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知与日常生活书写

2018-05-22 10:06刘知英
创作与评论 2018年3期

刘知英

摘  要:2017年,湖南散文作家在叙写个体生命活动、追寻文化根性之外观照历史,将民间立场与家国情怀相统一,演绎出新时代的散文鸣奏曲。文章从浸润主体审美的历史认知、平民视角观照下的生活流、立足乡土叙事的文化寻根、包孕现代意识的民族话语四个方面对2017年度湖南散文创作进行梳理述评,以期总结这一阶段湖南散文创作的得与失。

关键词:湖南散文;历史认知;日常书写;乡土叙事;民族话语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否与世情兴衰更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发展规律在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整体面貌中得到了印证。文学反映人生,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作为一种阐释个体生命体验、抒发主体思悟感受的非虚构文体,散文建立在社会生活场景或自然山水图景之上,反映现实也超拔于现实。相较其他文体,散文的生发延展更依赖于时代的真实。当今全球化浪潮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异质性是文化软实力的不竭之源,对历史文化名人、历史古迹遗址的认知和审美成为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的一大亮点。湖南散文作家自觉走近历史、解读历史、体认历史,以个体情感激活历史,将历史题材的厚重与散文的感性轻灵相结合,由此完成了民族身份的自我确证与文人形象的自我重构。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乡村的寻根过程也是人们“迷茫-迷失-回归”的生命过程。作家跳脱出宏大叙事模式,转向富有活力的日常生活书写,对民间生命形态、艺术形式、草木山水进行满怀情致的描摹,透过生活表象探求生命本质的深层次精神诉求。

一、浸润主体审美的历史认知

历史认知指对历史人物、事件及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所持的基本看法、个人思辨,呈现在散文创作中,则是以历史文化为审美对象,从创作主体自身的话语体系出发,文学化地叙述历史。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是“文字上的虚构,内容虚实参半,形式上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非科学论著”①,其目的也不在于客观还原历史真相,而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仰望星空,侧重抒发主体历史感悟,浸淫着主体审美意识。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整体氛围因历史文化的融入呈现出恢弘厚重、深蕴而开放的状态。作家们打破固有格局,将笔触伸向被遮蔽、遗忘的历史角落,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遗迹进行贴近人性的解读,力求通过个人小历史观探讨人类大历史的发展规律。无疑,这样一种担当精神为湖南散文的长足发展注入了强劲力量。

家,居也;国,邦也。中国自古家国一体,家國情怀在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积淀,有识之士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延展到当代,家国情怀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②。2017年,湖南散文作家打捞起历史长河中的壮烈精魂,谱写了一曲家国情怀的赞歌。陶永喜的《穿过岁月的弹孔》满含着父亲对走进鸭绿江硝烟弥漫的往昔岁月的一腔追怀,在作者笔下,千年奔流不息的鸭绿江作为见证历史、向往和平的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英雄儿女们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彭晓玲的《袁崇焕:忠魂依旧守辽东》将审美目光投向灾难深重的明朝末年,在时代浮沉中观照大明忠臣袁崇焕金戈铁马的一生,文章篇幅巨大,语言强劲有力,史料记载和作者的主体认知一起合奏成了一曲悲壮挽歌。范诚的《蓑衣渡的刀光剑影》写太平天国时的军事要地蓑衣渡,在回顾刀光剑影的杀伐征战中,塑造了历史人物江忠源为国殉难的英雄形象,为湖湘精魂奉献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凌鹰的《湖波里的烽火硝烟》深入描绘湖湘本土地理历史人文风貌,在黄盖湖、酃湖、目平湖、烂泥湖、栖凤湖等地的历史硝烟中展现湖湘儿女的人格秉性,丰富了湖湘文化。

