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陶艺四十年
——1978到2018石湾陶塑人物创作研究

□魏华

石湾的制陶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石湾河宕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刻有丰富几何印文的陶片，见证了石湾制陶有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明清以来，石湾由于工商业的发达，逐步成为中国最发达的陶瓷产区，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陶艺是比较宽泛的概念，石湾陶艺有其独特的含义，陶塑人物是石湾陶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一部石湾陶艺史亦是一部石湾陶塑人物史，岭南人把这种陶塑人物称为“公仔 ”。石湾盛产一种含铁量很高的红土，用于人物面部、手的塑造，俗称“公仔泥”，它比瓷土可塑性大，更适于人物的塑造。“石湾陶塑人物造型朴实自然，材质釉料醇厚，人物刻画细腻生动，是德化、宜兴、景德镇等名窑不能类比的。 ”对感情的表达，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态的描摹远远超过其它陶瓷产区。在近三十年因缘发达的经济，岭南文化与东南亚及海外的深厚渊源，石湾陶塑人物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以刘传为代表的具有强烈传统人文气质和人文精神的一代陶艺宗师，以梅文鼎、曾鹏为代表的勇于探索石湾陶艺现代精神价值并开创了中国现代陶艺的先河。而笔者创造的“新公仔”主张反映当下关注生活，把地域文化融入当代文化的语境之中，更具当代人文气质。我们意在恢复对当下生活关注的传统，使石湾陶塑人物创作更具有时效性、现实性、当代性。今天石湾陶塑人物创作过度的商业化，工艺化倾向失去了传统石湾公仔的人文气质与现实的批判精神。

一

石湾现实题材的具象陶塑人物可追溯到东汉。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水田附船模型”是出土于石湾东南面东汉墓群。6个陶塑人物形态各异，造型生动。石湾陶塑人物厚重、质朴、淡雅的精神气质已见端倪。

石湾的独立陶塑人物塑像始于明代晚期，盛于清末民初，题材多为仙佛、达摩、罗汉、寿星、观音之类的民俗题材。最初的陶塑人物用于祭祀等场合，全身施釉，不重视脸部和细节刻画,很少署名。清道光晚期至咸丰以后，“文如璧”创造了大批以岭南的地方戏剧——粤剧为模板舞台戏剧化的陶塑群像装饰在建筑的脊贝。当地人将这种瓦脊上的的陶塑人像称为“瓦脊公仔”。案头陶塑人物逐步吸收了瓦脊公仔的面部不上釉的制作方法，文人趣味渐浓，但开始重视趣味和细节的刻画，作品出现了作者的款识。产生了黄炳、陈渭岩 、潘玉书 等一代宗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玉书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广东陶业公司工作期间，向一位意大利籍的艺术家学习文艺复兴时期雕塑的写实手法，吸收西方雕塑的养份，加之自己深厚的传统民间陶塑功底，在表现人物曲折、细致的衣褶纹理上，形成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把石湾人物陶塑艺术表现力推至新的高峰。其作品被视为石湾陶塑人物的典范，今天石湾公仔的基本程式和标准都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州成立人民美术社派出尹积昌、高永坚、谭畅，邀请刘传和区乾等一批艺人在石湾建立陶瓷雕塑工场。以国家的行为恢复民间工艺，组织文艺干部向民间艺人学习，形成了石湾陶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的局面。

文革时期非物质文化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石湾的陶艺文化也不例外，大师们的个人作品都不敢轻易的标注上名字，出现了独特的“集体创作”。由刘传、庄稼、刘泽棉、廖洪标、黄松坚、刘炳等大师和霍胜等老艺人合作的《收租院》等大型组塑，因政治的需要把石湾陶塑推向了革命的风头浪尖，就连江青也曾亲临石湾。石湾陶塑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取得了当时主流文化关注的特殊待遇，石湾陶塑人物拥有了全国的声誉。为了表现工农兵题材，从客观上也丰富了新的釉种，发展了更为写实的陶塑技法。

