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佛钟铸造、迁移中的政教关系

文_苏白（玛尔仓·索南才让） 编辑_张敏

永乐大佛钟从铸钟厂到汉经厂；从汉经厂到万寿寺；再从万寿寺到觉生寺，之所以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样一件耗银、劳民、费力的移钟大工程，本质上就是帝王对政教关系的一种调整，是加强国家控制力的一种表现。

永乐大佛钟 钟体

永乐大佛钟的铸造

众所周知，北京西北郊的觉生寺藏有一口大佛钟，重46.5吨，通高6.75米，最大外径3.3米，钟腰最薄处为94毫米，钟唇最厚处为185毫米，音响能传90里，钟身内外以阳文楷书铸佛教经咒达17种之多，汉文佛教铭文22.5939万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共23.0184万字。

这口举世无双的大佛钟铸成于明代永乐年间，世称“永乐大钟”。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德胜门内设立铸钟厂铸造了大量各式大钟，今天在北京能见到的永乐时期所造大型古钟至少有4件：如曾悬挂于北京城钟楼，今藏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九亭钟园内的永乐铁更钟；今仍悬挂在北京城钟楼上的永乐铜更钟；天坛斋宫的铜钟；以及本文论及的这件“永乐大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量巨大，且钟身均有年款“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这些“永乐年月吉日制”的大钟里唯有本文所论这件是用于佛教场所，进行佛事活动的重要法器，本文称之为“永乐大佛钟”。

不少人认为永乐大佛钟的铸造与朱棣夺取皇位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明代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后，皇孙建文帝朱允位，他首先采取“削藩”办法欲削弱藩王权力。燕王朱棣通过军师姚广孝的谋划，以“靖难之役”最终篡取了皇位，这个残酷杀伐的武力称帝历程，让他的心灵渴望慰藉，佛教成了解脱的法门。据史料载，登基后的朱棣大兴佛事，以致万余僧道聚集京师，政事之余他还亲撰《神僧传》九卷，为东汉到元代208名神僧立传。皇帝亲自为和尚立传历史上不多见，铸造永乐大钟也不例外，足见朱棣热衷佛事、重视僧侣。但若单纯地认为是他对僧人的崇拜，则过于简单，它既反映了朱棣在心态自我解脱上的选择，也反映了他对待政教关系的基本理念。

关于明成祖为什么要铸大佛钟，说法不一、由来已久。同为帝王的乾隆皇帝在《觉生寺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氏钟。欲藉撞柞散喷气，安知天道怜孤忠。榆木川边想遗恨，鬼氏徒添公案重。”表明了他作为帝王的看法。他认为，明成祖杀伐惨毒，铸这口大佛钟是为了忏悔，即“忏悔讵赖佛氏钟”这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但也不排除铸造大佛钟有“唯功大者钟大”彰自我功绩之意，和将“战争武器变为生活祈福工具”的祈望。但依明初帝王在政教关系上的基本观点看，铸造大佛钟具有极强的政治寓意，它是帝王巩固统治、利用宗教实施国家控制的一种手段。

明初，由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僧侣，依靠宗教之力夺得皇位，因此他对政教关系极为重视。在汲取元蒙政权只尊喇嘛教导致失败的教训上，他一方面优遇藏地佛教，给来自西藏的密僧以“国师”“法王”“西天佛子”等尊号；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支持汉传佛教各宗事务，使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均衡发展。

明成祖对待佛教一如其父，不仅重视佛教经典，而且也极为重视僧侣，既为汉地僧人立传，亲撰《神僧传》九卷，同时大行封赏藏地僧人。朱棣对汉藏佛事一视同仁，促进了藏传密教与汉地佛教的同步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

通过永乐大佛钟所铸铭文内容及其主旨不难看出，大佛钟铭文显、密结合，广大圆融，几乎概括了佛教全部精髓。正如永乐皇帝在《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御制感应序”中所说：“佛之为教，显密深妙，广大圆融……是以弘敷慧力，广阐灵化，阴翊皇度，普济群伦，功流万世而长存。”深刻地反映了永乐皇帝将宗教和政治结合的高超手段，使宗教服务于政治。永乐皇帝将自己的政教思想以佛法形式表现出来，表达了自己“敬愿大明永一统”和“惟愿国泰民安乐”的铸钟宗旨。