“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③,古迹是世人凭吊历史的现实媒介,特定的地理空间比文字记录、影视呈现更有身临其境之感。通过走访历史遗迹、山川旧址抒发个人情感,是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历史叙事的特征之一。刘晓平的《史诗六章》抚触从历史沉积下来的山河古镇,柳宗元贬谪地山水永州、温柔恬淡的水乡庄周、独揽吴越千秋的太湖、光影摇荡的秦淮河、雄奇巍峨的泰山、大漠孤烟中的敦煌,无一不在朝代更迭中染上了沧桑,更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复活。方雪梅的《二酉山书事》通过实地走访二酉山的角角落落激活二酉山的文化记忆,钩沉历史,进而实现对文人的身份认同,完成对二酉山人文历史的现代性书写。聂元松的《王村:酉水沧桑的风景》将王村比喻成“湘西原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窥视的窗口”,笔尖游走在王村的铜柱、城墙、码头之间,极尽温柔地翻开王村的历史记忆,借此抒发主体情感和思考。张雄文的《沧桑在浪尖上的老龙头》咏史怀古,通过渲染老龙头遗址的萧肃、沧桑感,为回溯历史营造了悲愤氛围,写出集个人生死、家国荣辱于一体的老龙头遗址的现代意义。申瑞瑾的《天龙屯堡》从传统的人物塑造中跳脱出来,通过作者的现身增强天龙屯堡大明遗风的现场感、真实感,实现对古代生活的深入探究,将读者带入悠远的历史深处,从中获得审美愉悦。甘建华的《湖浪摇荡的大荒》以实录精神全方位介绍青海油田、山湖、大荒的地理风貌和文化内涵,并对发生在此地的人和事以及人物的心理、精神世界展开了合理想象,还原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创业史。《尕斯库勒湖的惊鸿一瞥》则致力于挖掘青海边区的文史记载,寻踪发生在柴达木盆地的人类文化活动,拨开历史尘雾,揭示真相,还原真貌。

人是历史发展的能动主体,人类活动推动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观照历史人物是观照历史的基本内容。2017年湖南散文作品中出现一批解读历史文人的作品,考察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试图以文学为甬道与历史进行对话,发掘历史人物精神内核的现代性价值,实现自身文化形象的建构。奉荣梅的《罗隐,不知辛苦为谁甜》叙述与评议一体,文风简明,以浸润作者主体意识的人文情怀来理解历史人物,对唐代诗人罗隐生平以及蕴藉其诗词世界中的人物精神进行感性挖掘。袁道一的《邵阳歧路不崎岖》写南宋爱国诗人陈与义客居邵阳时的心理情状和诗文创作,大雨滂沱的场景描写和工笔雕琢的人物点染以及穿插其中的家国变故,共同凸显出陈与义的精神失落,侧面反映出邵阳的灵性山水、淳朴民风。文紫湘的《愚溪:一个人的山水盛宴》一文笔致绵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作者的声音与审美对象的声音产生共振,塑造了一个情感化的柳宗元形象。邓跃东的《大地归鸿》独辟蹊径地从音乐家贺绿汀与女儿贺晓秋之间生时相挂念死后相陪伴的父女深情入手,感受人物之间的情感牵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生活的启迪和昭示。刘诚龙的《借你胸怀一哭》则以狂荡恣肆的态度闲话阮籍之哭,文章立意、言语腔调、采择视角都跳跃不循规矩,鲜明的创作特色让人过目不忘。甘建华的《眉山的异乡客》以审美的眼光观测历史文人苏东坡,并通过文化的媒介将眉山与衡岳两个相异的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由苏东坡的的千古盛名而思考当代文人的文化形象和精神追求。《昌耀在丹噶尔古城》则以作者自身的参与为线索,将昌耀诗歌馆、昌耀受到的推崇和评价,以及对昌耀诗歌的反复悟读凝结在不长的篇幅中,因作家与其他文人的在场和场景的不断切换而强化了文本的真实性。

二、平民视角观照下的生活流

平民视角即以平民的眼光描写、再现普通民众的生活日常,用平民思维方式讲平民的故事,揭示平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曾经历过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英雄书写时代,平民叙事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其文学价值也因此被弱化。到了新时期文学,新兴作家们开始将目光放在对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试图以反英雄的平民视角关注当下、观照普通人的内心、观测芸芸众生的苦难哀愁。2017年,湖南散文作家们规避精英意识,自觉以平民化的日常为叙事对象,从自身出发,回溯过去,平视生活和读者,忠实地反映普罗大众的离合悲欢、酸甜苦辣,描写凡俗人生的沉沦和挣扎,深切关注物质文明的高涨和人的精神诉求的失落,在庸常的人生中开掘出一个理想乌托邦,试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寻求一个精神支点。

