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年里苦涩芬芳
——论张翎小说《流年无语》中的女性朱静芬

⊙郭正淑［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张翎作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领军人物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新作《流年物语》摆脱了以往的叙事方式，创新地采用十个带有象征隐喻意味的物，将“人事”和“物语”彼此映照，全方位地观察和思考人性。小说向我们讲述了大时代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人事变迁和命运飘零的同时，也塑造了淳朴敦厚，善良又坚强的朱静芬这一女性人物形象，并把她悲剧性的一生作为副线贯穿于一个家族的历史。本文将从社会、人格与文学形象三个方面，分析朱静芬这一女性人物形象及其所蕴含的多重内涵。

一、顺从与隐忍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与他者地位，在她看来，两性关系中的主客双方总是不对称的，男性总是处于自我的主体地位，而女性却总是男性眼中的他者，她们是丧失主体资格的人，在男性建构的社会体制中，她们的存在是一种附属的、次要的、被动的存在。①从全崇武的老首长一句“我老婆的表妹厂里有个女工，是个孤儿，人可靠，身体好，能吃苦，绝对是块做老婆的料子”开始，朱静芬就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普通女性一样，被定义为男人成长中的需要物和附属品，用来维持家庭的稳定。在老首长眼里，她身上最优秀的地方就是拥有贤妻良母所具有的大多数品质，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成为她生命的定义。自封建社会以来，女性被赋予了一系列职责，而男人们则称赞女性的贤惠，使她们处于无权地位，使女性从属于男性。在男权社会中，歌颂妇女的用意其实是利用妻母的角色来维护男性在社会的中心地位，他们为妇女们树立了符合男权社会统治秩序的形象符号，以此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使她们产生对“贤妻良母”的认同感，从而安分守己，顺从、依附于男权。朱静芬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合格”女人的代表，没有“自我”概念，以高度的顺从和容忍对待丈夫。最显而易见的是当她发现丈夫出轨后，怯于跟丈夫直面，独自带着女儿跟踪丈夫，却拿不出半分勇气亲自去质问那个抢走她丈夫，抢走女儿爸爸的女人。朱静芬不是一个真正蠢笨的女人，只是在那个时代给女性的框架里有自己的考虑，她担心如果捅破了这张纸，这个家就真的分崩离析。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家庭的稳定，唯唯诺诺地试探着全崇武的反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到了恰当的时间准备向那个女人兴师问罪，然而当看到那女人是那样光彩照人、处变不惊之时，却生出了羞愧和自卑，仿佛做了错事的是自己。“她只想地上有一个坑，她能钻进去，永远不要见人。她才是贼，从那个女人手里偷走了本该是她的东西”。

男权社会使朱静芬丧失的不仅是自我意识，也禁锢了她的思想和自由，让她自愿沦为男性的附属物，她的存在没有自我价值、没有个性独立，也没有话语权，女性的需要都处于男性可见域之外，接着被社会湮没了。朱静芬的形象塑造，揭开了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幸福”生活的面具，揭示了家庭主妇在男权社会中受压抑的身心状况和生存处境。

二、压抑与反抗

双重人格指除了所表现出的自我外，内心深处还有“第二个自我”存在。“第二个自我”在荣格心理学术语中被称为“影子”，它代表着自我所不知或所知甚少的属性和特征。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人平时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对立面，在一般情况下是人们所难以意识到的，然而它却深深地存在着。②《流年物语》中朱静芬性格转变最突出的一次是因女儿全力在做知青期间被傻子强奸怀了身孕，一向怯懦胆小的朱静芬将心里多年积攒的委屈、愤怒、魄力、智慧一股劲地使了出来，带着“炸成针的头发和撕裂的眼眶里那两颗血红的眼珠”，冲进傻子家里。那把工作时用来碎煤砸钉子的方脸铁榔头便是她的武器，她要用它来砸碎那些敦厚外表下冷漠自私的人心，砸碎陈岙底人明目张胆的侵害，砸碎强奸女儿的傻子。她的强势、凛冽和智慧在这一刻像拉开了闸一样从她身体里冲出来，“阶级斗争”四个字出口，涌出的便不再是从前那个唯唯诺诺的良家妇女，而是一个“决不后退的女战士”。按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无意识是原始的盲目的冲动、生物的本能和出生后被压抑的欲望的储藏库，它的存在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后天特性。无意识不仅不会因压抑而消失，并且还伺机改头换面表现出来。③就朱静芬而言，反抗与抗争的本能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这是由于她第一人格相对弱势的家庭地位和她性格里的软弱所造成的。因此，朱静芬的第二人格是她第一人格的对立面，是勇敢、机敏、强势、智慧、有主见的，是对压抑许久的欲望的强烈反叛。