觉生寺三门

明政权建立之前，广大中国版图是由蒙元贵族统治，而蒙元贵族信仰藏传佛教，其藏密的信众遍布西藏、青海、蒙古、北京等广大区域，在中原地区也颇为流行。至明成祖朱棣时，为了更好地做好宗教事务，朱棣建都北京时除了因广大汉民信奉汉传佛教、道教的缘故，需要广泛地普及、宣传经典而建立了汉经厂（旧址在今嵩祝寺）、道经厂（旧址在今法渊寺）外。为了政权的稳固，在毗邻汉经、道经厂的位置设立了番经厂（旧址在今智珠寺）。通过永乐大佛钟所铸铭文来看，其所刊佛经内容遍布汉、藏各类经典，这也体现了永乐皇帝在位期间对于政教关系处理的基本观念：不独尊任何宗派，整合佛教资源用于安民、化民。通过宗教“崇道德，弘教化，正人人”成了永乐时期一项重要国策，不仅影响了有明一朝，而且对清朝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永乐大佛钟的迁移：从汉经厂到万寿寺

永乐大佛钟至宣德二年（1427年）才铸成，当时永乐皇帝已经辞世三年。继位的宣德皇帝因大佛钟经文，便下令将大佛钟迁移到汉经厂当大经筒存放。当时的番、汉、道经厂均属内府司礼监职掌机构，最初是专门刻印佛、道经典之所，后来增加了给宫中做佛道法事的功能。由于三大经厂属内府司礼监职掌，也就为后来永乐大佛钟由汉经厂迁到万寿寺奠定了前提条件。

永乐大佛钟悬挂处 乾隆题“华严觉海”

至明世宗嘉靖时期，嘉靖皇帝专崇道教，抑制佛教，对北京地区佛事活动限制甚严，以致永乐年间建立的番、汉二经厂衰败。至明穆宗隆庆时期，国家有些新变化，史称“隆庆新政”，引来蒙古俺答汗原意归顺朝贡，由于蒙古信奉藏传佛教。明穆宗一方面敕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另一方面着手复建番经、汉二经厂。直至他去世时，汉经厂尚未复建。继位的万历皇帝年幼，在政事上倚赖热衷佛事的母亲慈圣皇太后。由于嘉靖皇帝崇道的缘故，影响到万历时僧侣们不通佛教经典的现象仍很普遍。由于历史上的汉经厂隶属于内府司礼监掌管，万历皇帝便交由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复建汉经厂，即后来万历皇帝敕建的“护国万寿寺”。至万历十四年，由内廷选万历皇帝的替僧到万寿寺主持。《万历野获编·京师敕建寺》载：“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直门外七里……内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问之亦上替僧”。由万历皇帝的替僧主持万寿寺，使得万寿寺有了特殊的政治地位。除内廷安排替僧主持外，万历皇帝又颁赐万寿寺《大藏经》一部。《苑署杂记》中“万寿寺赐经一藏，内府看守，万历初年颁”记录了此事。寺庙得到皇帝颁经是件至高无上荣誉的事情，受此礼遇的万寿寺得到天下佛寺的仰慕。万历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万寿寺建成的十年之际，万历皇帝来到万寿寺，并传膳于亭榭。当时的进

公元1587年，万历皇帝突然开始了他近30年“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怠政行为，在他执政的前10年，文治武功上都十分出色，这种突然的“六不做”行为急坏了很多朝廷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想办法唤回曾经励精图治的天子。长期搁置在汉经厂的永乐大佛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于是，他们将这口大钟移到了万寿寺内，因为万历皇帝的替僧是该寺的主持。此钟移到万寿寺后，每日敲击。《长安客话》载：“钟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其声，时远时近”。此举目的就是想唤出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明代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年）在《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诗“几时谏鼓似锺悬，尽拔苍生出沟渎”可品味出永乐大佛钟“假释梵悬钟作谏鼓”的作用。