取材当下现实生活,照相机式地实录生活点滴,在敏锐、细微的感官调动中,润物无声地传达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是平民叙事的典型特点。周伟的《灵魂生长的庭院》一文将庭院里目所能及的文学人物穿插串联,最后以沈从文为抒情对象,将对文学的找寻触角探入到更深层的灵魂内里。刘诚龙的《春冬一锅烩》将春笋炒腊肉这一道日常菜肴写得趣味横生,语言幽默诙谐,插科打诨不拘一格,信手拈来的古诗词句和透着古味的美学风格独树一帜。他的《米之饭米之菜》重生活味而不重情节,畅快淋漓地抒发己见,调侃人间烟火事,在乏味单调的庸常生活中开出了一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表达通道。高尚平的《吃茶》从吃茶说起,将读者带入洞庭湖畔的生活场景中,平实的笔触中流露出对客居他乡的深沉思考,文章情感拿捏有度,点到为止的怅然若失比浓墨重彩的渲染更感人。同是以茶为题材,申瑞瑾的《从茶荡漾开去》则营造出闲适雅致的现场感,语调轻松,节奏和缓,在谈茶论道间开拓了独特的生活美学空间。肖念涛的《幼女吃奶》和《与虫争食》都从个人生活的小事情切入社会生活的大变迁,关注社会环境、食品安全,在充满自我体验的絮语中折射出对当代生活环境的忧虑。谢德才的《林中小木屋》写作者在山中度过的一个周末,文章注重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形象生动地描述山中独有的事物,传递出浓烈的生活气息和原生态的自然、清新。

现代化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也令人置身空虚和荒芜,怀旧情绪是时代病也是治愈时代弊病的一剂良药,作家在重温过去的过程中认识自己、认识生活,找到自我,并在文学创作中实现对生命历程的审视与重构,使某些情感、情愫得到审美化延续。刘克邦的《贵人》回忆刘老师帮助作者参加补习班考上大学的故事,文章以一贯的语言、动作、心理、神态描写将整个过程写得完整、紧凑、扣人心弦,对旧事的深刻记忆最终旨归于作者不忘本心的感恩精神。《一封泛黄的书信》回忆青年时的一段纯真往事,着重用人物间的语言对话描写塑造鲜明形象,通过心理独白将情感中的懵懂、憧憬写得淋漓尽致。肖念涛的《那一抹颤抖》以人物的心绪流动为线索,还原特定时期人物的心理情感变化,充分展现作者的内心世界,由此获得文章的情感张力,细致入微地测度出生命的卑微和进取,进而观照当下生活。李颖的《河流上的黄昏》通过改变语言的表达方式来制造文字的新奇感和意境的陌生化,将河流上的黄昏及发生在此间的父亲欲悲壮赴死的往事写得纠缠不堪,事件带来的巨大孤独感充斥全文,使作者及读者以更宽厚的态度反观当下。《待业青年》以实写虚,实写作者待业在家的所见所闻,本质上则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洞悉和人生状态的观照寓于其中,在虚实结合中凸显文本意义,思考生活的实际意义。丘脊梁的《绿得耀眼的青春》写青年时期在大山深处当教书匠时苦涩但安宁平和的生活经历,与大山融为一体的生命体验反衬出如今身在城市的精神荒芜,探微现代人逐渐被窄化的精神世界。苏作成的《皑皑白雪》则围绕核心意象白雪展开对一个女孩儿的回忆,青涩美好的情谊令人感动,萦绕全文的踟蹰和孤独感让人心疼,使文章笼罩着脆弱、柔软、含蓄、诗意的独特美感。曾利华的《那年,那场收割》回忆孩提时与父亲一起经历的一场收割,从吃苦耐劳的层面消解贫穷,并将这种精神的韧性贯穿到整个人生,从而得出自己的活法。

