浙江制造”加速向价值链、产业链的全球前列水平迈进。浙江以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为引领，在高端装备制造、信息经济、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例如，汽车制造业领域，企业开始涉足中控系统、发动机等高附加值环节，逐步融入全球汽车产业链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跻身全国前列，产量约占全国的20%；航空航天领域，波音的首个海外工厂落户舟山，浙江民企西子航空承担了国产大飞机C919多个部件的生产和研制，大型多功能“天鹰”无人机各项指标国际领先；智能制造领域，杭州积极向“互联网+制造”转型，宁波在全国率先印发了智能经济发展规划，湖州是全国首个以“绿色智造”为特色的“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目前浙江省已有机器人本体制造、关键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等各类企业150余家，部分企业具备了打破国外技术壟断的实力，自主研发了国产机器人控制器；智能电池、智能安防、智能家居等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全国智能制造领域的学习样板。新兴产业领域亮点纷呈，产品结构逐步升级，标志着浙江省以“浙江制造”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将越走越宽。

三、浙江工业经济“三个不平衡、两个不充分“问题

过去十年，浙江工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稳步向工业化后期推进。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性，表明浙江省的工业经济还存在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

（一）产业结构不平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相对落后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和质效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十年来，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浙江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和竞争力仍明显小于广东、江苏等先进省份。

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和投入与广东、江苏差距显著（见表4）。2017年浙江高技术产业GDP总额为51768亿元，而广东、江苏都高于80000亿元；高技术产业产出效率相对较低，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仅为76.6元，排在四省末位。创新投入水平远远落后于广东和江苏，体现在R&D经费内部支出仅为广东的50%，江苏的23%。

（二）投资结构不平衡：“软投资”引导力度相对落后

目前粗放型的投资引导方式、单一式的投资统计方式仍未发生根本改变，依然以土地、厂房、设备、技改等规模较大的“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高技术研发投资、知名品牌商誉投资、园区公共服务投资、供应链金融投资等规模小作用大的“软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以“硬投资”为主的工业投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转化效率有所降低，浙江省工业投资效果系数从2008年的0.17降到2017年的0.09，意味着工业投资每增加100元，工业增加值仅增长9元，转换效率与广东存在较大差距，仅为广东（0.18）的二分之一。从发展后劲看，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投资同比增长6.1%，虽高于去年，但仍为2008年以来的次低增速（见图3）。此外，医药、通信电子等高技术产业投资比重虽从15%提高到18%，比重仅提高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投资比重则不升反降，从2008年的42.3%下降到当前的42.1%。

（三）贸易结构不平衡：服务、投资、技术、人才等国际精准合作深度亟待扩大

浙江是传统的外贸大省，贸易结构主要以产品走出去、产业走出去为主，服务走出去、投资走出去、技术引进来、人才引进来的水平相对滞后。浙江省工业的出口行业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家具、鞋帽等行业，相较而言这些主要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技术水平也不高，更容易遭受进口国的技术壁垒杜凯、蔡银寅、周勤：《技术壁垒与技术创新激励——贸易制度壁垒安排的国别差异》，《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和环保壁垒朱京安、杨越：《对绿色壁垒的理性分析及发展走向初探》，《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期。。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看，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势较好，但所占比重仍然偏低。

截至2017年10月，浙江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仅为6.4%，不仅比2008年下降2.5个百分点，且明显低于江苏（35.5%）、广东（16.9%）和山东（10.1%）。从贸易方式看，浙江工业出口主要集中于一般贸易，而一般贸易又是所有贸易方式中遭受贸易壁垒最多的贸易方式。当前，我国与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仍此起彼伏，出口结构单一、技术水平较低阻碍了浙江省工业出口质量的提升。

