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于近代政治和经济

编辑_张艺芳

【编者按】

近些年，出国游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非常便捷，尤其是近邻日本。说到中国与日本的往来，早在《后汉书》中就有记载，诸如“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予印绶”等。

交往千余年，文化影响亦是参差相互。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教师魏勇，在引导学生思考近代中国学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鉴于近代中国学者多受日本影响，顺藤摸瓜去寻找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界对儒学的见解，他主要关注了福泽谕吉的影响。从而去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儒学到底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

与此相应，广州人文学会秘书长余以为游日归来后则感慨，“中国人上了福泽谕吉的当。”其原因是，“吉田松阴的影响，无论在明治维新，还是明治时代，都比福泽谕吉更大。中国人夸大了福泽谕吉的价值。”以下为论辩全文。

日本人眼里的儒学和林则徐

文_魏勇 北京十一学校历史教师

北京十一学校历史老师魏勇和学生们在课堂

因为备课的缘故，打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骚扰范美忠，讨论我的思路。他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也有他的疑问，儒学真的妨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吗？

这提醒了我，需要更谨慎地跟学生讨论这个话题。问题是，19世纪的中国学者，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儒学一边。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虽有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批判儒学，但缺乏细致的讨论，大多是情绪化语言，缺乏说服力。于是，我想到日本，去明治维新前后寻找他们学界对儒学的见解。这一行程，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看到了铺天盖地对儒学的批判，其言辞之激烈，不能不联想到鲁迅先生对儒学的激烈态度，也许是留学日本受其影响的结果。

先从福泽谕吉说起。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认识到“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的严酷现实,主张为维护日本国家的独立,不仅应在有形的物质文明方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要在无形的精神文明方面学习西方人的“独立自主精神”,为此,就必须批判日本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儒学,批判其宣扬的所谓崇古陋习和依赖心理。

日元上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5-1901)，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福泽谕吉曾说:“欲从根底颠覆古来学说,更开文明学之门……毕生心事唯在此耳。”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说:“他虽生于旧世界,却是彻头彻尾抛弃了旧世界的人……他连一根手指头也没有留在旧世界之中。”下面是福泽谕吉言论摘录：

《文明论概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

“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的文明主义相比，东方所缺少的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

《劝学篇》：“文明的进步是与社会总的智德发展有关”，德亦有“私德”“公德”。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而儒学者的问题就在于，认为“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他们认定的道德,是专指个人的私德而言的。考其意义,都是以古书里的温良恭俭让、无为而治、圣人无梦、大智若愚、仁者如山等为本旨的,都是些劝人忍耐屈从的“被动的道德”。然而,儒学者们却“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欲“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这未免太糊涂了。

此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儒学于公共事务无益，但对个人自我修养，有一定帮助。

《脱亚论》一开头就要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断绝关系:

“世界交流的手段变得便利,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风靡。盖西洋的人物古今没有多大差异,但其举动古代迟钝,而今天活跃。其原因无非是利用交流的利器之故。故若为当今东洋国家着想,如认为可以阻止此文明东渐之锐势亦无不可。但对于观察世界现状后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人,便知必须与世界共进,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同掀起文明之波,一起品尝文明之苦乐,别无其他选择。”

“其（中国）迷恋古风旧习之情与千百年前无异”。特别是教育,还是“儒教主义,学校的教学宗旨还是仁义礼智”。而且“所有的事物只重视外表的虚饰,其内面不仅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见,甚至道德论丧,极度地残忍不知廉耻。即便如此仍然傲慢不知自省”。

“既然如此为当今之谋,我国没有时间坐待邻国的开明,与其共兴亚洲。应该脱离其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的理解。只需按照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友亲近之人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自由民权思想家植木枝盛的《男女及夫妇论》:“妇女们,抛弃儒学,撕毁四书五经及小学之类。它们都是你们的仇敌。”（《家永三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日本政府对儒学的态度：

1872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太政官文告》中指出:“儒学虽动辄倡言为国家,却不知立身之计,或趋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谈虚理之途,其论虽似高尚,而鲜能行于身,施于事者”。

同年8月,政府发布的《公布学制之布告》中也说:“儒家鹜于词章记诵之末节,陷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尚,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

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招生,只有一名学生报名《中国古典哲学》，汉学科也因无生源仅开设两年就停办了。

另外，1865年6月福泽谕吉完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时政评论《唐人往来》。所谓“唐人”,是当时日本人对外国人的统称。这里面谈到了他对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看法，发人深省！

以下：“道光年间处理鸦片一事遭英国痛击,支付赔偿金后渐渐和好。其后本该用心改革国内政治军备,与外国交往应遵守约定,尽量不发生不利之事。却又恶习不改,四五年前在天津与英吉利军舰交涉,一通乱来的结果,最终英法两国派遣大兵攻入北京,咸丰帝出逃。这些皆因不了解世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无上高贵之国,更不学习他国方式进行改革的自大之病所引起的祸端。这种毫无道理的坏风俗,决不能学。总之因为亚细亚洲有这种风俗,所以应当万分谨慎。”

19世纪的中国无人有福泽谕吉的见识和勇气。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虽向往西学，但终究是半吊子思想家。即便如此，冯、王、郑未进入庙堂，康梁昙花一现，国运不昌，可见一斑！