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石湾陶塑人物创作大致有两个部分。第一，文革前承传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文人画式的人物创作，除了刘传等因其卓越的创造，大部分也只是一种工艺的继承；第二，文革其间因政治的因素，毛主席像的创作成了当时中国陶瓷人物创作重要的景观，工农兵、样板戏等陶瓷人物创作成为最重要的题材，这也是当时政治生态下的必然结果。

（一）所有制的改变，传统作坊体制逐步恢复，艺术家工作室的建立促使石湾陶艺风格类型多元化。

2008年佛山美术陶瓷厂（后文简称“美陶厂”）的转制标志着国有体制的创作模式的解体，石湾传统类型的艺术创作失去了积极的正面的学术参照。石湾从社会的体制到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陶艺家们拥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也面临更多的选择。由国营的企业改制到私人作坊的崛起；由国家创作机构无为到陶艺家个人工作室的成熟，无不预示着一种文化的重大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于石湾陶艺的界定也有了更为宽泛的解释，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如何面对传统，如何面对当下是陶艺家们更应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我们面对传统不仅是一种技艺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与古人有一种心智的沟通使之呈现当下人的喜怒哀乐，呈现当下人的生存状态，成为表达当下人的情感方式。石湾陶塑最具价值的传统就是表现陶艺家生活的时代。近年石湾陶艺的脉络主线是各种作坊和工作室崛起，正面的意义是促进艺术风格的多元化；负面则是过度商业化。石湾陶艺在学术上未能形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本世纪初全国的影响力。石湾除新美陶之外，产生了如潘柏林的柏林艺术馆、刘藕生的艺之谷、曾氏兄弟的虞公窑、钟汝荣工作室、土天陶、大唐陶艺、封伟民艺术馆、黄志伟艺术馆、潘汾淋艺术馆等知名作坊和工作室。

（二）传统题材得以恢复，陶塑人物题材不断扩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石湾陶塑人物就出现了比较新颖的题材，不再单一为政治服务，大量的传统题材得以恢复，佛、神、道以及中国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成为当时陶塑艺术家的热门题材。以各级工艺美术大师为代表继承传统石湾公仔的题材样式，逐步放弃了文革现实主义的创作题材。改革开放，思想文化得到了进一步解放，西方文化的传入，《德兰修女》等带有明显西方宗教意识的题材也出现在石湾陶塑中。受学院派的影响，以人体为题材的陶塑也时有出现。怀旧的民俗题材《回娘家》大受欢迎。

（三）传神的艺术特色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图一 ：《布袋山人》 刘传33×21×15cm

明清已来，以潘玉书为代表的石湾陶塑因其高超的技艺和人文性被受推崇，传神的特色成就了石湾陶塑。通过一代宗师刘传的《论传神》把石湾雕塑人物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刘传曾赴中央工艺美院讲学，庄稼也曾聘为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第一次系统的梳理总结石湾艺人的创作和经验，他总结了刻画人物表情的“十字法” 。提出了“内静则外动”、“外静则内动”、“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的方法和观念。笔者曾有幸与其交流，亲听其对苏联模式大雕塑的不屑：呆、笨、缺少灵性神情。上世纪末，他正值晚年，仍然创作了《布袋山人》（图一）、《达摩像》(图二)、《渔歌唱晚》等力作，刘传不愧为一代继往开来的宗师。

深受刘传的影响石湾也涌现了庄稼、刘泽棉、廖洪标、黄松坚等老一辈的陶塑人物大师。特别是庄稼继刘传之后也从理论的高度分析、总结了石湾陶塑的传神特色：“传神来自生活” 。提倡学习前人，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梳理了石湾陶塑的经验，并积极实践创作了《诗圣杜甫》等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传统题材作品。庄稼有可能是最早把石湾陶塑引入中国雕塑视线的大师，因其选用的题材表现手法吸收了许多大雕塑的造型语言，从而成就了庄稼当年在全国雕塑艺术界的权威地位。