他者与自我是一对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审美对象,人们在关注自我的过程中了解生命,更在关注他人中探析世界。除了关注自我的怀旧情绪,观照他人的纪实性写作也是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的鲜明特点。谢枚琼《醉牛山的春天》用倒叙的手法写乡村教师许桂枝多年如一日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可贵品质,通过讲述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故事侧面烘托许桂枝的忘我,文章篇幅长内容多,师生形象栩栩如生。刘晓平的《遥远的故土》写作者进村扶贫被秀美山水和淳朴民风所吸引,作者善用修辞来描绘让人流连的乡村牧歌生活,同时直面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的时代症候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刘晓平、王成均的《红军村的后人们》聚焦红军村毛垭村的革命事迹和红军村后人们脱贫致富的积极干劲,革命烈士遇难的惨烈使文章呈现出一种悲壮的美感,使读者从乡野生命力的维度感受到了红色革命的强大力量。刘晓平、谢德才的《马桑树的传说》中,马桑树的美好传说寓意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通过走访革命老区记录下当地人的精神面貌,作者塑造了一组坚定理想信念、以红军精神脱贫致富的白族儿女形象。晓寒的《寻找土蜂糖》取材很平常,照相机式地记录买土蜂糖的经历,不着议论,不表达情感,更放弃说教,让主旨意蕴自然流露,将村庄及乡民的新印象还原得熨熨贴贴。袁道一的《总有微光》写环卫工母亲和在垃圾桶上写作业的小男孩,喧闹的棋牌室和淡定自若的做作业的女孩儿,在关注他人与回忆自我中,完成主旨表达。他的《乘梧归去》以较长的篇幅写小学老师,文章细琐,内容很长却没有写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通过一系列平凡小事的再现拼凑起土老师的形象,直至土老师猝然离世,伴随着校门口的梧桐木入了土。

哲理思辨散文将表达的重心从世界外部拉回到精神內部,无论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还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都在碎片化、意识流式的繁复絮叨或辨析明理中获得丰富的思想性。沈念的《来处》通过与潦倒诗人老包的偶然会面探析老包的孤独人生,以生动贴切的感觉描写来表达心灵的微颤,同时在哲思的高度洞悉生命的困境和存在的有限性,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冲击。《去处》围绕两个少年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寻找素未谋面的姑姑一事谋篇布局,无处不在的悬念支配着读者的神经,姑姑身份的模糊和住址的不确定性包含着某种隐喻,而在寻找姑姑的途中所看到的不知所踪的男子则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的审美化思考。他的另一篇《少年眼》写少年跟随父亲上岛割芦苇,并在岛上发现了内心深处的一孔幽秘,前后的留白将文本空间无限扩大,使之获得想象的张力。凌鹰的《窗外》没有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只有作者独坐屋内感受窗外涌入的生活的声音,以作者的思绪为中心,展开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理独白,展现生活的无意识和无意义,具有意识流的美学色彩。他的《在原地远行》巧妙使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手法进行精神漫游,向内寻找自我,皈依心灵的安宁,文章轻巧,将简单的事物思想化、情节化、生动化,思辨性极强。周伟的《清淡二题》文字很浅淡,仿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设防,不讲究方式方法,忘却了俗世的喧嚣,作者在散漫的闲谈中形散神聚,最终以回归内心闲适淡好结题,境界豁达。王芳的《油彩之下》围绕作者尿血的意外事故,串联起一地鸡毛的庸常现实,丈夫、儿子、父亲、工作,所有人都容不得“我”缺位、停岗,却在结尾处点睛一笔,将生活比作五彩斑斓的油画,退一步方可成就其完整,预示对生活的顿悟。刘代兴的《谁撂下一地的琴声》中,工棚里传来的琴声激活了作者隐秘的内心世界,使作者对自我的极度渴求从混乱的现实中突奔出来,在自内而外的审视中完成了一次精神休憩。谢枚琼的《记录:青涩的时间》一篇聚合了诸多温暖的事物,风起船头、月上眉梢,在本我之桥寻找自己,在稍纵即逝的微笑光芒中抓住指尖的感动,全文以情造文,流畅悠扬,呈现出开阔的审美特质。邓跃东的《走下坡路的羊》记叙羊与鹰的周旋,作者的个人体验与羊群的生命历程融而为一,羊群向死而生的决绝和人类自下而上的姿态共同营构了一个独具地域色彩的审美氛围。

张觅的散文集《微小的美丽》收集平凡生活中的点滴感动,记录生活随想,以纯真的目光看待世间一切,在单调乏味的人生中生出许多诗意和感动,文笔优美,情韵隽永。朱文科的散文集《远方的橄榄树》记录作者在湖南境内和国内一些主要景点的旅游见闻,文字通俗易懂,情与景融,作品以远方风景为写作对象,也在游历中远观着故乡,传达出作者的感悟和思考。