（四）质效提升不充分：精益化生产经营水平有待提升

浙江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虽逐步提升，但与先进省相比还存差距。

从生产效率看，浙江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16年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0.4万元/人，和山东（29.4万元/人）、江苏（31.9万元/人）差距明显。从经营效率看，浙江工业企业的资金管理及存货管理水平均较低，2016年规上工业企业资金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分别为0.94次和6.79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盈利水平看，衡量企业资产获利能力的总资产贡献率指标也落后于工业大省，比江苏低5.3个百分点。此外，人均主营业务收入、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等效益指标不仅低于兄弟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仍存较大差距。浙江省中小型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近七成，受限于企业规模和融资渠道，中小企业更容易遭受现金流约束。资金管理水平低下及日趋紧张的融资环境对浙江省工业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形成严峻挑战。

（五）议价能力不充分：企业成本压力增加

作为资源小省，浙江的原材料资源主要依赖外部市场提供，较低的能源自给率导致浙江受外部环境的约束较强，燃料、动力类等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明显，对下游企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自2016年底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以来，原材料成本上涨势头不减，2017年，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8%，购进价格上涨9.6%，购销剪刀差达4.8个百分点，分别比山东、广东高3个和2.8个百分点（见图4）。

从浙江省的产业结构看，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等传统制造业占浙江省工业经济比重近20%，这些行业面对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企业议价能力较低，企业将投入品价格的上涨转嫁到下游的幅度有限，这可以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活资料价格仅上涨0.7%（同期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提高6.2%）得以印证。此外，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涨也对企业持续盈利构成挑战，2017年浙江规上工业企业应付职工薪酬同比提高10.1%，比去年全年提高2.6个百分点，薪酬增速已达近三年最快。

三、加快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必须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根源问题。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必须集中精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供给质量。为此，浙江要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形成可以在全国推广的“浙江模式”，发挥标杆示范作用。

（一）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工业经济整体素质

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围绕电子信息、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实施一批带动效应强的重点项目，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效应，壮大新兴产业规模。二是加大重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力度。围绕十大重点制造业，积极通过工艺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培育等手段，加快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构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提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提升产业层次的突破点，积极推动制造业与工业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等制造服务业联动发展，促进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服务增值延伸。

（二）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提升工业经济效益水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驱动力。一是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通过“互联网+”，促进智能制造、智慧能源、人工智能、绿色生态等新经济形态发展，使新经济快速成为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支持杭州向“互联网+”转型，力争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二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壮大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向核心技术研发环节拓展，提高技术集成能力。三是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建立完善支持科技成果向企业、专业转移转化机构转让的政策，促进科技成果有效流转。提高以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为主要職能的科研机构运行效率，强化应用性研发、产业化服务、成果转化等功能。

（三）调整工业投资结构，提高项目投资转换效率

促进投资结构优化，充分发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一是优化工业投资内部结构。强化投资管理机制，严格甄选投资项目，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具有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项目开展投资，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严把项目准入评估关口，从严控制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项目的建设。二是提高投资转化效率。开展项目跟踪核查工作，跟踪了解项目动态建设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提高项目开工率和项目建设效率，充分发挥增量对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重视新技术的采用，鼓励企业把新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不断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

（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浙江工业优质产能走出去

加快推进出口提质增效，充分挖掘出口对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一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出口商品结构调整，鼓励企业积极研发科技含量高的技术产品，培育国际化品牌，逐步提高电子信息设备、高端装备等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从根本上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二是积极开拓出口市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将沿线国家作为外贸多元化战略重点突破的市场，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逐步改变出口过度依靠发达国家市场的局面。例如浙江红狮集团以全球视野、整合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顺应全球水泥未来10年发展大势布局海外水泥项目，对照高标准的智能制造、清洁生产要求，对标国际一流的工艺、技术、装备、环保和管理水平，在老挝、尼泊尔、缅甸、印尼等“一带一路”沿线的4个国家投资建设5个大型水泥项目，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实现传统工业的全球化高质量发展。建立对外竞争、市场开拓、资源利用等新模式，巩固传统市场与开拓新兴市场并举，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责任编辑：石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