永乐大佛钟铭文（局部）

自大佛钟迁到万寿寺后，就又有了“万寿寺钟”“万寿寺文皇御钟”等名称。福建同安人池显方有诗《万寿寺钟》、川将胡恒有诗《万寿寺钟》、江苏吴县人沈孟有诗《万寿寺文皇御钟》、广东番禺人林养栋有诗《观万寿寺钟》……大佛钟迁到万寿寺后，虽未唤出“六不做”的万历皇帝，但围绕万寿寺大钟留下了大量诗文佳作。到明天启六年五月初五的北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将大佛钟震倒仆地。《天变邸抄》载“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屋宇无不震裂”，地震将撞击了19年的永乐大佛钟又变回了大经筒。崇祯十二年，刘城记录了仆地的大佛钟“万寿寺大钟是永乐中铸，天启间仆之地。”明末陶季在《舟车集·万寿寺大钟》中也记录了仆地的大佛钟“……幸哉此钟独无恙，突兀据地犹老翁。”乃至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二日，张英同子侄在万寿寺看到的大佛钟仍仆地未悬，张英的长子张廷瓒在《万寿寺姚少师大钟歌用泽州先生韵》中有“京都西万寿寺……虡从仆地缠蛸……”描述了当时场面。自明代天启到清代康熙年间，永乐大佛钟始终仆地在万寿寺内，没有进入皇帝的视野，直到清代雍正皇帝时发生了转机。

永乐大佛钟的迁移：从万寿寺到觉生寺

雍正皇帝信奉禅宗，尤崇是临济宗。他尊早在清顺治十七年册封的高僧玉琳通琇为师，封其为“大觉禅师”；尊木陈道为兄，封木陈道为“弘觉禅师”；将憨璞性聪封为“明觉禅师”，后又更封玉琳通琇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在雍正皇帝的尊崇和册封下，临济宗迅速发展、地位显赫。这就引出了后来主持万寿寺的临济宗高僧超鼎与雍正皇帝之间的诸多恩怨。

永乐大佛钟铭文（局部）

永乐大佛钟

钟钮和钟顶端铸满汉、梵经文

上下U形挂件用销钉连接，销钉帽为如意云头状。

雍正皇帝“不足六岁开始学习，少年时喜读佛典，惟慕有为佛事。” 1694至1723年间，雍亲王广交僧衲，修成直透三关的禅者。从雍正十年开始，他空前关心起宗教问题。正月开始亲自编辑《御选语录》，组织画师为选定的禅师画像并分给重要的寺庙供奉，从历史中选出13位大禅师赐予封号，其中就包括大觉普济能仁玉琳通琇、明道正觉茆溪森以及他自己“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

这反映了雍正皇帝在宗教事务中的领导性很强，具有绝对的宗教控制欲。这是他在政教关系上的基本理念。

U型挂件顶端的梵文咒语

U型挂件顶端的梵文咒语

永乐大佛钟最终从万寿寺迁往觉生寺，也是雍正皇帝这种政教关系的具体体现。由于雍正个人宗教的偏爱，使得临济宗曾经显赫一时。史料载，正月二十七，雍正皇帝当即下旨将装裱好的禅师像三堂九十六轴，交由万寿寺里供奉一堂。在《雍正满文朱批奏折》中也能见到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拨给万寿寺寺庙银两的奏折“是以奏准，酌给万寿寺取租官房一百六间半，官地六十顷三亩。每年共得租银一千五百七十五两九钱五分……万寿寺所住僧人约七八十众……每年各给银五百两”。 雍正十一年始，雍正皇帝举办了将近半年的“参禅法会”，并亲自升堂说法，经雍正指导下，王大臣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僧道中有六人，其中宝亲王弘历、万寿寺主持僧超鼎玉铉均为雍正皇帝“十四大门徒”之列。