三、立足乡土叙事的文化寻根

故乡是一个人生命发端的起点,故乡情结代代相传成为流淌在人们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鄉愁的本质是一种离开故土之后的反观,距离的产生使怀乡成为了可能。怀乡主题作为文学创作的一座矿藏,历来受到写作者的青睐,故乡的亲人、玩伴、山川、河流都作为审美对象被作家赋予无限深情,而对乡土大地的苦难书写则更是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自我愈疗。2017年,湖南散文作家将温情又忧戚的目光投向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大地,无论是清明时节对故人的追忆,对生命之根的执着追寻,还是品味乡间生活的苦与乐,抑或在城镇化的滚滚洪流中的家园挽歌,都能够成为写作者沉静下来走向内心、思考人生的引子,实现对故乡的感性观照与诗性把握。

随着人们的寻根意识越来越强,清明节作为缅怀故人的集体自觉行为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祖先的尊崇往往体现在宗族祠堂和谱系之中,祠堂和族谱使清明扫祭活动上升为一种更为固定的文化形态。姚茂椿的《孤田》清明给安葬在孤田坎上的孤老头舅公上坟,回想起舅公默默无闻身体力行多行好事的孤田般的一生,诠释了从苦难中生长出来的善良和谦卑,文章平实素朴,不事雕琢。喻俊仪的《清明,一种暗疾定期复发》以乡村打纸钱和纸幡的传统手艺人冉先生为切入口,开门见山地直面和清明直接相关的死亡,并在接二连三地痛失亲人的对死亡的回忆中撕开内心的伤口,素未与外婆谋面,幼年亡故了父母,唯一的依靠外公也在作者尚不满二十岁时离世,文章流露出的疼痛让读者清晰可感。亲身经历的疼痛与穿插其中的死亡物象交替,营造出切肤的悲情。申瑞瑾的《家谱里的老家与故人》以纪实的手法记录家族修谱寻根的过程,全景式再现申氏家族的源流,文章传达出的对隐没在时间中的缘脉的追怀心理,更为人们深入了解乡村族系变迁提供了新视角。张吉安的《走出乡村》以回乡参与家族修谱为线索,着重记叙了作者作为一个“农三代”从被动接受乡村的血脉之源到主动寻找生命之根的心路历程。重返祖父生活过的乡村,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出走之后的心灵回归。同时,乡土的凋敝又激发了作者的隐忧,城市生活容不下灵魂,乡村世界安放不了理想,“农四代”漂浮的根祗是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周伟的《我们的祠堂》将小我小家的宗族情结上升到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文章言语铿锵,立意高深,不仅追忆过去,同时也放眼当下启发未来。

一个人或许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却没有办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地域、家庭,更无法割断与生俱来的血脉亲情,与故乡这一概念联系最紧密的,无疑是血脉延续下的亲人,抒发与故乡亲人之间的脉脉温情是乡情叙事的核心驱动力。肖念涛的《打个电话》以稀松平常的口吻,用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小事——“打个电话”层层剥开与母亲之间数十年来骨肉连心的情感。文章语言老练,艺术性很强,遣词用句颇为讲究却不见雕琢之迹,完美地融合了生活的通俗化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刘慧的《样怪婆》从外婆的小脚写起,引出童年时与小脚外婆相伴的成长故事。捣蛋的时候外婆骂作者为样怪婆,实质则蕴含着她的爱意。唐云轩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回忆岳母勤劳、坚强的一生,岳母喂养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带着小鸡归笼,仿佛岳母辛勤护崽的精神令生者泪流。范诚的《阿母》以回忆的口吻娓娓叙起祖母彭淑贞老人,都是寻常百姓事,寻常中却流淌着真切的脉脉温情,与读者心中的某个柔软角落相呼应,让人陷入更为隐秘、个人化的追思。王芳的《此路遥迢》欲写其爱而先言所恨,以对父亲老王的鄙夷和忿恨支配全文的发展,却在老王遭遇生死大劫时凸显天性中的骨肉之爱,两相对比之下,成长过程中所记恨的事物已不再重要,老王骨子里的狭隘也变得可以宽恕,反传统的亲情书写使文章获得延宕和反转。