刘泽棉则是地道的石湾人、陶艺世家、著名的清末民初石湾陶瓷名家刘佐朝就是他的叔公，也深得刘传真传。以1994年创作的《老子像》因由当时江泽民总书记的注目观赏使其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廖洪标亦是刘传的弟子，与刘泽棉也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培训过，其经历对石湾陶瓷艺人有一定共通性，石湾艺人要成为大师，学院的进修学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后来的潘柏林、钟汝荣、封伟民等都有类似的经历。对学院造型理论和形态的崇尚，使他创作出了不同于其它陶艺大师的独特风格。1984年廖洪标创作的《悟法禅宗》（图三）就有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构成的影子，体块整体造型刚劲有力，但人物骨骼奇特，结构准确，紧凑严谨，神情刻画疑聚专注，是石湾近三十年最杰出的佳作之一。

图二：《达摩》 刘传20×47cm 1985年

图三：《悟法禅宗》 廖洪标78×42×104cm 2006年

黄松坚1993年创作的《春夏秋冬》是最直接向传统瓦脊公仔的学习，丰富了石湾陶塑人物的表现类别。

除了老一辈的跨时代的陶艺大师，潘伯林是继续在传统的基础上挖掘提升最年轻的大师。潘柏林自学成才，几乎在中国所有出名的美术学院进修过。他的《佛系列》(图四)深受西方造型手法的影响，挥洒笔墨，随机、随性意欲神情尽在一笔之中，是简化细节，突显神情的代表。其《回娘家》开启了当时石湾民俗题材的先河，新娘、新郎神情生动是传承与创造的典范，是近三十年石湾公仔最重要的作品。

与潘柏林同时代的陶艺大师还有钟汝荣，他也有深厚的学院教育的背景，曾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他长于山鬼题材，也擅长热衷于钟馗的表现。动态夸张，表情张扬。

刘藕生是地道的科班出身，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因其是陶艺大家区乾的女婿，也拥有了非常浓厚的陶艺世家身份。他是现代雕塑与石湾陶艺结合的实践者。其大写意的石湾公仔呈现了非常老道的笔墨，能看到作者在陶泥之上书写的痕迹，把握捏拿无不透露严谨中的散漫，舒缓中的紧凑。其对釉色的把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与其他民间艺人不一样的是在对人物神情的表现和刻画上并不夸张眼睛的表情，而是用动态和身体的情绪引出了眼睛的神情。刘藕生的写意陶塑人物达到的艺术成就与造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这不能不说是石湾陶塑人物创作过于工艺化风气的恶果，也暴露出石湾陶塑人物细腻有余、质朴不足，审美评判偏差。

图四：《佛系列》 潘柏林2002年

图五：《十八罗汉》 曾鹏

（四）石湾现代陶艺的兴起、新型陶塑人物样式的出现

新型的陶塑人物样式是与石湾现代陶艺的兴起、发展相关联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梁竹亭、郑可等留洋归来的艺术家，而真正对石湾现代陶艺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则是高永坚、谭畅、胡博、梅文鼎等。八十年代下半期谭畅经常在石湾创作一些现代主义意味的陶塑，讲求肌理色彩表现，形态富有装饰意味，这对于当时年轻的曾鹏有着深厚的影响，至今曾鹏作品中也还能找到谭畅先生作品的影子。

而真正直接推动实践石湾现代陶艺者非梅文鼎莫属。60年代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一直扎根石湾，其简洁几何体块的陶塑与传统意义的公仔大不相同，在石湾是位离经叛道者。上世纪80年代梅文鼎与曾鹏、曾力在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中心以及广东民间工艺馆举办的“现代石湾陶艺展”是石湾、广东，乃至中国现代陶艺史上重要的事件。特别是曾鹏的“曾氏公仔”保留了传统石湾公仔的特征与趣味，融合了日本浮世绘绘画和造像风格，除了对传统题材的表达，已开始运用了更多的概括、简约、夸张的形式语言，创造了具有很强形式意味的曾氏公仔，继承了石湾公仔“头大身小”的造像特色（图五），泥片的直接成形再加以捏塑装饰，简洁直接有趣，因其似漫画得到了年轻的人群的欢迎。一方面得益于他传统的背景。另一方面也得意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院教育。

