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

康妮 陈林

摘要：本文基于“反事实”框架，构建生存分析模型，探究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对企业生存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但竞争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优胜劣汰效应。补贴与竞争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竞争的加剧会强化补贴对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这一交互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所有制与规模异质性。使补贴式产业政策满足“适度竞争性”条件，或许是有效推进企业生存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产业政策；补贴；市场竞争；企业生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8（02）-0085-09

一、 引 言

美国经济学者Aghion等[1]将产业政策分为四种模式：关税式、低息贷款式、免税式以及补贴式产业政策。近年来，因税制体系的健全与股份制金融的兴起，我国政府较常用的产业政策正是政府补贴式的产业政策（以财政资金补贴特定产业中的特定企业①），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2-5]。

经济“新常态”下，从国际税收竞争趋势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策略看，科学地评价补贴式产业政策绩效，仍然是政策制定以及实施部门需要考虑的重点难点问题。以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近期公布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力度的减税方案，仅企业税税率一项就从35%降低至15%，使美国本土企业的税负远低于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约25%的平均水平。对此，作为反应，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竞相减税，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减税竞赛”已经打响。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缺乏大幅减税的政策经验，因而在与他国政府间的减税博弈中，很可能产生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这样一来，研究这种政策冲击也是学术界的重要问题。

减税与补贴实际上是同一维度的产业政策。我国虽然缺乏大幅减税经验，但在补贴维度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在我国探讨补贴这种“减负”的产业政策效应，或许是理解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政策效应与“制度红利”的关键，也是回避政策不确定性的学术探索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近期政府与学界关注的企业生存问题，实际上亦与补贴密切相关，因此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具有“顶层设计”思维。具体而言，无论是减税还是补贴，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干预企业的长期生存状况。同时，在理想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存活与退出本是竞争机制下的自然结果。但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往往对特定企业实施减税和补贴政策，使其能在进入退出机制扭曲的市场环境中存活下来[6-7]。

那么，补贴式的产业政策究竟会对企业生存产生怎样的影响？当补贴式产业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同时作用于企业时，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交互作用？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运用工业企业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样本及生存分析模型，探究产业政策实施下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及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余下部分主要包括：第二部分为理论与假说；第三部分为数据、变量与模型；第四部分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 理论与假说

补贴作为激励性产业政策工具之一，对企业的生存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是否能在市场中持续生存，在财务中取决于其期望回报净现值与清算价值的大小。当企业持续经营的期望回报净现值大于其清算价值时企业持续生存，否则将退出市场[8]。而具体到补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一方面，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利润转移”[9]，即适度补贴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单位销售利润，改善企业期望回报净现值大于其清算价值的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生存。另一方面，适度补贴能够通过改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溢价而增强其持续生存能力。补贴式产业政策的实施，通常蕴含了国家政策倾向及产业发展前景等多重信息，这些信息的传递不仅能够引导消费者提高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认知与预期，为企业奠定生存基础，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能够引导各渠道外部资本积极进入，缓解企业生存发展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提高企业生存能力[10]。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补贴能有效提高企业持续生存能力，对企业生存产生正向影响。

竞争作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之一，与企业风险或回报的波动密切相关[11]，对企业生存也存在重要影响。一方面，竞争可通过其产生的激励效应激励企业不断提高自身效益，以避免被淘汰出市场[12]。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更本质的意义在于“优胜劣汰”，竞争会导致企业的市场势力和垄断利润不断降低[13]，对处于财务困境的企业，现金流动性风险及破产风险显著增加[14]，企业加快陷入生存危机；而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危机应对能力较强，且补贴式产业政策会通过掠夺性定价等手段将势力弱小的企业挤出市场。那么，竞争可通过选择效应将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市场，而高效率企业占领更大的市场。然而，结合当前我国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形来看，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部分行业仍存在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竞争不充分，在竞争引致下激励效应难形成而选择效应难发挥的双重影响下，竞争对企业生存应有的“优胜劣汰”作用亦难以实现。

