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与抗争:茅盾《春蚕》的女性主义解读

⊙李艳华［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12］

在茅盾的《春蚕》中，不仅仅只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描写，也表现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以主人公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固守和以四大娘、荷花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的抗争。他们之间斗争的进行、地位的变化，正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男女社会地位与权利变化的缩影。下面我们将从女性角度对茅盾的《春蚕》加以细致剖析。

一、小说情节与精神内核

《春蚕》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淞沪会战为背景，描写了身处江南农村的蚕农老通宝一家在动乱时局下养蚕卖茧的曲折故事。小说主线是对男主人公老通宝在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下只想安于现状的描写，其中体现的正是老通宝的不变固守与现实世界的变化无常这一矛盾冲突。小说的两条副线，一是老通宝与儿媳妇四大娘在蚕种选择上的矛盾，儿媳妇坚持随机而变，选择洋种，而老通宝固守传统，不愿采用；另一条，是老通宝一派人与荷花之间的矛盾，老通宝一派人认为荷花是煞星，每每避之不及，荷花认为老通宝是对她莫大的羞辱。

通读小说，纵观全篇几条主要故事线，不难发现小说在为我们展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社会现象，描写广大农民悲惨生活际遇的同时，更为我们刻画了两对主要矛盾：传统农村经济与外来资本的矛盾，传统思想与新兴思想的矛盾。而这两组矛盾的核心，正是新事物的抗争与旧事物的固守。其中以荷花、四大娘为代表的女性角色对于老通宝等男性角色的不满与抗争，正是象征着新兴的女权对于传统男权的挑战。

二、以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权的固守

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女性无论在社会地位或是家庭角色上，相对男性而言都处在一个从属地位。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下，男权的中心地位更是进一步加固。而近代以来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女性无论是在社会地位与家庭角色上，都在悄然改变。面对新兴的女权，以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权选择了固守。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了许多与《春蚕》相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描绘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传统经济与传统家庭关系的解体，后辈对父辈权威的否定；等等。这些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正是对那一时期传统男权、父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冲击的真实反映。在茅盾的《春蚕》中，以老通宝一家养蚕卖茧为主线。在整个故事架构中，老通宝无疑是主要支撑点，推动着小说的发展。此外，老通宝这一形象更是茅盾对于传统男权集中刻画的典型。老通宝在他所处的家庭关系中，是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这主要体现在整个养蚕过程中，主要决策都是由老通宝一人做出，他也认为理所当然。但是从女性角度看，这种所谓的传统社会关系，其实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对于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的一种不合理构建。

老通宝对于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家庭关系已是习以为常，但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洋布洋货对于其赖以生存的传统养蚕方式造成毁灭性冲击时，他也无奈而由衷地发出了“天变了！”的感叹。毫无疑问，此时的老通宝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家庭经济及自身权力中心地位的动摇。在小说中，老通宝始终对陈老爷家的败落充满疑惑，对于它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也是忧心忡忡。而这种由于传统经济解体带来的迷茫与危机感，也正反映出那个时代下，曾处于家庭核心地位的“老通宝”们对于在社会变化中自身角色定位与权力分配的无所适从。为应对这种局面，老通宝坚持认为自己才是一家之主，男性才是社会家庭的核心。因此，他坚决反对四大娘提出使用洋蚕种的提议，他始终保持着对荷花的敌意，他认为这世界正逐渐变得混乱。但是老通宝却没有意识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冲击，他的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堪一击，这无疑是其个人的悲哀。

男权与女权，正是一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它们辩证统一地存在，不可切分。面对女权主义的兴起，以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权为保证其如以往一样具有优势地存在，似乎并没有选择妥协的余地。正是在一种无知与无奈中，他始终坚持着对于传统男权核心地位的固守。

三、以四大娘为代表的女权的抗争

受中国封建教条的影响，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一直处于劣势。直到受近代社会经济的变革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的女性逐渐树立起了女权概念，并对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的男权主义进行抗争。作为《春蚕》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女性角色，在四大娘与荷花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兴的女权对于传统男权的抗争。

四大娘作为老通宝的儿媳妇，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要求往往是简单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甚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对于女性的落后观念，约束了女性社会功能的发挥，使得女性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四大娘便是如此，如许多传统妇女一样，她被限制在家庭之内，难以走进社会，被老通宝等男权主义者看作是家庭中男人的附庸。而随着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与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渐进入，中国传统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社会现象在茅盾的《春蚕》中均有突出体现。