这样一来，万寿寺主持超鼎玉铉，既是雍正皇帝钦定的“十四门徒”，也是宝亲王弘历的同窗学友，这种宗教地位是其他教派望尘莫及的。那么万寿寺的大佛钟为何要迁移到觉生寺呢？综合文献来看，表面上是超鼎等获罪于雍正皇帝，实际上是雍正皇帝在政教关系上的一贯做法，是不容临济宗一家独大的必然结果。

在当时所有教徒心中，这件满刻《华严经》的永乐大佛钟，就是宗教地位头把交椅的象征。雍正皇帝解除临济宗的首席位置，迁移永乐大佛钟就是措施之一。早在永乐大佛钟迁移之前，就发生过影响很大的“三峰案”“行峰案”。康熙后期，临济宗天童派汉月法藏的“三峰”系发展迅猛，其影响超过了被皇家册封的木陈道一系，危及到临济宗中的钦派主导地位。雍正皇帝便勒令“天童密云圆悟派下法藏一支……尽去支派，不许蔓入祖庭”，同时关闭山门、拘禁和尚，毁去理论经典，即史上闻名的“三峰案”。之后的“行峰案”如出一辙，“行峰”即骨岩禅师，他本是国师玉琳通琇的嫡徒，玉琳通琇将祖庭报恩寺交由他主持。但玉琳通琇圆寂后，随他进京的另一位弟子茆溪森以磬山派正统奉旨广招门徒，为皇权服务。可惜茆溪森所招弟子虽多，但知见平庸。而骨岩禅师一支却愈做愈大，引起雍正皇帝不满，雍正皇帝怒斥骨岩并“禁绝其法派传承，同时在磬山、天童各系中寻觅临济宗名僧，移花接木，以钦命嗣承茆溪森，以继法统”。当我们了解雍正皇帝对政教关系的基本态度后会发现，“三峰案”“行峰案”的出现也存在一定的必然。

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雍正帝下旨敕建，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冬天正式获赐名觉生寺。

U型挂件顶端的梵文咒语

最早出现永乐大佛钟迁移的材料是一份清宫档案，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十六日，庄亲王允禄为移安万寿寺钟事奏称“万寿寺钟事，据员外郎管志宁，主事洪文澜看得：觉生寺在京城之乾方，在圆明园之巳方，钟之本体属金，若移安觉生寺后甚为合宜……如蒙皇上谕允，臣等会同苏和纳，将阁后悬钟一层另绘图呈览。谨奏。奉旨：依议。钦此。”这道奏折中的几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庄亲王允禄奏请的时间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十六日”。而查《觉生寺碑文》“经始于雍正十一年正月，告成于十二年冬”可知，在觉生寺刚刚破土动工之初，万寿寺永乐大佛钟移安于觉生寺便得到雍正皇帝批准；二是奏折中提及“若在京城之东南安设”说明此奏请之前雍正皇帝已经做出了迁大钟于京城之东南的决定。

据康熙四十年（1701年）春，宰相张英的记载“辛巳春分日予携大郎（张廷瓒）、二郎（张廷玉）、六郎出西直门……至万寿寺。时甫，移华严钟于后阁，尚未悬架……”可知当时万寿寺僧人已将华严钟移于后阁准备悬架。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太子弘历与五弟弘昼到万寿寺见到已悬架的大佛钟，并听到了敲击的钟声。永乐大佛钟重达46吨，声音可传90里，作为皇家内廷所属寺院，移动和使用这件诺大的法器雍正皇帝是知晓的。那么可以肯定，决定移钟也一定是雍正皇帝决定的。

前文已述，在雍正皇帝的观念里，宗教必须是在政治控制力范围内的，他绝对不会容忍某一宗派势力影响到皇权在宗教上的绝对控制。前文提及的“三峰案”“行峰案”均表明了这一点。