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之间亦存在密切關系，竞争及其优胜劣汰机制是推动产业组织自发优化调整的原动力[15]。Aghion等[1]通过对市场竞争和产业政策之间的潜在互补性进行研究发现，在竞争性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才有效。王文等[16]同样发现了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是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源错配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补贴在竞争环境中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市场竞争会强化补贴的积极效应。而当转轨经济的市场竞争作用不显著时，补贴对企业生存的正向作用也可能因此而转变为副作用，即加剧“僵尸企业”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竞争虽对企业生存具有优胜劣汰的作用，但在转轨经济过程中这一作用不一定显著。同时竞争越强越有利于强化补贴对企业生存的积极效应。

在企业所有制层面，我国现阶段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存环境存在不平衡性[17]。国有企业由于其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其他政治功能或社会功能而享有更多的资源优势，所面临的竞争程度相对较弱。因此，在补贴提高国有企业生存能力的同时，竞争不仅不会降低其生存能力，反而可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与促进作用。而非国有企业由于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在补贴促进及竞争优胜劣汰双重作用下生存能力及质量提高。依据假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易产生“僵尸企业”问题。

在区域层面，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竞争格局一直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不同区域的企业对补贴及竞争的反应也可能有所不同。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看，中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落后，融资约束又相对更强，因此补贴能发挥更即时、有效的作用。而依据区域竞争的情况，较市场竞争激烈的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竞争相对平缓，同时政企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使企业受政府干预的程度更高，因此不论是竞争对其本身的效应还是强化效应均不明显。因此，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在延长企业生存时间的同时也更容易产生“僵尸企业”。

在企业规模层面，当前我国中小规模企业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内忧外患。一方面，资金短缺，成本日益增加等多种严峻的内部问题，导致了一批中小企业陷入经营低潮。另一方面，对于大规模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政府支持力度更小，唯有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有质量地生存。与此同时，大规模企业多数为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在补贴发挥作用的同时，受竞争的影响也较小，更容易产生“僵尸企业”。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3。

H3：补贴式产业政策与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小规模企业的政策效应显著，对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及大规模企业的政策效应不显著。

三、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企业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首先依据以下原则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剔除采矿业、电力、燃气等行业的观测值；剔除企业员工数小于8的观测值；剔除主要研究变量缺失的观测值；剔除统计中存在明显错误（如开业月份小于1或大于12等）或违背企业会计准则（如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等）的观测值。

参考蒋灵多等[18]的研究，将企业生存定义为企业从成立到退出市场的状态，企业生存的“失败事件”即企业退出市场的特定事件。为保持样本的可观测性，将考察期内部分非持续经营企业剔除。此外，受数据特征限制，1998年前发生失败事件的企业无法观测，引致“左删失问题”，2007年以后企业的生存状况也无法观测，存在“右删失问题”，因此，本文分别选取1998—2007年新进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采用生存分析方法予以解决。

（二）变量选取与度量

（1）企业生存。以企业在某一时期t的生存风险率进行衡量，即企业在某一时期t其由生存事件转变为失败事件的概率。由二元虚拟变量failurei={0，1}衡量，企业发生失败事件（退出市场）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补贴（Insub）。引入二元虚拟变量Insubi={0，1}，补贴企业取值为1，非补贴企业取值为0。

（3）竞争（comp）。本文首先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HHI）来反映市场集中度，计算公式如下：

HHI=∑i∈jincomeijtSum_incomeijt2（1）

式中，incomeijt为j行业内企业i在t期的产品销售收入，Sum_incomeijt为j行业内所有企业在t期的产品销售收入之和。在此基础上，借鉴Aghion等[1]的做法，定义j行业在t期的市场竞争程度为comp=1-HHI。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lneff）、企业年龄（age）、出口行为（ex）、资产负债率（debt）、技术创新（new）、盈利状况（profit）与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tate）。其中，劳动生产率采用企业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2004年工业增加值数据缺失，本文借鉴聂輝华等[19]的方法计算；企业年龄采用当年年份减开业年份加1来衡量；出口行为采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销售产值之比衡量；技术创新采用企业新产品产值与总产值之比衡量；盈利状况以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总产值的比值衡量；资产负债率以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国有企业采用虚拟变量衡量，当国有资本占比高于05及国有资本等于05且企业控股情况为国有绝对或相对控股时，定义该类型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构建与设定