乡村世界在人们的印象中既是田园牧歌也是人生百态五味杂陈的苦难场,但无论苦涩还是甘甜,乡村生活都在人们灵魂深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彭晓玲的《少年锦时》以四季为扣,环环连缀起年轮印记,事无巨细原滋原味地重现少年时代在故乡的生活场景,语言亲切自然,一如童年的山野气。姚茂椿的《柴与饭》通过砍柴事件思悟乡村的苦涩与温情,深入到以母亲为代表的底层群体,深潜到生活的内部,表现生存的苦难。陈芙蓉的《遥远的山桃》通过山桃这个维系童年念想的载体,质询生活带给母亲的苦难,以略带感伤的笔调表达了生活的愿景。刘克邦的《南湖啊南湖》用拟人的手法讲述南湖的前世今生,在与性灵化的鱼对话的过程中感受南湖的湖光山色,洋溢着对生活、美景诚挚的赞美与喜爱之情。管弦的《生生不息》将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融入了众植物的生命荣衰之中,紫苏、生姜、打算、韭菜等植物的天然之美和天生之用,如同芸芸众生,与宇宙万物、大地苍穹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联系;文章活泼、诗意中不乏知识性。管弦的《啊,毒草》通过详细介绍毒芹、含羞草、商陆三种草药对人体的毒性危害,以反向审美的形式,传达出热爱生活、感受美好、珍视生命的主旨。

今日乡土已非人们记忆中的乡土,城市文明日益冲击着原来的乡村社会形态,乡村的突围和溃守进入作家的写作视野。孟大鸣的《双众十七队》通过回忆四十年前在双众十七队耕作的情形汲取精神养分,探微从乡村到城市精神领地的萎缩,批判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吞噬。唐臻科的《乡情叙事/回望故乡》用较长篇幅描述乡间事物,晨雾、炊烟、家狗,以典型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反衬羁旅在外的奔波和浮躁,故乡情怀成了作者心中最后的坚守。龙章辉的《老屋、沙田村及其他》从祖父、父亲及自己几代人的命运起落思考人的深入骨髓的地域之恋,疼痛和焦灼无法动摇人类的家园情怀,在作者的文学审美中,苦难的底色反倒成为了生活的突围。葛取兵的《草木清香》《草木的隐痛》以草木为载体抒发怀乡之情,意图在奔忙的生活节奏中建立起故乡与草木之间的内在联系,山椒、花椒、胡椒、葛、洋姜、川穹等植物平凡、坚韧,是乡土生命的另一种写照。秦羽墨的《风中有声》文字很有弹性,丰富多变,蕴藉深长,风能听懂代课老师英琪的歌声,风传来母亲对我的召唤,风声与湘南村庄的人们命运相连,也裹着乡愁四处飘荡。《我听见乌鸦在唱歌》以闲散的姿势写自己与乌鸦之间的“不解之仇”,从城里人想方设法赶走乌鸦而不得的偶然事件思考城市化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呼吁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黄孝纪的《柏树有多少种死法》写故乡树木被村民无情推倒砍伐,从柏树的角度体察村庄的荒芜。管弦的散文集《药草芬芳》把中医药草的形态特征、功效用法和文化传说以及个人的实践感悟结合在一起,赋予中草药以性灵,使读者在得到实际帮助的同时还获得了审美愉悦。

四、包孕现代意识的民族话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文学作品中的民族表达指向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艺术,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氛围、经济形态影响着不同地区的居民,并在年深日久中沉积下独属于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与艺术追求,蕴藏在民族文化中的巨大魅力和审美价值值得人们深入挖掘探究。基于少數民族文化的神奇独异,以民族文化为写作对象的文学创作通常呈现出古韵绵长又有着魔幻神秘色彩的审美风格。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出现一批聚焦少数民族民俗民风、民间艺术的作品,散文作家们深入挖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资源,将人与自然山水、神话传说统一起来,并以一种审美的态度观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命形态和艺术形式,作为自然之子的少数民族大都生活在自然环境艰苦的地方,也因此练就了坚韧的生存能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还流传着引人入胜的鬼神传说,这些散文作品展现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更包孕着作者的现代性思考。