中国人上了福泽谕吉的当

文_余以为 广州人文学会秘书长

有一篇文章《我们离日本有多远》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把中日差异归因于日本的“脱亚入欧”。我去了日本一趟，却发觉中国人上了福泽渝吉的当。不交流不知道，现在日本人羞于提及“脱亚入欧”。

到日本几天，几拨人接触下来，再在旅途中偷闲看了一本畅销书《日本边境论》，若有所悟。接下来静静旁观别人教训日本人，看着日本朋友若隐若现的愠怒，暗自偷乐。

《日本边境论》认为日本始终是中华和欧洲两大文明体系的边缘，甘为学生虚心学习，而不敢以领导自居。在关西大学，团友问学生对日本未来的看法，有位学生说日本应该像瑞士一样（永保中立）。1.2亿人口的国家，去学习800万人口的国家，这话充分反映日本人的边缘心态。

小国心态包含两种对立的情绪，一方面很谦逊，另一方面又很敏感，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于是谨小慎微，先摸清对方立场，再投其所好，如果意见不合，就闭口不言，避免争执。最典型莫过于佐藤教授，难怪杨恒均写文章抱怨：《磨磨叽叽的日本人让我发疯》。

船桥晴雄是日本著名的企业管理顾问，著作《日本长寿企业的经营秘籍》已译成中文。团友问日本的经济腾飞，是否归功于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船桥晴雄断然否认，他说日本的经营智慧全部来自儒道佛的东方价值观，没有一个著名的日本企业家信奉西方宗教。

文化人总爱把日本经济上的成功理解成“脱亚入欧”的结果，认为全盘西化思想的源头就是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以为老师必然比学生做得更到位，以至于在日本亲身体验东方色彩、充耳的东方伦理，还不肯转换思路。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近乎自虐的逆向民族主义，实际出于大国心态，文化安全感超强，反正传统文化浩瀚无边，怎么折腾都断不了根，所以尽情践踏。日本人虽然“脱亚入欧”的口号喊得响，却不舍得真的丢弃儒道佛，这是他们面向欧美的日本特色。

船桥晴雄认为：日本的经营智慧全部来自儒道佛的东方价值观，没有一个著名的日本企业家信奉西方宗教。

无可否认，西方文化对现代日本影响很深，最深的莫过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历史上日本几乎从未中央集权过，幕府时代地方高度自治，将军府相当于春秋时代的霸主。幕末时代，西南藩政擅自挑战外夷，幕府不愿为此背黑锅，半推半就地“大政奉还”给朝廷，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集权。

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如果不是美国出手终止日本的军国主义狂飙，不知道会发展到何等程度，现在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的民族国家意识处于模糊状态，不说它，似乎不存在，你一批评，它就起来了。

明治以前，日本专心当学生，不关心什么是“日本人”。明治以后，日本人才开始热衷于写“日本论”，至今不衰。《日本边境论》是其中最新畅销的作品。

访日期间，偶遇秦晖教授，他愤愤地说：“作为自由国家，日本有纪念战争的游就馆，很正常，但没有它的对立面，就太不正常了。”我感觉日本人不是没有反思军国主义，和平主义已是日本社会的主流观念，但是出于维护民族自尊的心理需要，刻意无视。

事实上，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知识分子还津津乐道“脱亚入欧”，亚洲国家无不以日本为师，新加坡是最虔诚的一个。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拜日本为师，只可惜没学好的，尽学坏的。教科书经常用“闭关锁国”来批评满清，事实上满清从未“闭关锁国”，只搞过八十五年“一口通商”。1842年恢复五口通商，1858年全面开放，很快跻身世界列强，史称“同光中兴”。

日本江户幕府时代才真正“闭关锁国”，只许中国和荷兰两国商人在长崎一地经商。直到1853年，幕府被迫开国。幕府开国，刺痛了吉田松阴，他秉持阳明心学，创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孟子的“尊王攘夷”思想，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人物，开创了明治维新。满清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早期的明治维新，发展路线大同小异，都是中体西用，用日方的话是“东洋道德、西洋技术”。

福泽渝吉是兰学（学习荷兰）出身，当过幕府的外交使节。幕府垮台后退出政坛，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在恭亲王领导下，满清洋务运动的步骤略领先于日本。1884年中法战争初期，清军惨败，恭亲王去职，越南独立。福泽渝吉窥得机会，匿名发表《脱亚论》。“脱亚论”是“闭关锁国”的变体，对西洋闭关改为对中国锁国。倒幕战争期间，维新派亲英，幕府亲法。英美的兴趣在于经贸，接受东亚的“中体西用”立场。法国的兴趣在于宗教，与东洋道德直接冲突。福泽渝吉及时提出全盘西方的政治主张，当有策应老朋友的意思。不久法国在镇南关遭受重大失败，福泽渝吉又主张“东洋连带论”，激活西乡隆盛的“征韩论”，从欧洲借来民族主义，将日本一步步推向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在余以为看来：吉田松阴的影响，无论在明治维新，还是明治时代，都比福泽谕吉更大。中国人夸大了福泽谕吉的价值。

在明治时代松下村塾原址上，松下电器的老板松下幸之助于1979年新建“松下政经塾”。

松下塾讲义堂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