（五）当代艺术对石湾陶塑人物的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西方现代主义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形式主义样式主义遭到批判，雕塑理论家孙振华博士把笔者借用石湾公仔图式创造的反映当代人生活状态的人物雕塑称为“新公仔”。意在使中国的艺术摆脱西方艺术的审美传统，倡导艺术家关照当下、关照本土地域文化，强化本土立场，地域立场，强化对石湾公仔的发展改变。新公仔的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艺术推向了当代艺术的情景之中。使这些人物的创造比现实主义的人物创作拥有了一种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让人记起来陈渭岩《巴夏礼尿壶》（图六）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把陶艺家引入更为真实的现实批判。《智者》（图七）、《伟哥时代》夸张的比例，滑稽的神态，一本正经的表情透露当下人物苦涩和无奈，不仅塑造了一种夸张的形态，更创造了一种好玩的调侃方式，让人在笑过之后去体味轻松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笔者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和雕塑界，对民间文化的借用不仅创立了中国具象雕塑的新图式，也恢复了石湾陶瓷人物追逐时代精神价值的优秀特质。

图六：《巴夏礼尿壶》 陈渭岩清末民初

值得一提的是梅文鼎近年也创作了《福禄寿一路顺风》（图八）等具有当代人文情怀和观念的人物塑像，把石湾公仔的幽默与智慧发挥到极致，极具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特质，也合乎后现代艺术的典型方式，把臆想的现实和现实的理想融为一体。梅文鼎以其七十多岁的高龄呈现了由现代陶艺到当代文化价值实现的过度和飞跃。王增风先生的漫塑人物也具有当代的价值。

图七：《新公仔系列·智者》 魏华陶 10×8×24cm 1999年

图八：《福禄寿一路顺风》 梅文鼎41×23×27cm 2005年

（六）石湾陶艺交流的频繁促进了陶塑人物创作形式与各种精神价值追求的多元化。

在当下，石湾的陶艺创作更为多元，传统与现代当代共存。 一九九九年“千年之烧”石湾开启了国际陶艺交流的大门，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二零零八年《三国演义·中日韩现代陶艺展》达到了高峰，各国陶艺家纷纷来到石湾，石湾当代陶瓷美术馆的成立开阔了石湾陶艺家的视野，也为陶艺的创作交流搭建了平台。新一代的陶艺人物代表涌现，笔者继“新公仔”之后开始运用后现代的艺术手法创作“新瓦脊系列·公仔砖”（图九），从大的文化格局中实践着石湾陶艺的当代改变。也出现了安琪、赵琳等新一代的陶塑艺术家。封伟民无疑是石湾本土年轻一代的代表，他沿袭传统的石湾陶塑的文脉，大胆运用西式块面和体积塑造,极富装饰意味，其意义是石湾本土都能接受的石湾陶塑人物传统的蜕变。虽不具有新公仔所拥有的当代文化价值和强大的冲击力，但毕竟是来自传统内部的变革。黄志伟也是陶艺世家，他没有执着于学院教育的背景，更多的倾向于传统形式意味的探索，其“线塑”丰富了石湾陶塑技艺。