为考察补贴对我国企业生存影响的净效应，在进行生存分析之前，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构造“反事实框架”。具体的操作为，根据企业是否获取补贴将样本划分为补贴企业（处理组）和非补贴企业（控制组）。同时，选取企业层面的匹配变量，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处理组企业选择相近的样本作为控制组。采用Logit估计模型，得到倾向得分值。

lnit（Insubit=1）=φ（lneff，size，age，ex，new）

（2）

式中，size为企业规模，采用企业销售产值取对数来衡量，其余匹配变量的定义与度量与前文一致。

采用最近邻1对3匹配方法进行非精确匹配，最近邻匹配规则如下：

Γ（i）=mini（i-j）2，j∈（Insub=0）（3）

式中，i和j分别为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值，Γ（i）表示与处理组相匹配的控制组的样本集合。为确保匹配结果可靠，本文进行平衡性检验，即给定检验企业是否获取补贴的概率φ，企业获取补贴与匹配变量是独立的，检验结果见表1。

由上述结果可知，匹配变量基本不存在显著差

表1 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异，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小于5%，本文匹配方法和匹配变量有效，匹配结果可靠[20]。同时，本文采用罗森鲍姆界限进行敏感性分析，检验在预测倾向值时是否忽略了关键混淆变量。在敏感性分析中，主要采用伽玛系数来指代被忽视的混淆变量是否受到补贴的影响，观察伽玛系数在何取值范围结论变得不显著。如果伽玛系数取值接近2，已有結论才变得不显著，认为现有结论可靠[21-22]。而本文结论在伽玛系数为3时仍显著

限于篇幅，这里未将敏感性分析结果予以展示，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要。

，结论可靠。

匹配后，本文构建Cox生存分析模型估计企业生存风险函数。假定企业某一时期t退出市场的风险率为h（t，X），模型基本设定如下：

h（t，X）=h0（t）φ（X′iβ）（4）

式中，h0（t）表示基准风险函数，即在没有协变量影响下的企业风险率函数；协变量X′i表示解释变量的集合，即在协定变量的影响下基准风险函数h0（t）扩大φ（X′iβ）倍；φ（X′iβ）表示企业异质性，将其具体形式引入风险率函数中，可将模型进一步表达为：

h（t，X）=h0（t）exp（∑ρk=1Xkβk）（5）

假设补贴和非补贴企业协变量集合分别为Xi和Xj，那么补贴企业相对于非补贴企业退出危险率为：

h（t，Xi）h（t，Xj）=h0（t）exp（∑ρk=1Xiβk）h0（t）exp（∑ρk=1Xjβk）=

exp[∑ρk=1βk（Xi-Xj）]（6）

上述危险率比值是一个常数，表明两类企业的危险率之比不随时间改变而改变，仅与（Xi-Xj）相关。Cox比例风险模型在回归分析中无须假定基线风险函数的分布，利用偏似然函数可估计得出各协变量对应的系数值β。

四、 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第（1）列中补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不考虑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时，补贴与企业生存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补贴政策在总体上对企业生存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生存，反之则抑制了企业生存。后续估计系数理解同上。

，即补贴式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具有积极效应，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研究假设1得证，但补贴式产业政策的选择性分配倾向同时也可能加剧“僵尸企业”现象。第（2）列中市场竞争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在单独考察竞争对企业生存所产生的效应时，其作用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我国当前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虽然总体上没有对企业生存产生显著负作用，但竞争的“优胜劣汰”效应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促进低效率企业有质量地生存有待进一步解决。第（3）列进一步引入补贴和竞争的交互项subcom，考虑到Insub、comp与交互项的相关性较大，本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处理后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补贴对企业生存的促进作用依赖于竞争程度，竞争加剧能强化补贴对企业生存的积极效应：当竞争程度较大时，可显著增加补贴对企业生存的促进作用，也即补贴在竞争程度更高的行业企业能发挥更大效应。同时，可以由此进行反向推论，对市场强度较低的行业企业进行补贴，补贴的积极作用将可能转化为副作用。一方面，这类型企业在补贴的促进作用下生存能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竞争未发挥显著的优胜劣汰作用，企业可能以低质低效的形式继续存在于市场，进而成为“僵尸企业”，假设2得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Z统计值，***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下表相同。