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是一部史诗,散布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以祖传方式繁衍生息,他们的生命形态、生活情状、精神世界曾为多数人陌生,却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真实再现。谢宗玉的《青稞谣》兼有诗歌的浪漫和散文的写实,语言灵动,文质优美,并引神谕传说、史实记载、社科知识等跨领域内容,以抒情与议论间杂的方式,透过青稞这一高原作物深入藏民的信仰与魂灵,呈现出藏民族扎根、繁衍、生存、发展的壮阔史诗。张雄文的《阳雀坡“家训”》聚焦原生态古村落阳雀坡的古朴家训,以古村衣冠简朴的古韵清风——阳雀坡古村的古朴家风思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谓以小见大。杨旭昉的《水涌女人》将笔墨落在水涌古村中美丽、贤惠、任劳任怨的女人身上,通过水涌女人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态度,侧面透析水涌古村的古朴宁静、和美安详。邓朝晖《牙屯堡的黄昏》完全以作者的行程为文章展开的线索,写自己去牙屯堡途中的见闻,反映侗乡人的生活状态。谢德才的《时光中的鱼鳞寨》写作者到访鱼鳞寨遇到的小女孩儿和听到的故事,文章短小精悍,题旨鲜明,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村庄的命运。邓宏顺的《年到阳雀坡》以体验古村阳雀坡腊八节年俗为切口,深入探测乡村生活中的民俗风情、精神风貌,为读者感受新乡土打开了一扇窗。龙宁英的《幽会的密码——草标》以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爱情故事烘托出苗族草标所蕴含的人性、智性和社会自觉意识,由此展现苗族人的纯善、真挚。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独特的民俗文化、民族艺术蕴藉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能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体验。杨旭昉的《我在张里看大戏》记叙了作者前往通道张里侗寨看大戏的所见所闻,详细描写张里大戏的起承转合、招式桥段,使读者如置身其中共享民俗文化盛宴。熊幽的《烧龙》以类似于明清章回小说的笔致将湘西耳城传统民俗烧龙的整个过程描写得波澜叠起、扣人心弦,文章语言简洁有力又耐人寻味,独树一帜的文风引人入胜。少数民族的生活史之所以让人浮想联翩,似乎与其神话传说、鬼神传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今仍有许多深藏在大山中的传奇故事令人神往,让人深思。龙宁英的《风是她的路》写苗族石板寨娱人娱神的傩技表演,将世俗烟火气息与驱邪除魔的山神祭祀活动相融合,并以血管里流动的苗族精神点题结尾,使文章内蕴得到升华。她的《洪水滔滔》从拜谒苗族祖先阿剖果偝的坟墓起笔,形象生动地将祖先传说拉入凡尘,并从中西对比的视角思考洪水神话,揭示出苗族人世代自给自足的生活日常和精神信仰,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想象,激活了远古神话的生命力。龙章辉的《进山遇到神》语言老练,以梅山猎虎老玉的生活轨迹结构,神秘的梅山神传说与冷峻的现实思考交错,山神的失落映射出时代的虚无。陶永喜的《古道风烈》走进沧桑岁月中的湘黔古道,战火匪事显其剽勇,男欢女爱显其生命力之野蛮,赶尸、峒婆、糊糊花等神秘的时空幻象则赋予湘黔古道以传奇色彩;古道上的村落逐渐消失,读者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过去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古道的没落。

综观2017年湖南散文创作,无论是悟读历史还是观测生活,抑或乡情叙事、民族表达,都可见作家们的不懈开拓,写作者们努力将个体思想光芒伸触到生命意义层面,对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的发展的自觉思考,则进一步增加了整体创作氛围的责任意识和厚重感。正因为对历史大散文营构的全方位用力,历史题材写作中出现史料大于文创的情况,作品的趋同性和模式化现象也较明显。这是我省散文创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要面临的问题。在历史书写上,能否对史料进行文学消化和思想透视,增加个性表达和历史的现代视觉;在日常生活书写上,能否走出小情趣和平庸叙事,增强生活描述的质感和人性人情的溢出度,将决定未来湖南散文创作能否走得更远更壮阔。

注释:

{1}[美]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②徐文秀:《多一些“家国情怀”》,《人民日报》2012年1月20日。

③方回选评,李庆甲集校:《嬴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