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短篇小说童年书写的内蕴

卢莉莎

内容摘要：苏童的创作中，屡屡出现的童年书写实则有着丰富的内蕴。异于寻常的美好童年书写，他是借助暴力、晦暗的童年书写来触碰那段历史的伤痛，在其童年书写的内蕴中反顾时代和人生的悲剧。本文以苦难为焦点，对苏童短篇小说童年书写中蕴含的历史之痛、人性之恶、生存之苦进行深入剖析。

关键词：苏童 短篇小说 童年书写 历史之痛 人性之恶 生存之苦

当代文坛中，有多位作家青睐童年书写，苏童就是其中之一。苏童小说的主要叙事通常是南方小镇香椿树街的少年成长模式，但他笔下少年的眼中，世界已不再是纯真美好的净土，而是血腥暴力的图景，甚至有时，少年形象本身也成为暴力的帮凶，可以说，苏童的童年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时代的荒芜。苏童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童年书写来触碰历史的伤痛，反顾那个时代幻影里所折射出的人性的悲歌和生存的荒诞。苏童的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童年书写，关于他长篇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已有学者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做过研究，但对苏童短篇小说中的童年叙事，却鲜有研究，尚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故本文聚焦于苦难，从历史、人性、生存等几个层次，对苏童短篇小说童年叙事的内蕴进行抽丝剥茧的深入探究。

一.历史之痛

苏童出生于“文革”后期，他曾在《六十年代，一张标签》中说：“生于六十年代，意味着我逃脱了许多政治劫难，而对劫难又有许多模糊而奇特的记忆”。他未曾经历那段悲痛的历史，却目击了那段历史的悲痛，他以旁观者的姿态，自然地将这历史之痛隐于他小说的童年书写当中。他未去刻意书写这段历史，而往往是把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背景在文本中自然显现。他笔下“香椿树街”少年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混乱的“文革”时期，那是一段政治狂欢、暴力充斥、人性迷惘的岁月，而他们的童年却天然的与“文革”重叠在一起，使他们的成长带有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记。

苏童的短篇小说《红桃Q》中对文革的别样回忆，就是对那段血淋淋的历史的見证。小说选取1969年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以“我”寻找丢失的红桃Q为线索，叙述了在寻找扑克牌过程中给“我”童年留下恐怖记忆的见闻。“我”抱着去买扑克牌的目的跟随父亲来到了上海，先是遇到一个神秘的偷摸着绣红花的女人，然后是在入住的旅社墙上发现人血，最后在返程的火车上遇到奇怪的被三个年轻人架着的戴口罩的“哑巴”老人，多年后父亲纠正了我的儿时记忆，说那老人并不是哑巴，而是舌头被别人割了。苏童在此是用儿童的视角进行回忆式的童年书写，在少年“我”的视角下展现的只是整个事件冰山一角，大量的信息则被作者隐藏在文章的留白中。

一篇不到万字的小说，前后就出现了七次“一九六九年”，故文中的一九六九年是有重要的指向意义的。1969年，当时中国处于动荡的“文革”时期。苏童将小说置于文革的背景下，使小说中那些看似荒谬的情节合理化，实际上是暗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刺中了历史的隐痛。在他的笔下，这一年是“处于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一切娱乐活动”，连上海这座繁华都市这时也是一座“灰蒙蒙的死城”，“我”稚嫩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冷漠凶悍的女人，粗俗的络腮胡男人，沾了人血的墙壁和被胁迫的含泪的老人。这些叙述无一不是作者对文革惨痛历史的指认。

小说以红桃Q为标题和贯穿全文的线索，就有很强的寓意。这里的“红”奠定了文章的色彩基调，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范畴中，“红”是吉祥的象征，但苏童这里的“红”寓意的是鲜血和革命，而它们又会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流血和死亡，所以不难看出，小说中的“红”寓意着“文革”那段酷烈的历史给人们带来的流血和死亡。一幅扑克牌中红桃有13张，可是作者唯独选择了Q，当中也是有良苦用心的。Q是英文“queer（反常的、奇怪的）、quarrel（争吵）、quaver（嗓音因害怕而颤抖）”的首字母，作者也是借用Q暗示那反常的时代和奇怪的革命中，充斥着争吵和斗争，给“我”的童年生活留下无尽的恐惧。同时这个Q也是作者对小说内容的一种象征化表达，有研究者认为这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Q像是个人头留着条小辫子，鲁迅借此来象征中国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Q在此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故事是以孩子的视角来叙述的，而“我”并不知老人舌头已被割掉，于是作者用Q这个符号对所要表现的内容作了形象化的处理，这里Q的圆圈代表头颅，而那个小尾巴则象征了舌头。小说中老人的舌头被割掉，“似乎在暗示话语权在文革中被残酷的剥夺”，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有多少人被压抑至性格扭曲，又有多少人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惨遭迫害，我们已经不忍计数。作者用儿童那无辜的视角，揭示那历史的伤疤，更让人感受到了那不可复加的沉痛。

二.人性之恶

苏童在短篇小说中对人性的探索从未停止，他不断挖掘人性深处积淀的欲望、残酷和丑恶，通过对“人性之恶”的书写，表达了他对人性的反思。他善于抓住人性恶中的某种特质，将其夸张地融入小说当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使人物的冷酷、残忍和邪恶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苏童是个“性恶论”者，他对“人性之恶”的书写不光贯穿于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更是充斥于他短篇小说的写作中。他的短篇小说中，人性之恶是贯穿大部分小说的主题，他以一种超然的姿态看待小说中的芸芸众生，记录着人心的冷淡，用晦暗的童年反顾人生的悲剧。