对于解决好迁钟一事，雍正皇帝可谓是旁敲侧击、恩威并济。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御笔“慧日长辉”绫匾文一张赐给万寿寺。同年，雍正下令设立“藏经馆”，临济宗万寿寺住持超鼎等四人为总率新编《大藏经》。雍正十二年（1734年）和硕宝亲王弘历应住持超鼎的请求题“法云长住”匾于万寿寺大延寿殿门楣。但是雍正皇帝与和硕宝亲王的恩宠却没有得到超鼎对于迁钟的回应。宝亲王弘历以一篇《示超鼎》旁敲侧击他的主持同学“禅喜次。示超鼎曰……其所为佛知见者。已不啻狐唾狸涎。况复藉古德之微言。作逢时之利器……了此一事。以仰报高厚圣恩。克绍佛日。乃迩者听汝言说。验汝行为。鸟欲冲天。脚未点地……尔其及早猛省。痛自翦除。毋作非非想。但作如如观。途路未迷。蓦直前去。庶此一事犹终还故吾。不然。文殊念起。铁围随之。下又下者。地狱何辞。佛法本无住。度溺皆自取。”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雍正皇帝也御赐一面退光漆夔龙边镀金字“如如不动”匾给时任万寿寺方丈超鼎，事态已十分明朗，此时的超鼎应该清楚地知道雍正皇帝的心思，但超鼎更加知道永乐大佛钟对于临济宗和万寿寺的重大意义，移钟一事一直拖延不办。

在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对临济宗的态度突然急转直下。尤其对曾在内廷行走的僧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万寿寺的主持超鼎也在其列。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日，雍正皇帝朱批苏州织造海保奏折“览，超源、超善属实不安本分，不守清规工夫……若少有犯法即行严处，此正所以报佛恩也。”

雍正十三年九月六日，乾隆发谕旨“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理应感戴皇考指迷引之深恩……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待。”同年九月十四日与十月十六日，又对前谕做出补充“凡前法会中僧人等有曾蒙皇考赏赐御书及朱批等件，不论字数多寡。俱着恭缴，不许私藏。若有朕赏赐字迹，亦照例缴进。”

雍正十三年冬，乾隆皇帝降谕将雍正朝内廷的僧人“皆放还山”，并敕令地方严加管束，无至生事。

对万寿寺主持超鼎，雍正皇帝也陆续找了明慧禅师、弘量禅师继任其职。

由上史料可知，从雍正十三年后，雍正、乾隆二帝对僧人的整治，尤其是对当年雍正皇帝身边几位“超”字辈的宠僧的处罚尤其严重。据文献分析，与高僧超善对乾隆皇帝“慢待佛教”不满，引起乾隆皇帝愤怒有关。据文献载，乾隆皇帝下令搜查与超善有往来的人所有证据。抄得万寿寺住持超鼎与超善等的往来书信上有“法道凌夷”“天语稀闻”等不恭字句。乾隆皇帝痛斥道：“羞辱法门已极……如此污浊心行，可惜皇考当年一番眉毛拖地……当日玉琳、茆溪在皇祖时，僧行峰记录内廷语言，以为世荣，皇考深恶其人，斥出玉琳派下，此已行之成例也。今超善、超鼎、超海等，诈称诏旨，大妄语成……漏泄禁中言语……兹三人者在佛门为宗门之败种，在世法则为梗化之顽民，皇考若在今日，亦必重治其罪。为此，特晓示天下宗徒，并令超善、超鼎、超海斥出茆溪派下，不得叙入“超”字辈内。”超鼎因获罪被逐，永乐大佛钟于乾隆八年（1743年）便顺利地移去了觉生寺。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在嘉庆《大清一统志》中明确记载了此事“乾隆八年命移万寿寺大钟于此。”横跨雍正、乾隆二朝的永乐大佛钟的迁移事件，与此前的“三峰案” “行峰案”一样，进一步证实了雍正皇帝在政教关系上的基本观念：以及皇权对宗教的绝对控制。

宗教作为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始终是帝王格外重视的对象，明清帝王在政教关系上的观念虽略有差别，但为了严格控制宗教这种逐渐趋强的意识形态，会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控制手段。整体上看，永乐大佛钟从铸钟厂到汉经厂；从汉经厂到万寿寺；再从万寿寺到觉生寺，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样一件耗银、劳民、费力的移钟大工程，本质上就是帝王对政教关系的一种调整，是加强国家控制力的一种表现。