在《春蚕》中，由于传统经济的解体，四大娘等女性角色能够逐渐参与到家庭经济生活事务的决策中去，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这种话语权的转变，促进了她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可避免的，在女权的萌芽发展中，必然受到传统男权的不满与敌视。比如小说中在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由于时代的发展、地位的变化，她们无拘无束地嬉笑打闹着。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老通宝看来，这却是不可容忍的，但时过境迁，他又无可奈何，只能在一旁“像一只疯狗似的咆哮着，圆睁着那火红的眼睛”。这是老通宝长期以来面对女权的挑战和男权的衰弱现象，内心怒火的集中发泄，但仅此而已。

以四大娘为代表的女权对男权的抗争，主要围绕养蚕这一家庭主要经济活动为中心。这种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他们公媳二人之间的频繁争吵。在进行蚕种的选择时，四大娘认为应该顺应市场，选择洋种，而老通宝痛恨所有带“洋”字的东西，坚决反对。以至于四大娘破口骂出：“这个老糊涂，看见带洋字的就像见了几世冤家，看不见洋货更赚钱。”这种由于经济事务决策的争吵，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是难以见到的。这正是由于外来新兴事务的进入，使得以四大娘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丈夫的询问，四大娘大声回道：“你问我有什么用，爹做主呢！”这正是她对以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权的不满。此后，由于老通宝不肯妥协，在家庭事务中仍然冥顽不化，独断专行，使得四大娘更是破口大骂：“这些匾额浸湿了，就跟那死狗一样重！”这种矛盾双方的互不相让，使得最后四大娘与老通宝除了争吵，再没有别的话讲。

四大娘对于传统男权的挑战方式，主要是以口头的发泄谩骂为主，而荷花的抗争方式则更为直接与极端。荷花与老通宝的主要矛盾，在于老通宝把她称作白虎星，并不断宣称“惹上了她就等于败家”。而这种称谓本身就是传统男权主义者自认为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直接表现。但可悲的是，荷花在对老通宝等男权代表进行激烈抗争时，也受到了来自于同性的讥讽嘲笑，说她是“不要脸的骚货”。但以荷花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与以四大娘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不同，她们在受到压迫时，会诉诸行动。在令她感到窒息绝望的环境中，她通过偷别人家的蚕宝宝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抗争。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们都说我是白虎星，惹上就会败家，见了我就转脸，你们哪有把我当人看待！”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女性经常被冠以各种名目的歧视或偏见，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而她们却又无处诉说。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使得一部分遭遇男权压迫的女性只能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去抗争，以引起旁人的理解重视，希望获得更为公正的对待。

四、“固守”与“抗争”的矛盾交织

在《春蚕》中，茅盾通过养蚕这一传统经济的代表形式为中心，利用其间产生的种种矛盾，表现出女权的觉醒与对男权的抗争。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而言，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男权女权的对立划分，以及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体系，都是男权主义者构建的。这无疑从先天就决定了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劣势，使得男性成为压迫者，女性成为被压迫者。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春蚕》中的四大娘与荷花，是我国社会最早的一批女权主义者。她们在新的社会变革中，都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四大娘面对老通宝传统男权的权威，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坚持选择洋蚕种，这主要体现在四大娘为了显示自己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而进行的抗争与坚持上。但另一方面，由于养蚕在当时南方农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间接提高了四大娘的家庭地位，而这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男权的权威造成冲突。由于生活处境的不同，处于更低地位的荷花若想获取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采取更加激烈的抗争方式。老通宝等人对其“白虎星”的称谓，无疑是对荷花的巨大羞辱，严重影响着她的生活。对于这种情势，言语上的不满与发泄无济于事，所以，荷花采取了偷蚕种等一系列行动来表达她的不满。这正是女权对于男权更为直接的抗争。

女权的抗争，男权的固守，是《春蚕》中人物矛盾的根源。令人感叹的是，虽然茅盾笔下的四大娘、荷花等女性角色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争，比如四大娘与老通宝因为蚕种的争吵、荷花因为不满歧视的偷蚕种，她们所代表的女权的这种种抗争，在面对男权的固守时，仍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清晰认知，四大娘不得不屈从于老通宝的权威，荷花在偷蚕种被抓时，也说出了“你们都是好的”。这些都显示了那一时期的女性对于传统男权难以有实质动摇的无奈。女权抗争的根本，在于对男权权威的否定与女性社会地位的重新定位，这也正是男权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在《春蚕》中我们看到，在面对以四大娘、荷花的女权主义者对与自身权威的抗争时，老通宝意识到了男权地位的动摇，无知又无奈的他，只能选择对传统的固守。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茅盾的《春蚕》加以解读，我们看到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为重新定位自身社会角色对男权所做的抗争。同时也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权社会对于自身地位与权威的固守，这种社会体系的稳固性，一时难以打破。

五、结语

《春蚕》中对20世纪30年代几位人物的生动刻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破败与蚕农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从小说对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与命运展示中，我们也看到了在社会剧变的时代背景下，新兴女权主义与传统男权主义的种种积极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