苏童短篇小说的少年们大多生活于人心冷漠、秩序失范、法律松弛的“香椿树街”，人性的丑恶在这条街上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们目睹了道德的沦丧，童年本该有的阳光不复存在，相反却充斥着血腥和暴力。叙事主体的成长也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变成了歧路和彷徨。成人从灵魂暗处显现出来的恶逐渐蚕食着少年们的心灵，最后使得本该纯真的少年却一步步远离纯真。

苏童的童年书写中往往充斥着暴力和死亡，他善于通过夸张式的死亡书写来揭示人性之恶。《桂花树之歌》中，小小年纪的“我”便有了成人的残暴。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观看村人残忍地惩治偷花贼的流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当“我”终于抓到“偷花贼”的时候，不仅没有因为她们跟“我”一样是未长成的孩子而对她们产生怜悯之心，而是在模仿大人残暴行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稻草人》中少年“土”因为一场误会杀死了无辜的“荣”，但得知真相后的“土”竟无任何悔恨之意地淡然离开现场。《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当中的小男孩，不知是儿童游戏的无知在作祟还是人性深处的恶质在发威，他继活埋羊之后又积极的活埋了自己的爷爷……像这样少年儿童杀人的故事在苏童小说中屡见不鲜，他们杀人的理由很简单，甚至不需要理由，苏童颠覆了儿童是纯净无邪的化身的传统观念，让他们在一场场荒诞的死亡中充当了夺人性命的刽子手。涉世未深的儿童都尚且如此，那更何况是长期受世俗浸染的成人，这也是苏童对“性恶论”这一哲学命题的巧妙的文学阐释。

三.生存之苦

苏童童年书写中揭示的时代之荒芜和人性之丑恶确实让人深恶痛绝，但是回想小说中的人们在那样艰难岁月中的生存之苦，却又不禁使人产生恻隐之心。苏童笔下，多涉及“文革”时期或八十年代生存困境的描写，人们被动地在物质匮乏和精神压抑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在琐碎的生活中渐趋空虚。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就是对生存的需求。人们需要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是难以满足的，在这条杂乱、破败的“香椿树街”上，物资紧张、住房拥挤、情欲冲动、空气浑浊，成人们整天忙于生活的琐碎和算计，而少年们所能拥有的恐怕只是文化教育荒废后所带来的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光。母亲为了买上过年给孩子们解馋的猪头肉而费尽心思（《白雪猪头》）；狭窄的旧屋中，姐弟俩常常因为房子，三天两头地争吵（《环绕我们的房子》）；被压抑而后冲动的情欲，使丹玉和毛头在慌乱盲目地享受了甜蜜后，双双于竹林深处殉情（《桑园留念》）……

苏童往往会采用物质痛苦和精神痛苦相交叉的方式呈现生存之苦。前者主要涉及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娱乐生活得不到发展；后者则主要涉及人们精神世界的崩塌和迷惘。少年们常常会因为简单的物质欲望而相互仇恨，可能是两个齿轮（《稻草人》）；可能是一辆玩具小火车（《小偷》）；可能是一双球鞋（《回力牌球鞋》）；甚至也可能是一束桂花枝（《桂花树之歌》）。而这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物资的匮乏，少年们的物质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强烈占有欲的结果。物质欲望都难以满足，更何况娱乐生活呢？苏童小说中出现的无处可买的扑克牌（《红桃Q》）、人满为患的游泳池（《游泳池》）、弥足珍贵的运动鞋（《回力牌球鞋》）等物象，折射出来的是文革对人们娱乐欲望的压抑。正因如此，作为儿童特有的生活样态的“游戏”，在这里基本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的童年生活。

相比物质层面的穷苦，精神层面的痛苦似乎让人更难抵抗。《哭泣的耳朵》中的老孙，曾经也为社会付出过，可是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戴着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冠以“老特务”的外号。因为这个罪名，他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失去了做人的起码的尊严，连小孩对他都是侮辱的言行，当他被激怒而跟“弟弟”和“哥哥”打起来后，“老特务”在疼痛中发出凄厉的尖叫声和呻吟后的笑声，最后他的恸哭，是心灵被摧残后的精神支柱的崩塌，是对生存的绝望。《狂奔》中的榆是一个本该天真却在心灵和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的孩子，身体羸弱使他精神上有着面对死亡的恐惧和压抑，父爱的缺失又使他心灵有着极大的不安全感。当母亲自杀离去而父亲终未出现时，这个被生活摧残至精神崩溃的孩子终于“发出了凄厉的尖叫，他推开人群在公路上狂奔起来”。《沿铁路走一公里》中的少年劍在目睹铁路桥下吊死的男人，经历了自己的妹妹被火车撞死以及母亲因此精神紊乱的悲剧后，本就性格孤僻的他更变得异常古怪，剑生活在不被人理解的世界里，自己的精神也陷入困顿和迷惘。

生活的苦难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摧残着人们，人们身心俱疲，挣扎的微光依然无法穿透整体的沉滞和压抑。少年的童年似乎沦为生活的牺牲品，被掩埋在历史的风尘中。

一个作家的作品之所以优秀，往往是因为当中有着丰富的内涵，能提供给读者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苏童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纵观他的短篇小说，仅在童年书写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中有着丰富的内蕴，不光有对历史、人性的揭示，还有对生存苦难的描写，可见苏童是一个值得引起学界关注的、有巨大研究潜力的作家。

参考文献

[1]吴雪丽：《苏童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