（七）佛山石湾陶塑人物创作自信，源自于什么是石湾陶塑人物技艺的“核心价值”的判断与追求。

新生代的成长，涌现了一批具有创作实力与风格的陶艺人，雕塑与绘画齐头并进成为石湾新一代艺人的特色，从梅文鼎、刘藕生、曾鹏曾力、钟汝荣、封伟民、冼有成、潘潮安、陈东阳等一批艺人陶瓷与绘画都很出色。当然，这不一定是石湾陶艺人的文人化，技术要求固然重要，但把这种现象判断为石湾陶塑艺人已更趋人文化是合适的。石湾陶塑的创作更多的倾向于“人文”，更多是人的艺术素养。这种倾向更合乎石湾陶塑开宗之师刘传的追求，追求与传统文人画契合，刘传就曾参照宋代画家梁楷的人物画创作了《布袋山人》，对写意的追求是石湾陶塑最终极的追求。最近十年，以潘柏林及弟子为代表的新生代传统陶塑艺术异常活跃，对石湾传统价值的重新认知，成为一种较理性的声音。追溯石湾公仔原有的人文气质，清晰认识到石湾公仔是根植于这块土地的原生态的艺术形式，正如胡博教授：“石湾公仔是中国雕塑唯一保留至今仍然使用的原生态雕塑”的认识，是提升石湾陶塑艺术价值的重要判断。对于那些用西洋雕塑去改造、甚至取代石湾公仔艺术形式的想法是肤浅与无知的。正因为这一点，石湾陶塑的这一特点也显现了中国雕塑的特征，这是石湾的价值所在。

图九：《新瓦脊系列·公仔砖》 魏华50×29×17cm 2008年

三

在当今中国，石湾陶塑人物创作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地域政治文化的因素，时代的进步发展，当代文化的重新建构，石湾陶塑已褪去了在中国文化史上显著的地位。尽管这四十年石湾陶塑在技艺、艺术样式、风格多样等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尽管石湾陶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中国现代陶艺之先，尽管“新公仔”也曾引领中国当代雕塑、陶艺新风格的开辟。当今石湾过度的商业和工艺使陶塑人物失去了以刘传为代表的人文气质与人文精神，也失去了陈渭岩 批判的机智。我们再也见不到梅文鼎开辟石湾现代陶艺的悲壮。石湾陶塑哪怕是文革期间也曾有一种畸形的风光，今天我们对于石湾陶艺的价值判断确实出现了问题。在当下，石湾公仔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因循守旧，太重“技”而轻“艺”。单一的以工艺作为唯一评定价值，唯工艺是大的保护行为，扭曲了石湾陶艺本来的面目，并使其越来越龟宿于“工艺美术”，而不积极寻求进入当代的主流的文化语境，追求中国文化的写意精神，找到与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对接，使之流于更为狭隘的工艺样式。一方面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又放弃了以潘玉书、刘传为代表的优秀陶艺人的特质，放弃先辈对待眼前生活关照和积极态度。最近三十年，学院的训练虽然提高了艺人的造型能力，但过多过快的吸收西方雕塑，重视人体结构，促使石湾陶塑更为严谨，从某种意义却失去了石湾陶塑造像的随意、随性、随情，也失去了石湾陶塑的人文特色，传神特色，所以笔者提倡“新公仔”，并不是要放弃传统样式，而是强化传统样式，使其更为强烈、诙谐、幽默、智慧，更能表达当下人喜怒哀乐，表达当下人的情感和情绪。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的创作要找到自己与时代、社会的契合点，释放并表达当下人的情感与心态，这才是石湾公仔的精神和智慧。从而也才能真正意义的使石湾陶塑人物进入当代文化语境，实现与中国画写意精神的连接，为未来创造更有精神力度的新时代的石湾陶塑人物。

注释：

①岭南人把陶塑人物、动物、器物等陶瓷制品称为公仔。

②佛山大学石湾陶瓷艺术研究课题组编著：《石湾陶瓷艺术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10）：P 27；

③黄炳生于嘉庆二十年，卒于光绪二十年，原籍广东佛山石湾，字云渠，亦号云屿，是石湾陶艺一代宗师；

④陈渭岩是清代光绪至民国时期的石湾陶瓷名家；

⑤潘玉书是清代光緒至民國期間的傑出陶塑名家；

⑥刘传：《论传神》.陈娟安：《朴拙传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3（8）：P 245。“无论面部表情的刻画，或是衣纹动态的处理都离不开‘平、板、直’与‘圆、湾、凸’和‘向上、向下’这十个字，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十字法”；

⑦庄稼：《石湾陶塑人物传神特色》，香港大学：《石湾陶展》，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P 272

⑧曾鹏是曾良之后；

⑨陈渭岩曾创作《巴夏礼尿壶》借此痛恨和讽刺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侵略者巴夏礼。既撑礼帽双关语：既称礼貌。见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