而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劳动生产率提升对企业生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企业年龄的系数为负，表明企业年龄的增长有利于延长企业生存时间，相对于存活时间较长的企业，新进企业可能面临较大的生存危机。企业出口的系数显著为负，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创新作为改善微观企业效率的源泉，表明创新增加企业退出概率作用不明显，创新对企业生存时间的抑制效应有待进一步考证。盈利状况的估计系数也为负，即盈利状况越好的企业生存越久。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正，企业财务风险会随着高负债不断提高，进而导致企业失败概率上升。国有企业虚拟变量显著为正，国有企业性质将导致企业有更高的退出概率，这一结论可能是由于大规模的国企转制与低效率经营密切相关。第（4）列-第（6）列分别给出了前三列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在该部分，采用Weibull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除第（5）列竞争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有小幅上升，回归结果基本相符，实证结论稳健。

（二）进一步回归结果分析

为检验结论的适用性，本文进一步考察补贴与竞争对不同所有制、区域及规模企业生存的影响。

1.基于所有制特征的进一步分析

表3列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回归结果，其中前三列为国有企业，后三列为非国有企业。从回归结果来看，补贴、竞争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第（1）列、第（4）列显示，补贴的系数显著为负，补贴式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生存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第（2）列中国有企业样本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第（5）列非国有企业样本为正。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非但没有加剧国有企业的生存风险，反而改进了其生存状况，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则截然相反，竞争仅对具有更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发挥了“优胜劣汰”效应，而对低效率国有企业却产生了“劣胜优汰”效应。第（3）列中国有企业交叉项回归系数为正，但不

表3 不同所有制特征的生存估计结果

显著，而第（6）列非国有企业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市场竞争的强化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明显，竞争程度提高有益于强化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生存的积极作用，而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中不存在，低质低效的生存易导致国有企业中“僵尸企业”的出现。

2.基于区域特征的进一步分析

表4列出了不同区域企业的回归结果，前三列为东部地区企业，后三列为中西部地区企业。结果显示，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效应。第（1）列和第（4）列显示，补贴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即补贴式的产业政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生存的积极效应高于东部地区企业；第（2）列和第（5）列中竞争估计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市场竞争对企业生存作用不明显；第（3）列中东部地区企业样本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第（6）列中中西部地区企业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竞争仅有益于强化补贴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延长作用，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更容易因此而产生“僵尸企业”。

表4 不同区域特征的生存估计结果

3.基于规模特征的进一步分析

企业规模一直是影响生存发展和经营行为的重要特征变量，表5列出了基于不同规模企业的回归结果。其中，前三列和后三列分别为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回归结果

依据中国200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从业人员数小于300人的工业企业为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数大于等于300人的工业企业为大型企业。

。结果显示，补贴式产业政策的生存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企业依旧适用，但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大于大规模企业，而竞争的效应均不明显；从交互项系数来看，大规模企业不存在显著的强化效应，而补贴促进竞争时，小规模企业的生存周期则显著延长。

表5 不同规模特征的生存估计结果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效应、竞争与企业生存置入同一个研究框架，采用“反事实”框架与生存分析模型，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并分别考察了异质性企业下的不同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看，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对企业生存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但竞争机制却没有对企业生存发挥显著的作用，表明当前我国企业生存状况可能主要为补贴促进而非市场竞争下优胜劣汰的结果。第二，补贴与竞争机制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会强化补贴对企业生存的积极效应。第三，以补贴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与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非国有、东部地区及小规模企业的政策效应显著，而对国有、中西部地区及大规模企业的政策效应却不穩健。这一结果的引申含义在于：有效的补贴必须满足“行业企业的适度竞争性”条件，才能促进企业优质、有效地延长生存时间，否则只会导致“僵尸企业”问题进一步加剧或其处置难度进一步增大。

本文研究结论可能包含的政策含义：第一，为有效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处置“僵尸企业”，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降低对非竞争性企业的扶持与保护力度，加强行业竞争程度。第二，适度调整当前的偏向型补贴式产业政策，筛选具有良好绩效、发展前景及较强竞争力的企业进行补贴，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使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竞争中更大力度地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政府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必须推出竞争性政策，健全优胜劣汰的机制和竞争政策体系，让市场回到主导地位，政策也应用于支持适应市场环境的企业，以优良的制度环境促进企业积极转型，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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