朱静芬的第二人格在老年痴呆之后更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忘记了身边的所有人，她的不满只剩下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能让天花板掉渣的那种尖叫。此时的朱静芬几乎达到了“无意识”的状态，是那个曾经“单枪匹马拎着榔头冲进傻子家”的朱静芬的完全释放。老年的朱静芬通过失忆逃脱了一切曾经压迫她的人和事，被无形枷锁束缚了一辈子的朱静芬终于在最后得到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完全解脱，体会到了她这一生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自由”的滋味。朱静芬双重人格的单重显现的原因，归结于她所生活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允许她内在的第二人格展现，因此她更多地表现出懦弱、压抑、片面的一面。朱静芬的人格分裂体现了她作为普通女性所经历的来自时代、社会、家庭的压迫，然而朱静芬的自我解放只有通过双重人格的方式才得以实现。从朱静芬下意识的忍耐到她最终无意识的解放，都暗示了在那个时代里，真正的自由与大众女性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三、慈母与恶母

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人们有着原始的生殖崇拜，母亲被视为生命之源，享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但随着原始社会被封建社会所取代，男权观念开始变得愈发稳固，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被歧视、被扭曲和被禁锢的苦难历史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母慈子孝”的礼教制度深入人心，然而提倡孝道并不表明真正尊重母亲，而是借此维护秩序森严的家族制度。朱静芬便是这个时期母亲的典型形象，她担任着代行父权的角色，维护着封建家庭家族制度的框架照常运转。朱静芬将丈夫与女儿的食寝照顾得无微不至，让两个女儿上学成为知识青年，对她们密切关注爱护有加，她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封建礼教并没有使她丧失充满人情美的母爱。她渺小、卑微，有时愚昧；她深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她们；她与女儿们血缘上虽是一体的，但在精神上却是毫无关联。

朱静芬生命的匮乏驱动着她按照自己的生存经验和内在信仰来为女儿们做出决策，最终铸成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导致一场场悲剧的发生。最初的大错铸在叶知秋自杀的那个晚上，她不顾全力的抗议，生硬地将两个女儿拉进成人和谎言的世界。第二次是为了不让全崇武“犯错误”，间接导致全力在陈岙底被傻子强奸。第三次则是为给全力找了一个“安身之所”，匆匆安排刘年与全力的婚礼，最终导致了全知的死。朱静芬忙不停地去填补上一个洞，却又扯开了下一个洞，窟窿越捅越大，最后将一条完好的布扯成了烂布条。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意识形态已经潜移默化地颠倒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并渗透到民族意识和个人意识，成为生活的常态，历史的力量。朱静芬在心底几乎已经默认了男权社会的统治，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她可以为了维护家庭稳定与第三者和平共处，为了安抚丈夫的心让女儿给第三者捎话送腊肉；为了给丈夫少添麻烦，女儿下乡多受苦也无碍。在她眼里，最重要的始终是丈夫，自己包括女儿都可以为了丈夫而牺牲自身的利益。吉尔伯特和格芭尖锐地批评道：“自我牺牲精神并非是一种高尚精神，它是死亡的一种表现。”④这种盲目无我的行为，是一种彻底的自我抛弃和丧失独立人格而归顺的女奴意识的体现，是作为母亲缺乏个人意识的表现。全知的死给了朱静芬沉重的一击，她的惊愕与悲痛更使她丧失了看清真相的能力，固执地把全知的死归咎于叶知秋。而酿成这出悲剧的原因追根溯源是男权社会的思想腐蚀，在封建家族制度的强压之下，她显得软弱无助、无所倚靠，对于这强大的力量，她无力阻止，更可悲的是她已下意识地认可了这腐蚀人的传统。以朱静芬为代表的母亲形象，实际是在父权制度之下被压制和利用的对象，她们的软弱源于父权制度的迫害，而她们与父同谋则更加反映出父权制度的强大。

张翎在作品中体现了对女性生存状态和生存处境的关注，也表达了她本人对妇女的生活处境、婚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的深刻思考，因此，书写女性的忍耐顺从，就是对封建男权的揭露；表达对女性的怜惜同情，就是对男权意志的反抗。

（感谢周春英老师的指导）

① 陈娅娇：《菲茨杰拉德笔下“新潮女郎”形象研究》，《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版》，第8页。

② 〔瑞士〕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③ 袁义江、赵秀峰：《略论荣格的美学思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2页。

④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